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萨克斯坦的陕西村和吉尔吉斯斯坦的甘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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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干人”的世界
楚河，流经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全长１０３０公里，中亚东干族大部分聚集在楚河流域。其中哈萨克斯坦的营盘和新渠是较大的“陕西村”，而吉尔吉斯斯坦的梢葫芦和米粮川则是较大的“甘肃村”。
１２０多年前，陕甘回民起义失败后，分三批进入中亚。１９２４年，俄罗斯人将迁居中亚的西北回民定名为东干族。关于“东干”的含义，学术界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般认同的观点，“东干”即东甘，也就是甘肃东部。而东干人不这么称呼自己，他们自称回民或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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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比什凯克，距梢葫芦和米粮川大约３０公里—４０公里。这一带是宽阔的楚河盆地，远处是四季冰雪覆盖的山脉。比什凯克有一条大街命名为“邓小平大街”，穿过大街向西不到半小时，汽车便可到达梢葫芦。米粮川则位于比什凯克东面，距坎特１４公里。中亚是多民族居住的地域。同一个地名可能有几种不同的称呼。最大的“甘肃村”，俄罗斯人叫阿列克赛德罗夫卡，吉尔吉斯人叫索克鲁克，而东干人则叫梢葫芦。
这里曾是一片荒滩，东干人用勤劳的双手，将它建设成美丽的“大花园”（东干人语）。现居住一万多东干人，占中亚三国东干族的１／１０。从这里出来的东干文化名人最多。著名东干作家亚斯尔·十娃子、尔利·尔布都，著名东干学家伊马佐夫等，都是梢葫芦人。米粮川现有东干居民４０００多人。这里是卫国战争中英勇献身的曼苏子·王阿洪的故乡。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他“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英雄”的最高称号，并授予列宁勋章。
语言的传承与变迁
语言是民族的重要标志之一。东干语以西北方言为主体，但是“甘肃村”与“陕西村”的语言又有差别。按语言学家的分析，“甘肃村”有三个声调，而“陕西村”有四个声调。从口音一听就能区分出甘肃话和陕西话。
东干人生活在俄罗斯、吉尔吉斯、哈萨克、乌兹别克等多民族共处且通行俄语的环境中，他们的语言构成以西北方言为主体，又吸收了不少俄语及突厥语词汇。东干语中的有些词汇保留了１２０多年前的中国西北旧话，如称官府为“衙门”，将路费叫“盘缠”，把飞机叫“风船”，“印刷”叫“拓（ｔａ）”，出版叫“出世”。只有“学堂”而没有“学校”这个词。由于语言在变化，东干语与中国西北方言也产生了某些错位。汉语“贵重”指物品，不指人。而东干语“贵重朋友”是对人的尊称。我和甘肃籍小伙扎克尔谈话，他说牙齿不好，要去“拾掇”呢。这些用法和西北现在的方言不一致。
笔者系甘肃陇东人，在城市生活了许多年，很少说家乡的方言土语，而东干语中不少词同我们的爷爷、奶奶、父母说的话差不多。如汉语书面语中的“可能”、“大概”，东干人叫“下罢（ｈａ ｂａ）”，“差不多”“接近”东干人叫“傍间”，“准备”陇东方言叫“虑当”，东干人叫“设虑”，“危险”东干人叫“单悬”，“最后”东干人叫“临尾（ｌｉｎｇ ｙｉ）”。这些与中国西北方言大体一致。东干识字课本中有一段话：“我的联手（朋友）在城呢住的呢，他的名字叫主麻子，他把书（ｆｕ）念得好，也规矩。我肯在他们家呢浪。”也完全是西北话。
东干语有关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许多新名词，一般直接借用俄语词汇，如“共和国”叫列斯布布里卡，“公里”叫克拉蔑特尔等。也吸收现代汉语新名词，如“新闻”。
由于汉字的失传，东干学者创制了拼音文字。１９２８年创制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东干文字，１９３２年又创制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东干文字，１９５４年至今改制并使用以斯拉夫字母为基础的东干文字。就在中国学者讨论汉字拉丁化是否可行，以解决汉字的繁难问题时，东干人却将拼音文字付诸实践，用这种文字保存了大量的语言、文学、文化方面的资料
１９３２年东干人创办了自己的报纸《东火星报》，后又改为《十月的旗》，现在叫《回民报》（俄语称东干报）。“回民报”报头用４种文字书写：分别为东干文、吉尔吉斯文、俄文、汉文。顶端是固定的用俄语写的“大众报”几个字，下面小字东干文：“三人合一心，黄土变成金。”右上角是出版年月日，同时又注明“报是１９３２年的３月出哩世的。”东干报的文章，有的用东干文书写，有的用俄文书写。我们读东干文更觉亲切。如有一篇报道，题为“心劲大的科学人”。如果用汉语书面语就是“顽强拼搏的学者”。而“心劲大”则是形象的口语。科学家、学者叫“科学人”。东干人把作家叫“写家”，读者叫“念家”。哈萨克斯坦的东干报是《青苗》。吉尔吉斯斯坦回民文化教育基金会于２００１年又创办了社会政治文艺政论综合期刊《东干》杂志。
东干报刊是用拼音文字传播的以甘肃方言为主体的东干话，不懂东干文的中国朋友往往叫苦不迭，说仿佛看天书，不知道什么意思。而东干广播节目则不然，假如你是西北人，准能听懂个七八分。当你在通行俄语的语言环境中，打开收音机，突然听到这样的问候：“比什凯克，好的呢吗！好的呢吗，比什凯克！”会令你十分惊喜。这就是吉尔吉斯共和国广播电台东干节目的开头。爱莎·曼苏洛娃曾是这里的广播员，现在接替她的是法蒂玛，编辑老三诺夫·拉赫木兼男广播员。他们都是甘肃口音。
东干广播节目主要有两大板块：一大板块是“新闻”，包括东干协会的活动，东干村发生的人和事，共和国与东干人密切相关的消息及东干报纸、东干杂志的有关内容介绍。另一板块叫“文学面子”（即文学专题），介绍东干作家创作的小说、诗歌、散文，东干“古今”（故事）。我曾从广播上听到过亚斯尔·十娃子的诗，尔利·尔布都的小说及伊马佐夫、曼苏洛娃、阿洪诺夫、白掌柜的等东干作家的作品。还听到过狼外婆的“古今”，与中国民间故事大体相似。节目广播过程中不时插入东干歌曲，广播员叫“曲子”。我和妻子曾为一首优美的东干歌曲《花瓶》所打动，很快便学会了它。在朋友聚会时，唱这首歌成为我们的保留节目。有人说，东干音乐接近甘肃、青海的民间乐曲，我听其中的许多歌曲如《庄稼汉》等，觉得和我少年时在陇东听到的民间社火曲子颇为接近。东干人还喜欢新疆回族作曲家苏尔东的曲子，电台经常播放。
婚俗与晚清服饰
婚礼，往往能体现出一个民族的特殊习俗。一天，《东干》杂志主编拉西德·尤苏波夫打电话，邀请我们去乡庄参加他侄女的出嫁仪式。我们便乘坐焦鸿同志的小车欣然前往，他已办了绿卡，长住比什凯克，结交了许多东干朋友。东干人迁居中亚后，要按俄罗斯习惯，其姓名由姓、名和父名三部分构成。除了类似俄罗斯的姓名，东干人还有中国回族姓，如伊马佐夫教授姓黑，曼苏洛娃姓马，尤苏波夫则姓王。到尤苏波夫家，首先看到敞开的两扇大铁门，像机关大门一样气派。许多东干人都有私人小汽车，有的还不只一辆，因此大门必须能出入汽车。进了大门，宽敞的院子里摆满了餐桌和长凳。主人将男女来宾分开安排入席，男女不同桌用餐。主人专门请来了节目主持人和东干歌唱家，在院子里架起喇叭。随着美妙的乐曲，客人翩翩起舞，东干人能歌善舞，有的妇女刚从厨房出来，也参加到歌舞的行列。整个院落充满了欢快热闹的气氛。东干人也爱好诗文，新娘的父亲曾是工程师，和出嫁的女儿站在一起，朗诵他创作的诗歌，为女儿送行。
我从苏联科学院编写的《中亚及哈萨克斯坦民族》著作中看到东干人的民族服饰还是中国的旧样式：有镶袖口、镶衣领的大襟礼服，有高底绣花布鞋，有绣花套裤等，穿长罩衣时还要套上夹夹子，配成一套服装。听说过去东干新娘要穿斜襟、开双叉的旗袍，穿绣花鞋和绣花布袜子。我看到的新娘子将头发盘起，插上鲜艳的绢花，穿一身水红旗袍，脚上穿一双红皮鞋。新郎由伴郎陪同，身着西装，戴着胸花，只有头上别致的小帽是东干人的标志。新郎由伴郎引领，手捂胸口，一齐向客人鞠躬问好。
新娘离开娘家，头上包一块蓝底红花大盖头，连脸面脖颈全遮盖起来。当娶亲和送亲的汽车即将开动时，所有的人都伸出双手接“都哇”。此刻一种神秘的宗教气氛笼罩了整个村庄。
姑娘出嫁是隆重的活动，要进行３天。过去富足的人家餐宴由９、１３或１８道菜肴构成。现在有的比较简便，招待客人用油炸食品、饼干和抓饭。东干人一般不喝酒，用茶招待客人。客人走时，厚道的东干主人还要给带上食品。
在卫国战争时期，苏联包括东干族在内的各族人民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同其他民族青年结婚一样，东干族青年（也许他们的爷爷就牺牲在战场上）还要到卫国战争烈士纪念碑前献花。
华夏饮食文化的流向
东干人几乎垄断了比什凯克所有的蔬菜市场。在中亚１００多个民族中，东干人以善于经营菜园著称。
我在比什凯克工作的１年里，住在５小区。而５小区早市的蔬菜绝大多数都是从米粮川运来的。不论春夏秋冬，天色微明时，一辆辆满载蔬菜的小汽车便云集这里。米粮川的东干人都会说带甘肃口音的东干话。记得六七年前，在阿拉木图工作，也见过东干妇女卖菜，只会说“两块钱”，其他的西北话就不会说了。这大约是城里人，没有上过东干学堂，不会东干话。而东干乡庄都有东干学堂，开东干语文课。因此“甘肃村”和“陕西村”的孩子都会东干话。
俄语是这里通用的交际语言，东干学者伊马佐夫对我说，莫斯科来的俄罗斯人称赞东干人的俄语很地道，是标准的俄语。因为他们学的是广播、电视及规范的俄语，不像俄罗斯人分布在极广的国土上，各地口音有差异。令人羡慕的是，东干菜农都会几种语言，对俄罗斯人说俄语，对吉尔吉斯人说吉语，他们相互说话就用东干语，假如说什么秘密，其他民族的人就听不懂了。
东干人对中国人很热情。一位男子虽不相识，一听我是中国来的，便伸过手来说：“是给大一（俄语中国）舅舅”。东干人有“阿拉伯爸爸，中国妈妈”的说法。作家爱莎·曼苏洛娃称我们为兄弟，可叫孙子称我们“舅舅”。一位东干卖菜的妇女看我们是中国人，说咱们是“亲亲”（亲戚）。
比什凯克的蔬菜市场，除了中亚人的大路菜土豆、萝卜外，芹菜、黄瓜、茄子、白菜、辣椒、香菜等应有尽有。东干人腌制的咸韭菜、咸辣椒、晒干的辣椒角等很合我们的口味。
正像俄语“卡依”（茶）的发音来自中国北方“茶叶”的发音一样。俄罗斯人、吉尔吉斯和哈萨克人“韭菜”的发音跟汉语一样。记得在阿拉木图法拉比大学招待所，买菜回来，值班的哈萨克人说出“韭菜”两个字，使我吃惊不小。原来，韭菜大概是由东干人带到中亚的。因为没有对应的单词，就借用汉语发音。雅斯尔·十娃子写回到中国就闻到了“我奶的韭菜，我爷的蒜”。因此韭菜常常成了东干人怀乡诗的意象。粉条子的加工技术，也是东干人带到中亚的。当你听到俄罗斯人也叫“粉条（ｑｉａｏ）子”时，不但惊喜，而且也会笑出声来。大约陕西东干人把“条”读（ｑｉａｏ），洋人也跟着这么发音。
东干人还将制作中国醋的技术带到了中亚。外国有白醋，却没有中国的红醋。在国外吃不到醋，对中国人来说是常事。从北京出发，我们在超市买了１公斤醋带上飞机。去比什凯克后，在中国商店可以买到醋，有时是过了期的。后来发现市场上也有中国运过去的瓶装醋。大约是工业化大生产的挤压，市场上已看不到东干人自己制作的醋了。比什凯克的市场上每天都可以买到豆腐，可是俄语中没有与“豆腐”对应的词，害得编《汉俄词典》的人用了冗长的解释，还不能使人完全明白。豆腐大约也是从东方传过去的。
东干食品同中国的制作接近。东干人的面食，在外国人看来很特殊。比如馒头。外国人吃烤制的面包，不知馒头为何物。苏联科学院的《中亚及哈萨克民族》一书，介绍东干人的食品，把馒头称为不大的、圆的、松软隆起的面包，用酸发酵后，在大锅用开水蒸熟。正因为馒头特殊，汉语班的外国学生就牢牢记住了馒头的汉语发音。随着家务劳动社会化，现在东干人通常都是买面包。面条也是东干人的主要食品，用小麦、豌豆或豆面加工制成。吃时佐以辛辣的调味，用醋、葱、蒜、姜、丁香等调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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