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希帅：相遇周同宾
周同宾
周同宾是谁？
如果以前，有人这样问我，我可能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只是听说有这个人，河南一位老作家。至于他的生平和创作情况，几乎不了解。中国的作家太多了，顶尖的作家，像贾平凹和莫言这种级别的，每一个都够读者读一辈子了。周同宾，不过是身处中原内地小城的一位作家，有何价值，值得人耗费时间和精力去阅读呢？我虽不知道怎么回答，也会心安理得。我这样问别人，别人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我还确实问过我的朋友，他们连听都没听说过，我也不以为意。大家都不知道嘛，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如果现在，再有人这样问我，我还这样回答，会感到羞愧。羞愧的原因，不仅是我差一点错失了一位好作家，而且发现自己对生我养我的土地和亲人是那么陌生。
似乎在很短的时间里，我迷恋和热爱上了周同宾。甚至，相遇周同宾，我会有一种庆幸之感。带给我这种感觉的是周同宾的散文集《一个人的编年史》。这本书可算是周同宾的回忆录，或者说自传。一般来说，著名人物的回忆录和自传有很大的历史价值，也比较容易畅销。比如王蒙的自传，邵燕祥的回忆录，提供了人们观察和研究共和国第一代知识分子的史料。不过，这样的著作与大历史之间的纠葛还是过于密切和紧张。即便它们再有私人性，还是大历史这辆车上的齿轮，读者想要通过它们看历史车轮下的尘埃细末，应该比较困难。《一个人的编年史》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这是一本边缘地区的边缘作家写的回忆录，记述的都是大历史下无名的微末草民的日常生活。就像周同宾在本书《自序》中所说：“国家大事可能是历史的骨架，而黎民苍生的境遇，一个个小百姓的生与死，爱与恨，乐与忧，喜与惧，则是历史的血肉、魂魄和底色，是历史的表情、歌唱和呻吟。没有这些，历史可能失其真，可能变得冷冰冰、硬邦邦的，不好接近。”
善哉斯言！周同宾则由于自己独特的身份和位置，有机会书写地处边缘地域中的草民生活。
现在，可以介绍一下周同宾了。他1941年出生在河南省南阳市社旗县，父母都是农民。1959年，入南阳师专中文系读书。1960年，师专毕业，成为农村中学语文教师。1966年，“文革”爆发，成为牛鬼蛇神被批斗。1980年代初，调入南阳文联工作，成为专职作家至今。周同宾从小就酷爱写作，1958年就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作品，写过诗歌、散文，创作过戏曲。1980年代以后，主攻散文，创作颇丰，在国内散文界颇有名望。
与其他河南作家不同，周同宾一生生活在南阳，没有到省会定居，或像阎连科、刘庆邦那样到北京发展。这使他的创作成绩和名气极不相符，以至于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几乎不太了解他，也无缘阅读他的作品。他的散文主要写南阳农村面貌和农民生活，他就像古代的乡贤，隐居南阳，用笔写自己的南阳地方志。
南阳地处河南南部，在河南省内，都是边缘地区，更不要说是在中国了。如果不是阅读《一个人的编年史》，我根本不会知道共和国前三十年的历史事件，像大跃进、人民公社、三年自然灾害、“文革”等在南阳这样一个小城的情状，也不会了解到那个年代一些国家政策对南阳老百姓的切身影响。在我的概念里，南阳似乎距离京城太远了，鞭长莫及。读过周同宾这本书，我发现自己太想当然了。在《1959年的高考》中，周同宾和班级学习最优秀的几位同学，要么没有考上大学，要么如周同宾只考上南阳师专这样的学校。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当年的高考成绩只是参考，政治身份则是最重要的录取标准。政治身份好，成绩再差都可能上好大学；政治身份坏，成绩再好也没有大学可上。当时阶级成分论在南阳农村根深蒂固，造成了教育的不平等。
在《1958年的日记》《那些年，吃饭不要钱》《饥饿中的事情》中，周同宾用冷峻的笔调记述了南阳农村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和三年自然灾害中的情况。三篇文章中，《1958年的日记》系周同宾上高中时的日记摘录，具有实录性质。日记记录了大跃进时期中学的情况，学生几乎不学习，天天搞运动。周同宾爱读书，爱写作，成为走白专道路的典型，不仅被批判教育，而且直接影响到自己的高考。《那些年，吃饭不要钱》写人民公社办食堂的事情。《饥饿中的事情》写得沉重，读来令人潸然泪下。周同宾似乎在压抑着自己的情感，记述着故乡亲人在饥饿中做出的丧失礼义廉耻和人性的事情。对此，他并没有做出任何道德批判。他很明白，这些是故乡人的灾难和伤痕。他写出这些惨淡的回忆，不是为了批判他们，而是为了让后人记住。在这篇文章中，他说：“这些年，吃饱了肚子，当初挨过饿的人不少已老死。仍然活着的也不再提那档子事。偶然说说，年轻人只当作故事听。即便是撕心裂肺的伤痛，也能被时间抹平。时间造成淡忘。忘了也好，免得想起来伤心。”“我不能忘记那段惨淡的日子，虽然我挨饿的程度远没乡亲们重，虽然我现在的饭食远比乡亲们好。”“我想，历史也不能忘记那惨淡的一页。”
《饥饿中的事情》写于2000年，距今已经二十年。二十年前的年轻人把1960年的事情当作故事听，二十年后的年轻人估计更会觉得这是“前朝旧事”了。不过还好，只要有周同宾的这篇散文在，只要有人能够读到这篇文章，就可能打开人们的记忆，跟着周同宾去看看1960年发生在南阳的“饥饿中的事情”。写到这里，我想，南阳是幸运的，有周同宾这样的作家为它做史。与南阳相比，开封、信阳、周口、商丘，还有我的故乡新乡，有作家为它们做史吗？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作为一个九零后，我对我的老家和故乡人事的历史记忆几乎一片空白。我不清楚在我出生之前的几十年或者百年间，外面的大历史如何侵入到我们那个小城，乃至我们那个村庄，我故乡的人又是如何与这些大历史相逢，相处的。因此，与二十年前的年轻人相比，我连故事都没得听。当然，似乎也听到过几个故事。听父亲讲，他本来有一个二姐，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饿死了。还是听父亲讲，也是在这一时期，邻居家有两个女孩没有闯过来。父亲讲故事的能力不好，几句话就结束了，几乎没有细节性的补充。因此，我也就无法获知更多的故事情节。我奶奶和死去两个女孩的邻居奶奶至今健在，她们都年近九十，平时寡言少语。我有时候看着她们枯老的面容，想着这面容背后有多少大历史下的心事和往事。只是她们从来不说什么。作为后辈的我们，当然也就无从知晓她们的人生，更无法透过他们的人生看到历史与草民之间的纠葛。
正是在这样遗憾的心情下，我被周同宾的《奶奶纪略》所震动。这篇文章开头，周同宾说出了写作缘由：“似乎是毫无缘由地，蓦然想起奶奶。我的妻儿都没有见过奶奶，老家仍然在世的乡亲，见过她的也已不多。我顿时有一种紧迫感，若不为她写若干文字，不太久以后，他就如同没在这个世界存在过一样。”确实，普通老百姓，人生一世，如果没有文字为其记录，一旦去世，慢慢就会被人淡漠遗忘，如同没有在这个世界生活过一样。然而，每一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在某种程度上，它背负着历史的重负前行。比如周同宾的奶奶，这位出生于晚清的老人，一生经历过1929年、1942年和1959年三次灾荒，忍受过无数次饥饿，最终在1959年的灾荒中而死。显然，老人是大历史中承受深重苦难的无名者的代表，是这些无名者中的一个。但是，就是这样一位老人，当她的孙辈周同宾要为她和她的丈夫立碑时，周同宾遍访乡亲，却不知道爷爷和奶奶的名字。《奶奶纪略》以这样结尾：“1987年春，进城跟我们同住的母亲说，爷奶的坟本来小，被承包那块地的村民犁耙得更小了，必须立块碑挡住。碑卜要刻名字，问爷爷叫啥，母亲不知道，特地回老家遍询村中高寿老人，皆无印象。墓碑上的爷爷只好以‘周公’二字代之（又过数年，我才在一本民国初年手抄族谱的最后一页，找到爷爷的名字‘周金波’）。”《奶奶纪略》这个结尾震撼了我。一个有血有肉，经历丰富的草民就这样最终成为一个无名者，而这样的无名者，又不只周同宾奶奶一人。他可能也是我的爷爷，你的奶奶，我们的爷爷奶奶。
总之，无名者成为这些身处底层和边缘的老百姓的共同名字。在某种意义上，远离文坛中心，长年居住南阳的周同宾也是这些无名者中的一员。《一个人的编年史》既是为曾经活在他生命中的无名者发声，也是为自己这一个无名者的人生做出历史的编写。如此，好让我这样偶然读到他的这本书的年轻人知道，在那个并不久远的年代里，在那个远离历史中心的小城和乡村里，曾经有这样一群无名者生活在人世间。他们远离历史，但也承受者历史的苦难。如此，让我跳出历史的中心和主流，渴望去了解和理解我身边的无名者的人生，比如我老家的长辈，在他们的人生中也潜藏着历史和生命的温度。如此，让我这样习惯于阅读所谓经典作家和主流作品的读者，多去关注一下老家河南本土的作家作品，或许在他们的作品中，我能读到中原内地更细微的民间日常生活。
当然，最幸运的是，通过《一个人的编年史》，我得以与周同宾相遇。上周，购得1999年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的《周同宾散文》。目前正在看其中的《皇天后土》，写的是九十九个农民的故事，感觉很好，语言极有特色，有很大的史料价值。在制作枯燥的论文间隙，读之，实为一大享受。
（《文学自由谈》2021年第2期。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