見山介 | 威塞尔： 大屠杀之后的艺术与文化

大屠杀之后的艺术与文化[1]

让我们来讲故事。那是我们的首要责任。评注将不得不迟到，否则它们就会取代或遮蔽它们意在揭示的事物。

如此聪明又如此苍老的孩子们的故事。因恐惧而缄默的老人们的故事。把死亡视为一个老熟人迎接的受害者们的故事。将人们带到深渊之侧和更远处的故事——和其他将它抬升到天堂和更高处的故事。绝望的故事，渴望的故事，无边火焰向天空伸展的故事。黑夜吞食生命、希望和永恒的故事。

让我们讲故事来记忆人类是多么脆弱，在面对凶猛的邪恶之时。让我们讲故事来阻止刽子手说出最后的遗言。遗言属于受害者。这得取决于见证人来抓住它，使它成形，传递它，仍旧把它作为一个秘密来保存，然后向其他人传播那秘密。

困难在于传递。并非所有的故事都能够，都应该，以语言来交流。那么，一个人该做什么？一个人该对他的秘密和他的沉默做什么？这就是大多数作家都必须面对的问题中的问题，当他们决定把大屠杀的烈火变成词句的时候。

伟大的俄国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告诉我们在斯大林时代她怎样日复一日来到并站在卢布扬卡监狱[2]门前的长队里，带着一个给她儿子的包裹。数以百计的妇女们在那里等着轮到她们。人人都有亲人在里面：一个丈夫，兄弟，儿子，父亲。一天早晨一位老妇转头对她说道：“你是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吗？”“是的。”“你是否认为有一天你将能够讲述这个故事？”安娜·阿赫玛托娃沉默了片刻。然后她说：“是的，我会试试的。”老妇人激动地望着她，仿佛在掂量着这个回答；接着一道微笑第一次出现在她疲惫的，毫无血色的脸上。

大战后，死者向每个幸存者问出了同一个问题:你是否将能讲述我们的故事？现在我们知道了答案：不。他们的故事无法被讲述——也永远不会被讲述。开口的没有人听见；你听见的故事并非他们所说的故事。

有一位R.福里森，索邦的人文学教授，给阿耶尔·库博维[3]博士写了一封信，后者多年以前曾在耶路撒冷的雅德·瓦辛姆[4]文件证明中心供职。信的日期是1974年4月3日——这解释了为什么库博维博士没有收到它的原因：他已在十多年之前去世了。福里森教授并不知道这个。他也不知道另外一些事情——这正是他那封来信的最初原因。信的内容如下：

亲爱的先生：恳请您告诉我您对于一个细小问题的个人感觉；此问题与当代历史有关。您是否认为毒气室是一个神话抑或属实？可否告知您对一个人须归于盖尔斯坦文件[5]、霍斯自白[6]，以及尼兹利证词[7]的价值的意见？总而言之：所有写下与出版的关于奥斯维辛、齐克隆-B[8]、夜与雾[9]和终极解决的文件究竟如何重要？我至今未能发现可靠的毒气室的照片……

于是，在那个事件过去一代人的时间之后，有一位人文学科的教授不知道——他希望知道——他要求证据……奥斯维辛的确存在过，而终极解决也并非一个疯子的梦想而是官方的政策，由成百上千的男人女人执行和完成。

在德国出现了一股希特勒潮。华沙的市政会计划清除贱民区的残墙，在原址建一所幼儿园。在法国，最流行的书籍与影片是有关杀人者与帮凶们的——不是有关他们的受害者的。

于是，作为一个曾努力了25个年头来讲述这一主题的人，在某种意义上我必须承认失败了。见证人并未被听见。世界仍是世界——我们的证词并未带来变化。

如今，在那个事件过去一代人的时间之后，仍旧可以说——或者已经可以说——所谓大屠杀的文学并不存在，无法存在。它是一个用词矛盾，正如大屠杀的哲学、神学和心理学一样。奥斯维辛无视一切体系，反对一切教条。它们除了贬低那超出我们所及的经验之外什么也不能。

然而大屠杀却已侵人了文学创作的所有领域。戏剧甚至电影都在这一主题上存在。全都显示了太多，结果则是没有一个人见到任何东西。这经历以更大的影响力在文件、目击者证词和个人回忆录里通过。最震动人心的形象，事件、形势和人的蜕变的最迷人的组合还有待发现，不是在虚构中，而是在这样的文件和个人证词里，其中有一些读来仿佛是幻想或诗歌。每一个形象包括着一段人生的，不止一个人的，不止一个社团的无数形象。但那时生活本身在黑夜王国里却应和着一种不同的节奏。人们相遇，相爱，相别，绝望和死去——这一切都在一星期，一天，一个小时之内。一切都迅速离去了，可怕地迅速。在正常社会里要经年累月的事情在贱民区和集中营里被减少到分秒。这都得在——也确实在——大屠杀本身期间所写下的编年史里反映出来。

后来，随着解放，幸存者本身进入了文学，把他们的无助，他们的愤怒带给了它。他们也共同承载着为他们在欧洲惨遭杀戮的族人作证的需要。

最先这么做的人之一是一个叫做扬克尔·维尔尼克[10]的人，木匠是他的职业，而英雄是他的选择。他是那些参加特雷布林卡起义并设法逃走的少数人中的一个。他的个人叙述最先在波兰地下出版。这里是引言：

亲爱的先生：为了您并且仅仅为了您我继续紧握我苦难的生活，尽管它对我已经失去了一切吸引力。我怎能自由地呼吸并享用自然所创造的一切？一次次我在半夜醒来痛哭失声。可怖的梦魇打破了我如此急需的睡眠。我看见千万具骷髅向我伸出他们枯瘦的双臂仿佛在乞求怜悯和活命。但我，大汗淋漓，感到无力给予任何救助。接着我跃起，擦拭双眼，事实上是为它不过是一个梦而高兴。我的生命饱受痛苦。死的幻影时时造访我，孩子们，幼小的孩子们的幽灵，只有孩子。我牺牲了我所有亲近的，宝贵的东西。正是我自己把他们送往刑场。是我为他们建起了死亡室。

今天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老人，没有住所，没有任何亲戚。我对自己说话。我回答自己的问题。我是一个流浪者。怀着一种恐惧之感我穿过人的居住区。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我的所有经历都已成为我脸上的印记。每当我望见我在一道溪流或一个水池里的反影，或惊愕我的脸被扭曲成一副丑陋的怪相时，人还像不像人？不，绝对不。邋遢，丑陋，肮脏，颓丧。仿佛我的肩上扛着几个世纪的重负。这重负令人厌倦，非常之厌倦。但目前我必须扛着它。我想要并且必须扛着它。目睹了三代人的末日的人必须为了未来而活下去。世界必须被告知那些野蛮人的丑行，以使未来的世纪与世代能够憎恶他们。而正是我要让这发生。没有什么想象，无论多么大胆，可能构想任何与我所见、所经历的相似的事物。也没有哪支笔，无论多么流杨，能够准确地描述它。我意图精确地呈现一切，以使世界能够知道西方文化曾是什么样……

维尔尼克，在特雷布林卡，被迫为他的族人建造屠宰房和火刑柱。因为在1943年，当结局越来越逼近时，希姆莱和他的助手们决定杀死囚徒。焚烧尸体和散尽骨灰的命令下达了。这一任务被强加到受害者们自己头上。每一处凶手们都同样行动，说出同样的话，做着同样的手势。每一处德国敌人都剥夺了受害者的悲伤。受害者们必须强作欢颜。在特雷布林卡以及雅诺夫斯卡，受害者们被迫穿得像妖魔一样来逗乐他们的同命人。刽子手试图把他们的惨剧贬损为一出滑稽戏。

他所不知道的，他所不可能知道的是，每一处都有着那些编年史家，他们的记忆将击败他。只要他们的词句得到传播，凶手就不能宣称获胜。

为什么维尔尼克的叙述是真实的？因为它意在成为证词而不是别的。他既不是职业作家也不是诗人。最好的描述是由普通人或儿童提供的。他们找到了正确的词语，正确的语调，坦白，质朴，这些是真理以及艺术的印记。他们面临的不是艺术技巧的问题。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只有一个是他们执着的顽念：担负见证，传达一星火焰，一段故事的残片，他们的真相的一个反映。

证词和遗言并非都写在纸上。有的铭刻进了石头，在监狱的墙上。在考维尔[11]，凶手们把所有的犹太人集中到犹太教堂来屠杀他们的地方，在墙上发现了一段出自《约伯记》的铭文：“地啊，不要遮盖我的血；不要让我的哀求有停留的地方。”[12]在俄国军队解放了考维尔时，其中的犹太士兵加上了如下的句子：“我们读过并理解了。在此处捕获的330名纳粹都巳被处死。列宁格勒第四卫戍军团军官扎斯拉夫斯基和法尔布斯坦签名，在往柏林途中。”

一个人怎能使自己相信——而不怀愧疚之感——他可以“使用”如此的事件达到文学的目的？那难道不是意味着特雷布林卡和贝尔森，波纳尔和巴比亚尔都结束于……词语？意味着那一切都不过是个用词问题？

哪种词语？那也成了一个作家必须克服的困难。语言已经被败坏。而他可能希望成就的一切就是去传达传达的不可能。对于幸存者来说试图完成他的使命简直太过分了。他只有发明一种新的语言，构想一种新的节奏，一个新的结构来表达那不可言传的，去揭示由那么多死者那么警惕地保卫着的秘密的各个部分。

大多数这一类的小说家似乎遵循同一个模式。把文学视为一个纠正非正义的途径，他们写下他们的故事来抗议对他们的朋友，他们的族人所做的一切。他们的抗议意在成为针对社会、人、上帝的一个有力抗议。他们的目标不仅在于描述那杀戮，还在于指出在它之前是什么：生活，家庭的安宁，它的假日的欢乐，它的傻瓜们的呼喊，以及它的孩子们的智慧。他们写下他们的回忆录来使被刽子手们所毁灭的人们重生，并证明犹太人能够——用词句——在废墟上重建。这就是为什么施泰特尔对他们有如此的魅力：施泰特尔——远离耶路撒冷的耶路撒冷——只在词语中幸存。幸存者们写下的华丽篇章是有关施泰特尔而非大屠杀的，只因一个人无法写大屠杀，倘若他是个作家就尤其不能。

可以理解，这一主题在文学中引发了某种神圣的敬畏。这一时代伟大的小说家们——马尔罗和莫里亚克，福克纳，西劳涅，托马斯·曼和加缪——选择了置身其外。这是他们向死者致敬的方式——也对幸存者致敬。同样，这也是他们承认他们无力处理那样一些主题的方式，在其中想象轻于经验的重量。他们的诚实足以认识到他们不能进入一个有那么多死者出没，埋藏在那么多尘土之下的疆域。他们选择不去描述某种他们无法彻悟的事物。

最纯粹的写作是那些献给了我们子孙的苦难、苦恼与死亡的写作——以及由那些孩子自己写下的作品。他们的词句比其他人的更使我们接近那经历——他们的词句就成了经历。我们的孩子是刽子手的根本目标；他们永远如此。法老始于杀婴。哈曼也是如此。希特勒也是如此。

伊茨哈克·卡曾尼尔森[13]，在他的《我惨遭杀戮的族人之歌》里，给了我们如下的描述：

不要哭……在这个车站我看见另一个大约五岁的小姑娘。她在给她的弟弟喂食，而他哭了。他哭了，那个小东西；他在生病。往些许冲淡了的果酱里她滴进了面包的碎屑，熟练地把它们塞进他的嘴里。这一切我的眼睛有福看见，看见这母亲，一个五岁的母亲，在哺育她的孩子，听见她慰抚的词语。我自己的母亲，全世界最好的一个，也不曾发明这样的计策。但这一个却带着微笑擦擦他的嘴，把欢乐注入他的心里，这以色列的小姑娘。舒莱姆·阿莱赫坶[14]也不能比她做得更好。他们，以色列的孩子们，要最先接受末日与灾祸，其中大多数都没有父母。他们被霜冻、饥饿、蛆虫所吞噬。神圣的弥赛亚们，在痛苦中达到了圣洁。说吧，归根结底，这些羔羊犯了什么罪？为什么在劫数到来的日子里是他们最先成为残忍的牺牲品，邪恶陷阱的第一个猎物，最先被留给了死亡，最先被抛入屠宰的货车？他们被扔进了货车，庞大的货车，就像一堆堆弃物，像大地上的尘土。而他们运输他们，杀死他们，灭绝他们，不留一点残余或记忆。我的孩子中最好的都已被消灭，让苦难降临我吧，灾祸与荒芜。

每当我读到对孩子的杀戮，我知道我将需要用我的一切力量来摆脱——而非绝望。这变得更为真切是在我读到这同一些孩子在他们进人火焰前写下的作品之时。

一个叫做玛莎的小孩在死前不久这样写道：

这些天里我一定要节省。

我没有钱可节省；

我一定要节省健康和力量，

足够支持我很长时间。

我一定要节省我的神经和我的思想和我的心灵

和我的精神的火。

我一定要节省流下的泪水。

我需要它们很长，很长的时间。

我一定要节省忍耐，在这些暴风雨的日子。

在我的生命里我有那么多需要的：

情感的温暖和一颗善良的心。

这些东西我都缺少。

这些我一定要节省。

这一切，上帝的礼物，我希望保存。

我将多么悲伤倘若我很快就失去了它们。

一个叫莫泰尔的小男孩写下了一首极短的诗：

一个小花园，

一个小男孩走在它旁边。

花朵开放时，

小男孩就不会在了。

另一个小女孩，阿莱娜，写道：

我想独自离开

到有别的，更好的人的地方。

进入遥远未知的某处，

那里，没有人杀害别人的地方。

也许我们更多人，一千个强者

会到达这目的地

在不久以后。

巴维尔·弗雷德曼写下了“蝴蝶”：

最后的，最最后的，黄得如此斑斓，明亮，耀眼。

也许如果太阳的眼泪会对着白石头歌唱

这样一种黄色就会被轻轻带起

远走高飞。

我肯定它走了

因为它希望向世界吻别。

七个星期我一直住在这里

关在这贱民区里。

但我在这里找到了我的族人，

而蝴蝶招唤着我。

而白色的栗子在庭院里点亮。

只是我再没看见一只蝴蝶。

那只蝴蝶是最后一只。

蝴蝶不住在这儿。

在贱民区里。

最后一首，是由一个叫做莫泰利的小男孩写下的。我不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多大：

从明天开始，我将悲伤。

从明天开始。

今天我将快乐。

悲伤有什么用？

告诉我吧。

就因为开始吹起了这些邪恶的风？

我为什么要为明天悲痛，在今天？

明天也许还这么好，

这么阳光明媚。

明天太阳也许会再一次为我们照耀。

我们再也不用悲伤。

从明天开始我将悲伤。

从明天开始。不是今天。不是。

今天我将快乐。

而每一天，无论它多么痛苦，

我都会说：从明天开始，

我将悲伤，

不是今天。

是的，让我们来讲故事，诗篇中的故事和文件中的故事。别的一切都可以等，必须等。别的一切都不存在。

让我们来讲故事：恐惧的故事和黑夜的故事，发疯的老人的故事，他们在升上天堂时与他们的儿孙共舞。

让我们讲述发了疯的时代的故事，人类最深的苦难的故事。我说的是在奥斯维辛被杀害的犹太人。但在奥斯维辛死去的是人性。当人性杀害犹太人，人性就杀害了自己。

让我们来讲故事：孩子们的故事，他们在死去之前的一刻还在歌唱着生活。让我们讲述睿智的老人的故事，他们爱孩子并继续爱着他们直到死去。

让我们来讲故事：因为孩子们爱听故事。但有一个故事决不会被讲述。很快我们甚至也不会知道它的名字——还有它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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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屠杀国际讨论会（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Holocaust）开场发言，纽约圣约翰天主教堂（Cathedral of St. John the Divine），1974年6月3日。

[2] Lubyanka，位于莫斯科卢布杨卡广场，与克格勃总部同一建筑。

[3] Aryeh Kubovy（1896-1966），以色列外交官，世界犹太大会的创立者。

[4] Yad Vashem，以色列为大屠杀受害者设立的纪念馆。

[5] Gerstein Report，德国党卫军军官，技术消毒部主管盖尔斯坦（Robert Kurt Gerstein，1905-1929）所写的报告，其中记录了他目击3000名犹太人在贝乌热茨灭绝营中被毒杀的过程，战后在纽伦堡审判中被用作证据。

[6] Hösse Confession，奥斯维辛集中营司令官鲁道夫·霍斯（Rudolf Hoess，1900-1947）在1946年被捕后在纽伦堡审判中所作的自白，承认在1943年之前以毒气和其他手段处决2500000名犹太人。

[7] Nyisziy Testimony，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囚徒，罗马尼亚犹太医生米克洛斯·尼兹利（Miklós Nyisziy，1901-1956）在纽伦堡审判上所作的目击证词。

[8] Zyklon-B，纳粹德国灭绝营中大量使用以毒杀犹太人的氰化氢毒气。

[9] Night and Fog，纳粹德国1941年颁布的法令，旨在清除占领地区一切抵抗力量。

[10] Jankiel Wiernik（1889-1972），波兰裔以色列作家，犹太大屠杀幸存者，1943年8月逃出特雷布林卡灭绝营后写下《特雷布林卡一年》（A Year in Treblinka），记载自己经历与目击的纳粹罪行。

[11] Kowale，波兰中部村镇。

[12]《圣经·约伯记》16，18。

[13] Itzhak Katzenelson（1886-1944），白俄罗斯犹太诗人，戏剧家，1944年在奥斯维辛被处死。

[14]Sholem Aleichem（1819-1890），俄国犹太人，意第绪语作家。

埃利·威塞尔（Elie Wiesel），美籍犹太人作家和政治活动家。1928年出生在罗马尼亚克尔巴阡山区的一个名叫锡格盖特（Sighet）的犹太人聚集区。二战期间，他和三个姐妹以及父母被送进奥斯维辛集中营，最后只有他一人生还。他的写作主题是关于大屠杀的记忆。他至今已经出版了57本书，其中1958年出版的自传《夜》与《安妮日记》并列为犹太人大屠杀的经典作品。1986年威塞尔因为通过写作“把个人的关注化为对一切暴力、仇恨和压迫的普遍谴责”而获诺贝尔和平奖。本篇选自威塞尔著作《一个犹太人在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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