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几年，年轻人过得不太好，变故频发、充满风险。而一到新年，人们仍然会盘点过去同时计划未来，在动荡的环境里找稳定，在不确定的变化里找确定。好像人人都知道三大未来趋势：AI类人化、社会老龄化、和世界脱碳化。
越来越多人发觉，环保似乎是门好生意。“可持续”、“碳中和”、“ESG”等等这些时代热词层出不穷，“ESG月薪炒到15万”这样的标题也被频频推到人们眼前。
与此同时，“洗绿”（greenwashing）被大规模地开展，快时尚品牌在沙漠绿洲拍摄宣传片，希望以此戴上可持续标签，上市公司一边大幅裁员一边掷重金撰写年度ESG报告，好像每个企业都能在2030年之前完成碳达峰目标——只要在无人在意处买到足够多的碳信用……
气候、能源和可持续的议题固然是重要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从1995年开到现在，中国在2020年9月首次提出明确的“30*60”双碳目标，世界范围的大公司纷纷入局碳汇市场，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期，气候变化议题仍然能长期吸引最一流媒体的关注。
然而为什么气候问题谈了这么多年，它在舆论上是一个很悬浮的话题；气候议题至上而下的链路，在多大程度上传到年轻人身上？火热如ESG的发展，对年轻人有什么影响？当环保变成一宗大生意时，作为打工人和消费者的我们能做什么？生活中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又能做什么？
青年志与绿色和平共同采访了五位“环境先锋”，针对环境议题的现状提出了一些问题，以下是我们的对话：
（内容在嘉宾回答的基础上有删减和修改）
气候问题只是远方的哭声吗？
气候变化作为全球性问题的共识早已经形成，但在舆论和传播上，气候变化又始终是一个悬浮的话题。当气候灾害发生在身边，人们迅速关心、迅速了解、并迅速遗忘。
为什么气候变化上不了热搜？
“二十年之后的气候变化跟我有什么关系”
刘敏：
新闻上大家更愿意看有逻辑的、有直接因果的东西，但是气候变化或者环境保护，很多时候是没有因果逻辑的。你不能说这次大水或者大型的雪灾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也很难说我们做什么就可以保证气候不提高 1.5 摄氏度了。所以传播上它本来就有弱势，很难被充分理解。
比起来，同类议题又有不同的社会土壤，比如说女性权益的讨论，为什么这些年就突然这么热？因为在东亚，尤其从日本、韩国传过来的这些理论、新闻、文学艺术创作，都离我们很近，我们很能感同身受地理解男女性这种性别政治，所有人这辈子都在经历，就会非常切身。
像上野千鹤子或者是其他很多国外学性别研究的人，他们还会把女权的理论具体化，落实到具体的生活中，让大家能理解。而且中国一直有“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说法，像我们这种 85 后、 90 前的人，小时候是看《半边天》节目长大的。它是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时创办的，那次大会也给很多妇女权益相关的NGO提供了发展机会，我觉得这就是土壤的问题吧。
但是气候我感觉它有点孤零零的，你不知道有哪些学术明星是在国际或国内研究气候变化与社会关系的，也没一个 KOL 或者专家经常在媒体上曝光，给大家长期科普气候变化的前因后果。因此，大家不太熟悉如何从气候变化或者环保的角度来理解一些生活中其他的问题。
很难说远处的社会，或者是远处的三五年之后、二十年之后的气候变化跟我有什么关系。作为媒体也很难建立这个关系，因为这中间很多科学研究、常识、生活现状的逻辑都还没建立起来。
我想到 2019 年去德国听一个行业大会，我发现气候和难民是欧洲媒体同行们非常关注的话题。我当时意识到，在国内类似的报道非常少，当时国内关于气候变化的讨论也很少。2023年 2 月在香港的时候，我又跟一个德国女孩聊这个话题，她建议我可以换个视角，比如说，中国这几年的南水北调不就是有很多人从故乡迁移了吗，其实也是某种程度上的一种移民，这也是一种跟环境、气候、生态有关的移民问题——其实类似的故事在全球各地都在发生，只是需要记者多一个捕捉和理解的视角。这个话对我启发很大。在过去几年，“极端天气”这个概念也渐渐被我们熟悉。比如2021年郑州大水，大家第一反应是，在一个中原地区的省会城市，怎么会冒出这么离谱的洪水？比如同一年的甘肃白银越野赛事故，大家也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极端气候离我们这么近。这两次都是非常惨痛的事故，事故过程又有大量的图片和短视频流传，大家终于建立起“极端天气离我很近”的意识了。但下一步该怎么做呢？我们能做一个倡导，说今天少扔点垃圾，明天你的城市就不会发大水吗？作为一个做具体工作的记者和编辑，我的问题是，我确实也没有办法把这个因果联系起来，我的能力和我的信息支持是不够的。我觉得这一领域的从业者，包括学者、NGO、媒体，都应该再努力、多做一些面向公众的工作，因为这也是帮助我们从业者自己。2017至2019年间，绿色和平和野性中国共同携手，深入西南地区原始森林，发现了树高34米、树龄1100岁的世界最古老云南铁杉树。© Yan Tu / Wild China / Greenpeace
我觉得新闻不能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因为新闻跟宣传是两回事，宣传是要贯彻、实施、推行什么东西，所以我必须要宣传。但新闻就是记录一个重要的事情，把它原原本本真实地报道出来，就够了。后续的解决方案是相关从业者的工作，新闻媒体不可能把这个事都干了。我写过一篇传播量还挺大的稿子，讲为什么北京春天的柳絮那么多。追溯原因，是1970年代为了不让沙尘吹到北京，当时在城区内外大规模种树，但那时人们不知道种树要有物种丰富性，也不知道杨柳树到了成熟期，每年会产生这么多杨絮柳絮。另一方面，雌性的杨树价格更便宜，在各种因素下，北京市种植了大量雌性的杨树、柳树。这就导致几十年后，每年春天的时候，我们都被漫天的飞絮搞得过敏，呼吸不畅，甚至频繁出现火灾。那篇稿每年春天都会被人翻出来转发，累计阅读量肯定已经过了百万了。但我写这篇稿子，目的并不是开药方，不是建议园林局立刻把树都砍了，相反，稿子是一种答疑解惑，列举在1970年代做出这种错误决策的社会背景、自然环境和科学研究的局限性。如果之后大家再想种杨柳树，或者再想大规模地种同一类树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人把我这篇稿子拿出来发，证明树不能这样种，要考虑到生物多样性的问题。我并不期待一篇报道能有什么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我觉得这样的记录，还是能对社会产生长远影响的。所谓ESG（Environmental Social Governance：环境，社会，治理）是企业在这三方面的指标，具体如公司业务造成的全年碳排放量、员工福祉、管理架构等等传统财报中不包含的元素，有专业机构对企业的ESG指标进行评级，ESG报告也被称为企业的第二张财报。年轻人近年来有三大情绪：地球要完了，社会太卷了，资本家老吸血了，某种程度来说，它刚好可以对应ESG的三个领域。问题是，这样一份对公司的指标，能在实际层面影响到年轻人，或者说打工人多少？
北极熊幼崽正在玩在北极发现的塑料制品。
© Roie Galitz / Greenpeace
首先，现实中的变革，很多都是危机塑造的。比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大公司和金融市场的道德风险、造成了公众的信任危机，也终结了稳定且繁荣的全球景气周期，进入滞涨与衰退周期。其次，我们想要理解ESG提出的价值主张是什么，就要理解ESG实际是在反对什么。景气周期里的CEO与大公司神话，比如90 年代的杰克·韦尔奇与他主政的通用电器（GE），可以看做ESG的反义词。杰克.韦尔奇在当时被看做伟大领袖，增长盛宴被归因于他这样的明星 CEO，“大就是强”成为共识，同时这种明星CEO似乎说什么都对。而GE通用电气董事会的工作，主要就是鼓掌。盛宴之后，在滞涨与衰退周期，人们发现增长不是普遍的，在相对低成长的预期下，开始更多地关注质量。明星经理人褪去光环，“一言堂”的董事会被当做孕育“黑天鹅”的温床。在这个时期，市场与公众开始形成新的偏好与认同，例如，规模不再是真理，人们会追求更好的以人为本的治理结构，关注企业如何吸引到最优秀的人才。也是这个时期，在ESG理念的主导下，让公司获得更广泛的价值认同变得重要，例如，企业要通过回应并解决公众关心的全球挑战成为新的使命。这也让青年一代看到新机会、拥有更多元的价值维度、新的职业发展阶梯。ESG替我们表达了变化的主题，让这种趋势变化变得可以言说，成为共识的一部分。2023年1月14日，马晶晶受邀参加绿色和平绿色生活项目在北京举办的“旧胡同有了新故事”互动工作坊。ESG提倡促进员工福祉、人权和包容性，那ESG能解决996和内卷吗？
996 并不只是关于工作时长的问题，而是关于工作意义感的拷问。
现在更多职业都是德鲁克所说的“知识工作者”，意义感与获得感同样重要。公司不仅提供工作，也需要提供工作的叙事和环境，建构工作的意义。如果意义缺失，工作就变成生活的手段，工作时长就成了谈论焦点。所以， 996 背后，年轻人关切的问题是职场体验。我们看到更多的企业谈论ESG，而真正有效的，是构建员工对职业身份的认同感以及团队的凝聚力。比如说马斯克，这个人的形象看起来是蛮有争议的，但是从他的自传以及很多媒体的报道看，员工对他的认可依然很高。我不觉得ESG是一个饱受争议的概念，它是一个新兴的概念，有很多人去攀附它，追逐它，甚至去假冒它。
洗绿其实是大家假冒ESG的一种行为，这恰恰表明了ESG是一个广受大家关注的东西，所以有人来假冒你。
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把 ESG的体系建得更加的完整，让那些想假冒的人假冒不了，把洗绿这种行为从我们真正的ESG当中剔除出去，这是我们去完善这个体系的问题，而不是ESG本身的问题。
2019年，绿色和平与艺术家和手工咖啡店合作，北京朝阳大悦城和新兴的青年文化中心举办了“为可重复使用的杯架免费提供咖啡”周末活动。© Dong Li / Greenpeace
我们民间还有相当多的人认为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的阴谋，至少是一个政治竞争的结果，而不是自然科学。中国极少人看过IPCC的报告，我们的宣传材料对IPCC成果的宣传力度也是比较小的。我们的学校里教材中大部分是非常过时的一些知识，而像IPCC报告这样的最新科学报告，很少出现在我们的正规的教学体系当中。民众接受到的观点是，对于中国等众多发展中国家来讲，排放权就是发展权，这个话我是不赞同的。可再生能源的议题，我觉得本质并不是个公正问题，只要你有住宅，你就有权利把阳光变成光伏，这是普世的权利。太阳能资源无所不在，本质它就是一个技术如何在全球普及的问题。但是普及的过程当中有公平问题需要去解决，或者要公平地去处理这个问题。你的屋顶可以开发光伏，但你不一定能够获得它，因为你要去开发你屋顶上的光伏也需要钱。你可能没有钱，甚至贷不到款，或者说别人可以贷到非常低利率的贷款，你要付出很高利率的贷款。这其中的公平问题就是需要去解决的。如果说气候的解决层面，需要世界所有国家的通力合作，气候的传播层面，需要一国官方的表态和牵头，ESG，则仍然是企业和少数精英们的叙事。那普通人呢，整个世界都在浩浩荡荡地推进这个事，普通人可以做点什么呢？绿色和平工作人员在珠峰绒布冰川现场展示1968年的绒布冰川照片，在39年时间里，绒布冰川退缩了近300米。
© Greenpeace / John Novis
职业的，和生活的。
从职业角度来说，不建议选择所谓的“低碳环保工作”，这是第一句话。因为绿色、低碳、环保都是行业的标签，是议题，而不是一个实体行业。第二句话，选择“周围人都能理解的行业，解决真正的问题”。如果说不清楚你要干什么，就不要贸然冲进去。环保是个议题，但历史上，发现问题的人，呼吁解决问题的人，并不是最终解决问题的人。解决问题的人，通常有一个更有容易理解的行业标签，比如华为，作为科技公司，华为能提供很多清洁能源的、环境的以及适应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你从事科技行业，无论做工程管理、或者做营销，都距离解决环境问题都更近。对所有致力于从事低碳环保行业的朋友们而言，不妨重新想想，你有没有一个更好的职业描述，比如说我想进入某个实体行业，而它能解决环境问题。当你能这么说的时候，就根本不需要我的建议了。我觉得大家日常可以多留意一些环境的议题，让自己多一个观察社会的角度。还是讲回2 月份与德国女孩的聊天，我们聊到这几年奇怪的气候，聊到全球气候变暖，我说这个话题在媒体上很难吸引人，很难被真正切身地讨论。她说，但你们不是经常会在网上发小视频吗？比如在马路上打个鸡蛋，鸡蛋很快被烤熟了，这就是全球变暖呀。她一下子点醒了我，带着这样的触角，回头看我们的衣食住行，很多都与环境相关。比如回到北京，我们吃智利的车厘子，吃挪威三文鱼，这背后就是全球农作物的贸易，这些食品的跨境运输，就带着碳排放的足迹。而黑龙江的玉米、水稻这几年不断破丰收的记录，种植地持续北移，这也是全球变暖的直接影响。可能手里的一碗东北大米，就能讲出很多丰富深刻的环境故事。我希望越来越多年轻人能够去全世界可持续领域最先锋的北欧学习可持续发展。现在很多孩子们，本科可能不是学环境的，然后他们都想去北欧、去丹麦学可持续发展，可持续能源比如区域能源，气候变化课程专业，最先进的可再生能源技术，以及绿色金融工具，等气候变化最前沿领域的理学课程。图像是最有力的传播工具。有时候一张照片就可以改变历史。事实上也确实因为一些照片，很多环境问题得到了关注，并且发生了改变。比如奚志农的《可可西里》、卢广的《被污染的风景》，王久良的《垃圾围城》等等，他们的摄影行动都曾经对中国的环境保护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变革性的作用。那么，从我的策展来讲，我是希望通过力所能及的最好的展览呈现，让影像的力量可以真实地传达给观众，从而产生积极的互动作用，并产生共鸣。从就业的角度来讲，当然就不能再选化石能源了，因为你肯定不能在这个领域安然退休了，如果你想选与能源相关的行业，当然就只能选可再生能源相关的行业，年轻人的技能会在这里面不断地获得发展空间。对于想要从事ESG的年轻人，我们一定要花出来相当多的时间，去了解行业最先进的信息。因为我们高校的教学主要是基于书本的，这些书本上的知识更新较慢。我们新能源行业的更迭非常快，就像当年中关村的行业一样，要通过现在最新的各种媒体，特别是自媒体了解行业的最新的技术进展情况。第二个，年轻人要在假期的时候花一些时间，以实习的方式了解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工业园区，以及他们现在的能源状况和正在开展的能源项目，要多实践，多了解一线的情况，然后带着一线的问题，结合行业最新的信息进行学习，而不仅仅是在课堂里面学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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