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不是社会议题的解决方法，只能让世界晃动一小下
成为一位小说家。
这对于多数人而言，似乎是一件非常遥远的事情。但是关于自我表达的欲望，却又暗藏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
在现代生活中，我们看似并不缺乏自我表达的机会，互联网平台为每个人的语言都铺设了一条出口。但如果抛离了社交的需求，抛离了情绪的发泄，抛离了观点争论的畅快，我们的表达是否仍然具有意义？我们的表达是否能和真正的“自我”牵连在一起？
“再没有什么比这更自在的了。每个人都可以去自己的月球，只要你开始想象它。”这是郭爽在《月球》这本书的后记中，写下的一句话。但这本小说集的创作过程，貌似很难与“自在”两个字挂钩，伴随着父亲的病情，以及创作时的自我节制。读完这本小说后，又忽然懂得了这份自在，这是关于一个写作者重建的能力，正如她在后记中写下的另一句话，“我在写作中局部地完成了我自己。”
在文字之间找寻自我，确认自我。这或许是当下每一个人都应该重新审视的，文字古老却又永恒的价值。
在本期播客中，我们邀请到了作家郭爽。在播客录制的那个午后，郭爽穿着一席黑色长裙，搭配着黑色短靴，手里搭着一件红色的针织衫以防秋寒，就像秋天的傍晚，温暖、平静。她的人和她文字间透露的细腻、轻盈的笔触相似之外，与她的交谈还有一份自在。在录制开始后，她说：“直接叫我郭爽就好。”
我们从她最新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月球》开始聊起，聊到我们与父母辈之间微妙的代际关系，聊到如何在创作中寻找自我的确定性，最后讨论到文学是否能作为社会议题的一种解药。
最后，希望我们都能抵达自己的月球，即使只是在月球上呆了那么一小会儿，让自己眼中的世界微微晃动了一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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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我们能拥有这种能量和与父母沟通的愿力，去建设一种不断的变动的关系。
我补充这种痛苦的材料是想说任何关系都是在变动的。可能对我们子女来说，从记事开始，母亲的身份是不需要反思的，是天经地义的。但是随着我们确立自己的身份，确定我是一个女人或者是一个男人了，拥有有完全成熟的行为、能力，这个时候就会突然意识到我的妈妈其实也是个女人，我的爸爸其实也是个男人。
“如果妈妈不是我的妈妈，我还会喜欢她吗？”这是我在小说《月球》里写下的一句话，小说中儿子的答案是，“我会喜欢他的，她是我喜欢的人。”我希望我们能拥有这种能量和与父母沟通的愿力，去建设一种不断变动的关系，成长为比较强大的人。
对于子女来说，有一天你会意识到父母的衰老，或者意识到你并不了解他们，他们拥有多个侧面，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想去补全那个画面就可以拼凑完整。这也许就像一个流沙的拼图，你拼上了这一块，别的地方就又缺掉了。
但你们终究拥有彼此，世界上没有比亲子关系更强韧的了。
我的叛逆来得毫无征兆，一来就一发不可收拾。我在高中的时候就已经非常叛逆了，虽然我的成绩很不错，但我不想高考，也不想听父母的话。我还记得我高三的时候决定高考的最大动力来自于我想离开家，走得越远越好。
当时建立自我的力量太强大了，我还不知道这个力量是什么的时候，就被它推着走，拉扯着我考上大学走出去。
我是贵州人，虽然我的家庭是一个中等的小康之家，但是当我要去找工作的时候，我的父母还是感到非常挫败，他们觉得帮不上忙，慢慢地会淡出女儿的生活。我们的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直在变动，我从非常叛逆的状态到逐渐意识到了他们的脆弱，但这种脆弱是无法安慰的，该怎么办？
最开始，我会毫无保留地和他们分享很多事情，包括我一个人在广州的生活有多挫败。比如，我在工作上到底要做什么？有没有人认可我的能力？我以后会不会真的不在这个行业里干了？我能干什么？
当然父母总会兜底，会跟你说，“实在不行就回家”。但你知道他们也不是这样想的，只是想要稳住你。当知道彼此的痛苦和困难之后，你会发现和他们的关系更像朋友，不再告诉你，你应该这样或那样——一种上和下的关系，只能给出力所能及的建议。同时你们相隔那么远，你也只能给予情感上的支持，不能帮他们解决任何问题。
长期不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在物理空间上隔绝的亲子关系，其实有另外一种变化 —— 你会产生一种跳脱感来看待他们。我的父亲已经过世了，我的妈妈生活得也蛮开心的，每天在做她自己喜欢的事情，跳舞、旅游、锻炼身体。从我的角度来说，我非常注意，不让她卷进我的生活里来，因为我觉得她过去没有办法摆脱照顾我父亲的义务，现在应该去过她想要的生活了。即使我要生一个小孩，我也不想让我的妈妈变成一个带孩子的老太太。
©《爱》
但是如果完全是站在一个作者作家的思考，我会将这种渐行渐远的感受推到极致——想想看如果你的父亲有另外一个家庭呢？或者说，他有另外的伴侣，但伴侣不是你的生母，不论你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与否，他都是另外一个人的丈夫，也许还有另外孩子的爸爸，这种时候你怎么去面对他？
在《月球》这篇小说里，这个父亲是一个出轨的父亲，那儿子怎么去看待被父亲背叛地母亲，或是儿子与他父亲的情人之间也有复杂的情感牵扯，这时候，他的父亲还是单纯的“父亲”吗？
我还会反过来写。《挪威槭》里也描写的是一对父女关系，但是这个父亲没有放弃他的女儿。无论这么多年父亲的性生活、情感生活是怎么样的，他仍然选择在女儿成年之前抚养她，和她一起生活。这也是这个故事里最痛苦的点之一。
女儿成年之后，她要搬出去和男朋友同居，这时候她会发现她撇下了父亲。这是一种不太正常的结构，因为她这么多年来一直是在和父亲共同生活，女性只是像画片一样在父亲的生活中短暂地存在，这种时候，女孩她要出去建立一个自己的情感关系是很困难的。
我们站在一个女儿的角度谈“父女”或者是“母女”，其实都有这样的情况，它没有办法是很简单的。父亲和母亲，在更大意义上是男人和女人，是两个性别，只不过他们比我们年长。如果有一天你的父亲已经衰弱到他是一个需要照料的病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连性别都丧失了，这时候，爸爸又意味着什么？
这些都是在经过个人的思考之后再形成小说的。写“父与女”的故事看似简单，但是“父与女”这三个字太复杂了，“母与女”也一样，只是我们总爱把它们看成是最为人知的亲人关系。
我并不认为之前有一份是靠文字获取稿酬的工作，就意味着这更接近写作本身，二者之间其实存在本质上的区别。以前我做记者的时候，对写作其实具有很强硬的规范要求，就像现在很多写公众号的年轻人，也是需要在公众号的要求之下进行写作，写出来的文章才能获取酬劳。
但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东西，就能证明自己的价值吗？我想百分之九十的人都觉得“不能”。这里就涉及到你自己想表达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如果你写出来了一篇作品，即使没有稿费，没有人帮你发表，但如果你在这篇作品中写出了你最想表达的东西，或者你在其中发挥出了自己创意的极致，你仍然会为此而骄傲，你会觉得自己的存在得到了证明。
不管之前写的是什么，如果要去写另外一个题材了，无论是写小说还是写诗，我想在动笔之前可能要先严肃地问问自己：如果不是为了职位、稿费和流量，你有没有写过自己想要写的东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写的？坚持写了多久？如果回答是“没有”的话，想要开始创作其实是很困难的，因为你的自我表达已经被埋藏了太久，但如果你有，它一旦开始就一定会像萌芽一样，抑制不住地向上生长。
我最开始建立自我表达的方式，就是写博客和专栏。写专栏的时候我真的很害羞，一直用笔名去写，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在写这个东西。如果一旦被人看到了，我甚至想掘地三尺把自己埋起来，因为写的都是虚构的内容，我会在里面表现的更加大胆和激进。之后我写了自己的第一本书，我记得当时如果有人坐在我对面看那本书，我会尴尬地想把自己埋起来。
羞愧感可能会更加集中在女性作者身上，历史上很多女性作家用男性笔名进行创作也是这个原因。她们会担心别人通过作品，在日常生活中对她们指指点点。但这种羞愧感需要克服，因为你真正想要表达的东西一定是埋在自己心中非常深的地方。
以前我很讨厌别人称呼我为女作家，似乎是在说你要成为最好的女作家才能和男作家平起平坐。但后来我不再介意了，无论是女作家也好甚至是美女作家也好，我已经写出了我想写的事情，我的作品已经为我带来了确定感。而且写得越久，在这个领域越前进，你能发现的东西就越多，确定感也会越强。如果你建立了对作者身份的确定感后，就会感到坦然，也不会害怕任何误解，这种源于确定感的力量还是很强大的。
©《时时刻刻》
其实我写短篇小说的经验和胡利奥·科塔萨尔还挺像的，他写短篇小说总是一串一串地写，我也是会连着一个一个写。比如《离萧红800米》这篇小说中的人物刘丽丽，在我的上一本小说中就出现过，《挪威槭》和《峡谷边》也是连在一起的。在我的世界里，小说中的人物都是串联在一起的，所以当我去选择题材的时候，只是决定现在要去写这一段而已。
我觉得小说本身就有一个自生长的过程，就像一些作者最开始不知道人物的命运会怎样，最后人物死掉之后，他会痛苦地在地板上打滚。这种时候，小说是被推动着走的。
我自己在阅读时，会比较看重作者有没有在一个有限的篇幅里呈现足够多微妙的复杂感。比如他或许只是在讲述一个简单的恋爱故事，但是他是怎样去描写这个恋爱故事的，他放在什么样的语境之中去讲，能在已有的这么多古老的爱情故事中，产生一种崭新的表达。
他可能会架构在社会题材上，也可能完全是预言式的写法，又或者像博尔赫斯一般梦境式的呈现方式……在形式上，他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但如果你是个有经验的读者，你仍然能够透过小说去感知作者到底想到了什么，他是只看到了表层还是看的很深入，以及他如何去表达自己看到的东西。
好的作者或许能用一种非常轻盈的方式，把很复杂的东西说清楚，给你一种只有小说才能抵达的想象空间。就像你走进电影院做了一场梦，走出电影院的时候天还亮着，但是却感觉一切都有些不一样了。可能所有的创作都具有这样一种功能，它让世界晃动了一下，等你再回去的时候会发现，世界没有百分百的摆放在原位上，因为你看待他的方式不一样了。
©《时时刻刻》
“这可能是在写作的女性作者，
数量最多的年代之一”
我把男性和女性看作同样的人，再去找到最合适的写作视角。
在开始写作的时候，我没有想过要把书中的人物写的中性化。但或许这也是我个人的特点，因为在生活中我一直是一个很独立的人，因此看待男性也好女性也好，我自始至终是把他们看作一样的人去找到最合适的写作视角。这种一视同仁的方式，自然而然就会产生一种中性化的色彩。
但这种中性并不意味着去性别化，即使一位女性作者去写男性视角的故事，或者男性作者去写女性视角的故事，他仍然是带有个人的烙印或经验的。如果他是一个好作者，他的独特性就是一种差异。曹雪芹在写《红楼梦》时，就是在用男性视角去书写一个女性的世界。他在书中写到林黛玉进大观园，就是借助黛玉之眼去描绘，但这也是曹雪芹借助林黛玉的眼睛进行创作，在这个过程中就会产生一种微妙的中性感。
我个人很喜欢男性意识或女性意识都不是太蓬勃的作者，在他们的世界里就能做到视角的自由切换，这种感觉是很迷人的。比如像玛格丽特·尤瑟纳尔这样的女作家，或者男性作家中的詹姆斯·鲍德温，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个激情澎湃的作者，但在我眼中他的写作方式也是很中性化的。
在写《换日线》这篇小说时，我就非常明确要写的激进一些，去呈现出女性之间真正的友谊。因为人们对于女性友谊存在太多的误解了，似乎女性之间就应该伴随着嫉妒和竞争的关系。或许嫉妒和竞争对于部分人而言是存在的，但我想说并不都是这样，世界上也一定存在像我描写的那种女性关系。
女性书写和表达的历史其实很短暂，即使我们已经拥有很多优秀的女性作家仍然会觉得数量不足，由于数量不足，她们表达经验的广度也是有限的。我记得弗吉尼亚·伍尔夫就讲到，在同样的年代，托尔斯泰可以去经历战争，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恢弘的世界，但勃朗特姐妹只能在荒原上一个像呼啸山庄一样的地方生活，而且三十多岁就去世了。这是社会环境局限了她们的人生经验，导致她们没办法写出那种全局化的作品，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天生只能写那样的东西，这种现象背后是有很复杂的原因才造成的。
这些年来国内的女性作者，她们的写作内容和呈现的多元化状态一直是在变化的。在我自己的阅读经验中，从高中开始接触到的国内第一代女性作家，比如林白、陈染，她们是被完全标榜为女性写作或者私人写作的代表；到了90年代在消费主义、都市文化的浪潮下走出来的安妮宝贝、卫慧、棉棉；再到更年轻的作者，比如从“新概念”出来的作者周嘉宁、顾湘；包括在我开始写作之后认识的很多女性作者，我会发现她们没有一个人是一样的。她们的写作内容和语言表达都是截然不同的。现在的女性作者数量比以前更多，也会更加活跃，而且有很多文学相关的研究者会有种感知，如果稍微公允一些的话，女性的写作质量现在普遍是比男性更好的。
我觉得可能就是到了这个时候，这么多女性接受了教育，拥有了自己的人生经验，到了该去思考如何表达，如何给这个世界提供一些什么的时候，女性作者因此大量出现。在国内，这可能是在写作的女性作者数量最多的年代之一，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这几年来，性别议题或者女性议题是我们生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性话题，它牵扯到每个人具体的生存境况，日常权利等等复杂的关系。但是社会议题是不是要用文学来解决，或者文学能不能解决，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文学要么超前，要么滞后，它可以是一种预言，也可以是一种彻底的反思，但如果与当下的世界同时发生，那一定不是文学。
所以每当出现重大的社会性议题，围绕这个议题出现一系列诸如短片、电影、小说式的表达方式时，他们不一定指向一个真正的文学性表达。我们现在看到一些以女性主义为标签的作品，可能要看看它针对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或许是给处于困境中的人一个疏解的道路，或许是为社会情绪提供了一种解压方式，这些东西在当下都具有释放的意味，但是大可不必将它们归于文学或电影的领域中去拷问它们的价值。
我认为最好的作者无论是男是女，他与主流与当下是保持着一种审慎的距离的。当你贴的太近的时候，就不可能完成独立的表达，不是在人群中沉默，就是在人群中高呼却忘记了自己的声音。这两种状态其实都意味着你已经丧失了一个作者的状态，你已经不再是一个作者了。
「问题青年」是由青年志出品的播客。我们相信，提出问题，是一切改变的开端。我们将邀请来自青年文化、学界、媒体等不同领域的朋友，来聊聊我们的爱与怕。从青年的发问出发，探讨行动的可能性。
青年志 Youtholog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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