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林：王彬彬为何无缘“鲁奖”？
王彬彬无缘鲁迅文学奖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这或许是一个永远难解之谜。《皇帝的新装》里那个敢说真话的小孩，在现实生活中，肯定是不受欢迎的。根据我对鲁迅文学奖文艺理论评论奖多年的追踪和观察，像王彬彬这样敢于大胆剜“烂苹果”，不惧名流和权威的文学批评家，要想获得此奖，简直就像“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王彬彬坚实的学术功底，敢于坚持自己的独立判断、坚定捍卫文学尊严的勇气，恰恰最能体现鲁迅先生所倡导的文艺批评精神。这样的文学批评家，在文坛日益码头气、江湖气的今天，是非常稀缺的。
王彬彬在《我的文学观》中说：“在我看来，文学应该具有精神深度和终极关怀，应该表现出人性的丰富与深邃；一个优秀的作家除了具有审美的敏感外，还应具有思想家的品格和学者的素养。用这样的标准去衡量，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总体上是很让人失望的。”王彬彬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代中国作家普遍缺精神、缺灵魂，具体表现为精神的侏儒化、灵魂的庸人化和思想的贫困化（他称之为“三化作家”），而这样的作家， 却往往混得风生水起。针对这种现象，王彬彬写出了《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引发了“二王之争”。此文一出，王彬彬得罪的，几乎就是整个文坛。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公开表示，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作家的长篇小说总体上来说，就是花拳绣腿：“我对中国当代作家写长篇小说的能力有深刻的怀疑，他们没有这个能力。”
当金庸的武侠小说被严家炎等著名学者追捧，并热炒出“金学”的时候，王彬彬就对这种风气进行了有力的批评。随着金庸先生的离世，“金学热”也偃旗息鼓，成为当代学界的一场闹剧。这也证明，王彬彬当年的批判是多么有力，多么及时，多么具有前瞻性。
王彬彬论著：《文坛三户:金庸·王朔·余秋雨（增订版）》（点击图片购买）
每当看到当下文坛的学术环境，我总是怀想起“十博士直击中国文坛”，想起那个必将写进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激情燃烧的年代。那些风华正茂、才华横溢、激情澎湃，而又不畏权威的青年博士，就像文学的天空中一颗颗耀眼的星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学批评该有的模样和希望。不盲从，不轻信，始终坚持自己的独立判断，是这些青年博士最难得的精神品格，而王彬彬就是他们中杰出的代表。
在王彬彬的心目中，只有学术，没有权威，任何学术名人的荒腔走板，当红作家的写作病象，乃至种种文坛怪现象，都休想逃过他那睿智的眼睛和犀利无比的笔。著名学者严家炎、汪晖、陈晓明，当红作家余华、王安忆、残雪等，都曾受到王彬彬无情的解剖和尖锐的批评。对汪晖学术著作中的文理不通、移花接木、大量“山寨”等问题，王彬彬的批评犹如砍瓜切菜，一剑封喉。对陈晓明“中国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的判断，王彬彬更是毫不客气地说：“我不知道几十年来，他（指陈晓明）对文学的基本理解究竟是什么？”“看看当下批评家和作家的文化修养与文化素质，有的连词汇的含义都搞不懂。比如，陈晓明和王安忆最近都用错词。如果说发生一次是小问题，也算是一种偶然，但，我们知道这并不是偶然。从陈晓明用错‘差强人意’，到王安忆不懂‘滥觞’这个词，就可以看出我们今天的文学界，从小说家到批评家，从最著名的小说家到最著名的批评家，他们是一种什么文化修养，什么文化素质。”对于残雪和余华的写作弊病，王彬彬更是深恶痛绝：“读残雪、余华的作品，常常感到作者简直是在炫耀恶，品味恶，欣赏恶了。”他批评余秋雨的作品是麻痹人们对现实感觉的“帮”字号文学。他痛心疾首地说：“现在批评最大，最糟糕的问题是：某些从事文学批评的人，完全把文学批评当成获取个人名利，建构个人文坛地位的一种手段。”
打开众多的文学理论期刊，文学批评家对文坛“大咖”的吹捧，真是五花八门。而这类批评家，往往都是呼风唤雨、风光无限，比如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艺理论评论奖获得者张学昕、杨庆祥。
张学昕的获奖之作，书名叫《中国当代小说八论》；但所谓“八论”，不过是评论莫言、贾平凹等八位作家，而非整个当代小说。如此驴唇不对马嘴的书名，很可能是由于作者的粗疏，把“八”字前面的“家”字漏掉了，所以，正确的书名应该是《中国当代小说家八论》。这且不论，更严重的是，书中遍寻不着作者对八位作家及其作品的理性分析，扑面而来的是清一色的肉麻吹捧——
从《十八岁出门远行》开始，到《现实一种》达到极端、极致状态，余华的叙述使得“文学让经验出现了无限延伸的可能性”。因此，李陀才称余华这篇小说“可能是中国一种新的写作样式的开始”。（《余华论》）
钱理群先生说：“我们越来越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文学史的大厦，主要是靠作家，特别是大作家、经典作家支撑的；而作家的主要价值体现，就是他的作品文本。”迄今为止，莫言、贾平凹们的作品，其文学性、经典性，尚无法与鲁迅、沈从文、张爱玲等相比。鲁迅塑造出了阿Q、孔乙己、祥林嫂等，沈从文塑造出了翠翠，张爱玲塑造出了曹七巧等经典的文学形象，而张学昕所热捧的这些作家，塑造出了哪一个在读者中口口相传的文学形象？写出了哪一部值得称道的经典文学作品？但在张学昕的笔下，他们个个都是“大神”，中国文学因为他们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陈晓明语）；他们写的是小说，却动辄就“发现了人性的秘密”，创设出“现当代历史和现实生活的文化密码”，找回了“重新打开人性黑洞的密钥”，写出了“洒脱无羁的情感史、精神史、文化史”……这种大而无当的“媚评”，不讲事实，不讲逻辑，还会助长当红作家们的虚荣心，使他们自我膨胀。这与鲁迅先生所倡导的“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的文艺批评精神，明显是背道而驰的。对劣质文学批评进行褒奖，无异于是对优秀的文学批评进行变相的打击。我们不禁要问，鲁迅文学奖的评委们难道真的就相信这样的浮夸？不然，为什么又要将宝贵的一票投给张学昕？
当代文学批评，充盈着夜莺似的赞美和歌唱，却早已失去了“批评”的功能。我们知道，不少作品的原创性其实大可怀疑，连莫言、贾平凹、格非、阿来、余华这些名家的很多作品，都有古今中外文学大师的影子——莫言的处女作《春夜雨霏霏》，模仿的是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售棉大路》“山寨”的是阿根廷作家胡里奥•科塔萨尔的《南方高速》，《红高粱家族》更是对沈从文“湘西土匪故事”的“车辆改装”；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是对美国作家杰克•凯鲁亚克的小说《在路上》的“拦路打劫”……至于贾平凹的“自我抄袭”、迟子建的大炒冷饭，以及莫言、贾平凹、余华等人小说中嗜痂成癖、屎尿横飞、肮脏污秽的文字，和剥人皮、点天灯等畸形变态的杀戮情节，诸如此类向低俗、变态的审美趣味一味讨好卖乖的写作，已成为一种非常令人担忧的文坛风气。对这些写作病象，张学昕们却采取了“选择性失明”，视而不见，只字不提，而这样的文学批评家，却在鲁迅文学奖中“击败”了王彬彬。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它最终伤害的是文学本身。王彬彬曾痛斥批评家追名逐利，以文学批评作为交友手段，把文学批评写成对当红作家们效忠的“投名状”。君不见，当今文学批评界盛行的就是：谁大红大紫，就跟在谁的屁股后面“研究”谁，而那些年轻的作家，则成了文学批评的“弃儿”，基本无人问津。在林林总总的学术期刊上，对当红作家五花八门的海侃神吹，穿上了学术的外衣，厚颜无耻的肉麻吹捧，成为当下文学批评的家常便饭。
王彬彬与张学昕、杨庆祥之类的批评家，本不在一条跑道上，却偏偏出现在同一个“比赛”现场。他角逐鲁迅文学奖的著作，是曲高和寡、无人喝彩的《八论高晓声》，这就像让芭蕾舞和广场舞大妈同台竞技一样，可谓滑天下之大稽；而更为奇葩的是，“芭蕾舞”却败给了“广场舞”。稍稍对比一下就能发现，张学昕“研究”的，都是炙手可热、红得发紫的作家；而王彬彬却非常“不识时务”，选择了高晓声这样一个被认为早已过时的作家来研究。在此，我们似乎应该“同情”评委一下：他们或许只读过《李顺大造屋》和《陈奂生上城》，甚至有可能连这两篇小说都没有读过，你让他们怎么会对王彬彬的高晓声研究有准确的评价？
事实上，王彬彬的《八论高晓声》的价值，并不在那些获奖作品之下，甚至能将某些作品甩出好几条街。王彬彬对高晓声的小说才华是极为欣赏，非常佩服的，但这种欣赏和敬佩，并不像张学昕那样总是跪在地下，用大而无当的“宏大词汇”进行飙捧。王彬彬衡量一个作家的写作才华，常常从语言入手。他尤其欣赏高晓声小说的修辞艺术。通过大量的文本细读，他发现，高晓声是一个“用算盘写作的作家”，喜欢用精确的数字来表达。这种独特的发现，是结合高晓声的写作实际和具体作品得出的令人信服的结论，而绝非张学昕的文章那样，漫天飞舞，不着边际。在《高晓声的鱼水情》中，王彬彬通过对高晓声写水、写鱼的文字的分析、比较，发现高晓声对家乡的水和水边的景物描写，有着非常独特之处：“鱼虾藏身在水中，犹如鸟在丛林，虎伏深山，寂静中有大活泼在。”高晓声对鱼的描写，更是让王彬彬叹为观止：“我从来没有在哪个作家笔下读到如此之多又如此生动活泼的对鱼的描写。如果说高晓声是把鱼写得最好的作家，大概不会有异议。”
王彬彬在欣赏高晓声小说的同时，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怀疑意识和批判精神，从不为尊者讳。在谈到高晓声的写作弊病时，王彬彬直言不讳地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高晓声是从蒲松龄那里学会了小说作法的。我以为，高晓声小说创作的基本方式，来自《聊斋志异》，他小说中的某种缺陷，也可视作是《聊斋志异》的一种‘遗传’。”“如果高晓声小说创作中有着某种程度的随意性这种缺憾，那这也要归咎于《聊斋志异》。”
王彬彬论著《八论高晓声》（点击图片购买）
说到王彬彬无缘“鲁奖”，我们不妨再看看另一位“打败”他的获奖者杨庆祥的《新时代文学写作景观》。严格说来，这是一部“火速”拼凑起来的草率之作，其学术含量，就像珠穆朗玛峰上的空气一样稀薄。书中所论述的“非虚构写作”“新南方写作”，只不过是被反复炒作、逻辑不通的伪命题。所谓“非虚构写作”，其实就是报告文学的另一个名字，就像把土豆叫做洋芋、把洋芋叫做马铃薯一样。（当下文学界最喜欢的，就是“清水洗煤炭，没事找事”，玩弄花样百出的“概念”。）“报告文学”自从误入风尘，被财大气粗的老板“包养”之后，名声就一落千丈。杨庆祥所论述的“非虚构写作”的问题意识，夏衍先生早在1935年写作报告文学《包身工》时，就已经意识到，并且妥善解决了。至于杨庆祥所论述的“虚构”与“非虚构”的关系，就如同论述“吃饭”与“不吃饭”的关系一样，涉嫌故弄玄虚，着实滑稽可笑。在谈到“新南方写作”时，杨庆祥说：“我以为新南方应该指那些在地缘上更具有不确定和异质性的地理区域，他（应为“它”——引者注）们与北方或者其他地域之间存在着某种张力的关系——而不仅仅是‘对峙’。”这种令人一头雾水的“太空语”，堪称学院派批评培育出的奇花异草。既然连地域都不确定，其异质性又从何谈起？况且，文学写作是极为个人化的事，哪里用得着像组团一样，纠合一大帮人来进行所谓的“新南方写作”？
近年来，杨庆祥蹿红和繁忙的速度，直追娱乐明星。就像明星赶场子一样，杨庆祥常常出现在某些当红作家的作品研讨会和新书发布会上，甚至，他的“回车键体”诗歌，更是大量发表在众多的文学名刊上——如果看过他对《诗刊》主编李少君的吹捧，就可以大致明白其成功的“秘笈”了。
和张学昕一样，拥有一套花式吹捧神功的杨庆祥，在文学批评这个行当里也是长袖善舞，且混得如鱼得水。文学批评对于杨庆祥而言，就像是“吹喇叭”。谓予不信，且看他在其获得“鲁奖”的书中，是怎样“吹”的——
李修文由此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生命时空。这个空间由历史的纵轴和地理的横轴构成，它的原点，就是李修文的经验、见识和灵性——概而言之，就是其全部的生命性。李修文的写作扩大了中国文章学的内涵和外延，独创了一种属于李修文式的文章风采。（杨庆祥《生命之诗与大地之魂：评李修文〈诗来见我〉》）
在杨庆祥的笔下，李修文不但像“谪仙下凡”，而且举世无双。年轻的杨庆祥，早已把自己修炼成了文学批评界的一名老“油子兵”，他深谙文学批评这个行当的话语“潜规则”，他知道说这样的大话是不需要任何成本的。我不知道，鲁迅文学奖的评委们对这种令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的吹捧文字，究竟有何感想？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被王彬彬尖锐批评过的、学术基本功令人怀疑、游谈无根的陈晓明，居然是第八届“鲁奖”文学理论评论奖评奖委员会的副主任。由他来评王彬彬，这种戏剧性十足的“梗”，电视剧怕是都不敢这样编。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当溜须拍马的文学批评大行其道，被“鲁奖”评委们青睐有加的时候，像王彬彬这样远离文学名利场，埋头做学问的学者，势必会无人问津；他苦心孤诣的《八论高晓声》遭到集体冷遇，也就成了意料之中的事。王彬彬那无所畏惧的文学批评，得罪和激怒过无数的文坛大佬和学界大咖。在他们巨大的隐形关系网面前，王彬彬即便躲得过明枪，也躲不过暗箭。不屑于和当红作家拉拉扯扯，更不屑于与“媚评家”称兄道弟的王彬彬，并非败给鲁迅文学奖，而是败给了如今这个有些令人欲哭无泪的文学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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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自由谈》2023年第4期。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