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5日13点（CET），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马茨·马尔姆宣布挪威作家约恩·福瑟获得202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他创新的戏剧和文章，为无法言说的事物赋予声音”。半小时前，马尔姆通过电话提前告诉了作家这个消息，当时他正在卑尔根的乡间开车。他表示很高兴，并承诺会小心开车回家。
卑尔根，这个坐落在挪威西海岸的城市，是约恩·福瑟从1970年代后期开始生活，并度过他整个创作生涯的地方。那里的天空和大雨，阴晴不定的乌云，浪漫又恐怖的大海，成为福瑟作品中恒常出现的意象。
福瑟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作品诞生在21岁，1980年，长篇小说《红与黑》（Raudt, svart）问世，并在三年后出版。也是从这部小说开始，他选择了自己的语言，新挪威语，或者叫尼诺斯克语。如今，挪威只有10%的居民使用这种语言，约恩·福瑟是其中之一。1985年和1986年，他接连出版了第二部小说《上锁的吉他》（Stengd gitar）和诗集《眼中有水的天使》（Engel med vatn i augene）。1987年，福瑟在卑尔根大学，获得比较文学硕士学位，并且出版了自己的第四本书《血石》（Blod. Steinen er）。毕业后，他在霍达兰郡的创意写作学院当了六年教师，他的一位学生成为后来炙手可热的作家——卡尔·奥韦·克瑙斯高。
和他的先驱塔尔耶·韦索斯一样，福瑟的语言与挪威西海岸的地理环境紧密相连，并将现代艺术技巧作用其中。语言，及其贫瘠的海岸，漫无休止的群山。这不仅仅是福瑟作品的技巧、风格或主题，而成为蕴藏人类情感，那些不可言说事物的载体，他的文学本体。
福瑟长期以来被视为诺贝尔奖的有力竞争者，这个传言从二十年前就已经出现，2013年，立博公司的彩票赔率榜上赫然出现约恩·福瑟的名字，并且十年来始终稳居热门。然而，随着2021年《七部曲》的完成，2022年最后一本《一个新名字》（Eit nytt namn）英译本出版，进入今年英国国际布克奖长名单，约恩·福瑟终于拿到了这个早应属于他的奖项。
卑尔根，荒诞与孤独
约恩·福瑟的故事多发生在挪威西海岸的乡村，峡湾地带的自然风貌出现在他一部又一部作品中，被浪潮冲刷的土地和悬崖，望不见尽头的大海。他的人物们生活在此，他们畏惧复杂的人际关系，远离尘世纷扰，渴望独处，就像自我流放。海洋是福瑟戏剧中经常出现的意象。在福瑟1992年写作的第一部戏剧《有人将至》中，男女主人公搬进海岸一座没有人打扰的房子: 在他的语言里，海洋不仅是美丽、浪漫的，同时也蕴藏着偶然性和危机： 悬崖上的老屋。这是福瑟戏剧里又一个恒常出现的意象。这些房子濒临波涛汹涌的海岸，人们可以透过窗户欣赏海景，抑或在风雨交加的夜晚，关起门躲进屋中。然而，和大海的反覆无常一样，这些屋子也并不坚固。爱人们关起门，试图营造一个乌托邦，却发现彼此的关系越发脆弱，矛盾无法和解，交流的不可能。他们不得不继续忍受彼此关系的濒危状态，以及咆哮的大海，宿命般的大雨，摇摇欲坠的老屋——找不到任何出路：（《一个夏日》）
可以看到，在卑尔根乡间的自然意象背后，福瑟始终迷恋于探寻人与人之间的隔膜。这种隔膜是恋人之间的猜忌和背叛，是亲人之间的冷漠，自我与记忆的争斗，主体对他者的恐慌。福瑟把自己对人与人关系的塑造，理解为对人类内心境况的关注：“人类并不等同于一个对象，人类首先是一个灵魂，一个内在的心灵。无论是‘意义’或是‘无意义’，都归属于这个灵魂。”他执着于对氛围、语境、场景的营造，作品的故事性极弱，全篇充斥着无意义的絮语碎片。他所追求的，并不是突出、有代表性的人物形象，或震撼、有质感的故事情节，而是一种“不可言说”的关系或状态。身为读者，我们往往习惯于寻找文本背后的深层所指，找出故事象征的深刻内涵，或作家被哪种时代精神左右，体现出什么历史症候。但他的学生克瑙斯高提醒我们，“约恩·福瑟的文章几乎都是关于文学和艺术的。它们不涉及文学和艺术的生平、社会学或历史方面的问题，而始终围绕着它们的本质”，围绕着文学和艺术自身。在克瑙斯高看来，文学的合法性诞生自一组悖论当中：一方面它要追求某种独异的语境和特质（而非社会学的结构主义式共性），另一方面，这种独异性又我们所共有的，关于世界的现实的真相。福瑟早年学习社会学，但他无法接受实证主义的方法，探寻那些被视作普遍的规律和真理。文学是具体的，这要起我们抛弃自我的掌控，跟随“情绪和语调”，进入到作品的独异性当中。
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里，戏剧的表达方式是动作。悲剧就是以语言为媒介，运用动作的方式，去摹仿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然而，约恩·福瑟及其前辈作家，所代表的现代戏剧，彻底颠覆了亚里士多德的断言。 当动作停滞后，人物陷入到当下的具体状态里。福瑟赋予他们以语言和行动，其中最常被人提及的手法是他的“极简主义”。 从第二部小说《上锁的吉他》起，福瑟就表现出极简主义的特点。在他的小说和戏剧里，语言和行动都遭到最大程度的简化。人物的言语和行为是不完整的，他们的对白往往是一些琐碎、无意义词藻的堆叠和重复，看起来平淡而乏味，同样的句子出现再三。这种简洁被福瑟推向极致，时常出现品特式的静场。人物的语言断裂了，整个剧场陷入沉默当中，那些星光片语的性格和心理被彻底淹没，我们无法预料他们发生了什么，又即将做出什么。借用停顿和中断的手法，福瑟表现出我们生活的不确定。
《红色沙漠》剧照
“在小说里，你只能运用词语，而在戏剧里，你可以使用停顿、空白还有沉默：那些没有被说出口的东西，一种启示。”在《上海书评》的采访中，福瑟这样解释自己的静场。对话拦腰斩断，语言的所指突然坠入虚空，他把这视为“意义”的悬置和彻底销毁，或者也是某种“无法言说”的独异，得以表达的神圣瞬间——那些不可言说的东西，借由沉默得到淋漓尽致的表达：这种静场十分接近罗兰·巴特所谓的“沉默”：“沉默在这种艺术中是一种匀质的富有诗意的时间，它不像一种密码的片段而像是一种光亮、一种真空、一种谋杀和一种自由那样把词语固定在两层之间并使之分裂。”
与沉默相对的另一种方法是延异。在福瑟读书的时代，挪威的大学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放弃社会学后，福瑟开始读哲学，发现了马克思主义向法国后结构主义的巨大变化。1979年，福瑟开始阅读德里达。在《纽约客》的采访中，福瑟称，他发现德里达和海德格尔是两种不同的思路。“对海德格尔来说主要的问题是，存在的事物的共同之处是什么。而德里达关心的是相反的问题：是什么造就了存在事物的不同？我想写作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行为。不像说话。写作不同，非常不同。当然，这也让我跟德里达以及他理解的写作有了某种联系。”
显然，德里达对言语和文字书写的区分深刻影响了福瑟。在德里达那里，柏拉图以来的语音中心主义导致了逻各斯中心。语音更接近存在，而文字是边缘的，是语音的派生物。借由书写，文字成为可以被认识的文本。文本没有先后顺序，也没有高低之分。尚未成为文字的事物漂泊无依，书写为意义提供居所，而这意义不是由语音中心向四周散开的。随着书写行为的持续，意义不断播散，它们彼此差异，永无休止，作为终点的意义遭到无穷延宕。
借由德里达的书写理论，福瑟区分了“叙事者”和“写作者”。在他看来，“叙事者”是口语文学的传统，而他关注的是“写作者”。所谓“写作者”，是“那个被写进去的身体层面的东西，那个进入你写作的物质性层面的东西”，或者用克瑙斯高的话说，“‘写作’与其他一些东西连接，与我们语言中只传达自身的部分连接，就像石头或墙上的裂缝”。 在福瑟的剧本里，台词往往以诗体呈现。完整的句子被剪裁成松散的碎片，它们持续而迅速地转换字行，翻到下一页：我不是想这样做
我只是就这样做了
另一个人
你只是就这样做了
一个人
是的
（短暂静场。）
另一个人
它就这样发生了
可你
是啊是如此的害怕它会发生
（短暂静场。）
你是这么告诉我的
（极短暂的静场。）
你告诉过我
一个人
是的
（静场。）
（《我是风》）
在行与行之间，在短语和句子的断裂和跳转之间，语言的意义无休止地漂流，只有书写是确定的。人物说出大量破碎、空洞的台词，意欲表达的意义遭到疏漏，个体的孤独，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不可能被成功建立，于是，所指的泛滥与模糊，和沉默的静场达到了同样的效果。 此外，福瑟戏剧的另一个重要方法是多重时间的并置。在2002年的《死亡变奏曲》里，故事从女孩自杀后开始倒叙，六个来自不同年代的角色（活着的和死去的）纷纷出场，以简短、断续的言语共同叙述，构成拆解和补充。最后，女孩在坟墓的另一端发出独白，对自己自杀的决定发出质询，表达了根本的不确定性。
这种方法最精彩的演绎出现在1999 年写作的《秋之梦》中。尽管同样属于福瑟的早期作品序列，《秋之梦》却具备更为复杂的文本内涵。在追忆过往之余，人物的交谈和独白，探讨了爱情、宗教、死亡等问题。在《秋之梦》中，场景同样是墓地，男人和女人相遇，仿佛旧情复燃，男人为是否离开家庭奔赴爱情而困扰。事实上，他们共同度过了一生。男人的父亲和母亲共同出场，还有前妻格蕾，以及所有过往的交集和碎片。在这出戏里，我们很难理清各个情节、人物的时间先后，不同的时间层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一个具体的语态，对人物进行共时性的质询，过去的恶魔纠缠活着的人。尊重地点的统一，破坏时间的统一。借用这梦幻般的手法，福瑟制造出了他特有的戏剧氛围与人类境况。
在将近二十年为剧院写作的生活后，戏剧的紧张性和人物争执已经让人疲惫，约恩·福瑟对自己的工作感到厌倦。2009年，随着剧本《这些眼睛》（Desse auga）创作完成，福瑟在50岁的生日宴会上，宣布自己的戏剧生涯即将告终。他已经完成了身为剧作家的职业，30部戏剧，8个短剧，这已经足够了。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写作的终止。福瑟提出了“慢散文”（slow prose）的理念。与戏剧的紧张相反，“慢散文”渴望舒缓流畅的长句：2012年，福瑟酒精中毒，罹患谵妄症。在医生的建议下，他开始接受治疗。戒酒的情况令人惊讶，他原本以为自己要四五年的时间才能恢复健康，没想到从那之后就彻底戒掉了酒瘾。生活方式的改变影响了他的写作，与散文一样，福瑟的人生也开始慢了下来。
在这些作品中，处于核心位置的是2014年完成的《三部曲》（Trilogien）。它由《醒来》（Andvake，2007）、《奥拉夫的梦》（Olavs Draumar，2012）和《疲倦》（Kveldsvævd，2014）三部分组成。
第一部，17岁的情侣阿斯勒（Asle）和阿丽达（Alida）离开家乡，背着全部家当，在比约文（卑尔根旧称）街头游逛。他们来自迪尔吉雅，穿插的往昔回忆透露着他们在故乡的过往，怀孕的阿丽达被母亲赶出家门，她偷了母亲的钱和食物；阿斯勒被船主收回船屋，他偷了船主的船。年轻的恋人游荡在比约文街头，分娩在即，阿斯勒闯入一位老妇人家，老妇谜一般消失了。阿丽达生下儿子西格瓦尔德，和阿斯勒的父亲同名。
第二部，恋人把名字改成了奥拉夫和奥斯塔。奥拉夫卖掉小提琴，进城买婚戒，在路上遇到一个戴灰帽子的老头，透过繁碎的絮语，我们发现，船主和阿丽达的母亲都死了，他们被人杀害。奥拉夫最终被处以绞刑。
第三部，故事推进到恋人女儿的生活。阿丽斯已经步入晚年，在老宅，她仿佛看见当年跳入大海的母亲。那时她带着儿子进城寻找阿斯勒，发现丢弃在岬角的尸体。阿丽斯进而回忆起自己早逝的妹妹，和年轻时离开自己的哥哥西格瓦尔德。
《三部曲》的语言缠绕绵延，人物的意识高过故事实际进展，福瑟在其中加入大量关于哲学、宗教的议论。
《三部曲》英文版书封，中文版将有世纪文景出版
更为突出的是2021年完成的《七部曲》（Septology）。这部长达1250页的小说以独白形式写成，一位年长的艺术家以另一个人的身份自言自语，作品看似无休止地进行，没有断句，但在形式上通过重复、反复出现的主题和七天的固定时间跨度来维系。作品的每个部分都以相同的短语开篇，并以对上帝的相同祷告结束。这部小说实在太长，他不得不删去一大部分关于神学的论文。 2013年，福瑟皈依了天主教。这位处在创作旺盛期的作家，毅然决然地改变了自己的创作方向，迎来更为复杂、庞大的收获。十年后，福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与他近年来的小说写作密切相关。福瑟长期以来被视为诺贝尔奖的有力竞争者，这个传言从二十年前就已经出现，2013年，立博公司的彩票赔率榜上赫然出现约恩·福瑟的名字，并且十年来始终稳居热门。然而，随着2021年《七部曲》的完成，2022年最后一本《一个新名字》（Eit nytt namn）英译本出版，进入今年英国国际布克奖长名单，约恩·福瑟终于拿到了这个早应属于他的奖项。 福瑟的“慢散文”让他真正步入当代最杰出的作家序列。对小说叙事边界的模糊唤醒这个古老文体的全新生机，和当下最具开创性的小说家们一样，意识流和德语大部头，这两种二十世纪的重要文学潮流，在今天发出全新而深沉的回响。而现在，福瑟依然在写作。他很少接受采访，也不参加公开活动。他不再手不离威士忌了，甚至很少看书。他会和家人一起旅行，但那不一样。他用新瑞典语做翻译，卡夫卡的《审判》，杰拉尔德·穆南的《平原》。他还在写小说，写得很慢，和过去那些速成的戏剧不同：“我就想让我的写作慢下来，让我的生活以及一切慢下来。我是这么做的：我想写散文，想让它慢下来，这些长长的流动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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