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春天，安小庆在一种普遍性的动荡和悲观氛围里，开始思索如果有一天不做记者这个职业了，是否还有未完成的但会感到特别遗憾的选题。她打开手机备忘录、电脑文档、或是随身的手记画出了几个题目，其中一个就是《半边天》和刘小样。次年的五月，《平原上的娜拉》一文发出后，震动了无数普通人的心。
但在刘小样的故事之外，安小庆在她的职业生涯中近乎有一半的时间在面对性别议题，描摹过许多美好、强大、丰富、 充满生命力的女性的故事，代驾司机、艾滋病人、生态移民、演员、商人、歌手、作家、逝去的女性......《在一搜自己的涉渡之舟》这篇自述中，我们能看到“不安”、“不忍”、“不甘心”、“不懊悔”、“不放弃”几乎成为了安小庆书写女性故事过程中最重要的关键词。她说，妇女这条漫长的革命之路，希望抵达的其实不只是女性本身，而是全人类的福祉。
人物杂志在去年年末出版了一本女性报道集《她们和她们》，其中收录了数篇与女性相关的故事，以及女性写作者的自白，让我们得以看见了她们和她们波澜壮阔的内心。而我们同样身为女性和写作者，对于女性身份和这份工作充满了许多困惑。
于是，我们从书写女性故事的冲动与直觉开始，聊到了各自的性别意识觉醒，再到如何面对书写和表达过程中必然经历的现实与理想的断层，以及从中收获的珍贵的女性情谊。
最后希望在今天祝大家：妇女节快乐！
本期问题青年
■ 安小庆 | 《人物》杂志记者、主笔
■ Sharon | 青年志编辑
■ 小曾 | 青年志作者
🎙️*扫描文末图片二维码
或点击阅读原文收听这次访谈的播客
曾经你有分享过，你选择去寻找和书写刘小样的故事是来源于一种私人的冲动，到后来写下了刘小样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你们的生命发生共振的延续。最初你书写的冲动和直觉是来自于哪呢？我“对人的好奇”是自始至终贯穿的一根线索，同时想去创造一手的东西。最开始我并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性别导向。但我从小喜欢观察人。改革开放后，我们家是县城里第一个开酒厂的少数民族。酒厂每天卖酒，还有酒糟，家里有很多人来来往往：买酒的人、提供酿酒原材料的人、山上的农民、卖煤炭的人、买猪的人。每天中午放学的时候，我在二楼阳台，能看到很多各形各色的人。我假装自己是个小小的上帝，但其实什么也不知道。我们家有5个孩子，哥哥姐姐他们都大我很多。在我上小学的时候，他们就有的在成都上高中，或者在北京上大学。他们会从外面带回来很多文学作品，或者一些流行文化的东西。所以我大概五年级到初中的时候，就看《基督山伯爵》、《红楼梦》、《平凡的世界》，以及张爱玲、钱钟书的小说。由于受到文学的感染以及对人的观察，我对人本身就有了很多好奇。高中高三毕业的时候，我被大学中文系录取了，天天和文化研究、人类学、社会学打交道，其中就有性别研究。但那时候，我有一种天天在阅读二手、三手或者N手资料的感觉。因为你面对的都是过去的人留下来的作品。我最多去分析它，去解读它，但我不可能创造一个新的东西。这种二手经验对我来说，就像我听说过很多次大海，听说过很多次爱情，但我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大海，没有谈过一次身临其境的恋爱。所以我在研究生二年级的时候，了解到南方报业每年都会招生。当时南方报业就像是中国新闻业“的黄埔军校”，全国最优秀的新闻业的人才和后备力量都会奔赴那里，所以我自然被那里吸引。后来，我如愿被他们录取了，就开始写各种各样的故事，但最开始更多是舆论新闻、监督公权力的报道，后来慢慢开始写一些人物的特稿，其中也自然就包括女性的选题。所以我的冲动来自于对人的好奇，对人的多样性的那种渴望，不满足于只看别人的故事或者别人的作品，我也想去创造一些什么，去看到一些一手的东西。我还想补充问一个问题是，您书写刘小样与书写其他人物故事相比，有没有比较不同的地方？对于你而言，书写她的故事会有比较独特的冲动吗？刘小样在我心中的代表着灵性的、剔透的生命的最高程度。
当时的我只有一个最直接和清晰的想法，就是我要去到山的另外一边，要去北京上大学。但是在之后的好多年里面，这位遥远的、陌生的女性就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她可能是我想象中的女性的审美，非常纯净且自信。而且从刘小样的身上，我能看到一个终极命题：人应该怎样去正当的活着。同时，我跟她在很多方面都聊得来，采访不需要煞费苦心的设计问题，谈话的时候就像久别重逢一样。那种状态可能从未发生过，可能以后也不会发生了。我也不知道她对我有没有深远的影响。它可能是一颗种子掉落到你的生命里面，但你也不知道这颗种子和其他种子有什么不同。可能有时候生活的奇妙就在于，你没有办法预知掉落到你的土壤里面的种子，最后哪些发芽了，哪些长成了一棵树，它会在哪个季节、在哪个节点会萌出土壤，这个是生命很奇妙的地方。有时候想起来还是觉得很魔幻，但这确实真实的发生了，而且能让许许多多的人，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地域、不同国籍的人，都能从这个故事中找到一个永恒的故事。一方面，我从她身上感受到女性的极致、锋利、剔透、灵性的生命力，这非常的吸引我。另一方面，她所困惑和所渴求的、所为之激越或者为之跌宕起伏的那些东西，可能也是人类从古至今都在困惑、探索的终极命题。可能是这两方面，让我觉得她是我观察记录过的人当中，最不可替代和独特的所在。在《自由之路，<半边天>往事》这篇稿子中，张越老师提到过：“普通人的内心同样波澜壮阔。”我们共同看见过刘小样波澜壮阔的内心，也透过“自由之路”这篇稿子看见了许多其他普通女性敏感、坚韧、痛苦、不甘。我们很想了解，你在做记者的多年经历中，遇到过令你印象深刻的普通女性和她们的故事吗？
我看到了一个女人、一位母亲对待爱与生命的那种最坚韧的力量。
我的朋友圈一直有一个曾经的采访对象，是一位母亲，我常常会因为她发的朋友圈而陷入沉思。当时是我们要做一个汶川地震10周年的主题性的报道，我和两位同事组成了一个报道组去四川做一些寻访和选题的采访。我记得我负责的稿子是写汶川地震10年之间的一个群像故事。我其中的一个采访倾向就是我朋友圈的妈妈，她有一个女儿叫胡慧珊，在地震当中，她和很多同学都不幸地去世了。在地震之后的几年时间里，有很多著名的建筑师来到汶川去做一些纪念性的建筑。在那些宏大的建筑体当中，有一个世界上最小的纪念馆，叫作“胡慧珊纪念馆”，只为“胡慧珊”这个小朋友而建。它是一个七、八平米左右的水泥屋，屋子里搜集了胡慧珊生前所能找到的所有衣物，她的书包、粉红色的文具盒、床上用品等等。这是一个当时很触动我的新闻。所以我有幸成为了她朋友圈的朋友，也加了她的QQ。后来我发现，几乎每一个西方的或是中国传统的节日，还有胡慧珊小朋友的生日、忌日、戴红领巾的日子、掉牙的日子，她妈妈都会在朋友圈回忆和纪念，每一年都会，到现在已经15年了。甚至于，她每一次去买菜、买了水果之后，就会把水果切成沙拉一样，拍下来发在QQ空间，配文“慧珊吃水果”。后来她又生了个女儿，我就经常看到她带着妹妹去给姐姐扫墓，不只是清明节，只要是相关的日子她都会去。胡慧珊纪念馆建成的那几年，她的爸爸妈妈能够配合建筑师完成这样一个建筑设计，是体现了他们对女儿的那种无尽的追思，以及她的生命是永远不可缺失的一部分的决心。但当这些热潮都褪去之后，作为一个妈妈，我看到了一个女人对爱和对待生命的那种坚韧的力量。虽然我没有正经地采访她，但是这种多样性非常地震撼我。我还记得我在广州南方都市报上班的时候，遇见了一位代驾员，是40~50岁左右的女性。我因为有那种记者的那种好奇心，就问她你们公司的女性代驾员多不多？她说广州可能就她一个。后来，我就写了一篇五六千字的关于她的报道。她曾经给我描述过一个画面，大致意思是现实生活中，她是一个单身妈妈，带着女儿在广州讨生活，非常艰辛。但是她又很喜欢开车的感觉。当她在流光溢彩的广州的深夜，驾驶别人的车的时候，跨越珠江上的跨江搭桥，觉得自己有一种自由的、一往无前的感觉。所以，我记得我在那篇稿子里面写到，我说她是广州最深情的观察者，她和广州有一种情人的关系。她有遭遇过性骚扰的部分，让我们很生气，但她也有遇到体谅她的乘客，允许她的女儿也坐在后面。还有一次，有一个乘客还给了女儿一个几百块的红包。这些故事我觉得也是蛮精彩的。我们在做媒体的这短短几年里，因为这份工作，也会经历了一个性别意识觉醒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仅是因为某个事件、或者某个人，而是一个漫长的、不断挑战自己观念的过程。我有在文章中看到你谈到书写女性也是在经历向内的、对自己的启蒙，很想听小庆聊聊你在上学、工作、生活中是否有经历一个这样的过程？你女性意识的觉醒或者说性别意识转变过程是怎样的？在这个过程中，是否有发生一些关键性的事件？
女人要来月经，女儿成年后要像商品一样“卖”出去，文学中的厌女故事，与对女性的剥削、残杀与暴政走过了与人类历史一样漫长的时间。对我自己而言，最初可能就是知道女人有月经这件事。我记得小时候去上女厕所的时候，总是会看到装纸的兜子有丢弃的用过的卫生巾，我很惊诧，甚至会吓一跳，怎么会有人流这么多血，但也没有人给我一个科学的解释。但当我知道这是一个确凿的、即将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实之后，我感觉自己被判了一个有期徒刑，始终在等血什么时候掉下来，非常恐惧，就像不知道子弹什么时候会击中我的头颅。这是我第一次性别意识的觉醒，以一种恐怖和惊悚的视觉效果 —— 你知道你是个女人，你是要来月经的。如果要找我的性别意识觉醒的小峰值的话，可能还是第一次听到我爸爸妈妈说，“等女儿长大以后，要将她卖出去”类似的话。我当时非常气愤，觉得“卖”这个词特别地刺耳，心想你怎么能把自己生下来的女儿像猪和牛一样的商品卖出去。后来长大之后，我慢慢了解到原来社会文化土壤就是这样一种“男尊女卑”的环境。这个就是所谓的“彩礼”，我们那边叫“身价”，还会根据你的不同条件来进行标价。之后的话，我对于这种生命体的探索，或者是去寻找我和别的女性之间有什么不同、或想听的地方，可能是来自于中文系课程中包涵的文学作品、文化现象、电影戏剧等都是与女性相关的。我就是从讲现代文学史的老师那知道娜拉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她的出走对于现代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鲁迅的《伤逝》这篇小说就讲到了子君也算那一代出走的娜拉，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古代文学史的课上，老师也有讲《水浒传》中的许多故事对于女性的塑造有把她们妖魔化的厌女倾向。在我的求知过程中，遇到非常锋利的、具有解释力的理论和意向，我忽然觉得过去的好多东西是散乱的，但经过理论的映照之后，就变得清晰了，你会看到结构性的东西，和看上去正常和自然的东西背后，其实是经过了人的塑造和扭曲，捏成好像是一个自古以来就是的东西。我当时也读了一些性别研究的理论，在七、八年之后才发现能用得上。所以我再一次回到了那种感受，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的一个东西，会在哪些时刻发芽，给你一个触动，或是一个灵感的火花，让你去创造，它们就变长了一张意义的网。我不是那种被压到谷底反弹的复仇女人，我应该还算平均状况偏上的女孩，是很幸运和稀少的了。但饶是如此，我还是感受到非常多的烦恼。我会觉得为什么有很多罪恶和不正义的东西，比如纳粹的罪恶、奴隶贸易，它持续了很久的时间，最后都终结了。但是为什么对女性的剥削、暴力和不正义，任意将女性蹂躏、残杀的暴政，为什么它延续了这么久还像空气一样存在？这到底是谁的责任？我们能做些什么？这是我非常愤怒的一点。就像林奕含有说过一句话，大意是对女性的这种压迫，是一个持续时间最常的屠杀。这句话是我所有愤怒的来源，人类都能够去到火星了，为什么持续了几乎和人类历史一样漫长的不公平的东西，它还以那么耸人听闻的方式一再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我们的群体遭遇的这种几千年还没有停止的张力，它进一步逼迫我们迸发出强烈的生命力和行动的力量，让我感到很美妙。做女人真的好累，但是也很美妙。如果我们都能在自己的位置和土壤去记录、发声、写下自己觉得有价值的东西，去丰富语调的多样性，会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虽然我们这个行业的空间越来越小，镣铐越来越重，但是我觉得还是有能去做的选题。我其实不太喜欢特别主流的，这种所谓的新闻特稿的风格。如果要给那种传统的强调一个画像的话，它可能是一个性别偏中性，但是更像男性的叙述语调，这种语调也是大家认为比较接近中国式特稿的标准语调。但我这几年在想，觉得不应该只有几种或者是七八种主要的声音，不仅是媒体或者公众号，大家应该多一些不同的腔调。如果这样的语调能够将它变得更多样化，而不是一个主流和唯一的话，大家都能从自己的位置和土壤去记录、去发声、去写下自己觉得有价值的东西，去丰富我们的多样性的话，是个很好的事情。我们作为在媒体领域的比较年轻的写作者，其实常常会面对的困惑是书写的意义或者说是一篇稿子的影响力究竟能走到多远？尤其是在女性话题上，我们写作的时候也会对一篇稿子抱有期待，希望它能帮助一部分读者理解父权制下的社会问题、文化问题，或者是为不同的女性群体发声，或者是想纠正一些刻板印象或者偏见。
虽然我们在最近一两年又发现大家对女性话题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我们一般关于性别议题的稿件阅读量相对比较高，但也会发现性别观念其实并不容易被改变。在这个议题上，我们一直受到各方各面的批评，这可能相比起写作本身还要带来一些痛苦。我虽然非常愤怒，但是我并不是特别地急迫于看到一个结果。我非常笃信那句话，出自于一本文集，“妇女，最漫长的革命。”这种不公平已经运行了几千年，它的巨大惯性渗透进我们社会中的各个系统、各个细胞里面，它的结束也不会是一蹴而就的。所以我们真的要保持非常大的耐心和韧劲，这一定也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才能让它达到我们理想社会的状态。但是我也并不以此为绝望，我会觉得我看到越来越多的希望，而且看到越来越多人在觉醒。当然觉醒的过程肯定是矛盾、撕扯、非常痛苦的，但是有那么多人觉醒过来，不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至少有人开始站起来，或者吵起来说不能再这样睡下去，我们要做些什么，我们要醒过来，或者说我们要冲破这个门窗，我们要出走，这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有时候我们会急于地去做到一个身份，或者说完成“我是一个女性主义者”的认证，或者说“我要当一个立得住的女权主义者”，但是我觉得生活是很复杂的。我们看到的历史上的诸多女权主义榜样，当她们来到我们阅读、学习、探索、讨论过程中的时候，她们基本上已经完成了自己，她们变成了戴锦华，变成了金斯伯格，变成了上野千鹤子。但是我们相对来说是比较年轻的生命，会想很快就成为像她们一样棒的人，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她们可能是经过了60年、70年的跋涉。我自己其实是一个性格很激烈的人，但是这五六年来，我会看到更多的人性的复杂和斑驳的交错。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家是一个大家族，你们从我的讲述，还有书里的自述中，能够看到我们家庭的性别环境已经是相对平均的状况，对少数民区地区来说是比较现代和文明的了。但是饶是如此，我们家庭非常希望有一个孙子，这曾经成为我们整个家族的一个难以完成的梦想。可是我的家人他又是几乎倾尽自己的全力去帮助、资助他弟弟的女儿留学，可能比他爸爸还全力以赴的支持她。你就可以看到人身上那种新的东西、旧的东西、传统的东西、文明的东西、原始的东西、愚昧的东西、执着的东西和他那种爱的东西，还有那种对一个女孩的远大前程的支持与推动，是同样存在的。我们同时也要看到这个现实，它不是我们拥有主观能动性就能加速它的进程。这种急迫给自己的压力就太大了，我们有时候真的要放轻松一点，稍微放过自己一下，多爱自己一点，不要对自己太苛刻了。我觉得如果每个人都能对自己诚实，尽量地去创造一些东西，给自己一些耐心，保持愤怒和保持做事的话，我就觉得这是一个挺乐观的情景。现在的情况是大家都在逐渐觉醒，总比大家都被埋在地下好。虽然声音有时候有些喧嚣，但是总比鸦雀无声、万马齐喑，别人都听不到你的声音要好。同时也不是说你躺平、啥都不做，我就觉得该愤怒的时候还是要愤怒，然后做自己能做的事情，自己擅长的东西，应该做的东西，不做会后悔的东西，尽力地去完成它就好。《她们和她们》这本书其实不单单为我们展现了第三视角的女性的故事和故事背后的书写者，我其实在看这本书的过程也为女性与女性之间的情谊所打动。这包括了你书写到的女性情谊，比如张越和刘小样、你和刘小样之间，还包括了不同写作者之间的情谊，你们和你们的编辑之间的情谊，甚至是你们和一些女性读者之间的情谊。
正如《她们和她们》这本书的书名一样，“她们”的故事总是能掀起一层又一层涟漪，触碰到更多的“她们”。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下在工作或生活的经历当中，你拥有过的比较珍贵的女性情谊？这种情谊为你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吗？女性之间的情谊，一种背靠背一起打仗的感觉，真的很奇妙。
很奇妙的是，我们整个编辑部基本上都是女生，这也挺幸运的，我们的沟通之间能少掉很多磨损。我经常听到我的同行或朋友说，以前报个题好难，先是要被嘲讽一下，说你报这个题有什么用，要被编辑批评“没什么价值”，还没做之前已经非常的累和生气了。但是在人物编辑部，这一块的损耗就特别少，所以我特别幸运我能处于这个共同体之中。我也记得我们之前有个编辑，赵涵漠老师（《永不抵达的列车》文章作者），她现在已经不在《人物》了，但是大家可能都读过她的稿子。她也是好几次跟我一起去采访。我们的关系不是单纯的同事关系，也不是单纯的女性情谊，是混杂在一起的。有她在，我就很有安全感，有一种我们互相背靠背作战的感觉，可以面对一切可怕的突发事件。我们确实也遇到过很多可怕的突发事件，我们曾经有一个采访，从白天一直进行到晚上2、3点，我们俩快撑不下去了，但是还是奋斗到最后一刻，因为采访对象非常的彪悍。TA 觉得 TA 可以干到任何时候，我们也是跟 TA 一起战斗到 TA 也要垮掉的那一刻。还有一次采访，我突然发现我的录音笔坏了没录上，第一反应是自己应该要被指责了。但是赵涵漠就说：“没关系，我这边有录一份。”她的那份也不完整，就说好像经纪人也有录。我的心情一下子就很放松，我们就去吃烤肉，我觉得好酷，我们半夜一起坐车回来，从海边一直坐到市中心，挺好玩的。前段时间她来大理，我们一起爬山。我们很久没见面了，她也去了新的公司和平台，我就看她远远地站在一个寺庙的山门前。我跑过去，说：“漠漠，你还好吗？”我突然感觉又回到我们在编辑部的那种神叨叨的日子，这种女性的情谊，一起背靠背打过仗的感觉其实很奇妙。
青年志 Youthology
青年的发问与探寻
投稿联系：tougao@chinayouthology.com业务联系：open@chinayouthology.com
招聘联系：hr@chinayoutholog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