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 | 北京城为什么“东富西贵”？原因竟是隋炀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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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北京有句老话儿，叫“东富西贵”，说的是北京城不同方位的特征，同时也反映出老北京内外城的商业经济、政治文化分布的基本势态。

咱们较个真儿，这个“东富西贵”是怎么划分的？为什么就是东边叫富，西边叫贵呢？

清朝人：没觉得东富西贵……

“东富西贵”一说所指区域和内涵历来说法不一。

一个说法比较接近今天的东西城。从目前已知的文献资料看，最早记载和解释“东富西贵”的是清末满族学者震钧，他在其所著《天咫偶闻》卷十记曰：“京师有谚云：‘东富西贵’，盖贵人多住西城，而仓库皆在东城。又云：‘东风西雨’，盖逢东庙市日多风，逢西庙市日多雨。而今则皆不尽然，盖富贵人多喜居东城，而风雨亦不复应期矣。”

清末蒙古族官吏崇彝也有类似的记述，他的《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载曰：“世言京城‘东富西贵’，由来久矣。不过谓东城大宅多，西城府第多，其实不然。东城王公府第亦不少，西城当日街道荒凉而已。”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详细帝京舆图

这二位都特别提到了一句“今则不然”，说明这句谚语虽然流传很广，却肯定不是清末诞生的。如果北京曾经“东富西贵”过，那一定要比这个时间点早很多。

第二种说法，是说这句话西指老宣武区，东指老崇文区，理由是因清制汉官非功不得居内城，故汉吏多住崇文，他们与商人暗中勾结，多成富人，而汉官多住宣武，清室为汉功臣赐第也多在此。

这个说法主要见于民国时期。

罗惇曧的《宾退随笔》载：“都中有‘东富西贵’之谚，盖吏多居正阳门东与崇文门外，恒多华宅；京曹则多居宣武门外也。”

夏仁虎的《旧京琐记》卷八载：“旧日，汉官非大臣有赐第或值枢廷者皆居外城，多在宣武门外，土著富室则多在崇文门外，故有‘东富西贵’之说。士流题咏率署‘宣南’，以此也。”

徐珂的《清稗类钞·胥役类》载：“司官欲检一案，每以属书吏，必援例，必检例案。而例案之堆积，高与屋齐，非熟手，末从得一纸。书吏皆世业，窟穴其中，牢不可拔，辄执例以制司官，司官末如之何，乃遂藉以售其奸，而皆得致富。都中有‘东富西贵’之谚，盖若辈多居正阳门东与崇文门外，恒多华宅，司官则居宣武门外者为多也。”

1921年北北地图

这两种说法最大的区别，就是清朝人说的是内城东西，民国人说的是外城东西。

崇文宣武的说法明显是基于清朝北京旗人在内城、民人在外城的格局来解释的，也就是说这个观点只在清朝成立。

可按理说，应该是更早提出解释的清朝人的说法更可信一些——也就是“东富西贵”指的是内城东西。

但是我们前面也说了，在清末时“东富西贵”就已经“不然”了，那它“然”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就需要再继续往前倒带了。

明朝官员：我们坚决住西城！

在熊梦祥的《析津志辑佚》中有记载，元代北京只有南城、北城之称，没有东城、西城的书面概念。

但相关资料上也有“城东”、“城西”这样的说法，这说明元代以大都城的中轴线为界，自然地分为东、西两部分，这应该就是东城、西城之称的雏形。

1562年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

到了明代永乐年间，北京已经明确出现“五城”的概念，所谓“五城”是指中城、东城、西城、南城、北城。其中“东城”、“西城”的范围，按照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的记载，分别是:“东城在崇文门里，街东往北，至城墙并东关外；西城在宣武门里，街西往北，至城墙并西关外。”即明代的东城、西城是指北京内城的东、西部及关厢地区。

这也就是说，最早的“东城”“西城”，是起于明代的。实际上，明朝时候的北京城西城，还真是“贵”得很。

明代不少王公大臣都居住在皇城以西，因此至今西城的许多地名都与此有关。举个例子，正阳书局在西四，往北是西四北头条到北八条，一共八条胡同，明代时属于鸣玉坊，清代时属于正红旗，里面大多保留了很多完整的四合院结构。如果您去转一转，看看每个胡同口的介绍，就会发现这一片儿住过不少贵族。

比如西四北二条原称帅府胡同，明宪宗时为广平侯袁瑄宅第，正德年间永寿伯朱德私第在此。西四北七条，原称太安侯胡同，在明代，泰宁侯陈珪的宅第在此胡同内，故名“泰宁侯胡同”；西四北八条，明代称武安侯胡同，因武安侯郑亨的府第在此而得名。

从明代鸣玉坊一带的胡同名

能看出以前住的都是达官贵人

明代王公大臣喜欢把宅第选在西城，除了这里有四季皆景的什刹海等宜居之地外，其实更重要的是，明朝的皇帝平时喜欢在“西城”活动。

王世贞《皇明异典述》卷六“赐禁苑直舍”载：“上在西城，因赐诸入直大臣庐于无逸殿之左右厢。”

于慎行《谷山笔麈》卷十载：“嘉靖中，上在西城，召太医令徐伟入诊龙脉。”

《明史》卷一百十四《张居正传》载：“帝尝在西城曲宴被酒，令内侍歌新声，辞不能，取剑击之。”（这里的“西城”就是指“西苑”，王公大臣住在西城进出皇城更加方便。）

西四北头条-北八条，如果您想胡同四合院一日游，我们强烈推荐这一片儿

因为明代贵戚多住西城，很多官吏为了结交官场贵族，自然也要扎堆往西城跑。明朝人杨士聪在其所著《玉堂荟记》卷上就记载有：“……余语以宜过西城寓，选有地方，便于缙绅接见，任竟因循不果。”可见当时明代官僚群体中已经形成一种“宜过西城寓”的风气。

反之再看万历年间袁宏道给人写的信件中，却说是“宏僻处东城，交游绝迹”，“宏株守青毡，又东城去人远，得一意读书，差易度日。”看他这郁闷劲儿，就知道万历时期在北京东城居住的官吏士绅并不多。

由此可见，北京城的“西贵”，实际上是从明朝开始形成的。

隋炀帝：居然还有我的事儿？

再说“东富”，这个“富”嘛，说得直白一点，就是有钱的商人多。既然“东富”，自然说明曾经北京的城东有什么便于商业发展的条件。

这个条件就是京杭大运河。

大运河南起余杭（今杭州），北到涿郡（今北京），打春秋时期就开始凿，到了隋炀帝的时候，又开凿了永济渠，一路通到了北京东部的通州区。

通往北京的永济渠

元朝时期，郭守敬又修了通惠河，从现在的颐和园经西直门连到积水潭，再一直连接到通县的大运河终点。

而位于大内以北的钟楼、鼓楼区域由于紧邻海子码头，自然成为了大都城里最重要的商业区。

《析津志辑佚·古迹》中记载：“齐化门（今天的朝阳门）外盖江南直沽海道，来自通州者，多于城外居止，趋之者如归。又漕运岁储，多所交易，居民殷实”。

清末的朝阳门

而这应该就是”东富“的雏形了，估计隋炀帝当年下令修运河的时候，也没想到自己间接推动了北京一条谚语的诞生吧。

明代时，”东富“的情况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交易中心仍在东城及城厢地区。明朝人姚福《青溪暇笔》甚至记载了一件僧侣在齐化门附近劫杀富商的案件，可见明朝时候北京东城已经富到流油，招来犯罪了。

与时俱进的”东富西贵“

随着朝代更替，北京城的格局特征发生了变化，所以”东富西贵“的意义也逐渐发生了演变。

比如说，明朝大规模恢复了科举制度，来参加科举的考生大多集中在宣南地区，此外清朝修《四库全书》时调集的大批读书人也住在宣南，于是宣南会馆云集，从位置上说，宣南是外城城西，读书人多，金榜题名后就在宣南定了居的也多，自然要比商人集中的崇文来得”高贵“些，谁让中国自古都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呢。

再比如，嘉靖年间，明朝政府疏通了通惠河，漕船可以自通州经运河直抵北京城东南隅的大通桥下卸粮，然后用车分别运到各个京仓贮藏。这样一来，临近运河码头的崇文门、正阳门内外地区也就逐渐发展成了繁华的商业区，对应宣南，成了新的“东富”之地。

清末时，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来到北京，而他们到达北京的路线，大多都是海路到达天津，从天津向西，经通县到达北京。也就是说，外国人到达北京是从东边儿来的，这也是北京城东部形成使馆区的原因。在过去的北京人眼里，洋人就是有钱人，洋人住在东边，自然东边更富。反过来，再怎么说，带着侵略性质跑来的洋人，也不能被叫做“贵人”。

当然，到了今天，“东富西贵”的说法基本上就只是口头流传了，现在很难直观的看出到底谁贵一点，谁又富一点。一定要说的话，西城区的好学校更多些，而东城区的建筑更现代化一些，这或许是还残留着几百年前北京城的影子吧。

说起来，老崇文和老宣武的孩子，小时候倒是不流行说“东富西贵”，我们一向都是自嘲“穷宣武、破崇文”的……

参考资料

《北京的东富西贵》

《北京”东富西贵”的来龙去脉》

《隋代永济渠寻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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