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荐书260 | 宋怡明《实践中的宗族》（全网首发）
关于本书
关于作者
宋怡明（Michael Szonyi），现为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吴文雄讲席教授、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四川大学西部中国研究中心、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合作研究中心美方执行主任，明清及中国近代社会史学家。擅长利用历史人类学和田野调查方法研究中国东南地区的社会史。著作除本书外，还有Cold War Island Quemoy on the Front Line（2008）、《被统治的艺术：中华帝国晚期的日常政治》（2019）；编有A Companion to Chinese History（2017），The China Questions: Critical Insights into a Rising Power(2018), The Chinese Empire in Local Society: Ming Military Institutions and Their Legacy（2020，与赵世瑜合编）。
关于译者
王果，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加州大学尔湾分校、芝加哥大学访问学者，现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中国城乡关系的演变和中国革命史。
目录
第一章福州的宗族观念与制度1
第二章追溯祖源与族群标签33
第三章组织亲属：里甲与宗族68
第四章宗祠106
第五章祠堂礼仪：新年与元宵节165
第六章地方信仰：里甲、宗族和庙宇202
第七章结论：亲属实践的灵活策略236
附录福州地区的宗教碑刻248
参考文献253
大约二十年前,宋怡明翻译了我的博士论文《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Family Lineage Organiz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Ming and Qing Fujian),于2001年在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时过不久,他研究福州宗族的博士论文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Practicing Kinship:Lineage and Descent in Late Imperial China(《实践中的宗族》,下称宋著)。最近,四川大学王果教授翻译了宋著,邀我作序推介,盛情难却,义不容辞。借此机会,我再次重读宋著,仍然深受启发。在此试择要介绍宋著的主要观点,并对其学术意义略做评述,就正于作者、译者与读者。
在西方学术界,早期研究中国宗族的大多是人类学家。他们把宗族视为父系继嗣群体,主要关注宗族成员之间的谱系关系、继嗣原则与祖先崇拜。然而,中国的宗族不是一成不变的,也未必都是亲属组织。在历史学者看来,宗族的发展与理学的传播密切相关,往往是士绅阶层控制地方社会的工具。因此,宗族研究被引入历史学的视野,逐渐成为中国帝制晚期历史研究中的显学。在此基础上,宋怡明结合历史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从“实践”的观点考察宗族的建构过程,探讨宋以后地方社会的历史变迁。
宋怡明的宗族史研究,首先聚焦于族谱的编纂过程。他发现,福州的早期族谱一般只记载本地的祖先,后来逐渐追溯更早的祖先,尽可能与北方移民族群相联结。而且,在福州族谱的世系源流与族源传说中,有不少异姓收养和招赘婚姻的故事,这也为改姓和联宗提供了合理的解释。他认为,福州地区原来是疍民和畲族的聚居地,后来不断有北方汉族移民迁入此地,他们的社会地位是不平等的。因此,当地居民为了提升社会地位,通过编造祖先谱系和族源传说,改变了自己的“族群标签”。
其次,宋怡明对福州祠堂的修建过程做了深入的考察。他发现,明中叶以前的祠堂通常是“官式祠堂”或“士绅祠堂”,其意义在于突显士绅阶层的身份与地位;明中叶以后的祠堂大多是“民间祠堂”,其意义在于加强父系亲属群体之间的联系。福州祠堂从官式、士绅到民间的发展模式,表明宗族组织的社会基础不断扩大,日益成为地方社会应对历史变迁的有效工具。他认为,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商人、地主、高利贷者等富裕人士成为主导宗族事务的精英阶层;明后期的海盗与明清之际的战乱,强化了地方社会的凝聚力,宗族的发展成为社会各阶层的理性选择。
最后,宋怡明对福州祠堂的祭祀仪式做了细致的分析。他发现,福州的祠堂虽然都是仿效朱子《家礼》建立的,但在祠堂中举行的仪式却往往是“非正统性社会实践”。以福州地区流行至今的“陪盲”(伴夜)仪式为例,虽然其核心是在祠堂团拜祭祖,但同时也吸收了当地原有的上元祈福与生殖崇拜仪式传统。而且,祠堂仪式的参与者与主祭权,也不是依据儒家的宗法伦理,而是取决于族人的身份、地位及投资份额。这说明,福州的祠堂礼仪不同于理学正统,“只有通过与民间实践相互妥协的方式,正统才能稳定地扎根地方社会”。
宋著的研究成果表明,福州的宗族并非纯粹的亲属组织,也不完全是理学教化的历史产物。因此,我们必须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从地方社会的实践过程,理解和解释宗族的发展及其时代特征。就福州地区而言,早期的宗族或许是少数理学家和高官显宦标榜身份的文化象征,而到了明中叶以后,宗族日益成为普通民众应对贫富分化和地方动乱的社会整合工具。在此过程中,宗族的发展逐渐背离了理学家的礼仪规范,超越了父系继嗣群体的谱系结构。尽管这种“实践的亲属”并不符合当代学者或理学家的常识,但却是福州历史上宗族的常态,或者说是福州地方社会中的“正统”。
宋著的另一学术视角,就是把宗族研究置于明清时代的政治体制之中,试图以此说明中国帝制晚期的历史特征。他认为,明清时期宗族组织的普遍发展,与明代的户籍和赋役制度密切相关。由于明初把民众编入各种不同的户籍,每一编户必须承担相应的赋税和劳役,因此,继承同一户籍的民众形成了各种不同名目的赋役共同体,其基本形式是以户籍为中心的家族组织。明初建立的里甲组织和里社制度,同样为家族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由于里甲与里社都是以户籍为基础的,实际上也就成为超家族的社会组织形式。在地方社会中,里甲与里社是国家权力的象征,每一家族都必须通过里甲与里社,才有可能进入国家权力体系。福州的世家大族无不注重里甲户籍,热衷于举办里社祭祀活动,其目的就在于维护世代相承的政治权利。
对中国学者来说,宋著引用的资料可能较为单薄,提供的例证也不够全面。不过,就全书的观察角度与论证逻辑而言,无疑是富有说服力的。我以为,宋著的主要特色是以小见大,从具体案例探讨具有普遍性的历史现象。本书论及的户籍与赋役制度、里甲与里社制度,乃至理学文化的传播、商品经济的发展、地方社会的动乱,都是明清时代具有普遍性的历史现象。至于这些普遍性因素如何作用于地方社会,如何导致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变,则端视当地民众的应对策略。宋著反复强调,地方社会面对各种不同的议题,都要经历长期的竞争、协商与合作的过程,其实就是为了说明地方社会应对历史变迁的机制与策略。
在传世文献之外,宋著引用了大量非文献资料,包括口述史料、现存文物资料、仪式现场记录等。为了收集这些资料,宋怡明在福州地区长期从事田野调查,走遍了南台岛的每一村落,考察了每一家族的祠堂、庙宇及相关仪式活动。这些来自田野调查的非文献资料,揭示了许多被遮蔽的历史事实,如当地原有族群的历史、不同姓氏之间的械斗、女性生殖崇拜的仪式,等等。文献与田野、过去与现在的反复对话,提升了作者的文献解读能力。他认为,传世文献带有古代知识精英的明显偏好,“如果没有其他材料的辅助,实际上几乎无法将它们还原到原本脉络中去理解”。这就是说,他试图利用非文献资料,尽可能重建历史现场,在当地的历史脉络中解读传世文献。
我很欣赏宋著的论述风格,期待中译本可以成为畅销书。通读全书,几乎每一章都有引人入胜的故事,而且通常是以田野调查资料作为楔子,引出即将讨论的话题。作者刻意营造的现场感,不断引导我们深入其境,亲身体验和感受当地人的历史实践。因此,本书既有学术性,也有可读性,理应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是为序。
郑振满
2019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