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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心理咨询变成“救命稻草”:两位年轻咨询师的2022年

胡培风 青年志Youthology 2023-05-09


2022年6月,作为一名记者,面对越来越荒唐的一切,我找了一位心理咨询师诉苦。面临着我一次次对于“无意义感”和“不确定”的追问,咨询师的状态似乎总是温和且专注的,这引起了我的疑问:TA们是怎么回答这些无解难题的?
 
不确定的大环境同样作用于TA们,TA们又不得不为来访者提供哪怕只有片刻的笃定。当我的咨询师向我说出“接受一个不是你理想中的世界,再看看能做点什么”这句话时,她是否真的相信这些话?还是职业惯性使然。此外,心理咨询师本人的心理状况又如何呢?
 
带着这些问题,我同两位心理咨询师聊了聊。
 
 

01 

这不光是一个「心理问题」

 
郝晓晞是一名从业6年的心理咨询师,主要做青少年心理咨询,有时她也接lgbt友好咨询和性、女性相关的议题。过去三年,在她接到的诸多咨询中,愤怒成了高频词。
 
郝晓晞不自觉地回应了来访者的愤怒,“我会直接说,这样的事情让我们都在愤怒之中,或者我能感受到你的愤怒。”
 
如果有些愤怒过于巨大,无法消解呢?“这样的case我也能接。”郝晓晞说,“我没有办法对遇到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我们社会这几年的形势都不太允许愤怒存在,我觉得这种愤怒也是需要咨询的,它需要找一个地方安放。我甚至觉得有的愤怒可以一直抱着,成为某种力量来源。”
 
而在愤怒之外,她也遇到很多来访者说自己「政治性抑郁」了。她察觉到,这个词更早出现在她所接触的性少数群体身上,“可能TA们对强权更敏感”。而在去年,这个词被更加广泛地使用。面对大环境的普遍无力感,郝晓晞意识到了心理咨询的有限:“我觉得心理学要解决的不是政治性抑郁,而是政治性抑郁下怎么样让自己好过一点。”
 
“我们能做的是相当有限的,”程方,一名从业11年的心理治疗师,也这么说道。他目前正在某市的精神科医院工作。疫情期间,他曾经在酒店里做过一段时间的心理支援,也负责接听心理热线。“接电话的时候可以倾听、开导对方的情绪,这是我们能做的。但也有很多不能做的,比如我们去支援的时候,有的人已经隔离了一个月,工作可能就要没了,或者是有房租要交,有很多经济上的开销……这个部分已经超出了我们工作的范畴。”
 
令程方感到最难受的是接到一个父亲的来电,他的孩子在感染后并未及时被发现,因此错过了最佳的救治时间而离世,家庭也在种种原因下离散,“他当时的情况是有轻生的念头,可能因为我自己也有孩子,所以会感到非常的共情。”
 
另一些情况下,程方和咨询者面临着同样的不确定性,有时在去往酒店支援之前,他甚至不知道自己要去多久,“政策不断变化,隔离的时间可能会被临时延长,来访者的怨气就会很大。但我们需要给对方一种不确定中的确定,至少我们自己得稳下来,不然我们慌了,他们就更烦。”
 
过去做培训的时候,程方的老师教他们如何稳住有应激反应的咨询者,这在心理学层面有个专业术语——心理危机干预。但很多心理干预往往比不上实际的帮助,过去老师常举的例子是,面对地震中的幸存者,相比于发问卷,还不如给人家一床被子和一个面包。
 
在接受GQ报道采访时,知名心理咨询师崔庆龙也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很多问题是心理咨询师回答不了的。“这个社会需要的是更多优秀的社会学家,更多优秀的架构设计师,他们可以从结构层面去优化,也许只是一个参数的调整,就能把很多微观层面的东西解决掉,甚至都不会产生出来。心理学面对的问题已经是最末端了。”
 
 

02 

什么都成了「心理问题」

 
尽管如此,走投无路的人们仍会打电话给心理咨询师。疫情期间,程方接听的心理热线一天可能要接五六十通电话,这是他们最大的承载量:他们白天只有两台机器,晚上一台。三个同事三班倒完成24小时的工作量,有的电话一讲便是两个小时。“我们想上厕所都得麻溜着,喝口水也不是那么容易。”
 
就算这样,他们还是无法回应所有人的求救,“我们接通率其实很低,北京的更低,它的接通率全国最低,这是因为打的人太多了。”
 
压力不仅仅来自于工作节奏,也来自于工作内容。“我同事有一次晚上报了4次警,那种挺折磨的,报警的程度基本就是挺高危,而且是马上要做(自杀)的程度。”程方说。
 
近些年,寻求心理咨询的人数猛增。“说实话,我们咨询师可能也发了一笔疫情财,”郝晓晞坦然道,“如果按以前的模式,客单量很缓慢才能增长起来,但20年和21年,包括我所在的机构和我认识的一些同行普遍都经历了一轮爆发。所以21年全国新开了非常多的机构,当然到去年又开始退水。”
 
此外,官媒对于心理咨询和心理学的宣扬力度远远大过以往,包括人民日报、央视网等都试图教会人们在心理上自救。似乎在一切都失常的情况下,唯有心理学是稳定的救命稻草。
 
还有一种常见的说法是“没事也可以和咨询师聊聊,就当做心灵保健”,以及“不要等问题变大再去治疗”。这难道不会引起人们的焦虑吗?结合起宣传的话术,似乎无论外界情况如何,心理都能够、也必须保持健康的状态。与此同时,心理咨询动辄几百上千的咨询费又居高不下。我把这种纠结告诉给了郝晓晞。
 
“其实我有点厌烦现在一个风气,就什么东西到最后都是心理学,有时候我也会觉得,如果只是寻求心理学,还不如看看自己有什么兴趣,你是想学学插花,想学品酒,或者跟朋友疯玩儿,其实那个也是可以让生活锦上添花的,都是可选项。这个情况下,心理咨询不是必选项。”
 
“什么东西到最后都是心理学”也指向关于心理咨询的另一种幻想,即心理学可以解决人生的所有问题:“让人哭着进去,笑着出来。”但心理咨询有时候是很残酷的事,郝晓晞过去曾在台湾受训心理咨询,她说,“其实在台湾,如果有新来访者,我们第一节咨询往往不会跟新来访者谈很多他自己的东西,往往要澄清心理咨询其实是一个可能会很辛苦的过程。心理咨询有可能让人感受到不一样的痛苦,但是最后会鼓励你直面现实。”
 
但在大陆,由于心理咨询较多是商业行为,第一次来访就要开始收费,因此初访制度的说明就被一再压缩,“如果你腿上有一个不可治愈的伤,我们心理咨询可能最后真的会让你把这条腿锯掉,那你必然要面对失去的痛苦,也会失去那种回到「健全人」的幻想。咨询很残酷,但不可能只让人停留在这种痛苦中。我们希望的是,比如帮你装上义肢之后,不是只看见这个拐杖和义肢,一直想着自己的失去,还要接受拐杖和义肢的存在。最后你甚至可能会觉得,拐杖和义肢也可以是很酷的。”
 
 

03 

「那种」心理咨询师

 
意识到心理咨询和自己能力的有限性,对于郝晓晞来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2016年,刚入行的她差点被连续不断的个案给击垮。
 
她当时所在机构的slogan是“让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到及时、专业的心理咨询服务,共同营造一个和谐、健康心理世界。”广告遍布在各大医院门口的公交车站牌与小区停车场。
 
这种宣传策略带来的后果是,许多跑了很多次医院,或是需要精神科配合治疗的病人拨通了机构的电话。这超出了刚毕业的学生的接访能力。
 
来访者们对心理咨询的期待像是一贴万灵药——花了钱,药到病除,“如果你跟他们讨论,比如你的情绪,你的成长经历,他们会下意识觉得你跟我说这些废话干嘛,他们认为这些感受和思考是没有用的,你要立刻治好我。”
 
另一方面,这些来访者对心理咨询师又颇为防备,“因为很多来访者的经济条件并不是很好,每次几百块的咨询费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大的支出,他们希望每一分钱都有效果。这个感觉有点像是我们去理发店会防着Tony让我们办卡。”
 
郝晓晞的一部分来访者来自农村,他们可能会因为家庭琐事,比如和婆婆、老公的矛盾而产生巨大困扰,但这是当时的她所无法理解的,因为双方的生活轨迹完全不同,她无法将对方接入自己的话语体系来思考,这让她感到很挫败。因此,她总是留不住来访者。另外,当时百度正因“魏则西事件”整顿了推广机制,郝晓晞所在的机构也受到了影响,咨询量骤减,她月收入最低的时候只有七八百。
 
回过头来看,郝晓晞觉得当时的自己太学生气、理想化。“我当时就是想做一个‘那种’心理咨询师。”她笑起来。
 
那种,意味着站在一个中立的角度,始终保持一个冷静、专业的咨询师的状态。
 
但很显然,有的来访者可能并不适合“那种”心理咨询,在从业的六年里,她逐渐意识到了这点,也开始试着突破“专业”的框架。“现在有的来访者他可能操着一口南京话过来,我就会操着一口南京话跟他谈,谈一些事情的时候直接给建议(有一种说法是,心理咨询师是不应该给来访者直接建议的 ),可能在那时候的我看来,我现在做的都是非常不专业的。”
 
“可能那时候,来访者就是需要我站在她那一边,跟她一起痛骂婆婆,痛骂老公,我学的心理咨询会认为这些都不叫咨询。但如果是现在的话,我会意识到要先把TA稳住,然后我们再慢慢引入到那种‘来谈谈你的感受’的心理咨询式的语言体系。可能之后我又会觉得这是很不专业的事,但那就让之后的我来操心吧。”说到这里,她笑了起来。
 
 

04 

建立防线与连接

 
但另一方面,当面对巨大情绪消耗的时候,专业性也保护了心理咨询师本人。程方如今面对心理热线的时候已经能做到“不为所动”,他尽量不让工作影响到自己的生活。但这种心理防线的建设并不容易,在第一次接到高危电话时,他也草木皆兵。
 
“那会儿太紧张了,因为不懂拿捏分寸。当时那个人说他在海边,我心里咯噔一下子,说你去海边干嘛?他说散步,我才放松一点。”程方笑着说,“后来慢慢累积经验,对不同情况的认知已经到骨子里了。”
 
“对不同情况的认知的建立”来自于日常工作中无数个案例的一点点累积, 虽然隔着电话线看不见对方,但程方逐渐学会通过这些细节澄清和了解求助者的处境和风险程度:求助者是否已经做了自杀行为?过度用药了吗?用的是什么药?割腕的来电者是打算割还是已经割了?割了多深、流了多少血?如果站在天台上,是几楼的天台?站在护栏里还是护栏外?所有不同的情况的应对方式都不同,他开始将“把求助者拉回来”细化成一项项具体的对话,“如果TA站在护栏外,那我的首要任务就是先把TA劝回护栏里。”
 
在新手时期,程方也会觉得自己在某些地方过不去,做得不够好,或是过度放大没做好的部分。他曾遇到过一个复杂的个案,由于家庭和校园暴力的原因,对方病理性地无法与他建立连接。
 
“就像是你感觉TA想靠近你,但是TA可能没有办法靠近你,或者不敢靠近你。但是我又不能疏远TA,不然可能TA会理解成是一种伤害。”程方感觉自己像是在路边捡到了一个受伤的孩子,如果太靠近TA会让TA感到恐惧和不安,但是离TA太远又会让TA感觉到被抛弃。“你只能把食物放在旁边,等这个宝宝自己过来。但TA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仍然带着强烈的不安,只能缓慢地建立连接的过程。”
 
试探恰好的距离感和不停重复的过程使程方感到疲惫,他和自己的督导倾诉这些,在这个时候,他变成了那个“宝宝”,让一个更专业的人帮助自己,给自己充电,然后再变回照顾宝宝的角色。
 
如果是刚从业的时候,这样的个案可能会让程方想好几天,但如今程方可能只会在和这个个案有关的时间想这件事,对生活已经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这种认知建立的防线乍一看像建立起了一套“工作流程”,像某种“麻木”,我向程方提出这个问题,程方沉吟片刻后回应道,“我并不觉得建立防线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因为我在工作外的时间把自己调整好了,回归工作的时候才能够更加专注,如果我对上一个病人负责,对下一个病人也要负责。”
 
 

05 

和解,但不再是一种要求

 
尽管有诸多问题是无法被心理学解决的,但和“医不自医”不同,心理学某种程度上也治疗了咨询师自己。
 
2022年初,郝晓晞的奶奶因为心梗离世。奶奶陪着郝晓晞长大,由于家里房子小,她从小和奶奶睡一张床。奶奶的身体一直非常好,猝不及防的离去让郝晓晞开始思考生命中的微小意义。
 
过去奶奶常会来看郝晓晞,当她早上九十点上班出门时,两人就很可能会在楼下碰面,如今上班的路总显得空落落。郝晓晞同时开始调整自己工作上的方向,“我会开始和我的来访者们谈这种生活最细微的东西,像是建立切实的联系,这种联系可以是人和人之间的,也可以是人和植物、和环境的,比如在路上看到了一只蝴蝶。尽管可能这些东西不是很上得了台面,但它们是充满意义的。”
 
但至亲离世仍在她心理留下了一道深刻的伤痕。奶奶离世后,郝晓晞觉得自己分成了两半:一半沉在自己很哀伤的情绪中,另一半才能听来访者说话。
 
直到今年,郝晓晞开始更频繁地接有丧亲之痛的来访者咨询,“我觉得这是心理咨询师还蛮悲哀的一点,我之前没有办法接丧亲的来访,我能理解那是一种很悲痛的感觉,但我没有实感过。”现在她能接丧亲的来访了,但有时候那些倾诉也会引发她的情绪, “可能我在咨询中也会掉泪,我得先花一部分精力把自己的情绪收回去,再跟TA站在一起,但也因为这个经历,会让我更理解他们了。”
 
郝晓晞觉得自己从小就是一个偏“抑郁质”的人,容易把情绪放很大、沉在情绪中。
 
这或许和她过去的经历有关。在高中阶段,由于学校和家庭环境,她确实过得比较糟糕,有时候走在路上,她会想着如果一辆车开过来撞死自己就好了。回过头看,十几岁的郝晓晞觉得自己面对的是某种社会阶层的差距,这和小镇做题家所要面临的命题是一致的:她从一所很不好的学校转到一所重点中学,原有的优势科目——英语成了被老师批评的对象,而家庭长久以来又处于一种平静的压抑下——在高考填志愿时,她的父亲并不跟她沟通就想改她的志愿,她不能接受,并赌气选了心理学。因此两人大吵一架,直到高考报名结束都没有再说过话。
 
过去的种种经历都使她越来越“自闭”,也使她越来越偏向“抑郁质”。她曾因久久走不出情绪而感到困扰,但现在她把这当作是一种优势:“在有边界感的保护下,抑郁质的咨询师是比较容易理解来访者的。”
 
她慢慢发觉,抑郁情绪并没有那么大的危害,“就像我奶奶这件事,可能我今天也没有要见朋友,也没有工作,一个人在家,我又想把自己泡在抑郁情绪里了,那我就泡一段时间,我接受这种无力感。”
 
这是与自己“和解”了吗?郝晓晞不是很认同“与自己/世界”和解这种说法。“我很担心和解变成一种要求,大家都得和解。但它是表面的,虚假的。可能我更看重的是与自己或者与外界的关系,希望那个关系是顺畅的,如果我不满意自己,我再努力试试看,但这种努力不能是一种苛责。如果和解是让我放弃掉一些我很在意的东西,我是不认同的。”
 
而“自闭”的部分,在她研究生时期学了心理咨询之后也有了改观。郝晓晞研究生入学的第一课是团体治疗,还不熟悉的全班同学花两天时间泡在一起,原本内向、被动的她不得不被推向更多陌生但又鲜活的个体,她开始学会更快地交一些朋友,同时也更加松弛地展露自己隐秘而脆弱的那一面。
 
“以前我会有一个障碍,就明明很想说也不敢说,特别是家里的大事情,但现在不一样了。”奶奶去世后不久,郝晓晞和多年的老友碰面。一起吃饭的时候,她终于在朋友面前,哭了出来。
 
*文中郝晓晞、程方均为化名,个案已做模糊处理
 
 

撰文|胡培风
编辑|阳少
排版|yixue
设计|S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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