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不是俄罗斯，共同的政治愿景是更重要的认同资源 | 清醒蹦迪

被遗漏的重点 

《乌克兰不是俄罗斯》（Ukraine Is Not Russia）[1]——这是乌克兰第二任总统列昂尼德·库奇马在2003年出版作品的书名，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将在那之后的一年内结束。从来不会有人专门去讲“乌克兰不是美国”或“中国不是俄罗斯”；但“乌克兰不是俄罗斯”却是一个需要被总统拿出来讨论的事情。因为很显然有足够多的人并不同意，比如普京。

在战前 2 月 21 日与 24 日的两场视频讲话里，普京用了共计近一个半小时详细陈述了他的开战事由——当然他的用词不是“战争”，现在流行讲“特别军事行动”。大众传媒的注意力最主要集中在“去军事化”与“反纳粹”上，因为这两点最方便理解，也容易与具体的战争目标相联系。但是在此之外，分明还存在着另外一根更加重要的支柱——“乌克兰是完全由俄罗斯创造的”（Ukraine was entirely created by Russia） [2]——而普京这个表述所隐含的破坏力是远超前两者的。如果说“去军事化”指向的，是要求乌克兰保持中立、不得加入北约；“反纳粹”指向的，是要更替被指控推行去俄罗斯化政策的乌克兰现政府；那么“乌克兰由俄罗斯创造”论所指向的，即是否定乌克兰作为民族国家存在的基础，并暗示俄罗斯对乌克兰不受限范围的领土、人口、主权具有提出声索的立场。

我们今天看到的世界地图，是以民族国家（nation state）为基础单元所组成的世界。民族国家最基本的含义，即是民族（nation）与国家（state）的同构[3]。古往今来，国家有过数不清的样式；但国家应围绕着一个民族主体建立起来，国家应以一个民族之名而得以存在并维系，这是现代以来才明确的观念，目前主流理论认为这一观念进程始于 18 世纪。每一个民族都值得拥有他们自己的国家，每一个民族都值得在他们世代生活的土地上享有最高的主权，这些都是现代民族国家理念的许诺与愿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种理念更获得了一个具体的名称：民族自决原则（nation self-determination）。它也被写入了今天的联合国宪章[4]。

但是，“每个民族都应该拥有一个自己的国家”，这个意识很容易被延展——“每个民族的所有土地与人口都应该属于同一个国家”——这就为民族主义带来了更加复杂甚至是危险的潜力，它有的时候可以是独立、统一、自主的力量，有的时候也可以成为扩张、侵占、吞并的理由。19 世纪初，拿破仑法国大军的铁蹄横扫欧陆，激发起了一代日耳曼人在屈辱中求变的民族意识，终于在半个多世纪后将分散的 26 个邦国统一在了现代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旗帜之下。然而，相似的法理名义与观念驱动，也在几十年后促成了同一个民族强夺奥地利、侵占苏台德、兼并捷克，更为随后人类史上最大的战争灾难铺设了舞台。

所以，普京自 2013 年以来坚持反复用“同一的人”（one people）这个修辞来描述俄罗斯与乌克兰[5]，乌克兰人是有十足理由为之感到警惕的。在双方关系还好的时候，这可以是一种对于亲近与联结的表达；然而一旦局面恶化，这种意识将意味着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主张是不设界限的，是不受现代民族国家间民族自决原则拘束的，哪怕动用军队也不是对外的“战争”而是对内的“治安行动”，是“家务事”，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个民族”。

©《中央广场》

乌克兰人是俄罗斯人吗？

乌克兰人是俄罗斯人吗？乌克兰是俄罗斯民族的一部分吗？克里姆林宫网站在去年 7 月份发布了一篇以普京第一人称口吻谈论俄罗斯与乌克兰历史关系的长文，题为《论俄罗斯人与乌克兰人的历史性统一》（On the Historical Unity of Russians and Ukrainians）[6]，该文可被视为普京政府迄今为止最完整的关于“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是同一的人”的论述。“同一的人”，本质上即是“同一民族”；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证明一群人属于同一个民族？

现代的民族证成大致有两种思路：族裔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与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公民民族主义我们稍后再涉及，先谈族裔民族主义。族裔民族主义最经典的历史应用场景是 19 世纪德国的民族国家建构，其思想先驱约翰·戈特弗里德·冯·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被诩为“族裔民族主义之父”。在族裔民族观看来，世代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拥有共同的祖先、使用同一门语言、信仰同样的宗教、遵循同样的民俗传统生活习惯、熟知共同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的，即是同一个民族。因此，普京要论证乌克兰人根本是俄罗斯民族的一部分，必然需要回溯历史，并在此过程中尽力展现相关证据。

©《顿巴斯》

起源与基辅罗斯

普京的历史课从基辅罗斯开始讲起，这也是俄罗斯今天的历史观，他们追溯的民族之父不是莫斯科的建城者尤里·多尔戈鲁基（Yurii Dolgoruky, 1099-1157），而是基辅大公圣弗拉基米尔（St. Vladimir, 958-1015）。基辅罗斯是从公元 9 世纪至 13 世纪之间，存在于今天乌克兰、白俄罗斯、俄罗斯西北部的一个松散封建政治体。基辅罗斯不是正式的国号，后世之所以常用这个名称对其指代，是因为基辅是这个政治体最重要的起源之城、龙兴之地，被形容为罗斯世界的“万城之母”。

普京表述“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都是古罗斯的后人”，这一点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但有个有意思的细节：普京习惯使用的词是“古罗斯”（Ancient Rus），而非更为常见的“基辅罗斯”（Kyivan Rus）。今天的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官方历史观都以基辅罗斯为祖先；但由于基辅在乌克兰，这成为了 1991 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心中一道始终过不去的坎[7]。

俄罗斯人到底是什么人？到底谁是俄罗斯人？是 1991 年后生活在俄罗斯联邦国界内的人吗？还是包括所有生活在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这三个东斯拉夫国家内的俄罗斯族人（ethnic Russian）呢？还是说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的全体，其实根本都是俄罗斯人呢？这一串问题正是困扰着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的核心问题。

俄罗斯的历史处境是，他们在拥有一个民族国家之前先拥有了一个帝国[8]，并且这个帝国的实体一直延续到了 1991 年，以至于俄罗斯人需要真正严肃考虑“到底什么是俄罗斯人”这个问题，只不过是最近三十年的事情。与不列颠帝国、西班牙帝国这些向海外发展的殖民帝国都不同的是，俄罗斯人与他们原本的帝国臣属实在是过于接近、过于相似了。历史上的俄罗斯人当然认为乌克兰人与白俄罗斯人是与自己有所区别的，“Little Russia”（小俄罗斯，对应乌克兰）与“White Russia”（白俄罗斯）都是存在了几个世纪的称谓。然而如果考虑历史起源、祖先、血统、文化语言的接近性这些族裔民族的指标，1991年后的俄罗斯政治精英又很难彻底放下，承认乌克兰与白俄罗斯都是区别于俄罗斯的独特民族，因而应以平等、对等、独立、不应彼此干涉的民族国家而视之。这种纠结与矛盾构成了今日俄乌冲突的内核，它的本质甚至应该被理解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民族国家建构中所难以克服的身份认同困境。

这一点在普京的行文中也有迹可循。普京在他的所有历史论述里，既非常习惯用“俄罗斯”（Russia）替代“罗斯”（Rus），却也没办法完全不用“罗斯”只用“俄罗斯”。以至于很多时候都让人搞不清楚每一个具体位置上的混用错用到底是无心之失、还是有意作政治表态，这对于阅读习惯严谨的读者来说是件非常折磨人的事情。罗斯的历史地理空间，如今由乌克兰、白俄罗斯、俄罗斯三国分享。如果在谈论历史的时候不断用“俄罗斯”替换“罗斯”，那无异于在明指“俄罗斯是罗斯的全盘继承者”、“罗斯就是俄罗斯”，甚至“乌克兰、白俄罗斯都是俄罗斯的一部分”。

©网络

罗斯后裔的东西分离

如果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真的这么接近这么相似，那么它们之间的区分为什么又会早早存在了数个世纪之久？为了下文的顺利展开，有必要先回溯一段关于罗斯文明东西分离的历史。12 世纪，基辅罗斯的诸侯阵营里出现了两支最有实力的力量。他们一支往东北发展，成为了后来莫斯科大公国的前身；另一支向西发展，在罗斯最西侧的加利西亚土地上实现了繁荣，并建立起了另一座将在乌克兰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城市利维夫。

13 世纪初，蒙古大军入侵基辅罗斯，距离蒙古人最近的东北罗斯首先投降。成吉思汗的子孙随后再攻占处在罗斯中央的基辅，最后再来到西侧。对于攻占的大片欧洲土地与城市，蒙古人并非常年驻扎，而是时在时不在。也许出于这样的原因，距离蒙古草原最近的东北罗斯对蒙古人维持了最长时间的忠诚；而西边的罗斯王公们则几乎从一开始就打算见机行事，蒙古人在的时候臣服，蒙古人一走就造反。加之14世纪西方罗斯被波兰与立陶宛兼并——那是一个拥有贵族选举、议事民主政治传统的新阵营——东西方的罗斯人，在自此开始的四百年政治隔断与经验分离后，思维、文化与习惯渐行渐远。罗斯世界的“东西之别”正是从这个历史节点开始的。

普京在《历史性统一》文章里谈到了“西部东部的俄罗斯人（注：应为罗斯人）都说一样的语言”，这是否是历史事实呢？我们可以从一个著名的历史事件里得到相反的证据。15 世纪，已统治莫斯科两百多年的蒙古金帐汗国解体；16 世纪，重获独立的莫斯科公国通过不停歇的扩张而崛起，改号俄罗斯，并对过去的基辅罗斯疆域提出领土主张。17 世纪中，回到以基辅为中心的地带生活的斯拉夫人——他们此时获得了一个新名字：哥萨克人——掀起了反对波兰-立陶宛联邦统治者的旗帜。波兰-立陶宛是当时中东欧的大国，哥萨克人需要盟友才能实现自治的愿望。他们尝试过克里米亚的鞑靼人、罗马尼亚的诸侯、奥斯曼帝国等，然而每一次结盟努力最后都让自己的处境变得更加糟糕。最终，哥萨克人将他们的目光投向了莫斯科的沙皇，并在 1654 年签署了佩列亚斯拉夫协议（Pereiaslav Agreement）。这是俄罗斯历史观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时刻。

这段历史有很多话题，但我们还是先把语言的问题解决了。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用了几个月才完成谈判，中间既有使者来往，也有书信交换，书信原件至今仍有保留存世。后世的研究者分明可以看到，这些信件大部分都是翻译件[9]。如果不借翻译帮助，哥萨克人的领袖和莫斯科的沙皇事实上是无法直接对话、相互明白的。经过四个世纪的阻隔，西部罗斯人的语言吸收了大量来自波兰语的元素，而东部罗斯人的语言则深受东方语言的影响。再相遇时，东西罗斯人的语言已经大不相通了。

拥有独特的、为民族成员所共同掌握的语言，是民族身份的重要证据；在民族建构的各种努力中，最重要的环节莫过于在语言上下功夫。19 世纪初，与欧洲的民族主义潮流相同步，通过一代乌克兰知识分子的努力，乌克兰语确立了作为一门独特语言的存在。用乌克兰语写作的诗歌、戏剧、神话故事、历史作品还有语法书，在 19 世纪上半叶集中涌现，甚至还出现了专门使用乌克兰语的报纸和大学。乌克兰的知识分子是在还不拥有一个乌克兰民族国家的条件下完成这些工作的，因此他们需要克服非常多由国家推动的民族建构所不需要克服的阻力，譬如沙俄政府曾经在几十年间禁止乌克兰语的出版和教学，迫害乌克兰语作家禁止其写作和发表[10]。但是，前赴后继的乌克兰知识分子依然令乌克兰语获得了巨大的丰富与发展，使其超越地方方言（vernacular language），而成为了一门足够唤起身份认同与联结的民族语言（national language）。

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倾向于将乌克兰语矮化为俄语的方言变体；然而有足够多的指标支撑乌克兰语作为一门独特语言的地位。俄语与乌克兰语确实相对接近，它们都使用西里尔字母而非拉丁字母，虽然俄语和乌克兰语间仍有四个字母不互通；它们的词汇相似度在 55% 到 62% 之间[11]。但是，这个相似度，已经相当于英语和荷兰语的相似水平，而没有任何人会认为英语或荷兰语是对方的某种方言。更重要的是，从 19 世纪积累起来的乌克兰语历史文本足够丰富璀璨——如果说塔拉斯·舍甫琴科（Taras Shevchenko, 1814-1861）的诗歌无法用俄语来朗诵，又凭什么说写就这些精彩诗篇的乌克兰语是俄语的低级变体呢？乌克兰人将包括舍甫琴科在内的一批最早使用乌克兰语写作的知识分子视为乌克兰民族之父，体现的正是非常典型的 19 世纪民族建构路径的逻辑。

©《顿巴斯》

再见不如故：

乌克兰与俄罗斯政治文化的分道扬镳

基辅罗斯的后人东西隔绝四百年，留下的遗产绝非只有语言的不同。在他们命运重新相连的最初，也就是签署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的时候，双方在政治文化上的巨大差别即已凸显。

佩列亚斯拉夫协议是今天俄乌两国历史观的关键分歧点之一。在俄罗斯看来，这份协议是乌克兰人从属于俄罗斯民族的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历史证据。当年哥萨克人的领袖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Bohdan Khmelnytsky）率领他的族人宣誓效忠沙皇，被莫斯科理解为是离散在外的罗斯子孙回归真正的罗斯领袖麾下，昭示了沙皇、以及由沙皇所代表的俄罗斯正是罗斯文明之共主。赫梅尔尼茨基因此获得了俄罗斯官方的世代颂扬，从沙俄、苏联、到今天的俄罗斯联邦，都视其为典范乌克兰人的历史代表。

乌克兰人也歌颂赫梅尔尼茨基——但是他们的出发点以及对当时历史的理解分明是完全不一样的。在今天的乌克兰历史观看来，赫梅尔尼茨基签署协议绝非一出子女无条件投奔父亲怀抱的故事；他期待的是签一份对等承诺的契约，然而到头来沙皇却根本理解不了什么是契约、什么是契约精神。

如前所述，赫梅尔尼茨基当时肩负着哥萨克人寻求自治、摆脱波兰-立陶宛统治的愿望，是在已经尝试过地区内各种结盟组合都没有好效果后，最后才找的莫斯科沙皇——这说明了这个协议的本质是现实主义的盟约、甚至权宜之计，而不是出于热烈深刻的民族情感，更何况 17 世纪的哥萨克人意识里根本还没有现代民族概念。莫斯科人与哥萨克人同样信仰东正教，这大概才是当时选择莫斯科做靠山的最大加分项。

更有意思的是，双方缔约时候的政治话语显示出了极大的错位，甚至到了无法理解彼此的地步。赫梅尔尼茨基的确率领了哥萨克人对沙皇宣誓效忠，但他们对于誓约是一种契约式的理解——我们宣誓尊约奉沙皇为君；以此交换的是沙皇也应起誓尊约，兑现约定提供给我们的军事保护与自治地位。然而，在沙皇那边，沙皇的谈判代表却直言“沙皇是不会对臣民宣誓的”，并且给出的理由是：哥萨克人所习惯的波兰国王只是一个通过选举产生的君主，地位不能跟继承制的沙皇相比；所以你们习惯的和波兰国王谈判谈条件、要求国王宣誓遵约这种事情，神圣尊贵的沙皇都是拒绝的[12]。

双方不相兼容的政治文化为后世的多舛命途埋下了伏笔。哥萨克人将协议理解为契约，言下之意是一旦君主违约，那么这份约定里的其他安排也将随即失效，包括对君主的效忠；而在沙皇的认知里却很可能根本没有契约之说，臣民对君主的效忠必须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不以君主提供的回报为前提的。在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签署后的一个世纪里，莫斯科与基辅的互动几乎一直在重复着同一种循环模式：沙皇违背约定压缩哥萨克人的自治权，哥萨克人叛乱，沙皇镇压，双方议和，哥萨克人又被剥夺了更多自治权，哥萨克人再叛乱。1708 年哥萨克统领伊凡·马泽帕（Ivan Mazepa）所领导的大叛乱是这个循环的巅峰，“马泽帕分子”成为了后世俄罗斯人咒骂乌克兰叛徒与民族主义者的专用名词，而乌克兰则在独立后把马泽帕的肖像印上了本国纸币，作为民族英雄而铭记。

基辅罗斯后裔的这种政治文化分离是如何形成的？即便是当时的人们也已经明白：这种差别来自蒙古人与波兰人。古老的基辅罗斯并无专制的名声，相反被认为带有更多维京式的部落民主痕迹（基辅罗斯贵族的祖先是来自北欧的维京人，“罗斯”本身很可能来自瑞典语 Routsi，意思是“划船的人”）。在 13 世纪的东西分离后，并入波兰政治生活的西罗斯人暴露在了也许是中世纪最高程度的民主政治之中：波兰实行贵族民主制，国王由贵族选举产生，由贵族组成的议会可以否决国王的行动与立法，如果国王违背了与贵族的约定则后者有权利反叛——这些政治逻辑在后来哥萨克人对莫斯科的反叛中清晰可见。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被蒙古人长时间统治的东北一脉罗斯后裔，见识到了东方式的专制主义传统的力量。后来的莫斯科发展出了绝对主义君权（absolutism monarchy），“沙皇从不向子民作承诺”即是其政治文化逻辑最直接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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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血缘，共同的政治愿景

是更重要的认同资源

政治文化、政治愿景的匹配与兼容，同样是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基础。前文我们提到了现代民族主义的两种路径：族裔民族主义与公民民族主义。族裔民族主义强调血缘、历史这些在人们出生之前即已确定的元素，但是却往往不够重视：人们的政治生活习惯与政治愿望，同样能够决定他们是否会将自己的身份认同归于特定的民族与民族国家。公民民族主义正是覆盖了这片被族裔民族主义所遗漏的领域。

族裔民族主义所主张的“世上所有具有同一血缘、使用同一语言、具有同一历史传承的民族同胞都应属于同一民族国家”，事实上是一种高度理想化的方案，历史上从不存在完美实现的案例，甚至族裔民族主义本身都未必是民族国家模式的主流。相反，现实世界里却大有存在由血缘血统来自天南地北的多元人口所组成的国家，并且从各个指标来看都不可能否定它们是现代的民族国家。早期的例子包括独立战争后的美国与大革命后的法国，它们都被定义为是公民民族主义的民族国家。共同的生活经验、期待、愿望，遵奉同一部公民宪法，拥护同一门政治价值，事实证明同样可以支撑起富有力量的民族国家——哪怕这些现代建构出来的“美利坚民族”或者“法兰西民族”的人口组成中，根本就不存在某个占据绝大比例的共同血统来源。

而相反的则是，明明拥有共同的血缘，却因为历史轨迹的分离而造成了政治文化的隔离，继而导致哪怕重新相遇后，再融合、再同化的努力始终不得要领，乌克兰与俄罗斯大概正是这样一个例子。19 世纪，沙俄教育大臣谢尔盖·乌瓦洛夫（Sergei Uvarov）提出了俄罗斯帝国意识形态核心三原则：专制，东正教，以及民族。在乌瓦洛夫看来，专制主义的传统是支撑俄罗斯存续的必要支柱。然而对乌克兰人来说，专制却完全不可能是乌克兰的民族认同。在 19 世纪兴起的各种乌克兰民族主义文本中，乌克兰人被描述为天生的民主主义者、平等主义者。乌克兰从未产生过如同莫斯科沙皇那样的专制君主，也未曾希望过拥有自己的沙皇。乌克兰人的前身哥萨克人，几个世纪以来皆以反叛、起义、对抗帝国权力、追求自治权利而著称。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想象的理想之国是一个自由、平等的斯拉夫人共和国，而不是一个他们当时正身处其中的绝对王权帝国。公民民族主义可以让血缘不同的族群结合为新的现代民族，也同时暗示了哪怕拥有共同的祖先，政治文化、政治愿景的巨大差异也是能够让血脉相通的后裔再难认同彼此的。

1991 年苏联解体后，作为东斯拉夫人同根同源的三大兄弟国之一，乌克兰却明显走上了与俄罗斯、白俄罗斯不同的政治道路——没人能在乌克兰建立起一个威权政体。乌克兰与俄白两国一样，分享着共同的帝国历史、威权政治下的生活习惯、苏联时代遗留的官僚集体、腐败、寡头政治、后计划经济的僵化死硬等。但是，乌克兰的确没有产生出如普京或卢卡申科那样大权独揽二十年的角色，甚至应该说完全不曾接近过那样的历史轨道。

衰退的经济与腐败的政治往往容易成为政治强人的机会，因为民众会寄希望于强有力的领袖能够压倒争吵不休的议会与阻挠施政的寡头，众前苏联加盟共和国 1990 年代的普遍处境恰恰提供了适宜强人崛起的土壤。然而乌克兰的特别在于，民众对于领袖强有力的愿望，从来未能胜过认为领袖权力应该受到限制的普遍认知，民调问卷中“必要时领袖可限制公民的权利与自由”的选项人气一向很低[13]。当然，充斥着大量非正式政治、寻租、裙带关系的乌克兰，与定义上的民主政体差距依然巨大；然而即便如此，它与威权政体的距离显然更加遥远。仅用近三十年的历程很难解释乌克兰人与俄罗斯人在政治文化上的深刻区别，毕竟这种区别在苏联解体后的一开始即已显现了出来。俄乌两族政治文化的分道扬镳应该有着更加久远的根源，可能在 19 世纪的民族运动，可能在 17-18 世纪的哥萨克人自治抗争，也可能在 14-16 世纪波兰时代的议事民主传统。

以当代的民族理论视角来看，普京对于“俄罗斯人与乌克兰人是同一的人”的论证是极不充分的：你不能仅凭他们在一千年前拥有共同的祖先就决定他们是同一个民族。民族国家是现代的政治形式，支撑民族国家的民族（nation）也是现代的建构，建构民族的材料远不止血统，政治文化与历史经验的分流都有机会成为人们彼此认同为同一民族、或不认同为同一民族的理由。“乌克兰完全由俄罗斯创造”论除了不加掩饰地展现旧帝国的傲慢以外，对绝大多数乌克兰人是不可能有感召力的，事实上普京的大国野望恰恰正与乌克兰一以贯之的民族气质南辕北辙。

历史上的乌克兰人永远不缺少成为大国一部分的机会：从蒙古人的草原帝国，到波兰、立陶宛的联邦，到哈布斯堡的奥匈帝国，到罗曼诺夫的沙俄帝国，当然还包括后来的世界性超级大国苏联。然而，乌克兰人仿佛从来难以被大国臣民的“与有荣焉”吸引——自主自治是他们永远的主题，反抗甚至叛乱是他们总会发生的动作。向往“成为霸权一份子”并不是一种普遍的人类情感。也许有的民族因为历史记忆会对此有特别的执念，从而让强人政治有机可乘；但对世上更多的人们来说，这大有可能根本就不是愿望清单里的项目，至少不会用他们的自由与尊严去交换。

参考文献：

[1] Leonid Kuchma, Ukraina - ne Rossiia [Ukraine Is Not Russia], January 1, 2003.

[2] Address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February 21, 2022,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7828

[3]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1983.

[4] United Nations Charter, Chapter 1, Article 1, Part 2, https://www.un.org/en/about-us/un-charter/full-text

[5] Vladimir Putin, Orthodox-Slavic Values: The Foundation of Ukraine’s Civilizational Choices, July 27, 2013,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18961

[6] Vladimir Putin, On the Historical Unity of Russians and Ukrainians, July 21, 2021,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6181

[7] Serhy Yekelchyk, Ukraine: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 September 3, 2020. Chapter 3, Part 2.

[8] Serhii Plokhy, Lost Kingdom: The Quest for Empire and the Making of the Russian Nation, October 10, 2017, Introduction.

[9] Serhii Plokhy, The Gates of Europe: A History of Ukraine, May 3, 2017. Chapter 10.

[10] 同上，Chapter 15.

[11] Neil Bermel, Ukrainian and Russian: How Similar Are the Two Languages? March 7, 2022, https://theconversation.com/ukrainian-and-russian-how-similar-are-the-two-languages-178456

[12] 同[9]。

[13] Yuriy Matsiyevsky, Why Authoritarianism Has Weak Chances in Ukraine, PONARS Eurasia Policy Memo, No 580, March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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