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女人》阿烂：一名女性导演的破绽与实战
起初，我更关心这是一部怎样的电影。为何影迷们认为它挑衅了叙事常规，为何女性主义观众一致笃定这才是真正的女性书写，它又何以在高度资本化的影视生态中保持异端的尖锐。后来，在等待观影机会的时间里，我的目光被导演阿烂吸引，发现她的人生似乎比电影更引人入胜。
她办画展，但从未学过画画。她是妈妈，但从未迈入婚姻。她拍电影，但从未向往过导演身份，也不执着于艺术创作。她在社交媒体谈怎么教男宝尿尿，起床后播放麦兜被点名的音频片段，很少在电影活动现场掩饰对提问的疲惫。她跟别人说，「我就是一个身上各种刻板印象痕迹都很轻的人。」
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她扎了一个低马尾，没梳过的头发松垮地挂在皮筋上，随时可能散开。她把我接进她的生活和工作半个月的时间，坦荡地向我展现了《这个女人》横空出世的原因，以及她成为她的过程，就像她曾经一个画展的名字——「任你进入」。
她的故事，更关乎一个人如何可以一直做自己。
作者 | 小吓
编辑 | Sharon
阿烂和《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到底在干什么？」
在找到喜爱它的观众前，《这个女人》经历了漫长的质疑期，因为它拍了一个女人的双面人生。
「我觉得我是一个标准的老婆。」
「但我内心特别讨厌成为那种标准的老婆。」
开场，女主角贝贝直面镜头坦白对家庭角色矛盾的认同。
紧接着，电影转向她的一场婚外情。
她和年轻的男友吃饭，做爱，一起看着大海发呆。她坦然地谈起出轨，像轻易瓦解了婚姻制度的束缚，跳脱了标准老婆的定义。
但随着故事的展开，我们又看到她带孩子看病、跟老公谈他的工作、给妈妈买房、回家看望老人……承受着婚内角色身份的全部琐碎，正如一个「标准的老婆」。
阿烂说《这个女人》讲述了一个35岁的女性如何做女儿、做母亲、做妻子、做自己，「我想讨论已婚已育的女性可能以及可以是什么样的」。
贝贝爱好谈恋爱，连续不断地交男友。她的道理是，这只不过是开了个小差，像那些婚内出轨的男人一样去糊弄自己的伴侣就好。
影片令人印象深刻的不只这些玩味的语言，还设置了许多悄无声息的微妙控诉。比如，导演始终将丈夫置于画面的焦点之外、主角每次呼喊女儿随母姓的小名，都以巧力撬动着陈规，创造了权力关系的扭转时刻。
但贝贝看似在男人间游刃有余，却也独自承受着失恋后的剧烈痛苦。她想离家逃往武夷山，却也会在出行前怀疑自己不是一个好妈妈。
返乡、辞职、告别情人，影片关注女主角的每一个决定、每一次逃离、每一回失恋后选择的食物。在对女本位立场旗帜鲜明的张扬下，影片也迂回地探讨了女性自我的具体实现。
贝贝显然不是复刻父权逻辑的爽文女主。她只是一边承担着外部要求的责任，一边关注着自己的内在需求，尽可能地坚持自己的选择。这似乎是这个女人，也是所有女人在面临现实和自我之间的优先抉择时，所能作出的最大努力。
阿烂并不抵触用「性转片」的标签去评价《这个女人》，也乐见它成为讨论女性主义电影的话题策略。只是她从一开始就没想过一比一翻转性别结构，「我们实际去开展性别相关的工作时，也不是这么干的。」
长期的女性权益倡导工作，让阿烂接触了大量女性样本。她曾参与访谈过一百多名接触婚姻，但状态不同的女性。她们有的已婚已育、未婚已育或不婚不育，也有的和同性伴侣多元成家。
这种对于广泛女性处境的沉浸式感知，也像是阿烂在日常中的田野调查。她关注笼罩在每个人上空的权力结构，也关注人在受困中的能动性，以及人作出抉择背后的辩证与幽微。
她的电影合作伙伴泥巴说，「阿烂做什么都是为了搞女权，但也可以说她做什么都是为了拍电影。」电影与她，是「阿烂《这个女人》」和「这个女人阿烂」的关系。
用直觉创作
2020年，阿烂生完孩子后，为了逃离大城市的养育焦虑，搬到了北京与河北交界处的大厂回族自治县。
在此之前，她给自己所在的多元成家支持机构「未来家Family」，做采访不同母亲的影像项目。其中一个短片就聚焦在后来饰演《这个女人》女主角的李害害身上。搬家后，两人住得很近，地理位置上的便利让她们越来越熟络。
不久后，李害害面临着送孩子去南方上学、帮家里老人买养老的房子等现实命题。此时，她也想去探索不同的人生，辞掉做了十年的影视工业网编辑工作，干起房产中介，甚至还想一个月换一份不同的工作。
阿烂立刻意识到这个女人正处在至关重要的人生阶段，她出走的举动蕴含着普遍且矛盾的主体意识。这让阿烂想用电影的方式去探讨女性的自我实现。
阿烂形容拍电影是「一拍脑门」的决定。她自己兼任导演和编剧，请好友蔓宁担任文学策划，女主角李害害同时是联合编剧和制片，她们三人脑暴出了作品的骨架。团队后来加入的制片人泥巴，是阿烂做独立电影放映志愿者时的老朋友。
在拍摄过程中，阿烂负责掌机，李害害安顿琐事，两个人商量着来。她们的工作状态看似松散，实际是本着信任彼此的态度在做事。
如果女性友好是阿烂选择合作者的前提，那么对导演权力的审慎就是她在合作中贯彻的首要原则。
她不会拉着大家熬大夜，不会为了获得一个满意的镜头反复折磨全组人，那样的拍摄模式，让阿烂警惕。
「今天拍不到就明天再拍。」
「状态不好的话一切都不会好的。」
阿烂不画分镜，现场随机应变；不写逐句台词，只列对话大纲。片中围绕贝贝出现的三代女性，都由李害害真实的母亲、女儿、外婆扮演。阿烂拿着摄影机走进她们的生活现场，依据她们原有的关系形态再造了戏剧中的故事。
《这个女人》整个拍摄过程都充满了随意和即兴。
而在这个看似随机的过程中，阿烂的章法，就是把握好讲述的直觉。「我只是看上去没做准备，但在自己身上做了准备。」她说。
自然光、环境音，从不过度整理的现场......许多观众误将影片传达出的本真性理解为影片故事真实发生过。
「电影拍完以后，她的家庭还幸福吗？」
「这个女人真的婚内出轨吗？」
「这是纪录片还是剧情片？」
阿烂在电影中模糊了真实与虚构的界限，但就和出轨对传统婚姻的震慑意义一样，在挑战一种既定的框架。
拍摄床戏时，阿烂没有精心设计调度，或者说她只在其中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是取得演员的拍摄授权，因为她不愿随意摆弄演员。第二件就是拿着摄影机只在床尾拍。当时，她内心出现了一种非常明确的拍摄直觉：不需要更多机位、不需要移动、不需要演员的表情。
这场由女性主导，且有些平淡、枯燥的床戏显现出了一种反奇观的「新」。贝贝孤独的背影，同时杂糅着欲望与无奈。而被动的伴侣，始终沉默，像消失在了床上。有观众用「不美」来形容这个画面，并强调「不美在我这里是很高的赞美。」
第一次痛经
随着《这个女人》进入剪辑阶段，阿烂经历了人生中的第一次痛经。她说，这是身体在提示她，创作出现了瓶颈。
「我不知道到底能不能把这些素材做成一个电影，每次打开剪辑软件就有点费劲。」阿烂经历了自己与作品的艰难相处。她剪一版需要休息一个月，前后剪了七八版。
一方面，阿烂觉得《这个女人》包含着许多人的秘密，例如如何在婚姻内外游走，如何看待亲密关系，这其中有着人们习惯回避的真相。
「我觉得过于赤裸了。」
「有一种最见不得人的东西要被拿出来了的感觉。」
另一方面，她担忧影片所表达的态度会被挪用为审判TA人的证据。《这个女人》挑战了婚姻制度，但这并不意味着阿烂反对别人走进婚姻。在有关婚姻的互联网讨论中，斥问系统和苛责个体的界限常常模糊，许多已婚女性被扣上「婚驴」的帽子，但阿烂并不想指责来得如此轻易。
保卫复杂是她创作的本能反应。但她同时感到迷茫，即便公众的意识在觉醒，主流之外的「多元」还是难以被社会完全地接纳，她不确定自己能否承接住所有由电影引发的讨论。
处理政治性与艺术性的关系，是女权主义艺术家们的共同命题。只是有时候，它会和「如何平衡家庭和事业」的提问一样，成为附加的枷锁。
但拨开这一切，这个无法理顺素材的剪辑过程，最关乎阿烂如何看待自己。
当离三十岁越来越近，阿烂无法回避弥散在空气里的婚育压力。2017年七夕节，她在网上征婚。2019年1月，她发布了一条叫《寻精子者·阿烂》的视频。实际上，婚与育的组合方式在她心里早已跳脱出了固定的脚本。她对婚姻并不感兴趣，只是想要一个孩子。
国内的精子库不对非婚女性开放，她决定在民间找人一起种植。她想亲身体验生养过程，这是一种对女性身份的探索。她就是这样一个对自己「物尽其用」的人。
她怀孕时正值疫情时期，自编自导自演了一条呼吁关注疫区孕产妇现状和诉求的短片，再次用个人行动推动公共讨论，打通了最小单位的实践与更大范围的扩散。
艺术创作是她的生活方式，生活实践是她的艺术作品。
她也面临许多质疑，甚至是谩骂。有人追到她的心理小组活动现场谴责她轻视婚姻，有人加她的微信一上来就说她是疯子。
在一个过度强调婚姻的环境中生活，阿烂有时会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去遮蔽自己的选择。
提到遮蔽，又回到了《这个女人》的双面人生。
《这个女人》的核心灵感可以追溯到阿烂小学时的一个梦。
逝世不久的大舅妈在梦里告诉她，大舅在她死之前就出轨了。大舅妈递给阿烂一把枪，暗示她去解决这件事。很快，现实中的阿烂迎来了新的大舅妈。
梦对现实的因果补充，让阿烂发现大舅曾有过两套不同的生活。她意识到成年人总是因为要保护点什么，而去伪装和遮蔽。
可遮蔽自己生活的人，在阿烂看来是懦弱的。
「完整的自我实现怎么那么吃力？我有点被自己拍的内容创到了。」
剪辑台上，阿烂凝滞、迟疑、惭愧。这些思绪像缠绕在神经上的阵痛。
她形容过去几年的生活像在一路狂奔，搞女权、养孩子、拍电影，做了很多，变化很多，没有停下。动弹不得的素材显现出生活无法归置、理想充满错位、自我潜存冲突的僵局。从此以后，她每个月都会痛经。
「我只能是暗下决心，终有一日我要做最真实的自己，过最真实的生活。」
在系统之外
无论面临着多少困难，提着一口气，阿烂还是把电影做出了雏形。但紧接着的问题是——没有钱。调色需要钱，上字幕需要钱，做声音需要钱，参赛投奖也需要钱。
阿烂没有钱，她形容自己的生活是大饥荒水平。她家里没有暖气，也一直没有买车。回顾这十年的生活时，她苦笑着说自己不仅没有脱贫，而且还没有十年前在互联网公司坐班赚得多。
曾经有电影后期制作公司开出的价格她无法承受，就对她无情地嘲讽。有从业者不信任没有背靠任何资方的她能搞出什么名堂，就用「你有在做什么赚钱的事儿吗？」打压她。
没有钱，就会遭遇霸凌 —— 这个不陌生的剧情也不可避免地发生在了阿烂身上。电影，是阿烂难产的孩子。
阿烂办过四个画展、做过名导放映，跟想拍电影的纯素人比，资源是相对丰富的。但她一直对所谓的艺术圈若即若离。再后来，某个业内朋友对阿烂提问：「普通人没钱没资源，可以怎么拍电影？」她说：「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没钱，可能有点资源还不怎么会用。」
阿烂是一个系统之外的创作者。
从中学开始，阿烂已经游离在集体和规则的边缘地带。她最常来往的，是学校里的一个心理老师。他不是教课的老师，但会像朋友一样和阿烂聊天，也会在聊天中流露对学校规章制度的不适应。
阿烂说，自己的很多思考就是从系统中的异类身上获得的。「社会观念给出了明确的发展路径，铸就了一批循规蹈矩的人。但如果有人在其中感到不舒服，或者并不想成为某种定式下的样子呢？TA们可以过一种怎样的生活？」
带着这个疑问，阿烂习惯去接触边缘的人和事，也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边缘人」。
不过，系统似乎也在隐隐地排斥她。
《这个女人》在众多电影节上一鸣惊人后，阿烂并没有像想象中接到蜂拥而至的资源。2023一整年，她没有收到过任何主流媒体的专访邀约。除了身边朋友链接的曝光机会，她还是很少被看见。
阿烂在影展红毯
阿烂的搭档李害害也是如此。拍完《这个女人》后，她没有成为炙手可热的新人演员。她接着去做了主播，按照脚本在直播间贩卖情绪价值，笑称自己就是靠榜一大哥养着的女人。现在她又到了一家影视公司做宣传。
偶尔，她会因为《这个女人》主创的身份被邀请去参加活动，但某次从论坛台上下来后，她就一只手抱着电脑一只手操作表格，俨然一副打工人的状态。
《这个女人》和主创们，都因为溢出规范激起水花，又因为不合时宜被集体回避。电影得奖后，她们仍维持着从前的收入方式和经济水平。
我和阿烂闲聊过一些知名女性在工作单位的尴尬处境，阿烂说：「就是这些地方又需要她们，又不待见她们。」《这个女人》被看见，也像是一次限定的突围，揭示了来自主流体制的表面奖赏和实际帮助之间的遥远距离。
但如果只是因为一部电影的获奖就从此改变生活现状，阿烂可能也是不愿意的。她不是苦行僧，只是没有把时间花在创造更好的经济条件上。
有人劝阿烂去做网红，说她「大女主」的人生经历充满了变现的爆点。也有人问阿烂，女性主义电影在一些国家不仅卖座还成了时尚潮流，为什么还留在国内做不赚钱的东西。
「我不想对标有钱人的生活。我能有拍电影的机会，能一直游离在系统之外，我还要什么呢？」阿烂的理想状态，是不要太把自己的不普通当回事。
后来，她又承认自己仍然没有摆脱对文艺青年的苦难想象，「我会有一种恐惧是，如果我太有资源太有钱了，是不是就无法拥有生活的实感，不太能够创作了？」
面对现实，32岁的阿烂，始终先去拷问是否保全住了自己的心。她习惯从长计议，在20年甚至50年的长度里，很多事不算事，很多利益也不具备吸引力。
「从公平公正的角度看，我也觉得我目前的经济收入是配不上才华的，但这是社会的问题啊。」当她反复被恨铁不成钢式的逼问怎么不多把精力放在赚钱上后，会这样认真地说。
女性主义扫兴鬼
「阿烂，这是你的处女作吧？」
2023年11月，《这个女人》在杭州的影展放映时，主持人用随和的语气，把热场问题抛给在线上连线的阿烂——那天晚上正巧是另一个影展的颁奖典礼，她作为最佳新人导演入围。
「是首作！」
不等阿烂开口，台下传来几名女性整齐的反驳声。其中一名继续补充：「不要使用『处女作』这个词，这是阿烂导演一直在倡导的。」现场氛围冷了下来。一部分人脸上浮起错愕表情，似乎这样的举动既不必要也不体面。
但这是女性之间心照不宣的不服与默契。
活动结束后，阿烂在社交媒体提到这件事，「谢谢到场的姐妹/你萌最懂得我们需要不再使用某一些系统的语言了/你萌最懂得/我们可以以及很有必要创造自己的语言。」
那天放映现场的反驳声之一，来自辞职到杭州 GAP 的女生路小溪。不久前，她离开了原本的生活工作圈，勇猛地打破了过往生活的秩序，但又做不到完全不在意旁人的看法。
当看到《这个女人》中人物的徘徊与矛盾时，她被深深抚慰。「我好像能从中看到自己，它把正在漂浮的女性的状态刻画得太真实了。」路小溪说。
杭州的映后交流过于短促，一个多星期以后，她又出现在《这个女人》上海的学术放映现场。
这场映后，阿烂也在现场，有观众接连不断地对她提出专业的问题。话筒给到路小溪后，她用一种莽撞的姿态站起来，极力抑制着激动的声音：
「这是我第二次看这部电影了，我的观影体验是百分之百的共情，主创们的小巧思都可以心领神会，我非常为你们能呈现这样一位不正确的女性感到骄傲……我在那个影展60周年的大合照里，一下就看见了阿烂，你那头红发在一众大咖里非常醒目。虽然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观众，但好像也能感到一种连接。」
后来路小溪跟我说，那天她也大可以只提些技术问题，但总觉得那样不够。她希望《这个女人》被全情对待，也想去坚持实践一种冒犯。
「我可以感受到TA们会因为这样一个失态的观众而感到不舒服，但我觉得这种不舒服必须得被创造出来。」她说。
每当阿烂公开表明女权身份或进行不安全的表达时，也会感受到环境中的不屑目光。「如果一个人站在俯视的角度看我，会觉得我初生牛犊不怕虎吧。但我也三十多了，能像大人一样根据具体场景进行表达。况且我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在公共场合之外，阿烂也和所有「女性主义扫兴鬼」一样坚持着日常的「挑刺」。
她会在旁人随口说起女生比男生早熟时，提醒背后有社会因素让男性可以不用成熟；会在同行伙伴分享拳击队合影时，指出男性运动时不穿上衣是一种特权；也会在大概率只有几面之缘的业内人士提出女生更适合学文科、男生更适合学理科的论断时，去打破表面的和谐，分辨背后不平等的社会性别文化塑造。
「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是有性别的。」阿烂想，哪怕只是改变一个人，就是改变了一个TA的宇宙。
从上海学术放映现场回程的车上，她因为感冒、痛经和长途劳顿的叠加瘫靠在后座，轻声说了一句，「这个世界还是需要优质女人来拯救啊。」
阿烂的破绽和实战
2023年12月底，生活在北方的人已经裹上了最厚的过冬棉服。雪覆盖北京地面的前一天，阿烂结束了一个月的辗转放映，从老家江苏宿迁接上短暂寄管在妈妈和嫂子那里的儿子，回到了河北大厂县。
阿烂回家第二天早上，我去她家里找她。在家的阿烂，比我们初次在上海见面时更加有序，头发不蓬乱了，感冒好彻底了。她点着熏香，一边清理着猫毛、灰尘、孩子的玩具，以及厨房里的杂物，一边1.7倍速放着播客节目《厨房里的权力、牺牲与爱》。
「我是搞实战的。」
阿烂关于电影、女权、自我的一切决定和行动几乎都围绕这句话展开。生养孩子、整理日常无疑是她实战的一部分。
有许多人对阿烂一边拍电影，一边工作，还一边养孩子的状态啧啧称奇。而我也难免会想到阿烂是一位母亲，格外关注她谈起孩子的瞬间。
在正式见到阿烂的儿子前，我已经多次听她提到小孩。她会提及性教育，感慨一个孩子长大的不易，以及思考在一个崇尚权力的文化环境里如何做家长。
但阿烂想要破解这种强行绑定。她会说，三岁半的儿子已经足够大了，「小孩的包容力和理解力比我们想象中更强。」
那天下午四点，幼儿园因大雪提前放学，我随阿烂去接孩子，然后一起去了同小区的蔓宁家。
蔓宁家有很多绘本和玩具，这是阿烂买了放在那里的。小孩让我陪他玩奥特曼的卡片，我积极地配合。陪玩了半个小时后，阿烂把我拉到一旁说：「不用一直陪着他，你去忙，大人也有很多自己的事情。」
阿烂在自己营造的小空间里办公
快九点时，我们从蔓宁家出来。在电梯间，阿烂的儿子自言自语地演示着自我介绍。我意外地得知了他的名字，同时惊讶于他竟然随父姓。
怎么会这样呢？一个由母亲非婚生育且负责日常起居的孩子，却跟只偶尔出现的父亲姓？
我虽能第一时间想到这背后的难言之隐，但也对作为女权主义者的阿烂如此选择感到非常意外。这好像她的「破绽」，会随时面临指摘。
她争取过冠姓权吗？是不是她当时的女性意识还没有那么强烈？如果孩子的姓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符号，为什么一纸结婚证的存亡就是重要的？这种不彻底到底是因为什么？在真实和正确之间，她是怎么选择的？
我能在纸上推演无数种可能性，但依然害怕这些架空的设问是一种冒犯。后来我直接问她，有没有想过让儿子跟自己姓。她说当然有，女性让孩子继承自己的姓是一种姿态。但生活不会照搬理念，行动总会面临妥协。
孩子的生父是阿烂合作多年的朋友，他早前是支持孩子随母姓的。但很快，他家里人得知了这件事的原委，开始用房子威胁他，甚至唾骂他作为一个男的「很没用」。
「我觉得父权架构起来的这一切都让我很恶心。但我一边恶心，一边又不想让孩子的爸爸因为所谓父辈的施压难做，因为他是本着支持我的态度在做这件事。」一个两难的境地，让阿烂最初的想法被反复拉扯变形。
双方讨论和争执的结果尚未明确，孩子就出生了。命名系统没有给人太多犹豫的时间。
最后，阿烂站在一个人体认另一个人的角度，照顾了孩子爸爸的感受，在姓氏上做出了退让。
这是代价。其中既包含来自主流社会的重重阻碍，也包含她作为女权主义者在崎岖现实面前无法贯彻信念的悲哀。
像是一块伤疤，也如一种警示，阿烂说：「这是他父权制的名字，也是我成为女权主义者的一个印记。」再一次，完美女性榜样的话语在沉痛的实践过程面前变得轻慢。
但阿烂也有绝不会妥协的事。
2023年4月，《这个女人》入围瑞士真实影像展灼光竞赛单元。她带孩子一起出国领奖，却需要做亲子鉴定才能成行。她未婚，孩子出生证上存在生理父亲的信息，没有结婚证，就无法证明系统里的亲子关系。
额外的时间、高昂的费用、反复的公证......她承受着选择的后果，没有一丝后悔。
「结婚证就是那么重要，可以证明一切。但我不会为了程序的便利去搞一张结婚证。」阿烂依然觉得它是女性进入剥削系统的昭告。这和在孩子姓氏上的妥协，是两个层面的事。
相比于解释，她更倾向用行动表达。她想亲自策划《这个女人》日后的线下放映，跳脱出常规映后千篇一律的形式。她主张从电影中走出来，邀请女性学者实践者，讨论更多现实中的性与性别议题。她也想带着孩子去放映现场，「别人总是问我出来放映孩子怎么办，那我就在这个空间里让你看到真实的情况。」
阿烂回家的第三天，雪越下越大，幼儿园开始停课，于是她不得不取消当天下午的安排。这是她最寻常的一天了，但依然有遗憾、有破绽。
最小的仪式
有天中午太阳正盛，我们从餐厅散步到一块大草坪。阿烂说不想工作了，便踹掉鞋子，平躺下来。
她之前染的红发已经褪成金黄色，左眼角下方有一块红色的东西，都以为是胎记，其实是血管瘤。她的上身是品牌赞助的衣服，下身是朋友宽大的黑色裤子。自己带的牛仔裤被经血弄脏，贴在大地上的身体，进行着潮汐的更替。袜子的边缘是彩虹的装饰，手提包里有个贴着「盛世情姐妹」绿色贴纸的小水杯。
她的身旁是《这个女人》的卡片，打算晚上放映的时候送给观众，上面有她的联系方式，依然随时「任你进入」。
放映自己的电影、纹身、办画展，都是阿烂给自己举办的仪式。
她说最小的仪式是打扫卫生，这是创造日常舒适空间之必要。她每隔一两天都会从早上八点十五干到九点半。
两个人的家，一半是阿烂的创作，一半是孩子的涂鸦。阿烂常常被琐碎的家务塞满，也时常焦虑于自我发展在养育压力下的限制。
女人蹲地，是未经文艺处理的生活，是硬邦邦的现实。
我跟阿烂转述过一个场景，某次《这个女人》的放映结束后，有位年轻观众一边背包离场，一边对她的朋友说，好舍不得啊，又要回到现实了。阿烂听到后，把嘴角抿出了丧气的弧度。
放映结束回家后，阿烂发了一条微博，「短暂放映是梦游一般的出离/我知道/我当然知道/回到现实就要接受挨打甚至鞭笞/在我们的婚育环境里生养孩子组建家庭建立关系/就是万箭穿心/书写一本女性血书。」
一个人被她的全部生活构成，也可以由一个片刻定义。阿烂这么一个从不按线性常理出牌的人，会被调侃想到什么是什么，做事情没有连成线。但正因如此，她才不是单向度的人，无法被纳入固定的叙事，也无法被贫乏的语言框定。
无论现实与电影间有多暧昧，生活本身的复杂与艰难不会改变。回到现实，阿烂还在训练自己面对杂务的耐心，努力拿去放在孩子身上的控制欲，习惯生活随时被占据的状态。
她说，「很多人喊着女性要去创造，但她在她的处境里怎么去创造呢？可能我在一些人眼里，已经创造出了可供讨论的东西。但是创作对我来说永远不是最重要的，这种趴在地上清洁的生活细节，才会构成一个人真实的质地，包含她在环境中面临的所有东西。」
比起创造，她更多在斗争和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