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嘉宾
■ 杨潇：记者，作家，背包客。
先后供职于新华社、《南方人物周刊》、《时尚先生Esquire》，2013-2014年哈佛尼曼学者。
出版作品：《子弟》、《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
每当我们说起西南联大，总会想起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闻一多、陈寅恪、沈从文、汪曾祺、邓稼先、杨振宁……作为八年抗战时期的临时大学，它汇集了中国在那个时代最为出色的教授与青年，在艰苦的条件下，延续着教育的薪火。但关于西南联大的迁徙之路，以及它在长沙的半年（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组建成立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下简称长沙临大），却鲜有描述。八十年后，身为背包客的青年作家杨潇，沿着三百多名师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的路线，以徒步为主，重走了联大从长沙到昆明的西迁之路。他将沿途的所见所闻，和通过检索大量史料重建的历史细节，汇聚而成了这本刚刚出版的新书——《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去年，在一门非虚构写作课上，我得知了杨潇老师正在进行中的写作计划，当时就对本书充满了期待。它像是一段传奇的序曲，先于那些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故事，不疾不徐地引领着我们，在不确定中坚毅向西，既是行走，也是行动。从这本书出发，我和杨潇老师聊了聊，青年在两个时代的困境、流亡与探索，以及在通勤工具极为发达的今天，如何在旅行中打开感官，重新理解周遭与沿途？选择走这一条路其实有很多偶然性。那时我刚离开了从事十多年的媒体行业，人生也来到了寻路之年。一开始我想写关于成昆铁路的历史与变迁，计划沿着铁路，从昆明走到成都。在搜索长沙到昆明的绿皮火车时，发现沿途经过的湘西、贵州的市镇，包括贵阳，我一个也没去过，便也想走走看，加上那会儿刚看完罗新老师的《从大都到上都》，想说历史上有没有谁刚好也走过从湖南——贵州——云南的这条路，于是便想起了湘黔滇旅行团。他们在1938年2月出发，而我则在2018年的4月动身，起点都是长沙。尽管我只在长沙停留了两天，但却在整本书中为它留下了相当长的篇幅。两个时代的行走初衷有很大不同，他们是在战局不断恶化的情况下被迫西迁，我则是在告别媒体黄金年代的尾巴后，主动求解。但也有某些相似之处，那就是作为某种意义上的遗民，离开无法回去的故土（行业）。从长沙开始走的时候，我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发了一段话，大概意思是说我上路了，带着一些疑问与好奇。一位朋友在转发的时候，附上了一段话，大意是杨潇的这次行走有些不合时宜，但我还是很敬佩你；还有人说我是在自我放逐之类的。这些鼓励的话里不乏透着对遗民的同情。但“重走”这个行为对我来说首先是有意思、有趣味的，不但不觉得不合时宜，反而会觉得这事儿太酷了：1600多公里的路程，少说也走了1000多公里。并且整个行走的过程是非常愉悦的，并不是说我抱有沉重的重负，至于走路是否解决了我的那些困惑，我想这是额外带来的。在当了这么多年的记者后，我已经不太满足于写一万字左右的东西了，我希望自己接下来的写作能更加具有整体性。我想把所有的精力与趣味，包括自己身体力行走出去的这一过程，都纳入到写作中，于是便有了这本书。当我沉浸到历史里去搜寻，会发现那个时代的青年有着更多的面相，而不仅仅只是我们所以为的那种“救亡图存”、铁板一块的状态，尽管这是那个时代的底色。长沙临大在1937年11月1日开学，紧接着一个多月里，上海和南京相继沦陷，这对他们来说是相当大的刺激。大概是南京沦陷的第二天，长沙临大的学生会主席洪同就在位于韭菜园的圣经学院的操场上，发表演讲，动员大家弃笔从戎，不要读书，上前线。但是学生对前线也有着很多浪漫的想象，比如他们会向往游击战，以为那更自由，并且觉得阵地战是行不通的。沈从文曾在一篇短篇小说里批评这种状态，因为他的弟弟就在前线作战，他知道前线到底有多残酷。并且，上前线也不仅意味着冲锋陷阵，那里充斥了各种日常琐碎的工作。所以有的人可能还没走到前线就回来了，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在学界，长沙临大的学生人数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因为学生老是不断地走，又不断回来。他们处于巨大的摇摆不定中：到底是该去读书？还是去打仗？还有人干脆就浑浑噩噩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躺平”。因为湖南的冬天特别冷，有学生每天起来都缩在被子里，离开被子脚就被冻僵了，在读书馆里看书也看不进去。有人有时会突然冒出雄心壮志，发誓要吃定手上的这本《微积分》，但学了一会儿就泄气了，然后又自怨自艾，觉得自己资质太差，没法一口吃成胖子。这都是非常真实和鲜活的青年状态，但在以前，我可能并不会去特别留意和思考他们的这种迷茫。这次重走，既要和历史交汇，也要不断与当下的人偶遇。在途径湖南省沅陵县的马底驿乡时，我碰到了一位老人家，他是一位五保户，曾经负责编撰马底驿的乡志。因为都是写字的人，所以无形间就会产生共鸣与连接。他给我看了他自己写的乡志，密密麻麻的，字也很好看。而当我对照后来正式发布的版本，就发现至少两个地方进行了删减。这种对比还挺好玩的。每到一个地方，我都会拜访当地的史志办，浏览他们提供的地方志。地方志不仅意味着一手经验，它还以另一种方式，重建了你和本乡本土的联系。我的老家是湖南衡阳，这里在1944年发生了极其惨烈的衡阳保卫战。从县志中我才得知，从小长大的湘江边上，其实是当年日军渡河的地方。衡阳城在湘江的西边，当时日军从江东边一路开过来，要通过几个渡河点，才能攻进衡阳城。其中一个渡河点就在我家附近，那里有一棵老樟树，我以前常常跑到那里去玩。如今樟树死了，江水也不再流淌，周围建起了发电站。有了这个经验以后，我再问我的那些长辈，才得知我们那里作为一个厂矿单位，1958年建厂的时候，地下曾挖出了非常多的尸骨，你也不知道究竟是哪一方留下的。但这就是历史的碎片，散落来在这里或那里，需要有人去把它们汇聚起来。楠木铺-马底驿：五里山附近，湘黔滇旅行团曾在此遭遇匪情 ©杨潇我对地理和水文似乎有着天生的兴趣，从小地理课就上得非常轻松，脑子里好像印着一份世界地图。甚至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以为大家都是这样的，比如一说起委内瑞拉，你就立刻能在脑海里给它标记出来。因此对环境的观察与描述，不需要被专门地调动起来，像我做人物记者那样，事先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并在和采访对象的交流过程中，慢慢产生兴趣。但当我看到一棵树或者一条河，就会呆呆地站在那里，看它好久。湘黔滇旅行团当年的歇脚处大多已经物非人非了，很多庙宇也经过了整修与重建，但某个时候，会有一棵200多年长的老槐树还屹立在那里。我看着它，会想象这两百多年来，多少事情在它眼皮底下经过，发达，然后消失。沿着国道走的时候，我也会盯着河流，不时代入一些拟人化的想象。在湘西那块，一路的河道都在挖沙，但河流的生命力又很顽强，你只要离开挖沙点一会儿，它的自净就开始起作用了，然后很快就变得非常干净。有些河段的颜色就跟蓝宝石一样，蓝宝石又透着一点点乳白色，那是我在高原地区才看到过的颜色，这种观感还挺神奇的。这种体验只能通过行走来获得，交通工具的升级和路的变迁，深刻地改变了我们观看风景的方式。过去，绿皮火车窗外的风景，就像一幅画卷一样缓缓展开，但你坐在高铁上，一个古塔可能一帧就过去了，连一秒都不到。飞机则更为极致，它只在乎出发与到达。我最近在读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巴巴拉•W•塔奇曼的那本《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她写到史迪威在抗战期间多次往返中美，那时候没有直飞，坐飞机就跟跳跳岛一样，他要先从美国飞往古巴，然后再跨越大西洋，飞到欧洲，再从欧洲飞到埃及，接着从开罗到德黑兰，德黑兰到新德里，新德里到云南，最后从云南飞到重庆，整个旅程要持续十几天。于是他每到一个地方，都能停下来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而现在，旅行的效率无疑是大大提高了，这当然是好事，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让人丧失了很多东西。高速公路也是一个道理。相比于国道，它是制式化的、高效的、粗暴的。国道比较尊重沿途的山川河流，它会沿山蔓延而上，但高速公路就比较直接，比如在山与山之间打洞架桥，尽量以直线的方式连接两端。所以当我习惯了用双脚去行走后，就发现那些在坐车去不了的地方，其实都是可以抵达的。有好长一段时间，我都停留在这种惯性里，比如看到一个石窟离我26公里，不算远，那就走过去好了。虽然汽车极大拓展了人的活动半径，但走路反而拓展了我的心理半径。我感到自己更加自由了，而不是必须依赖某个交通工具。3.《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易社强（John Israel）7.《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 ，巴巴拉•W•塔奇曼8.《双脚走天下 重塑远祖足迹 | 国家地理》，保罗·萨罗佩克
「问题青年」是由青年志出品的播客。我们相信，提出问题，是一切改变的开端。我们将邀请来自青年文化、学界、媒体等不同领域的朋友，来聊聊我们的爱与怕。从青年的发问出发，探讨行动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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