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维尔：认识到自己的无知程度，需要有相当程度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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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自己的无知程度

需要有相当程度的知识

作者｜托马斯·索维尔 

来源｜哲学漫步集

智力，并不就是智慧。

才智减去判断就是智力。智慧，则是所有品质中最为稀缺和珍贵的，它将智力、知识、经验和判断等综合起来，并以某种方式形成融会贯通的理解。智慧是对这一古老箴言的全面实现：“从你经历的一切中获得理解。”智慧需要一种自律，也需要对现实世界的一种理解，其中包括对个人经历和理性本身之限制的理解。智力的反面是迟钝或者迟笨；但是智慧的反面是愚昧，而愚昧要比迟钝或迟笨危险许多。

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核心是“理念的处理者”。

知识分子的成果，即其终端产品，是由理念所构成的。

知识分子的工作开始于理念并终结于理念，不管这些理念可能会对具体事情带来何种影响；理念所影响的这些事情和理念所带来的这些影响，往往并非由知识分子所承担，而是由别人所承担、承受的。

理念本身不仅是知识分子功能的核心，而且也是知识分子成就的评判标准，同时还是这种职业经常具有的危险诱惑力的根源。

知识分子最终是不对外部世界负责的。

知识分子不仅与物质世界绝缘，他们也经常享受到豁免权；甚至在犯下明显错误后，他们连名声方面的些许损失也不必承受。

知识分子的一个让人惊讶的特权，是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极度愚蠢，而丝毫无损于他们的声誉。

许多知识分子使用“知识”一词的方式，经常武断地限制了那些已经验证的信息被当作可靠知识的可能性。

许多知识分子和他们的追随者，都有着这样一种极为深刻的观念：像他们那样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拥有着远远超过普通大众水准的人均知识；当然这是在特殊知识的意义上而言。从这一点出发，就很容易发展出下一个观点：受过教育的知识精英，适合成为一个社会的高级向导，适合来为大众指出：社会中什么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知识分子这样做的同时，经常忽视了关键的事实，即普通大众可能拥有比精英更多的总体性知识（当然这是在寻常知识的意义上），即使那些知识分散在极大数量的人群中，以只鳞片甲、平淡无奇的知识碎片方式存在着。

在“知识”这一概念的意义上持有两种不同立场的人，可能都会信奉这点：在制定影响社会的决策时，拥有最多知识的人应当拥有最大的权重。

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人士的无知、偏见和群体性思考，也仍然是无知偏见和群体性思考。这就意味着：那些拥有社会中1%知识的人，去指导或控制那些具有其余99%知识的人，这种情形既危险又荒唐。

知识分子最严重的身份错认，就是常常记不住自己不是上帝。

一个新的观念看上去是否正确，要取决于某人已经信奉的理念。

知识阶层看不到这一点：人们在这种知识不充分的条件下，所做的决策必然会包含错误的代价。以不完善的知识（除此以外我们别无其他知识）进行决策必然会带来风险，这是人类处境的悲剧性之一。

没有这种对于人类处境的悲剧性意识，就极容易把任何事情的偏差都看成是某个人的过错。

由于精英们能从自己普遍优越的特殊知识中滋生出一种自信，而这种自信可能会使这些精英隐藏他们的无知，也遮蔽他们对问题的看法的错误性质。

流行于当代知识分子中的构想，其最核心的信念就是：社会中存在着由现有机制所制造出来的“问题”，而知识分子能够研究出针对那些问题的“解决方案”。

知识阶层中许多人的致命失误就是：将他们对于特殊知识的精通一般化成了对世界所有事务的普遍智慧。

知识分子的“理性”狂热经常以经验为代价，因为这种狂热常使他们在那些自己仅有很少的知识和经验、甚至全无知识和经验的事情上，具有轻率的自信。

知识分子对国外的一些假想出来的优点加以崇拜，并且经常以此作为他们对自己国家进行非难的手段。这种行为至少可以追溯至18世纪的让–雅克·卢梭，他对“高贵的野蛮人”的褒扬与对欧洲文明的非难形成鲜明对比。

许多问题被误解，不是因为它们对大多数人的理解能力来说太复杂，而是因为一个世俗的解释太难于让人获得情绪上的满足。

理想的情况是，知识分子的工作要建立在特定原则的基础之上——逻辑原则、证据原则，也可能是道德价值原则或是社会关怀原则。然而，在这种职业的激励和约束下，知识分子的工作实际上却不一定会如此。态度，而不是原则，在引导知识分子的工作中发挥着更大更多的影响，特别是当那些态度蔓延于他们同侪之间并与外部世界重要反馈相隔绝时，就更能发挥影响。

有意或无意地，知识阶层中的许多人通过此种手法来创造他们自己的现实：筛除掉那些与他们关于世界是什么样、应该是什么样的观念正好相反的信息

知识分子这样一个特别阶层存在的唯一理由或辩护就是，他们会思考得更好——从知识分子的立场来说。

民意测验一再显示，在意识形态上，人文学科中的社会学家和学者们，比起工程师或科学家来说，会更为经常地成为自由主义者或政治左派。民意测验一再显示，在意识形态上，人文学科中的社会学家和学者们，比起工程师或科学家来说，会更为经常地成为自由主义者或政治左派。

知识分子当然毫不缺乏对自身予以合理化的能力。如果知识分子还有任何其他天分的话，自我合理化方面的能力很可能是他们与其他大多数人相比最有天赋的方面了。知识分子当然毫不缺乏对自身予以合理化的能力。如果知识分子还有任何其他天分的话，自我合理化方面的能力很可能是他们与其他大多数人相比最有天赋的方面了。

认识到自己的无知程度，需要有相当程度的知识。

本文节选自[美] 托马斯·索维尔著《知识分子与社会》，张亚月、梁兴国译，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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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田里的守望者》有一个词语，守望。教育不是管，也不是不管，在管与不管之间，有一个词语叫“守望”。——陈东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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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育新在何处？对于我来说，当一些理念渐被遗忘，复又提起时候，它是新的；当一些理念只被人说，今被人做的时候，它是新的；当一些理念由模糊走向清晰，由贫乏走向丰富的时候，它就是新的；当一些理念由旧时的背景运用到现在的背景去续承，去发扬，去创新的时候，它就是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