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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孩子一生的不是学习成绩，而是健全的人格修养
［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
［守望新教育 守望真善美］
很多父母认为，家庭教育就是开发孩子的智力，成绩一定要名列前茅，将来一定要上名牌大学。似乎只有这样，父母的教育才算成功，孩子才算成才。实践证明，这是对家庭教育的极大误解，是升学教育在家庭教育中产生的不良后果。家庭教育最重要的任务应该是建筑孩子的人格长城。决定孩子一生的不是学习成绩，而是健全的人格修养。——蔡元培
南开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张伯苓解释说：“‘公’的意思，就是为公众，摒除自私自利。‘能’的意思，就是对于身体的锻炼与知识的培植。”该校训大致涵盖了张伯苓所倡导的“三育”（德育、智育、体育）的内容，如用他的另一句话加以概括，即教育“在于造成完全人格”。——张伯苓
《麦田里的守望者》有一个词语，守望。教育不是管，也不是不管，在管与不管之间，有一个词语叫“守望”。守望新教育，守望真善美。——陈东强
相信种子，相信岁月。埋下种子，以日以年；守望岁月，静待花开。——陈东强
造就“允公允能”的人才
张伯苓曾经认为，中国的积弱积贫，根源在于“个人没有能力，所以一切不能与外人并驾齐驱”（《今后南开的使命》），后来他发现，“中国至深之病”，不是个人能力不足，而在中国人的自私心太重，“向公家添煤添油的人太少，揩油的人太多”，人各为己，缺乏合作精神，所以“人民虽众，只是一盘散沙”，毫无力量。因此，张伯苓在1918年提出，必须及早对少年的“团结力”给予切实的训练和培育。他对南开的家长们说：孩子到学校不仅为了念书，而是“当学生活之方，当学共同生活”。1929年，张伯苓到美国进行社会考察，对中国的“贫与弱”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归国后在《中国的富强之路》演讲中，他再次强调：“中国人既是弱，但是能联合还好，可是还是四分五裂、自私自利，合作的精神丝毫没有。这是中国人的大病，治这种病必须在学校做起，我们要练习团结，练习合作。”
诚然，只有“公”的精神，是远远不够的，它充其量停留在口头上，无法付诸实践，因此还需要具备各种实际的“能”力。“公”是德性方面的修养，“能”是知性方面的修养，两者相兼相济，缺一不可。
为达成“公能”的教育，张伯苓对学生采取五项训练方针：重视体育，提倡科学，团队组织（包括组织学术研究、讲演、出版、新剧、音乐研究会、体育竞赛、学生社团等），道德训练，培养救国力量。其中，在我看来，最值得肯定的是体育竞赛和新剧。
对于体育，张伯苓可谓不遗余力地加以支持。在《基督教与爱国》演讲中，张伯苓自述当年在北洋水师学校期间，在刘公岛见过两个士兵，一英国人，一中国人，英兵身体魁梧，穿戴严整，中国兵则衣着破烂，面色憔悴，两肩高耸。这鲜明的对照，让张伯苓深感羞耻又痛心。后来又在1932年的奥运会期间看到，欧美各国体育固然不必说，连日本小国也跃跃欲试，有信心夺得几枚金牌，相比之下，中国最有把握的项目——足球——竟连报名资格都没有。为此，自建校起，张伯苓特别重视体育一项，且做得卓有成效。
张伯苓对体育还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学校体育不仅在于技术之专长，更重在“体德之兼进，体与育并重”，弘扬体育道德和运动精神。又认为体育运动不应局限于竞赛，也不是少部分人的自娱自乐，而是要当作“日常生活的一种习惯，常常练习”，“普遍于全社会，使它有社会性”。
新剧是南开美育教育和人格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张伯苓提出的“三育”（德智体）中没有包括美育，但在办学实践中，却十分关注。1916年，他在《舞台、学校和世界》演讲中就提到：“世界者，舞台之大者也。其间之君子、小人，与夫庸愚、英杰，即其剧中之角色也。欲为其优者、良者，须有预备。学校者，其预备也。……诸生可为新剧中之角色，且可为学校中、世界中之角色矣。”可见，张伯苓是用新剧来为学生将来走向社会、扮演不同角色做准备的。在张伯苓和他胞弟张彭春的推动下，南开的新剧活动在民国众多学校中独树一帜，成绩显著。曹禺的成功便是其中一例。
此外，在对学生实施道德教育的方法上，张伯苓强调教师的人格感化作用。他在一次教师会餐讲话时说：“任教者当注重人格感化。人格感化之功效，较课堂讲授之力，相去不可以道里计。”话虽简短，却说出了教育的真谛。从民国时期南开那一批名师和众多杰出的学生身上，我们触摸到了这种人格感化的力量。
学校还通过其他“不言之教”的途径，让学生达到“自动自觉”的目的。
其一，悬挂镜箴。受社会风气影响，当时学生普遍精神颓废，个人习惯差，为了矫正此不良现象，学校严厉禁止饮酒、赌博、冶游、吸烟等行为，一旦违犯，即令退学。此外，学校在校门一侧，悬挂一面大镜子，镜旁有“镜箴”，写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钮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学生每日进出校门，抬头看到这容止格言，就知道有所儆戒，久而久之，内化为自己的言行举止。
其二，发明“立志改过签”。南开学校里，学生触犯校规，最早是给予“悬牌记过”处理。后来觉得这种公布学生姓名的做法欠妥，就改为把犯规学生的姓名仅公布于学校预备室里。再后来，发现这种单纯记过的办法，除了惩罚，并没有给犯规学生自新改悔的机会，于是，在1916年又放弃“记过法”，改为“改过法”。具体是：凡学生犯过，先由管理员批评教育，如有认错并立志痛改的，就发给他一根竹签，叫“立志改过签”，让犯过学生随身携带，坐卧不离，用来提醒鞭策自己。等学生确实改过了，就收回竹签。张伯苓以为，学校对于犯过的学生，不能像警察对待盗贼，而要像医生对待病人，应该采用新的疗法，最终达到治病救人的效果。张伯苓这种让犯错学生带签改过自新、直至“身边虽无竹签，愿各置一竹签于脑中，力改前过”的做法，就是要使学生真正做到“自动自觉”。这是一种“自我教育”的方式。
学校有了这教育宗旨以及一系列的具体措施，学生虽众多，但在张伯苓眼里，教学和管理并不难。不仅如此，1929年左右，各地学校风潮不断，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也发生过两次，但两次风潮全是学生自己引起，随即学生觉察出自己行为的错误，立刻给予补救改正。学生这种自我发动又自我反省和修复的行为，张伯苓不无得意地称之为“自觉自治精神”。
遗憾的是，近百年过去了，今天的大学，尤其中小学，学校的教学和管理依然是保姆型的，除了过度的爱护，便是过严的控制。如此教育，离张伯苓提倡的“自动力”，不能不说有些远了。
在《今后南开的新使命》文中，张伯苓写道：“为实现教育救国的目的，一方面要使人民具有组织的能力、合作的精神，一方面要使人民有政治常识，了然于世界大势，对于各种关系本国切身利害问题，尤当实地研究。”他把后者视为“南开重大的使命”。
张伯苓认为，学生的最大缺点是除获取书本知识外，不了解社会真正情况，因此一旦进入社会，便感到与社会隔阂，束手无策。而要解决这弊端，最合适的办法就是让学生直接跟社会接近，即开展多样化的课外活动。1926年暑假后学校成立了以调查社会为主的新组织。该调查组织分大学部、高中部、初中部三部分进行，各部分侧重点不同：大学部由各科教授领导学生调查各问题，具体方案由调查委员会决定；高中部注重调查各种社会制度及机关（比如法院、商行、工厂等）；初中部则重在视察自然界现象。
这个新组织“以调查或视察天津各界问题为其总纲目”，开展广泛的社会调查。当时，南开学生“到天津市各大银行实习，调查津埠商业贸易，主修农业经济的到河北省定县，参加晏阳初创办的平民教育工作”（梁吉生：《允公允能 日新月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此外，学校还成立东北研究会、天津研究会、科学研究会等。这些研究会不是闭门造车，而是“以大自然为教室，以全社会为教本，利用活的材料，来充实学生之知识，扩大学生的眼界”（《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研究会的工作在当时取得了相当的成绩。
在开展第二课堂的活动中，学校还随时引进时事话题，供学生演讲和辩论。比如，在抗战期间，学生们辩论的话题有：“战争促进抑或毁灭文化”“世界持久和平能否实现”“第二次世界大战谁胜”甚至在珍珠港爆发前夕，还讨论了“美国是否应该参战”这些极其接地气的话题，打通了学生与社会的阻隔，培养了他们放眼看世界的意识。
张伯苓始终坚信，改革国家，必先改革个人；改革个人，唯一办法在于教育。但教育的范围又绝不能局限在书本教育、知识教育，应特别注重人格教育、道德教育，以期“造成德育、智育、体育完全发达，而能自治治人，通力合作之一般人才”。今天，我们重温先生这些教育话语，依然感到如此鲜活，又富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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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育实验是一个以教师专业发展为起点，以通过“营造书香校园、师生共写随笔、聆听窗外声音、培养卓越口才、构建理想课堂、建设数码社区、推进每月一事、缔造完美教室、研发卓越课程、家校合作共建”十大行动为途径，以帮助新教育共同体成员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为目的的教育实验。
新教育新在何处？对于我来说，当一些理念渐被遗忘，复又提起时候，它是新的；当一些理念只被人说，今被人做的时候，它是新的；当一些理念由模糊走向清晰，由贫乏走向丰富的时候，它就是新的；当一些理念由旧时的背景运用到现在的背景去续承，去发扬，去创新的时候，它就是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