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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唐纳德•伯格：心理学胜过教育学——评中国的“新教育实验”
盖洛普民调显示，在世界范围内，由于中小学教育中的“远离学习”会进一步导致职场中“远离工作”的问题，这会给全球生产力带来每年高达7万亿美元的损失。朱永新教授在他的China’sNew Education Experiment in Action一书中，讲述了遵循他们的原则的创新学校所取得成功的各种故事。近年来在教育领域鲜为人知的心理学研究发现，将有助于进一步解释朱教授的新教育实验为什么能取得成功。通过将重点放在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度上，应用新教育实验原则的学校既能帮助学生取得学业成就，又能使其“过上快乐、完整的教育生活”。展望未来，所有的教育变革，无论它们发生在哪里，都将面临着挑战。在新教育实验中，这些学校在迎接不可避免的挑战时采用的一种积极的潜在方法，比如对这些学校所使用的科学的心理环境测量方法的价值，本文也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参与；动机；教育创新；自我导向教育
作者简介——
唐纳德·伯格（Donald A. Berg），美国深度学习倡导者联盟执行理事(Executive Director)，教育心理学研究者、选择性教育实践者，致力于将学习心理学与教育政策相融合，从而使政策不再对学习产生破坏影响。他在引导孩子们进行自主教育方面有着超过20年的经验，也曾经在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乡村免费学校教过心理学。代表作有Schooling for Holistic Equity: How to Manage the Hidden Curriculum in K-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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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概览
三、管理与教育（Governance and Education）四、中国的教育改革（Education Reform in China）
五、自我导向教育（Self-Directed Education）六、学习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Learning）
七、保持创新能力（Maintaining Innovations）八、结语
如果以主要教育结果来定性的话，那么世界上绝大多数中小学都会被贴上“远离学习”（Disengaging）的标签。而学校里的“远离学习”（Berg, 2019, pp. 3−5;Hastings & Agrawal, 2015）会进一步导致职场里“远离工作”（disengagement in the workplace）的问题。盖洛普民调显示，这一问题给全球生产力带来了每年高达7万亿美元的损失（Harter, 2017）。无论学校教育的宏观目标是培养工人、重建社会，还是实现自我、改善社会等，学校最基本的任务是系统地帮助学生提升学习（a school system must systematically facilitate learning）。而中小学教育的“远离学习”却在本质上削弱了孩子们的幸福感和学习能力。实际上，世界上的许多学校不仅没有帮助学生提升学习，反而阻碍了他们的进步，这是非常讽刺的。即使学生在这样的教育系统中通过考试、取得好成绩、拿到学位，“远离学习”的学生们学习到的顶多只是一些皮毛。放眼全球，不乏此种不仅没能最大化地提升孩子们的学习反而是适得其反的学校教育体系。尽管这样的学校也会经常奖励学生，但这些学校占主导地位的浅层次学习模式所鼓励的，通常是那些温顺地服从教导或者走过场的行为。深层次学习（Deep Learning）是指正确掌握学科知识，进而能终其一生将所学所获用于发明革新或者实现更有价值的社会贡献。但是这样的深层次学习非常少见，令人忧心（Caplan, 2018）。
英语媒体对社会问题长篇大论、痛心疾首的报道通常忽视了中小学教育中“远离学习”和浅层次学习问题。好在这一趋势没有蔓延下去，多位教育家为克服其中暴露的问题做出了重要努力。例如，蒙台梭利教育法的创始人玛利亚•蒙台梭利（Maria Montessori）将观察孩子们的兴趣作为她在意大利选择课堂材料过程的一个核心部分，这一做法非常著名；英国教育家A. S. 尼尔（A. S. Neill）创办了著名的夏山学校，开设的都是选修课程，这意味着只有当学生想参与某项课程时才会出席；在中国，朱永新教授勇担改革大旗，发起“新教育实验”，这也是他的《新教育实验》（China's New Education Experiment in Action, 2019）一书中的中心观点。与其他大多数教学法的革新相比，“新教育实验”的实践范围要大得多，因而在反对基础教育“远离学习”的斗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朱永新教授也曾态度鲜明地表示，学生和老师的共同参与对实现他的新教育构想至关重要。
尽管勇于创新的教育工作者已经采取多种不同的方式开展他们的教学法实践，然而这些教学法对学生和老师课堂参与度的影响却并不完全可靠，收集适当心理学证据对这些影响进行论证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与成绩等级、测试分数、院校录取和获得学位相比，学习动机和参与度方面的心理学研究更能影响教育的质量。但是人们主要还是以学习成绩等次等指标为依据评价学校的改革效果。这种评价标准尽管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并不正确。动机和参与度在学习过程中的重要性使我们明白，想要正确评估各种教学法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需要将学生的心理状况列入研究范畴。直到近期，随着科学的测试方法的出现，学校才能够对学生的心理状况进行衡量，因而前面提到的错误评估标准也并不令人意外。现在是时候用不同的方法来管理我们的学校系统了，就从定期在学校进行经科学验证的学生心理状况测量开始。
对于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致力于教学法研究的我来说，这种重视心理学研究的主张是一个重大转变。早期的我热衷于教学法的创新实践，并没有涉及心理学领域。直到近年来与朱永新教授熟络后，了解到他们在中国进行的教育革新（尽管按照我以前的教学法标准来说可能不能称之为创新），我的想法开始发生改变。与我之前从事的教学创新相比，朱永新教授在中国发起的“新教育实验”并不那么激进，但改革的方向非常正确。
从一名教学创新实践者转变为研究者后，我开始对自己欣赏的一些教学实践进行心理学因素的研究，与此同时我还一直在学校改革领域开展研究探索。而直到最近我才发现自己在这个领域遇到了信息鸿沟，因为我几乎不了解亚洲国家和地区开展的学校改革。作为一名美国学者，我可能被自己的刻板印象误导了，认为亚洲社会和美国社会差别非常大，所以他们的教育机构和我们的没有可比较性。由于长久以来受这种文化思维的影响，我需要更加努力、更加专注地寻找打破这种刻板印象的资源，而我也必须承认，到目前为止我的努力和专注度还不够。
目前美国社会对中国的主要刻板印象是普遍存在的官僚主义和社会分层。他们认为，在国家官僚机构的主导下，中国社会的自由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中国的国家机构有强大的力量，它虽然表现出了非常正面积极的形象，但还是会削弱人民的自主权。这当然是错误的论断，但是如果英语世界里对中国扭曲的政治宣传不断发酵，人们便很容易得出这样的错误论断。（事实上，美国联邦政府在美国国内也遭遇同样的扭曲报道。美国从宪法层面保护言论自由的一个后果就是，无论哪个国家遭到政治诽谤，美国都允许这些愚蠢言论的存在。）如果你怀疑一个国家是否可能向臣服于它的人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那么你自然会发现一个国家的教育系统同样不能向学生和他们的家庭提供有价值的东西。一个由国家兴办和管理的学校系统是它扩大影响的天然途径，这个逻辑非常简单，因此，与国家有关的所有“坏事”也必然会在学校有所体现。那么，愤世嫉俗的家长们如果可以在公立和私立两类学校间做选择的话，不太可能会把他们心爱的孩子送进公立学校。
另外一方面，如果你开始认识到政府管理是一个普遍存在又无法改变的事实，而国家只是一个正式成立却难以控制的社会复杂体，那么你便会欣然接受国家只是人类社会行为众多自然延伸中的一个。就像人类个体会做出一些无效的行为，各类机构组织也容易偶尔表现出不称职，甚至个别时候会爆发极端事件。这种更加切合实际的观点少了一份刻薄，同时也意味着提升人类个体的幸福感和维护由个体构成的组织的利益都是我们必须承担的责任，这些组织中就包括我们的国家和学校。而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二者之间达到平衡。
我认为，中国文化是将这种合理假设变为现实的好的实例。与当今世界上大多数甚至是所有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社会长久以来都致力于平衡发展。和所有历史悠久的国家一样，中国也经历过大大小小的成功。但目前在我看来，中国人民追求个体与集体需求的平衡才是他们成功的重要原因。近年来，我在朱永新教授发起的“新教育实验”和他的著作中看到了中国人追求“平衡”的体现，也吸引了我去关注他们的动向。
我开始关注中国的教育改革始于阅读赵勇教授的几本书（Zhao, 2009; 2012; 2018）。赵勇教授是一位在美国生活和工作的中国人，他是世界著名的学校改革方面的专家。他的书使我了解到中国的教育改革，并且发现中国的学校教育系统和全世界其他所有的教育系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而中国教育也面临一些特有的挑战，比如他们与高风险考试的长期关系问题。我惊奇地发现，中国似乎正在逐步远离高风险测试的教育路线，而美国却在走上这条道路（尽管这种对高风险测试的热情最近有所消退）。中国人民在某一时刻意识到了中国的教育体系极其出色地产出了错误的成果——他们可以培养出在考试中拿高分的学生，却不见得能培养出社会需要的具备企业家精神、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公民。朱永新教授表达了他对学校应试教育的态度，他说：“不要再抱怨应试教育制度了，让我们享受戴着镣铐跳舞吧。”（Zhu, 2019, p. 11）这确实是一条务实的教育改革之路。
2019年，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受邀参加了中国首届深度学习年会的两个工作坊。接到邀请之后，我着力于使自己突破曾经的无知，开始深入了解中国教育制度，以弥补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空白。接着我回顾了约翰•杜威（John Dewey）在中国教育历史上留下的痕迹。作为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美国哲学家，他曾经于20世纪20年代前后访问中国，对中美两国的教育体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参加的其中一个工作坊的主题是基于近来心理学观点对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进行的最新研究。我很开心，这一工作坊的三位主旨发言人都谈到了杜威先生和他的教育思想带来的影响。其中一位就是朱永新教授。在我知道他会在这次的工作坊上发言时，我就读了他的几本书，虽然没时间找来他的所有作品去拜读，但是他的参考书目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花了大量精力去阅读麦格劳•希尔教育出版社（McGraw Hill Education）出版的《朱永新论教育》（Works by Zhu Yongxin on Education）系列丛书，这是我了解中国近年来的学校教育改革、弥补知识空白的开始。而这一系列丛书中的最新一本China’s New Education Experiment in Action，更是记录了“新教育实验”多年来取得的重要成果。它由朱永新教授独著，很多章节中的案例是由他的同事们在全中国不同学校进行实践后提交给他的。这些案例展示了自21世纪初“新教育实验”开启后如何将其提倡的教育原则应用于实践中，为人们了解这一教育改革行动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
我对此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方面，我要为朱教授和他众多的同事为“新教育实验”做出的努力热情助威，另一方面又需要提醒他们，教育革新的路上有一些障碍可能最终会威胁到他们的“新教育实验”。目前我只阅读了朱教授的三本书，尚不确定“新教育实验”是否做好了应对大范围内学校教育体系中固有的“潮汐力(tidal forces)”（译者注：月球和太阳对地球上单位质量的物体的引力，以及地球绕地月公共质心旋转时所产生的惯性离心力），不过我认为他们可能已经构建好了或者正在构建自己“堡垒”来抵御这种力量。
为“新教育实验”的热情欢呼来自于我对学习心理学的了解，特别是过去几十年中科学所表现出来的强大力量对更深入学习的影响。然而这种影响还没有得到深度学习领域的明确认可，更不用说成为学校教育的主流。在更进一步展开心理学探讨之前，我希望你们能先了解我是如何学习它的。
尽管很多年前我参与的教学法创新实践就属于自我导向教育的大类（我从那时起就开始提倡这样的教学法），但我才发现让主流学校采取更激进的教学法并不能解决全球学校普遍存在的“远离学习”的问题。在过去的十年中，我深入学习了学习动机和参与度心理学，我坚信教育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对学校师生的心理状况进行测量和管理。
我主持的一项科学研究显示，处于自我导向教育环境下的孩子们能够保持他们的内在学习动机（Berg & Corpus, 2013）。我的研究是为数不多的几项研究中的一项，这些研究为这一方向提供了重要证据，证明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部分学校环境中，学生们仍然能维持他们内在的学习动机和参与度（see also Van Ryzin, 2011; Van Ryzin, Gravely, & Roseth, 2009; Vedder-Weiss & Fortus, 2011）。这些为数不多的研究与几十年来其他科学研究的结果截然相反，因为多数研究的结论是，无论经费来源和管理方式有何不同，各类主流学校的孩子们都不能保持他们的内在学习动机和参与度（e.g. Bouffard, Marcoux, Vezeau, & Bordeleau, 2003; Corpus, McClintic-Gilbert, & Hayenga, 2009; Gottfried, Fleming, & Gottfried, 2001; Harter, 1981; Hunter & Csikszentmihalyi, 2003; Lepper, Corpus, & Iyengar, 2005）。自我导向教育模型从开始就鼓吹自己是教育的最优选择，然而他们的研究证据却不够可靠。不过我仍然认为自我导向教育的教学创新实践值得提倡，仍然对它充满信心，因为这些教学实践为孩子们提供了更好的心理学环境。朱永新教授说过，“最好的教育是自我教育，不需要老师的教育”（Zhu, 2019, p. 124），这说明他理解自我导向教育的精神。由于对学习动机和参与度心理学有了更深的理解，我的学校教育改革从完全聚焦于教学法的革新转向提倡教育心理学创新实践，不再过多关注教学细节。
尽管自我导向教育在美国和英国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名气，但是对两国主流学校的教育实践却几乎没有什么长远影响和重大意义。斯坦福大学的拉里•库班（Larry Cuban）教授在他的How Teachers Taught（Cuban, 1993）一书中写道，包括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内，从1890到1990的100年间，美国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学校教育改革，但是对其公立学校的影响微乎其微。这些改革为美国教育带来了不少变化，但就公立学校教室里老师的授课而言，这些变化显得微不足道。传统教学法就像海浪一般，持续不断地拍打海岸，冲刷掉教育创新的沙堡，只留下如从前一样平静的沙滩（心理学状况）。如果你愿意蹲下来近距离看看这些“沙子”（教室中的师生关系），就会发现海浪冲刷后沙滩上依然留下了各种微妙变化。从远处看，这片沙滩依然是平坦的一片，但走近以后便会看到沙滩上的起起伏伏。在英美两国的学校教育体系中，国家几乎不进行监督，自我导向教育的实践已经进行了100多年。目前美国的教育系统中有大概8%到10%的学生就读于私立学校，还有大约6%到11%（Council for American Private Education, n.d.; Ray, 2021; U.S. Census Bureau, 2021）的学生在家中接受教育（尽管这种教育分类方式容易让人误解，因为家庭以外的很多人也在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成功的教育实践和我们在教室里进行的学校教育也不一样）。即使是在整个学校教育系统中的“保留地”，积极倡导自我导向教育的人依然是少数。若按照最好的估计，也只有不到1%的美国学生接受了某种形式的自我导向教育。大多数私立学校和家庭教育也不过是遵循教育系统的成人导向教育传统。不同之处在于，私立学校和家庭教育环境不会通过周期性、强制性的挑战和妥协打退他们中间的激进主义者。美国学校教育体系是很灵活的，这也意味着全美国各地的公立、私立学校、家庭教育和特许学校（公办民营）中总会有自我导向教育的存在。但是自我导向教育模式在私立学校和家庭教育中更常见，因为他们的教育环境不容易受到国家教学事务的影响。所以，即使在绝大多数学校都因循守旧的情况下，仍然有少数自我导向的教育模式已经开展了长达113年之久。例如：玛丽埃塔•约翰逊（Marietta Johnson）1907年在美国创办的有机教育学校；尼尔1921年在英国创办的夏山学校；以及1949年美国创办的Play Mountain Place学校。而在其他地方创办的更早的自我导向教育模式的优秀学校可能都已经不复存在了。
在朱永新教授的一本书中他曾提过，受到尼尔夏山学校启发，中国也曾经有过类似的学校，不过早已消失在时间的长河里。这就很好地证明了，成功的自我导向教育模式需要扎根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文化优势中。Stronach & Piper（2008, p. 7）在他们的报告中曾写道：“……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美国曾有过600多所自我导向教育衍生的学校，而现在这些学校都消失不见了。”在采用自我导向教育模式的美国名校中，马萨诸塞州的瑟谷学校是受到新英格兰镇民大会这一传统的启发而建立起来的。朱永新教授的观点与此相吻合，他明确表示自己的教育改革行动不是丢弃中国文化，而是在孩子们出生时就需要履行的责任、兑现的承诺。中国的学校有义务与家长们一起去完成对孩子们的责任和承诺。“学生不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不再是一个知识的容器；而是让学生被兴趣指引、被乐趣激发，主动进行探索性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经历与感受到科学家发现知识的坎坷与喜悦，从而内在地激发学生的潜力，提升教学的品质。”（Zhu, 2019, p. 55）这与夏山学校和瑟谷学校的理念不同，他们在学校与家长的关系上秉持的是与本国个人主义文化极为不同的态度。瑟谷和夏山是自我导向教育的模范学校，他们的教育模式非常独特而且有价值，但是却不适合大范围地应用于整个教育体系中、取得良好的规模效应。而朱永新教授的“新教育实验”，“目前，……全国有100多个县市的3500余所实验学校、超过370万名老师和学生参与其中”（Zhu, 2019, p. 9），其规模和影响可以与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迅速发展起来的特许学校运动相提并论（White, Snydman, & Xu, 2020）。
我对“新教育实验”的赞许有两个关键点，其一，活动自愿参与，其二，它是一个非政府组织。这两点似乎无足轻重，但事实并非如此。提升参与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参加活动是出于自愿，心理学家将这一人类普遍需求称为自主性。我们每个人对自主性的需求可以解释为什么通过国家强制力进行的改革会充满危机，进而产生一些有重要影响的意外后果。当遥远的某地的某些官员使用强制权力来规定人们的行为时，人们服从的心理效应是不一样的，这主要取决于个体对行政系统的不同信心（作为一国公民）和对当下形势的不同理解（世界形势）。如果你非常相信你的国家，那么面对危险你会服从规定，保护自己和所爱之人的幸福。你甚至会有些狂热，自主地完成规定行为，就像是你自己决定这么做的。（对于那些彻底的反国家主义者来说，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他们也不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而另一方面，如果你不相信国家，也不理解当下的危险状况，那么你可能会觉得统治者的要求让你不得不这么做，因而对此忿忿不平。我写这篇文章时正处于新冠疫情爆发期，我所在的俄勒冈州和它北边的华盛顿都颁布了居家令。我的搭档乔伊斯饲养了一些美洲驼，最近我们需要将三只美洲驼运送到华盛顿。我们在路上遇到了一位年轻女士，对于政府为了保护弱者不被新冠病毒感染身亡而采取的措施，她非常地鄙视和不满。显然她很不信任自己的国家，抱怨政府的措施“明显”是弊大于利。我认为，非政府组织开展的民间教育改革，再加上自愿参与的活动性质，使“新教育实验”能更好地鼓励人们参与进来，进而成功地实施改革。也许学校选择加入“新教育实验”不是因为参与其中的每个人都会受到影响，而是因为他们的参加体现了一种自主性，并且这种自主性随着活动的开展可以延续下去。
“新教育实验”的核心原则之一是让参与者积极主动地定期回顾他们怎样应用这些教育原则。这样的结果让人们看到了“新教育实验”的其他特点，更加证明了这项教育实验是符合心理学发现的。
第一，“新教育实验”没有传递特定的教育内容，也没有采用特定的教育技术，而是将其教育原则进行本土化应用。如果改革家对改革的内容规定得太过具体，那就证明他们还不太清楚人们究竟有多么强大的适应能力。内容过于具体的改革活动流露了改革者的信心不足，可能也会导致参与者的不信任。和自主性一样，胜任力是人类另一个普遍性的需求。对教室里应该进行的活动细节做过多规定是对老师的不信任，也不利于学生发挥或者发展他们完成学习的能力。如果地方参与者没有决定权的话，那么不管最终结果如何，他们都不会投入其中，还可能会对费力完成别人规定好的活动感到无聊甚至不满。“新教育实验”传达的是教育原则，需要老师与学生商定如何实施这些原则。此外，“新教育实验”还为师生提供资源，但是具体的决策和实施依然由各试点决定和开展。师生必须积极参与决策，并研究出实施决策的最好方式。
第二，“新教育实验”不止呼吁行动还倡导反思。“学习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孩子们生性好奇、渴望学习。然而只有通过思考和反思，我们才能从书本里、生活中汲取智慧，继续滋养我们的生活。”（Zhu, 2019, p. 122）朱永新教授反复强调，要开展活动也要做好活动反思，这才是整个过程的中心环节。反思有两个好处，一是鼓励写作，二是使教育实验的方法和目标保持一致。朱教授用“营造书香校园”这样诗意的语言，向我们表达了校园中读写能力的养成应该无处不在。对于读写能力在人们创造美好生活中的核心作用，我认为这一观点可能缺乏哲学依据，有些夸大其词。但是我和朱教授一样，认为学校的中心任务之一是教会学生读写，保证每位学生都能参与到文化活动中。我也认同读写能力的必要性，正如朱教授所说，“我们让老师和学生们共同写随笔，不是为了把他们训练成作家，而是要培养他们对生活的热情”（Zhu, 2019, p.19）。
朱永新教授对师生之间平等关系的重视，打破了我对于中国师生关系理解的偏见。强调平等就是反对等级制度，因此使人质疑：对中国人来说等级意味着什么？然而，只需稍加反思便会意识到，将中国社会与等级制度划等号是个过于简单化的结论。在访问中国期间，杜威先生发现了中国地方和国家管理制度有很大的区别。对数百万平方公里国土上十几亿人口进行管理，国家政府机关需要拥有强大的控制力，实施一些严格的管理措施，而各地政府则可以根据他们的理解采取多种不同的管理方式。杜威曾评论说，据他观察中国人民的生活环境很民主。地方理应服从国家命令和管理，但和所有其他组织机构一样，地方政府也受组织动力学影响，面临同样不利于其存在的隐患。
这是我为朱永新教授欢呼的关键原因。用朱教授自己的话来说，新教育是“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Zhu, 2019, p. 5），我认为这是“新教育实验”的核心宗旨和最高原则。朱教授的观点很明确，“新教育实验”就是“点燃他们对于生命的热情”。在这一章中，他介绍了“新教育实验”的发起和构筑理想课堂的六个维度，其中第一个就是“参与度”。他还表示，“内驱力是我所有教育活动的关键”（Zhu, 2019, p. 83），这一点非常重要。从心理学角度来说，“新教育实验”将学生的心理状况摆在学业成绩之前，良好的心理状况帮助学生们取得优异的成绩。在我看来，这就是朱教授教育革新的中心，也是我敢于将“新教育实验”与更加激进的自我导向教育相提并论的原因。二者的相同之处不在于教学法方面，而是心理学角度的革新。
这一心理学视角让我再次想起了整个学校系统中存在的“潮汐力”，这种力量能将长期的创新变得无足轻重。心理学是实现创新的坚实基础，但是如果根本不清楚该在何处搭起创新的架构，那就可能会发生不可预知的风险，使创新研究遭受破坏甚至被毁掉。
这里我想提三方面的风险：政治化、官僚化和忠实度。前两方面来自组织理论学角度，后一方面是从学校教育改革的文献中得出的。
首先，从组织理论学角度，我要讲的是政治化危险。当组织内的个体忽视了该组织的共同目标时，便会按照利己主义做出相应行为，并且不考虑自己的行为会对他人造成什么影响。每个人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行动，这就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它可以说是组织的毒药，而且如果不加改变的话，甚至会为组织敲响丧钟。与此相反的理想模式是组织中的每个人为了更大的目标而团结合作、共同努力。显然，“新教育实验”服务于一个更大的目标。但是，也会存在使个体受制于集体的危害，那就是官僚化。
提醒中国教育界人士警惕官僚化的危害似乎有些不明智，但这确实是他们会面临的巨大挑战。避免官僚化意味着什么？缺乏统一标准，缺少责任主体，还是无法得到改革效果的反馈？组织不利，沟通不畅还是丧失权威？如果官僚制度等同于结构、组织、标准、责任和权威，那么避免官僚化就是丢掉这些内容，避免官僚化危害就是要避免组织中的个体丧失个性。
自从数十年前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正式提出官僚制度的概念，组织理论学家观察到，官僚制度并不是行动一致的单一整体。亨利•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发现，在特定的理想化组织形式中，工作人员失去个性的危害也会随之而来，这与韦伯描述的官僚制度非常相似，但是还有无数变化的组织形式可以减轻这些危害（Mintzberg, 1989）。他还发现不能仅仅通过描述组织构架来准确捕捉到组织的变化，更好的方式是针对组织中的不同个体，研究他们如何在集体中维护自己的利益，在集体环境中表达自己的见解。最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还需要描述组织流程和模式是如何影响组织结构的。从心理学角度来说，他的观点可以整理为，组织内体现团队集体需求的方式可以影响该组织的构成。在某个组织中，如果一个群体以阻碍其他群体自主性的方式为自己获得更多自主性，这对该组织来说是十分危险的。当一个组织不能平衡所有应该被满足的需求时，这种不平衡就会导致官僚化。因为当一些人或者一些群体的需求遭到反对，而不是受到支持时，他们就会将重心从组织的共同目标转向自己的需求。组织面临的挑战是要确保其中的个体、群体和组织整体层面上的所有需求都得到满足。只有所有相关基本需求都得到满足后，组织才能通过其中个体有目的的行为更好地理解社会、服务社会。
最后，学校教育改革的文献告诉我们，还有一种危险是不能坚持最初的改革设计。朱永新教授在开启“新教育实验”的很多年前就开始构想这一教育改革，也从一开始就清晰地列出了“新教育实验”的基本理念和重要原则。
我在前面也提到过，百年以来，据令人敬仰的教育历史学家拉里•库班所言，美国的教育改革效果不尽如人意，并未有效地改变老师的教学方式。美国改革家注意到有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那就是随着与改革发起者距离拉大、时间久远之后，其最初的改革设计经常会遭到篡改。典型的改革过程如下：起初，通过一些学术研究找到了改进或者改良教学的好方法，令人们激动不已，然后相关学者进行后续研究，证实他们的发现值得继续探究。接着，他们开启改革项目，将这些好方法带到更多的学校进行实践。他们在一些学校进行试点，并对实施要求进行微调。最后，将改革项目推广到更多学校，而他们不再亲身参与每所学校的实践活动，只提供产品或者服务，他们负责培训教练和成果的出版发行工作。至此，商业人员开始接手项目，他们可能更关心盈利，而不在意如何服务于老师和孩子们的需求。
在这一过程中，老师和学生们的想法如何进行、教学材料如何使用，项目最初的设计者已经无法获知了。在对改革措施的长期影响进行后续研究时，研究者发现，那些能坚持执行教学改革项目最初设计的师生们能取得更好的结果。不幸的是，那些对改革措施表示怀疑甚至反对执行的人，他们会不顾项目的最初设计，忽视执行程度的不同，大笔一挥将所有实验结果整合在一起，汇成改革成果。教学改革涉及到的教学方法和教学资料越具体，标准越清晰，就越需要参与者忠实地执行设计。
官僚机构对项目或者教学实践做出的详细规定就是一种严格的、必须执行的标准。通过设定标准对项目进行精确又具体的设计，通常会导致各地方不能根据自身情况灵活地开展多样化实践。如果将标准化降到最低，就需要牺牲统一性，采取其他方式协调学生和老师的行为。代替标准化的另一种方式就是陈述对原则的理解并且不断对其意义进行协商。这么做并不能避免改革中出现不忠实于设计的情况，仅仅只是改变了人们对于“忠实”的理解。那么问题来了，到底应该忠实于什么？如果忠实于教学实践而不考虑心理影响，我敢保证最后还是会出现问题；而如果忠实于心理学支持，比如不对实践做具体规定，而是通过不断协商来完善改革原则，这一切又会导致完全不同的情况了。
我猜测“新教育实验”成功的关键在于它的主题，也就是“新教育实验”的内核是经过慎重选择的。我猜测朱永新教授在发起“新教育实验”，赋予“新教育”以清晰的愿景和原则之前，也经常和师生们商量、讨论如何在不同场景下应用“新教育”原则能发挥最大作用。
如果朱教授真的这么做过，这就表明“新教育实验”能够始终忠于朱教授最初发起时的愿景，还能经受住更大范围教育系统中的潮汐力。这是因为，它对每所学校的心理状况都进行了测评，然后将得到的数据用于帮助各个学校更好地参与进来，这对老师和学生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具体来说，是采用已经被科学证实了的措施，比如基础需求支持、基础需求满足、动机和参与度。
每次拜读像朱教授这样的著作，我对书中的某些观点都会持怀疑态度，我知道也许真实状况会不如作者向人们展示的那样积极乐观，或者不知道怎么认定他的观点。比如，声称“能够提高参与度”可能仅仅是那些被观察者的参与行为有所增加。隐藏在这些显而易见的迹象之后的是不易被察觉的“远离”：隐藏负面情绪、缺少成熟的认知和专业机构的参与。尽管教育研究有时会考虑参与度因素，但是很少有人会关注与参与度相关的动机，而动机是参与的基础。如果动机是受控制的，而不是自发的，那么参与度的显著提升可能只不过是取悦他人的行为，而不是为了深度学习所付出的努力。心理学还提供给我们另一个视角：面对自己所关心的事，我们总是自欺欺人，显得十分乐观。很多传闻和案例研究都已经验证了学校教育改革能带来的好处，但是并没有可靠的科学证据能够证实学校改革真的可以为孩子们创造一个深度学习的有益环境。“新教育实验”已经持续开展了20年，这是一件令人钦佩的事。因为朱永新教授写出了学校文化的重要意义，所以他和他的团队应该可以很好地应对组织层面的危险，采取适当的心理学措施可以使他们的付出收获成功并且一直持续下去。
China’s New Education Experiment in Action一书是对过去20年中国学校改革成果的记录，其明确目的是帮助各所学校更好地引领师生们参与其中的意愿。朱永新教授在教育领域表现出来的全面的学术素养，使他为中国教育构想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来克服全球学校共同面对的“远离学习”的问题。只有时间能够告诉我们，这些创新是否能够经受住全球教育大系统的潮汐力。不过，我们有理由相信，朱永新教授发起的新教育改革可以从学习动机和参与度这两个新角度，发挥它们的重要作用。
本文发表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2年第10期 #基本理论与基本问题 栏目。
守望新教育：守望真善美，让师生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守望新教育：呈人之美，成人之美。守望新教育：聆听大师的教育智慧，分享高人的教育心得，汇聚田野的教育创造，助力有缘的教育梦想。
新教育实验，是一个以教师专业发展为起点，以通过“营造书香校园、师生共写随笔、聆听窗外声音、培养卓越口才、构建理想课堂、建设数码社区、推进每月一事、缔造完美教室、研发卓越课程、家校合作共建”十大行动为途径，以帮助新教育共同体成员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为目的的教育实验。
新教育新在何处？对于我来说，当一些理念渐被遗忘，复又提起时候，它是新的；当一些理念只被人说，今被人做的时候，它是新的；当一些理念由模糊走向清晰，由贫乏走向丰富的时候，它就是新的；当一些理念由旧时的背景运用到现在的背景去续承，去发扬，去创新的时候，它就是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