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兴：茫茫人海无处寻

Original 2016-10-20 李大兴 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一

这是我在芝加哥二十多年来最温暖的一个秋天，九月下旬还只是一件薄薄的T恤。风吹过来暖洋洋的，走在芝加哥大学校园，绿草如茵。地标性建筑洛克菲勒纪念教堂的侧墙爬着青藤，26年前就是这样：葱葱郁郁之中看见岁月的痕迹。是的，如果没有记错，上一次去东亚图书馆还是1990年春天。我已经回想不起来当时图书馆的样子，就算想得起来，经过再装修后，旧日容貌也早就荡然无存。

第一次遇见文欣，就是在图书馆门口，冰雪皑皑寒冷的冬日，他和我都站在门外抽烟，相视一笑就聊了起来。他相貌清秀得像女孩子一样，在长睫毛背后的眼神有点朦胧，说话声音柔和低沉。我以为他是江南才子，一聊天才知道原来生长在北方，但父母是南方人，因此说话没有口音。我虽然不在芝加哥大学读书，却认识不少朋友在那里，所以知道他的大名，好像是中国学生会的活跃人物之一。

站在图书馆门口，自然就聊起书。我们那一代留学生相对而言比较有学术冲动，尤其文科生里喜欢掉书袋、侃侃而谈的不在少数，文欣也是其中之一。他年龄和我相仿，却比我高两年级，当时再过一年就要拿到博士，正是读书读得最多，心无旁鹜，开始出文章的时分。他腹有经纶，自然健谈，芝加哥大学文科又是理论迭出的地方，所以他说起来一套一套的。

天色渐晚，文欣邀请我去他家喝一杯。这种好事，我年青时是来者不拒的。于是开着我车尾生锈的丰田特赛尔，跟着他排气管轰鸣的七十年代福特，去了他离中国城不远的公寓。我本来就不是一个擅长讨论学术话题的人，而且在八十年代末，象牙塔人生难以为继，深感迷茫。刚刚到美国几个月，一切都还不熟悉，时不时有焦头烂额的感觉。

在1989年圣诞节前最寒冷的一个夜晚，芝加哥城北一条灰色暗淡积雪三尺的小街，朋友和我劝那个卖车的小伙子：这种鬼天气除了我谁也不会买他的车了。我的英语磕磕巴巴，不过不知道是我的诚意还是天气实在太冷，小伙子同意了我开的价。我用几乎冻僵的手递给他一摞现金，换了我在美国的第一辆车。两天后，第二次学开车，就撞到了水泥桥墩上。

生活经验与故事的交谈比起拿来主义的玄学文化、田野调查、定量分析、数学模型智商的社会、政治、经济学更加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两杯酒和一盘叉烧肉下肚后，文欣开始眉飞色舞地说他炒股票、卖黄金的战绩，如今想来他在许多方面都是同代人的先驱。当年一个月只拿几百块钱奖学金，却敢于进股市、玩期货的我见过不止一个，都是从中国名校到美国名校一路读下来，极其聪明的人，另外一个公约项是他们大多数是学生会的骨干分子。

我曾经参加诺贝尔获奖者接踵不断的经济系留学生聚会，由于不管是马克思还是凯恩斯，乃至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压根儿就没学明白过，当一位带着深度近视眼镜的大师兄非常认真地问我怎么看待八十年代经济特征时，我一片茫然地回答他：“倒买倒卖”。大师兄笑着说：“话糙理不糙，不过还是要有点理论水平”。我只好做无辜状：“我们历史系的理论水平从来不太高”。四分之一世纪后，当年的青年才俊不乏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历史系的学生十有八九改了行，不是做生意就是当律师，还有一半干脆改学了IT（信息技术）。

二

此前的十年，是一个人往往自以为独特的青年时代，其实和别人没有太大不同。在利比多的驱动下，我一阵一阵地满怀热情追求真理或者追求怀疑，中间穿插着伤筋动骨或者蜻蜓点水的恋情，当然也没少在桥牌或者麻将桌上消费时光。那时并没有这样的觉悟：生命用在无用的事上，也许会带来更多美好的记忆。

在青春走向尾声的时候，我常常嘟哝郁达夫的名句：“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然而到了美国以后，让我感触最深的却是最后两句：“悲歌痛哭终何补？义士纷纷说帝秦”。那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情，一代人都多少有些失衡，未来的世界忽然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有些人慷慨激昂、有些人小心沉默，有些人亢奋、有些人失落。我也逸脱了原来的轨道，忽然来到芝加哥，不知道未来会怎样，路该如何去走。好在学历史让我更多是在此刻与过去之中，而不是寄希望于未来。怀疑精神与保留态度不知不觉就浸透到了骨子里，一方面让我多少缺乏豪情、常感悲观，另一方面契合我自幼及时行乐、随遇而安的个性。

那一个冬天我忽然闲散下来，便在中文电视台的烹调节目学两道菜，然后骑自行车去中国城，买九毛九一磅的草鱼回来干烧，公寓里飘满了炸辣椒的味道。

酒足饭饱以后谈人生、谈文学，其实是八十、九十年代许多青年人生活的一部分。不过，许多自己觉得很文艺的青年并没有读过很多文学作品，所以五零后往往仍然不脱前苏联文学的夸张，六零后在武侠小说和百年孤独之间徘徊，七零后和教育部大院关系紧密：那里出了一个王小波，还有一个汪国真。

我后来才知道，在美国读文科博士真的很辛苦，也就难怪不少拿到或者没有拿到博士学位的文科生，后来成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左派。文欣属于少数在美国读文科博士没有把文艺情怀读到爪哇国的人，我清楚地记得那天吃完草鱼以后我们谈了很久的加缪。

加缪在1957年44岁时以小说《异乡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加缪本人从反法西斯记者到坚持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一生在反叛与决裂中度过，三年后死于车祸。

加缪

人的困境或者说生活的荒诞，无从逃避又难以改变。《异乡人》主人公的漠然，其实是对生活秩序的一种无视。他对母亲去世、死刑判决的无动于衷，其实是一种生活态度。虽然不被理解，虽然于事无补，然而面对荒谬，无论是拒绝还是反抗，这种姿态本身赋予个人一种美学意义。

做为法国存在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加缪在中国不似萨特那么出名。1980年萨特在北京传诵一时，人只是随意被投掷到这个世界上的存在。大学第一学期哲学课期中考试，艾思奇同志的教科书让我几乎不及格，被老师找去训话，靠大侃萨特把老师侃晕后及时脱身。然而多年以后记得住的是加缪，萨特留下的印象不过几句箴言而已。大概是因为法国文学胜于哲学，而萨特太富于哲学建构与思想领袖的野心。我倾向于法国的魅力在于文学艺术而不是哲学，加缪的魅力，也在于关于深层感受的反常识、非逻辑的表述。我没有想到在芝加哥大学深受严谨理论训练，业余还很美国地倒腾黄金的文欣，竟然对加缪很有感觉。

“无论是我们用理想主义、用人生目的给自己构筑的世界，还是我们漂洋过海来到这里接受的学术训练带给我们的关于这个世界的解释，在加缪那里忽然变得荒唐而毫无意义”。

“不仅如此，当我读他的小说，明明知道他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没有可能发生，而且他的故事在某种意义上根本就不是故事，缺乏情节、也缺乏逻辑必然性，但就是能动摇你自以为深信不疑的理性，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我一直以为文艺型思考和理论型思考的分界在于前者倾向于非理性的、往往是毁灭性的冲动，我们就着这个话题上溯到古希腊苏格拉底和神秘主义，这样的谈话当我们喝到半醺时，很自然地开放式终结。

那天晚上文欣睡在我家沙发上。半夜起来喝水，我看见很亮的月光穿过窗户照在他的脸上，他看上去有一点女性化、有一种瘦削的疲惫。

三

有大约半年时间，我和文欣时常在一起喝酒聊天。他独自住在一栋建造于二十年代的三层小楼的二楼，面积相当大，房间古旧。深枣红色的长毛地毯至少有二十年的历史。窗户下面的暖气片还有圆角笨重的铁冰箱，都是以前只有在三四十年代的美国电影里见过。然而文欣是非常爱干净的，在中国男性留学生里不多见。他把墙壁都刷成米黄色，厅里挂上几幅不知道是不是跳蚤市场淘来的古典时期油画。一套入门级的天龙音响，接了一对JBL落地喇叭，中气十足地放着邓丽君的歌。“你这里温暖的色调、甜蜜的音乐，比较适合谈恋爱”。文欣笑了笑，没有接我的茬，他按说应该是有女朋友或者结了婚的，却一直是一个人。有一次我问他有没有女友，他说他曾经结过一次婚，但是很快就离了。他没有再多说，我也就没有再多问。经历与见证了许多故事后，弱冠即留学多年，没有习惯也没有兴趣去了解别人的生活，更很少谈自己，因此我们虽然来往颇密，却不谈多少私人话题，直到有一天在医学院做研究的王教授也来喝酒。

老王是西北人，酒量极好，健谈到一开口就滔滔不绝，而且声如洪钟，气势夺人。那天不知怎的，老王破天荒第一次说起自己的过去，声音一下就低了很多。原来他17岁上大一就成了右派，下放到农场接受改造22年。1979年平反的同时，考上了出国研究生，于是在八十年代开始的时候，他就一个鲤鱼打滚，从一个没有人记得住名字的西北山沟，穿着一件军绿棉大衣进了纽约城。

虽然苦难的岁月漫长，老王其实是个很简单的人。他一生只在两个地方呆过：劳改农场和大学。他也不乏自嘲精神地说过：自己是四肢发达、大脑简单。他身体很健壮，一点也看不出年过半百。被时代抛弃了很多年的人，就像流浪狗一样，只有那些生命力特别顽强的人，才能够存活下来。所以我一点也不惊讶有一次在一个会议上，老王跟人争起来，一激动就眼冒凶光，好像要冲上去似的，把对方那个小白脸吓得话都说不利索了。

知道了老王的经历，对他偶尔露的峥嵘或者狼性就不觉得奇怪。其实绝大多数时间，他看上去阳光和蔼、对人非常热情。这也是很自然的，老王从留学以后，命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娶了老婆、生了孩子、拿了博士，真正实现了台湾人说的“五子登科”，心情舒畅也在所难免。不过他和很多人一样，最怀念的还是青春岁月，说起在农场夜里打狼的故事，神采飞扬。听老王讲完故事，文欣忽然说了一句：“我小时候也是在农场里度过的”。

到晚上十一点多，老王先走了。我本来也要告辞，文欣留我多坐一会。他又倒了一杯威士忌，慢慢抿着，两眼直视着前方。我们安静地坐了一会儿，文欣自言自语般地开口说：“她没有能活着离开那里”。

文欣的父母原本都是江南的青年大学老师，1957年双双落难，发配西北。几年后，因为表现好摘帽，就地落户在农场中学教书。文欣在农场出生，长到十年浩劫里清理阶级队伍时，父母再度被关起来，他被送回原籍老家，和在那里只身一人的爷爷相依为命。他后来读书好，相当程度上得益于爷爷的教导，爷爷在民国时担任过报纸的主笔。然而一个孩子和一个病弱老人在一起度过童年和少年，是没有多少家的感觉的。有很多年，文欣静静等待着母亲的归来，然而母亲一直没有回来。文欣考上大学的那一年，父亲终于回来了，带回来一个骨灰盒。

四

还是在九十年代中回国出差时，经常去卡拉OK歌厅，学会了刘德华的《忘情水》：“曾经年少爱追梦，一心只想往前飞。行遍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生不伤悲……”有些记忆，曾经是生命沉重的负担，当时光不可逆转地流逝后，回首时发现记忆本身成为生命的一部分。我曾经写过：过去与现在的叠加构成此刻。

和文欣的来往，因为找到工作搬到郊区骤然减少。早九晚五是日复一日的一道紧箍咒，人到中年忽然加速度，生活忙到来不及想，时间就悄无声息地从指间流走，往日的朋友也一不留神就彼此渐行渐远，久而久之就没了声息。

文欣不久后博士毕业，在东部一家规模不大的学院找到一个讲师的工作，于是就卖掉了老爷车，乘着飞机高高兴兴地去了。临行前的一个晚上，我进城去和他道别。一边感叹今后难得有人能够聊到这样的精神高度，一边心里明白：地理距离的遥远与时间会让彼此相忘于江湖。

有那么两三年，文欣和我每年通几次电话，聊聊近况、共同认识的人与事、电影、体育、选举。他的讲师当得只动嘴不动脑子，主要精力放在炒股票上。除了经济与法律，美国文科教职的年薪相对来说偏低，当时历史系助教授也就是三万美金左右，所以我认识的来自中国的教授不止一个炒股。对于怀着淘金梦来到美国的一代人来说，挣钱不多还要耐得住寂寞用功，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很多聪明人没有走下去。

九十年代没有微信，电话号码和电子邮箱也会因为搬家、换网络服务公司而改变。在某个圣诞节我打电话给文欣，他的号码已经不复存在了，我用电子邮件发的贺年卡也被退了回来。

在世纪之交的夜晚，走在上海街头，我会想起小时候读过的一本书《上海——冒险家的乐园》。从这本书里，我第一次知道哈同花园，那里后来盖了中苏友好大厦，一个世纪前的繁华已经几无踪迹。我认识的不少朋友海归，我也是在这个时候听说文欣几年前就回国创业，在业内已经小有名气。

天气炎热，我穿着T恤、踏着拖鞋去赛特大厦，被前台拦住不让进，只好打电话给文欣。一位漂亮干练的女白领像电视剧里那样，穿着套装和高跟鞋健步如飞下楼来，把我领进文总办公室。文欣西装笔挺、满面笑容，十年不见，他发福不少，开始有些和气生财的面相。

我们在附近的沸腾鱼乡吃了一个午饭，然后他就匆匆地去开会了。这次见面，基本上都是他在讲公司如果不久后上市的前景。他炯炯有神地看着我：“回来吧，这里才是你该呆的地方”！赛特大厦离我在北京的旧居不过几百米之遥，晚上我在永安南里马路对面一家东北老板开的永和豆浆店和年轻的民工们一起排队喝豆浆。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如此贴近是这个城市最奇妙的景象之一，《北京折叠》说的也是这个。

此后的岁月里，文欣和他的团队共同打造的公司成功上市，他也成了一个不那么著名、但也不大不小的励志人物。后来又听说他把自己的公司股份卖了，回到美国买了一条游艇，一个人住在船上，到处游荡，成了一个令人向往的传说。

微信发达以后，就连失散半世纪的幼儿园同学都从大洋彼岸或者地下冒了出来，文欣却彻底消失了。“同学少年多不贱”，当同代人佔据了舞台中央时，他的杳无音讯引发了种种推测与想象：是遁入桃花源还是天人永隔？是孤独自闭还是同性恋？种种传言不一而足。关注与八卦的传播交织在一起，原本是人际关系紧密的族群的特色之一。

不久前路过文欣当年住的那条街，老房子大多被推倒重建，虽然还是仿旧的样式，但街道整洁，不再是学生与穷人居住的地方，而是城市中产阶级的高尚社区了。我想起那天晚上，文欣拿着酒杯，目光清醒、语调平静的样子。他告诉我他缺少母爱、没有恋爱，上大学以后，多半时间忙于读书，与异性交往时往往不但没有兴奋感，反而觉得浪费时间。他告诉我从来没有人曾经点燃他的激情，一旦离开他在全力以赴的事情，一种倦怠感就会淹没他，也许这就是他一下子被加缪击中的原因。

那天晚上文欣话说的其实不多，语言很有节制，却更让人感到有力的绝望。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或者说我不觉得有谁能回答他。我仅仅说，我们这代人经历的创伤与心理的扭曲，往往是自己不曾意识到的。也许每一个时代总会有少数人，他们内心的感受和隐痛，只能在非常遥远的时空，比如加缪那里，才觉得被呈现。这种感觉上的呼应无从也不必解释，发生本身就是很美好的。不过美好的事情往往也让人站在深渊的边缘，然而深渊里究竟是怎样，我们是看不见的，又何必去看见？

从文欣的公寓里出来，我走路有点不稳了，看见圆圆的月亮在天上摇晃。“月有阴晴圆缺”，我嘟哝了一句。

刊于10月17日《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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