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芬：从“简·萨默斯骗局”说起
一个作家，功成名就，如日方中。忽然某一天，她把自己的一部新作，以一个陌生名字投向出版社……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或许你以为这是一场别出心裁的恶作剧，事实上，这还真是多丽丝·莱辛当年苦心孤诣做的一个“小实验”。
实验结果如何呢？
1919年出生的多丽丝·莱辛，父母为英国人，她却出生于伊朗，出生不久随父母来到南非农场。频繁的迁徙，家境困窘，小小的莱辛不得不早早负起家庭重担。祸不单行，十四岁因眼疾辍学，十五岁离家做保姆，也做过接线员、速记员等工作。她对来之不易的工作十分珍惜，这也直接导致她成为工作狂，间接的作用就是忽略和淡漠了家庭——两次结婚，两次离异。
1954年是莱辛的命运转折年，这一年她获得毛姆文学奖。五年前她离开南非，留下丈夫和两个孩子，携幼子移居英国，最“值钱”的就是行李中的一部小说草稿，这就是不久后出版的《野草在歌唱》。毛姆文学奖只锁定三十五岁以下的青年作家，莱辛恰好“封顶”。一万两千英镑的奖金化解了她生存与写作的困境，再加上以后的《金色笔记》，青年女作家莱辛一路飙升。
多丽丝·莱辛
像许多不甘于在写作道路上循规蹈矩的作家一样，写着写着，莱辛就想玩点儿“花样”了。只不过她另辟蹊径得有些另类——竟玩起了化名投稿的游戏：把长篇小说《好邻居日记》署名“简·萨默斯”投向出版商。
《巴黎评论》记者曾这样采访莱辛：“能跟我们再多谈一点儿你是怎样用‘简·萨默斯骗局’愚弄了评论家的吗？”
莱辛不承认“愚弄”，但她直言“像别的作家一样，我多年来一直想化名写一部小说”。化名投稿之前，莱辛非常审慎地研究了读者调查报告，得到一个意料之中的提醒：新作家们的发表和出版必须仰人鼻息，忍受鄙夷。于是她想亲身尝试。她对此也有相当的自信：“我确信多数作家都有此想法。有多少呢？我们不知道，而这恰恰符合事物本原吧。不过我从一开始就打算最终还是要和盘托出的，只是想做个小实验罢了，以此观察评论界和读者反应。”
《好邻居日记》封笔之日，莱辛告诉她的经纪人乔纳森·克洛斯，她想把这当作一位伦敦女记者写的第一本书来卖。他们计划把《好邻居日记》首先投给莱辛以往的出版商，这样才“公平”。在英国，莱辛通常有两个出版商：乔纳森·开普出版社和格拉纳达出版社。经纪人按照莱辛的授意，把书稿发了出去。
开普出版社立刻退稿。格拉纳达出版社犹豫不决，最后说这书“太叫人郁闷，不适合出版”。遭到两个出版商拒绝，莱辛看了看阅读报告：“内容非常傲慢。真的是很傲慢！”
经纪人转投其他出版商。迈克·约瑟夫出版社是莱辛第一本书的出版商，当时的经理菲丽帕·哈里森是一位聪明精干的女性，她看了《好邻居日记》，对莱辛的经纪人说：“这让我想起了早期的多丽丝·莱辛。”这让莱辛一阵“惊慌”——她不想让菲丽帕此时揭开“谜底”。于是莱辛请菲丽帕一起吃饭，对她说：“这就是我的书，你相信吗？”刚开始菲丽帕还有些失落的样子，但接着她真的变得“很喜欢”。她认真倾听了莱辛的全部想法，并兴致勃勃地参与了计划——暂时掩盖真相。
不久，远在美国的克诺夫出版社编辑鲍勃·戈特利布，也猜到了这本书出自莱辛之手。当他得知莱辛的处心积虑，便欣然同意让计划继续实施。于是，大洋两岸的这两家出版公司共同守住了秘密，这让莱辛觉得自己的“计划”非常刺激。倒是莱辛的那些密友，后来收到《好邻居日记》，却没人认出作者是莱辛。这似乎很讽刺。
在欧洲大陆，共有法国、德国、荷兰的三家出版社买下了《好邻居日记》。有一天，莱辛接到法国出版商的电话，告诉她，他们刚刚买下一本书的版权，那个简·萨默斯让他想起多丽丝·莱辛：“你是否帮助过简·萨默斯？”
事件“戏剧”起来，莱辛觉得“捂”不住了：这些明察秋毫的人认出来了！这让她思索：他们辨认出的到底是什么？毕竟莱辛在写作过程中特意改变了风格，“但在这背后一定还有另一种记号，独立于风格”——莱辛这样揣度。这一基础语调，或者语气，到底是什么，从作者的什么地方起源？在莱辛看来，出版商似乎也在倾听、回应一个作家的精髓、基调。
事已至此，莱辛决定实话实说，但请他们必须严格保密：“我们都希望这本书面世时，每个人都在猜想谁是作者。”在正式出版前，研究莱辛作品的专家每人都收到了一本署名“简·萨默斯”的样稿，却没有一个人猜出真正的作者——“所以，结果非常棒！这是天下最好的事了！”莱辛对于这样的保密工作十分满意。
就在公开书的真正作者之前，莱辛还接受了加拿大电视台的采访。记者问：“你觉得将会发生什么呢？”莱辛答：“英国的评论家们会说这本书不怎么样。”果然，作者“简·萨默斯”第一次发表小说，莱辛看到了那些“酸不拉叽的、令人讨厌的小评论”。只是那些来自女记者的文章，能与小说女主人公高度“共情”。同时，“简·萨默斯”还收到了很多读者来信，大都来自非文学界，并且多是由于照顾老人而要发疯的人。还有很多社会工作者对于书的观点正反皆有，但都非常高兴“简·萨默斯”写了这本书。
这样的结果，均在莱辛的意料之中：“我对文学界这架机器已经了解了很多年。我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我知道将要发生在这本书上的所有的事！”
那么，现在来看看《好邻居日记》写了些什么。
隶属于中产阶级的女主人公简·萨默斯，是一位漂亮的、追求时尚的职业女性，在杂志社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她没有上过大学，很早就开始工作了。她有婚姻，但没有孩子，不喜欢出国。当她和丈夫一起去国外或出差的时候，回家是最高兴的事。
她的生活枯燥乏味，情感世界自私而麻木，所在乎的就是自己的工作和自身形象。母亲是传统的家庭主妇，不能理解新女性对自我生活品质的追求。姐姐乔治遵循的是母亲的行为范式，以家庭其他成员的生活占据自己，拒绝发展自我的机会，继而影响了整个家庭的健康发展。杂志主编乔伊斯事业有成，然而她的丈夫却以出轨的方式让她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做出选择……书中所探究的老年人的孤独和需求，直击人心，充满了对“女权”的思考。每一次垂危老人的过世都能击中人心：“安妮在子夜以后的某个时刻过世了。她只是停止了呼吸，我想，不，这怎么可能呢！她已经从白天到黑夜，呼吸了那么多年，突然间，没有任何理由，呼吸就停止了。”读者要有了一定的生活阅历，会更能理解字里行间不时闪烁的关于人生、死亡、无奈和忧伤的主题，会被书中赤裸裸冷冰冰的现实戳得脊背发凉。
最后，简的生活回归了平静，“我又环顾四周，看看这个安静凉爽、洁白整齐的房间，我知道我独自一人所拥有的那一切数不清的快乐和慰藉，从平常些的和无足轻重的，到熟悉的和珍爱的，都会一个接一个遁入空无之中。”
初试成功，莱辛对“简·萨默斯”简直着迷，意犹未尽：“我应该再写一本！”第二年，莱辛如法炮制，写出续作《岁月无情》，仍由迈克尔·约瑟夫出版社把“简·萨默斯”作为新作家推出：美丽干练的时尚杂志女主编简·萨默斯丧夫后回归平静的生活。她是漂亮、高雅、时尚、事业有成的中年女性，独立，受人尊重，又几乎是一位麻木的人。这时，她意外邂逅了英俊潇洒的医生理查德，开始了人生第一次认真的恋爱。两个背负着家庭重担与心灵伤痛的人相见恨晚，却无力厮守。人生的镜像与轮回尽在其中：简在理查德冰冷的婚姻中看到了自己给丈夫造成的苦痛，在优秀的外甥女吉尔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成败。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在药店认识了一位八十多岁的单身老人莫迪，她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最深处的恐惧……纠结的情感让她理解了对于逝去的一切的悔恨，也参透了世事的真谛。整部作品便是简寻找真正自我的旅程：通过结识莫迪、照顾吉尔、邂逅理查德，简才真正从女儿、母亲、恋人三个角色中重新找到了自我。
《好邻居日记》和《岁月无情》写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耳顺之年的莱辛已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而此时的英国，上帝被疏远了，多少年凝结起来的浓重的宗教意识淡化了，去教堂做礼拜、受洗礼、忏悔、结婚成家的人降到了历史最低点。对传统的疏离和信仰的缺失，导致了人们的精神危机，人情淡漠、伦理道德滑坡甚至沦丧，这些历史背景成为多丽丝·莱辛创作《好邻居日记》和《岁月无情》，并呼唤人类相爱和社会和谐的基本调性。
评论界能把“简·萨默斯”当成一个新人，对作品客观评价，不让莱辛继续享用此前的名气利息，这正是莱辛想要的结果。“那种囚笼，每个成名作家都不得不学会居于其中。想要预测评论家们会说什么，实在很容易。”她渴望挣脱名气与标签的囚笼，“不过请注意，标签是会变的。我的就变过好几次。从《野草在歌唱》开始：‘作为作家，她专写肤色屏障、共产主义、女权主义、神秘主义’；‘她写太空旅行小说，科幻小说’。每个标签管上几年。”
莱辛也想以此鼓舞年轻的作家，她懂得年轻作家写作生涯的艰难。她想让他们看到，“他们不得不屈从的某些态度和过程死板机械，与他们是何种人，有何种才华，或者有多大才华，统统毫无关系”。莱辛也想知道，若是自己换一下身份，用第一人称写作，能不能体验到解放，能否自由地以从未尝试过的方式进行创作。这让我们看到一个勇于探索的莱辛，不甘心被盛名所累，而是想要以一个陌生渠道试探一个全新样式。她也明白这里存在风险和不确定性，所以莱辛的“简·萨默斯骗局”体现的首先是勇气，其次是智慧。当然在这样的“实验”中，莱辛也饱尝了来自文坛和非文坛形形色色的千般滋味。或许正因如此，《巴黎评论》记者甚至觉得莱辛用假名为两部长篇小说署名的做法很有“雅量”——“你让世人了解了年轻小说家们的遭遇”。
直到1984年，莱辛将两部小说合为《简·萨默斯日记》一书出版，此时方恢复真实署名。
2013年4月，英国小布朗公司出版了一部推理小说《布谷鸟的呼唤》。在作者简介一栏，作者“罗伯特·加尔布雷斯”出生于1968年，已婚并育有两子。在皇家宪兵队服役多年后，2003年他离开军队为私人安保公司工作。小说里的故事来自于作者的亲身经历和军队好友。
《布谷鸟的呼唤》讲述了主人公从军队退役后转任私家侦探，调查一宗模特从露台坠亡案件。在拥挤的犯罪小说市场上，《布谷鸟的呼唤》注定默默无闻。在小说出版之前被多次退稿。猎户座出版社的主编凯特·米尔斯承认，她曾拒绝这部手稿，“虽然写得不赖，但太平淡了”。尽管小布朗公司出版了它，也一直销售低迷，只卖掉了四百四十九本。
然而，作者简介的最后有一句话：“罗伯特·加尔布雷斯是一个笔名。”好么，悬念来了——这个笔名的背后，竟是J.K.罗琳！迫于市场压力，J.K.罗琳不得不出面“认领”，旋即，在英国亚马逊网站上，《布谷鸟的呼唤》销售排名从5076名穿越到畅销榜之内，销量陡增507000%。事后，罗琳宣称：“我本来希望这个秘密能保持久一点，因为化身加尔布雷斯，让我体会到解放的滋味：出完书不用宣传，也不对销售有所期待，这种感觉太好了。”罗琳的经纪人说：“我能确认的是，在这本书的出版过程中，它被当作是一位首次写小说的作家拿出的新作品。”“小布朗”承认，没有对这部小说大肆宣传，隐瞒作者真实身份，都是出于罗琳的个人要求，她想在没有任何媒体炒作和读者关注的情况下，看到大家更客观的评价。
罗琳肯定深谙“简·萨默斯”之道，英国也一直有匿名写作的传统。当年，《格列佛游记》的作者是谁，出版社一直不知道。乔纳森·斯威夫特采取间谍式的隐瞒策略，派中间人在夜间把自己的手稿送出，还附上信函，暗示“送信人是格列佛的表亲”。沃尔特·司各特绰号“伟大的无名氏”，他极为成功的小说《威弗利》等都用这个名字出版。他多年保持匿名秘密写作，家人也不知内情，直到家中出现经济压力，他才被迫坦白交代。勃朗特三姐妹成名前，也曾用柯勒、埃利斯和阿克顿·贝尔为笔名发表过作品，她们采用没有明显性别特征的笔名，是因为“有一种模糊的感觉，觉得女性作家容易遭受成见”，至少同时期的另外两位女作家乔治·艾略特和乔治·桑和她们也有同感。
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也提到“写作的自由”：“最幸福的是写作过程”，而“最痛苦的”是书出版后按照出版商的意愿所进行的各式宣传。她也曾提到一位英国圣公会牧师，这位牧师的书很难出版，后来他化名一个东亚女人，结果他的一部小说被维拉戈公司接受了。
在英国，莱辛被誉为继伍尔芙之后最伟大的女性作家。2007年，她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称，多丽丝·莱辛是“用质疑的目光、燃烧的激情和幻想的力量表达女性体验的叙事诗人，提供了对文明的另一种观察角度。……莱辛与伟大的十九世纪叙事传统息息相通，但我们也可以把她的作品视为揭示二十世纪的人行为方式的教科书”。
与众多作家的“创新”“转型”不同，莱辛的“简·萨默斯骗局”具有了某种仪式感；这是否昭示着莱辛是个良知之人——尽己所能，做一些有益于文学的探索？看上去，莱辛的尝试充溢着对青年作家满满的悲悯、理解与共情。一个署名的变化，犹如一张pH试纸，立即测出了文坛的酸碱度，青年作家起步的艰辛也一窥而知。君不见，为了引起编辑的关注，有的作者挖空心思，使用怪异另类的笔名，玄幻、冷僻、出奇，甚至不惜自我调侃，无所不用其极……是的，有的作者换用一个独特的笔名后的确如愿以偿，而这样的“权宜”有时也真的情非得已。在河北文坛，人们经常讲起原河北省作协主席尧山壁（实名秦陶彬）的改名轶事。那是他在读大学期间的投稿经历，他将一篇文章用本名“秦陶彬”投稿多次，均被退稿，连收发室的看门大爷都可怜起这个勤奋却不走运的小伙子，因为每次他把退稿信交给“秦陶彬”，看到小伙子垂头丧气的样子，总是于心不忍。终于有一天，当看门大爷收到一封给“尧山壁”的用稿通知，却不知给谁。至今，尧山壁这个名字纵横文坛，但知道“秦陶彬”的却可能寥寥无几。
假如，炙手可热的尧山壁再换回“秦陶彬”呢？
成熟作家换一个陌生的名字，声望利润顿时回归零点，这相当于一个成功的作家重新白手起家。莱辛，就敢对自己这么“狠”。
莱辛一生出版了五十余部作品，我们当然可以把“简·萨默斯骗局”理解为作者雄厚的底气与实力。莱辛之所以敢在人生正午的时候让自己回到黎明前的黑暗，是否要归结于她已被正午的骄阳烘烤得暖洋洋了，因此才有胆魄尝试黎明前的凶险和冷意？
（《文学自由谈》2021年第2期。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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