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步4000英里背后的波兰往事

1941年，一群男人从西伯利亚雅库茨克附近的劳改营出逃，他们步行4000英里（6437公里）抵达印度，历时11个月。这段故事在战后引起世界的注意，《回来的路》（The　Long　Walk：The　True　Story　of　a　Trek　to　Freedom）在1956年于英国首次出版，广受欢迎，随后被翻译成25种文字，全球销量高达50万册。它意想不到的成为当时户外运动者的必读书，激励了一代代年轻人投身探险事业。

这部畅销书的作者即叙事者，是生活在英国的波兰人斯拉沃米尔·拉维奇，事实上书由英国记者罗纳德·唐宁代笔。拉维奇宣称亲眼见到传说中的喜马拉雅山雪人（一度流行的科学闹剧），引来唐纳的关注，记者发现流亡路远比雪人传闻精彩，便甘愿成为幕后写手。

拉维奇在2004年去世。英国广播公司（BBC）在2006年拍摄了纪录片，通过找寻苏联和波兰的档案，证实拉维奇是遭苏联俘虏的波兰军官，也被关入集中营，但他不是骑兵上尉，也从没去过印度。档案显示，他在1942年根据苏联和波兰流亡政府之间的协议被释放，途径伊朗，抵达巴勒斯坦。这场曾感动几代人的远征真是纯虚构的吗？纪录片未给出答案，但激起更多人去考证。

居住在英国的波兰老兵维托尔德·捷林斯基，在2009年出来宣传自己才是书中主角。他向媒体复原往事，1942年2月，他和美国人“史密斯”、乌克兰籍谋杀犯巴特克、南斯拉夫籍小餐馆老板、三名波兰士兵在雪夜逃出劳改营，一路穿越辽阔的內亚生命禁区，三个幸存者最终在印度加尔各答的一个茶场边遇到英军体系里的郭尔喀军队，方终止旅程。

捷林斯基吐出原委，他战后在英国遇到了巴特克并受到对方威胁，他向警察举报，随后因担心遭报复而隐姓埋名，自然是不敢去揭穿拉维奇的谎言。捷林斯基曾向波兰流亡政府详细汇报过经历，相信拉维奇应该是看到了这份存于伦敦的档案，而且他受到过唐宁的详细采访，但故事被嫁接到拉维奇身上。最早采访捷林斯基的作家，在之后的考证中挖掘到战时驻加尔各答的一位英国军情五处上尉的记录，他在1942年遇到了三个憔悴瘦弱的男子，他们自称是从西伯利亚劳改营中徒步而至，可惜没有记载三人的姓名。到底是谁走完这条路，可能会永远争议下去。

曾执导过《死亡诗社》、《楚门的世界》等名片的彼得·威尔，在原著基础上进行了更合理的艺术加工，完成电影《回来的路》（The　Way　Back），它在2011年上映，好莱坞杰作具有更大的影响力。“这是一个讲述人类忍耐力和勇气的极好的故事，不仅有人物、有血肉，而且还有历史。”导演讲述拍摄的意义。

没错，故事背后的历史异常沉重。波兰裔英国历史学家哈莉克·科汉斯基，2012年完成一部波兰的全面二战史著作《不折之鹰：二战中的波兰和波兰人》，可作为对《回来的路》的背景交代。

不幸中的大幸

书和电影的开篇，定格在1940年11月，都是在卢比扬卡大楼的附属监狱里。这是苏联最著名的建筑物之一，也是克格勃总部的代称，不过当时进驻的是克格勃的前身——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拉维奇听到牢房门锁传来钥匙转动声，他要被提审了。他左手提着裤腰，慢慢走出来，考虑周全的苏式囚衣没有纽扣和束腰绳，不仅可以防止囚犯上吊，还能迫使囚犯提着裤子走路以增加逃跑难度。

波兰-立陶宛王国在1410年重创了强大的条顿骑士团，是为著名的格伦瓦尔德战役，标志着条顿骑士团对东欧的入侵被阻止。波兰逐渐进入国力最强盛时期，一度成为领土面积最大的欧洲国家。1683年成为波兰国力的又一个辉煌时刻，国王杨·索别斯基带兵风尘仆仆来到维也纳城下，统帅联军击败奥斯曼军队，这场胜利被视为拯救了基督教欧洲。只是，波兰国力在17世纪中期开始走向衰落，周边的普鲁士、俄国、奥地利正逐渐完成统一和崛起。18世纪末，三大列强对波兰完成三次瓜分，尽管1791年的波兰诞生了欧洲第一部宪法。

波兰民族随后的使命，是一边与被鱼肉的命运抗争，一边缅怀一去不回的大国“黄金时代”。失去主权123年后，独立建国梦想在1918年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三大列强土崩瓦解，战胜国的政治家们在凡尔赛仓促画出新波兰的版图。波兰为夺回曾经拥有的乌克兰领土，于1919年引爆波苏战争，战事很快就不利于波兰，而且波兰很难得到欧洲各国的援助，因为共产国际号召各国工人反对援助波兰。

孰料华沙战役改变了战局，它由此被称作“维斯瓦河的奇迹”。列宁遗恨道：“如果波兰成为苏维埃共和国，如果华沙工人阶级能得到苏联的帮助，《凡尔赛合约》将被打破，由战胜国建立起来的国际体系将被摧毁。”战争的失败，让苏联暂停了向西边输出革命事业，开始专注于国内经济建设和工业化进程。波苏战争再次彰显了两国骑兵的力量，这使得波兰忽视了陆军机械化发展，当然波兰的财力和工业总量也支撑不起。拉维奇作为一名骑兵军官，在波兰社会里享有很高的地位。

希特勒在1933年成为总理，纳粹德国即将崛起，此时苏军也挟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就积累起令人生畏的能量。无论是德国东进，还是苏联西进，它们都需要先占领波兰作为跳板，地理位置决定了波兰将再次发生悲剧。另一个隐患是，战后的新世界划分造成严重的民族问题，波兰的边境地区住着高比例的少数民族，他们一直未消停用各种手段争取独立或并入隔壁的“祖国”。

终极劫难降临，德军在1939年9月1日大举进攻波兰，这也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地理上处于防守劣势的波兰，自然能感觉到大战将至的紧张气氛，波兰在8月30日发布总动员令，深知两国实力悬殊，寄希望于英法尤其是庞大的法国陆军。然而，法军静守在马其诺防线内，坐视波兰军队被德国凌厉的闪击战攻势打得溃不成军。雪上加霜，苏军在9月17日发起进攻，波兰腹背受敌。波兰军队的大规模抵抗在10月6日结束，德国宣告波兰战役结束，波兰政府则流亡英国。

全军一片混乱，骑兵少尉拉维奇的战争只持续了三周，他对战争的主要印象就是屡次遭德国炮击、以及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带着死神的呼啸声炸射公路上的波军，而他始终不知道德国人的主力在哪，他最终在华沙跟随部队投降。事实上，多数波兰军人的经历雷同，翌年法国军人们亦如此。

回到已被苏军占领的故乡平斯克，拉维奇不久后被逮捕，平斯克被并入到白俄罗斯，迄今未变。可以想象，平斯克的白俄罗斯族人夹道欢迎苏军，他们只需要把红白两色的波兰国旗剪掉白色部分，不乏有人趁机迫害波兰族邻居，打砸抢行为蔓延。不过他们的喜悦之情很短暂，苏联马上对这块以农业为主的新占领地实行严酷的集体化，并严厉镇压任何民族主义分子。很有可能，那些冲击过拉维奇家的白俄罗斯人，不久后跟拉维奇一起来到西伯利亚苦寒之地继续作伴。剩下的当地白俄罗斯人，在全新的政治制度下如履薄冰，直到在1941年6月再次箪食壶浆欢迎另一伙外国“解放者”——德军。

拉维奇的罪名是从事间谍活动，在苏联政府眼中，所有波兰军官都属于要被消灭的群体。不幸中的大幸，拉维奇的归宿不是卡廷森林，当时有24万波兰军人被苏军俘虏，其中绝大多数军官被NKVD处决，葬在卡廷森林。如果他们都像拉维奇一样被关押在古拉格，则会以每年20%的比例死亡。他被判25年的强迫劳动，随后坐闷罐车来到西伯利亚，他在路上发现有塞满平民女性的闷罐车往相同方向驶去，她们不外乎是波兰人或波罗的海三国人。苏联正在将新领土上的潜在敌对者放逐到西伯利亚，不过波兰人对西伯利亚并不陌生，先辈们在19世纪反抗沙俄统治失败后都被送到这里。只是，从前的流放者知道流放的原因，1940年到1941年间的平民流放者不知道将去何方、为何流放。

1941年2月，拉维奇最终来到勒拿河北部的劳改营——“303营地”。

欧洲剧变弃儿们的艰难长路

拉维奇渐渐找到6个有意逃跑的难友，他们做足准备工作，尤其积攒充足的面包干、装食品的布袋、保暖用的兽皮、自制皮鞋、生火材料。一行人在一个风雪夜出逃，大雪很快掩盖了足迹。他们的计划是一直徒步南下，而非如常人所推断的向东逃跑，因为作为军事重镇的滨海地区戒备森严。“波兰人、乌克兰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捷克人、芬兰人……一群欧洲剧变的弃儿，我们落到俄国人手里是正常的。”拉维奇感叹。一个小小劳改营里的犯人国籍，背后隐藏了无数的故事，更神奇的是，团队还接纳了一个美国人。“史密斯先生”是来自美国的工程师，他始终没有向难友们透露真实姓名。据史密斯自我介绍，他在莫斯科为“五年计划”服务，有资格进特权阶级专属的商店购买奢侈品，他还有一个俄国女朋友。NKVD逮捕了这位外国专家，指控他在寄往美国的家信里泄露苏联的机密，他莫名其妙成为外国间谍，被判判刑20年并没收所有财产。

电影中，史密斯被赋予了芬兰裔美国人身份，与他一道移民苏联的儿子则被NKVD枪毙，年仅17岁。这背后隐藏着另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1929年，美国进入大萧条，众多人失业。正值第一个五年计划发展期的苏联号召芬兰裔美国人来新成立的卡累利阿共和国安家，史称“卡累利阿热”。苏、美工会租船把人从纽约带回来，苏联拒绝穷人，来者须带回成套机器设备。诱人宣传内容前，许多人卖掉了俄勒冈州和加州的房子，买贵重的新式电器和机械，拖家携口移民，或把钱寄到苏联。现实是没有舒适的生活环境，也没有高工资，甚至连粮食都不够吃。他们一到列宁格勒就被无偿收走了带回国的贵重机械，许多人听从政府的意见上交了美国护照。没多久，大量移民不堪忍受恶劣的生存环境，步行穿越莽莽森林逃到芬兰找美国使馆帮助回国，后来边境被重兵封闭。待大清洗时代来临，很多人被枪毙，或被送入劳改营。

一群男人在贝加尔湖畔遇到波兰小女孩克里斯蒂娜·波兰斯卡，她家在波兰和乌克兰边境处，父亲是农场主。苏军到来之际，乌克兰族农民暴动，杀死了她的父母，她则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一处集体农庄，不堪忍受虐待而出逃。电影修改了小女孩的家庭背景，她父母是流亡在苏联的波共干部，他们为共产国际工作，住在共产国际的招待所即著名的柳克斯饭店（Hotel　Lux）。父母在大清洗时被捕，女儿被送进孤儿院。毫无疑问，当女孩奔逃于西伯利亚的辽阔大地时，父母早就被枪决。一个颇具黑色幽默的真相是，当苏军进入波兰东部领土后，才发现居住在苏联的波共成员们都殒于大清洗，反倒是波兰政府监狱里关着的波共成员们得以出狱参与政权重建。

在苏联社会要想自由行动是一件极度困难的事，所幸苏联的亚洲地区地广人稀，且有太多的无人区。一伙人小心翼翼行动，理论上是可以避开军警的，他们的最大困难是获取食物，拉维奇成为大家的救星，他从小积累了丰富的野外生存经验。他们见到了美丽的贝加尔湖，他们南下翻越了西伯利亚大铁路，他们进入蒙古戈壁经历干渴和饥饿的最大考验。又饥又渴中，小女孩的身体机能很快衰弱到死亡，沉痛的男人们亲手埋葬了她，继续前行。

走出戈壁、沙漠地形后，他们来到青藏高原的边缘，波兰边防军上尉西蒙·马科夫斯基因身体衰竭死于戈壁里。时值1941年10月初，正是中国独立支撑抗战的最艰难时刻，距离日本发起太平洋战争已近在咫尺，不过拉萨丝毫没有战时气氛。立陶宛建筑师扎卡里耶斯·马钦科瓦斯留在了藏区，他在睡眠中去世。他们又花了3个月时间，来到喜马拉雅山脚下，只需翻过这道“世界屋脊”，他们就能进入英国治下的印度。很不幸，波兰骑兵中士安东·帕鲁舍维奇在下山时坠落身亡。

最终有四个人抵达印度，受到热烈欢迎。波兰是英国的盟友，而四个男人的传奇经历更是代表了人类探索世界的勇气和能力。多年以后，三名勇士重走了这段路程，他们发现拉维奇的很多细节描述不符合他们的实地考察经验，但当他们与捷林斯基长谈后发现全部吻合。

虚构：从喜马拉雅到卡西诺

作为一名军官，拉维奇欲急切回到在海外重组、整训的波兰军队中。他告别生死与共的三位朋友，去加尔各答等待前往中东的船只。海外服役的波兰军人，目标一致，打败德国，再打败苏联。

拉维奇告诉外界，他来巴勒斯坦后在一所医院里恢复了身体，他的工作是在一所军事学校教书。档案显示，拉维奇被苏联释放后来到巴勒斯坦，之后无更多消息。总之，拉维奇的荒野逃生故事极其精彩（即便不是他本人完成），而他重归二战的经历就稀疏平常了。事实上，波兰“新军”的二战经历充满英雄主义气概，我们不妨做一些基于事实上的合理虚构。

苏德战争伊始，苏联部署在西部国境地带的战前常备军损失殆尽，苏联急切盼望英美的物资援助，因此不得不正视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对正苦苦挣扎在苏联欧洲地区北极圈内、西伯利亚不毛之地、哈萨克斯坦草原上的几十万波兰人而言，纳粹变相拯救了他们。从1940年到1941年，超过50万波兰人被流放出境，古拉格每年的生命损耗率为30%。被流放者，加上在苏联手中的20多万战俘，是一笔可贵的人力财富。时任波兰政府总理及波军总参谋长的瓦迪斯瓦夫·西科尔斯基，决心在苏联境内组建一支强大的军队，预计人数在20万。

尽管苏联百般阻挠，但对原则上的事项皆表示同意，斯大林在1941年10月给予波兰人“大赦”。波兰人在欣喜若狂中立即开展大规模的迁徙南下，他们毫不犹豫赶赴最近的火车站，很多体弱者死在这趟重获自由的路上。面对如此规模的人口流动，苏联政府一度手足无措，也感到难以想象。瓦迪斯瓦夫·安德斯将军成为驻苏联波兰军队司令，这支部队随后成为波兰第2军。建军最初时，安德斯有个困惑，为什么仅300名军官来报道？幸存者们都是隐瞒了军官身份才活下来的。

英国的援助物资和军火陆续抵达，2万人的波兰军队扩张到7万人。苏波关系很微妙，时而恶化，时而好转，波兰人当然不可能信任苏联。1942年3月，波兰军民开始渡过里海、撤往伊朗。7月，剩余的第二批波兰军民撤离苏联。7万大军集中到巴勒斯坦和伊拉克，一部分人被抽调到英国本土，去扩充在那里更早时候就建立的波兰第1军。

亡国的波兰人一心复国，不过流亡政府在1943年不得不承认，波军不可能脱离英美军队去独立作战，也不会有专门的波兰战区，波兰只能服从西方盟友的战略安排。1943年7月，盟军进攻西西里岛，意大利战役开始。波兰第2军在12月抵达意大利半岛，他们满怀希望认为可以从这里打回老家。

意大利遍布山地和河流，易守难攻，波军付出惨重牺牲后攻克卡西诺山顶已成废墟的修道院，一举成名。一面仓促完成的波兰国旗飘扬在修道院的断壁残垣上，有人用军号吹响波兰人在14世纪抵抗鞑靼人进攻时诞生的《克拉科夫号角》，它被视为波兰独立的一大象征，很多人则如孩子般哭泣。与之交战的德国老兵赞叹波兰人的勇气接近狂热程度，“这是一种充满毁灭力量的精神——波兰人的纪律和责任感”。假设再来一部电影、电影剧或者类似《使命召唤》的游戏，让翻越了喜马拉雅山的拉维奇活着冲上卡西诺山顶，则更有传奇色彩。

诺曼底登陆开始，第1军投入到西线，他们也屡建奇功。波兰人要向盟友证明自己，让盟国尊重波兰，最终为祖国在战后换来更有利的生存条件。战场辉煌，政治失败，雅尔塔协议规划了波兰的战后命运，第2军将士们的故乡即东部省份被划归苏联，前方将士顿时垂头丧气，德军则趁机展开心理攻势，想必这也是拉维奇的最伤心时刻。“从那一刻起，我们就知道没有办法回家了，我们失去了希望。我们知道现在纯粹是为我们的荣誉和尊严而战，别的什么都没有了。”第二军的一个人记录了自己当时的心境。绝望的波兰人对盟国失去了信心，但他们依然服从命令，继续战斗，只是内心觉得不再是为正义而战。

纳粹德国覆灭后，第2军8.5万人里只有310人选择回到波兰，其中只有60人经历过卡西诺山战役，意味着回国者多新近入伍者，他们往往来自德军战俘中的波兰族人。安德斯的大军静静等待波兰选举的最终结果，然后被解散，绝大多数人前往英国，他们或者定居英国，或者去美国、加拿大、澳洲等地。拉维奇和捷林斯基，则随主流终老于英国。但相信他们都见证了伦敦郊外的肯辛顿教堂公墓上树起卡廷事件纪念碑，那一天是1974年9月18日；也相信他们必然密切关注波兰在1989年进入第三共和国，他们曾经佩戴过的波兰传统四角军帽（Rogatywka）终于回到波兰。

科汉斯基的父亲曾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随后加入第2军，转战意大利，落脚英国。她评价拉维奇、捷林斯基在内的父母辈这一代波兰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极度艰难的环境下对于生存的单纯渴望”。

《经济观察报》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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