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过去，孩子们为何还不快乐？
在香港，它是2023年本土电影票房榜的第二名，仅用325万拍摄成本，最终收获超2600万票房（均为港币），并成功引发了一轮有关“青年少年抑郁”、“学生自杀”的讨论：本地学校、社会机构、教育局积极参与电影分享，尝试反思在推行生命教育的同时，学校与老师应有的价值观与角色。而与电影在香港所引发的观影热潮和讨论相比，尽管各方口碑不错，观影现场眼泪不止，电影上映一周不过突破一千万人民币的票房。
电影始自课堂里出现的一份未署名遗书，在寻找企图自杀的学生的过程中，中学教师郑Sir逐渐回忆起自己隐秘而惨痛的童年往事。
“我未必可以帮到你，但我会陪着你。”这是郑Sir的一句台词，也是导演卓亦谦想对活在抑郁与痛苦里的孩子们讲的话。我好奇他为何想要呈现这个故事，以及我们又该以怎样的态度和方式来公开讨论青少年抑郁？
在电影上海站的路演途中，我当面询问了卓导。尽管已面对过许多媒体，无数次回答相似的提问，他还是耐心、仔细地向我讲述着他的故事和观察。我亦在短暂交流中发觉，卓导是从低谷里幸运走出来的人，而《年少日记》的创作即是重要支点。电影的动人，也许在于这是他最贴近内心与渴望讲述的故事；同样的，电影也作为一种疗愈，安慰着曾因故友离去而深陷痛苦的他。
文｜秋辰
编辑｜阳少
二十年过去了，
孩子们为何还是不快乐？
卓亦谦来自典型的精英家庭。成长于上世纪90年代，他把从小感受到的成长压力与观察到的价值观，都放入了电影。
“我自己家庭比较传统，小时候爸妈希望我的工作稳定又赚钱，但我功课不好，从小一到上大学都不好。但朋友可能更惨，会因为家暴、成绩不好被歧视，就是这样子”。
在《年少日记》里，郑中基扮演的是一位典型的东方式严父，融合了大男子主义、棍棒教育、等级观念，脾气异常火爆，而他对绩优主义的无限度追求，也间接酿成了后续悲剧。电影上映后，曾有朋友问卓亦谦，这样的人物设置是否过于激烈，卓亦谦则透露，在剧本设定上，这位父亲患有躁郁症（bipolar disorder），而在故事发生的年代，他本人并不知道，不去看心理医生，从孩童和家人的视角来看，也就更不太可能知道，“我的感受是，这个类型的人在香港其实都有，更夸张的也有。”
社会对于成年人的躁郁有所忽视，对于青少年的抑郁则更视而不见。电影穿梭在郑Sir过往的年少回忆与当下任教的学校场景之间，前后有二十多年的时间跨度。不过在卓亦谦看来，现在的学生依然肩负着巨大的成长压力，“明明过了二十年，世界都不一样了，我很想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现在跟我小时候的情况应该不一样”。
卓亦谦没有答案，就像电影里的郑Sir一样，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去接近与了解这些学生：有自残经历的女班长、因患弱听而被同学多次欺凌的男同学……这些出现在电影里的形象，也不同程度地隐藏在现实的校园里。《年少日记》在香港上映后成功引来各界关注，卓亦谦也抓住机会，积极参与本地各类公开放映，和来自不同中小学的校长、老师、学生以及各个社会服务机构的社工对话。
与片中学校场景所在的天水围潮阳百欣小学罗宇彤校长对谈时，两人都认为，想要解决问题，公开讨论是第一步。卓亦谦坦言这是一个很难去跨越的心理障碍，自己开拍前曾非常不安，担心消费议题。罗校长也提及，香港社会情绪病越来越普遍，面对困难本应是不避讳的态度。他认同影片里所再现的家庭、学校、朋辈压力都是真实且立体的，而如何更关照到学生，在他们需要时提供帮助，则是他要跟同事们一起反思的事。
巧合的是，电影在香港上映期间，教育局曾在回复立法会书面质询时提到，截至2023年11月，全港中小学共汇报31宗学生怀疑自杀身亡个案，为过去5年最多，较2018年全年增加超一倍。而在2022/23年度，医管局确诊的抑郁症患者里，约有1819名18岁以下的患者。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年少日记》是一份小心给出的时代记录，在沉寂低落的社会气氛下，它作为一种陪伴，尝试去理解那些近在咫尺的轻生学童的绝望。
那个夜晚，
他是怎么走上去的？
《年少日记》里，郑Sir之所以选择成为一名中学教师，是为了完成离去亲人的心愿，存续其志业追求。
电影之外，卓亦谦与郑Sir一样，也是那个留下来的人。2009年，还在香港城市大学修读电影艺术的他，突然经历大学好友的轻生，这让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都陷入不安与绝望。3年后，他拍了出短片《至少在梦里》，把自己的复杂情绪全都放入这部围绕自杀事件的毕业作品。
“它跟《年少日记》有几乎一模一样的镜头：楼梯与天台。那件事后，我常常就会有这样的画面，那个晚上，他是怎么走上去的？”卓亦谦说，“其实他（好友）是一位很喜欢电影、写剧本很厉害的人。”而毕业后机缘巧合作为编剧入行，卓亦谦心里想的也是，这样能否更接近、理解好友多一些？
起初，卓亦谦是想把《年少日记》拍给认识的朋友看。他发现，身边的人不再去讨论离去的人，他也很少问，他们会不会跟他一样去讨论这个事，想念这个人。卓亦谦还察觉到，在旁人眼里，“自杀”通常带有负面意义，“其实那个朋友离开之后有留一封信给我，身边人就会问，你心里有时会不会怪他，留了一个负担给你。”他惊讶于他们的看法，也同时下定决心，一定要把电影拍出来，改变事情对他的意义。
《年少日记》里，日记是承载郑氏兄弟情绪的重要出口；现实中，电影则是卓亦谦表达感受的重要方式，通过把私人回忆与创伤投入其中，观众得以旁观那些真实存在过的伤痛。从个人的到公共的，他相信记录的力量，而倾听、陪伴、拥抱在意的人，乃至寻求可能的对话，这也是电影带给我们的一个重要提醒。
讲述、记忆与疗愈
剧本完成后，卓亦谦尝试寻找投资，老板们一听到“学童轻生”的题材，不是假装听不到，就是很快转移话题，他也不好意思再问出钱的事，甚至一度想过从财务公司借钱拍。
好在影片最后获得了由香港电影发展基金会提供的“首部剧情电影计划”资助，拿到325万资金，但被要求不能再找其他资金来源，紧张的预算让他每日都在跟时间赛跑，最终用了19天便完成拍摄。不过“首部片”没有票房回收压力，制片人尔冬升也给予了很多帮助，“他觉得你只有这么少钱，尽管试一试吧”，这也给了卓亦谦很高的创作自由，“不管那么多，把想做的实验全做了，很可能就只有这一部电影。” 他找来读大学时就认识的卢镇业扮演郑Sir，这也是卢首次作为男主角参演电影。
《年少日记》最早在上海、香港、东京等地的电影节展映，收获好评居多，它是第60届金马奖观众票选最佳影片的得主，最终入围了包括金马奖、金像奖、亚洲电影大奖、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等多个奖项的多项提名，是2023年香港电影中不容忽视的年度作品。
赢得业界与市场的接连肯定，这让卓亦谦始料未及，他本以为，电影没有大明星阵容，题材不讨喜，很可能上映几天就会下映。
片中贯穿始终的一句台词是“我不是什么重要的人”，带着某种相似的“悲观情绪”，卓亦谦一度觉得这不像大家会去讨论的片子，“拍的时候觉得抒发自己内心感受就算了，不敢去希望什么东西。”
但在映后交流里，不少观众都会分享让他触动的个人经历。在豆瓣的2.7万条短评里，“童年创伤”成为不断被提及的词，一条高赞评论这样写道，“作为一位老师，超越银幕的共情，都是东亚家庭模式培养的出来的孩子，而我却要带着同样的伤，面对着一群在大时代下有些悲观的孩子。”
因为要不断回答“电影为何而拍”，卓亦谦还在整个过程里意外生出疗愈感觉，路演途中，他跟伴侣说，“可能这个过程，碰巧就是给我一个治疗的时间，让我有机会、有责任不停讲这件事。”曾一度以为自己做完就会放下的他也逐渐意识到，原来《年少日记》就是自己记住朋友的方式，这件事会被一辈子好好记得。
曾做编剧时，卓亦谦发掘的都是他人的故事，《年少日记》不同，是他内心真正想讲的事，因为拍电影，卓亦谦为自己找到所爱的志业而深感幸运，“未来我希望有机会到学校同学生交流，可能都是因为我想回到以前，跟小时候的自己讲，‘阿谦仔，你如果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就要穷追猛打，不要放弃。原来好多人长大了都不知自己喜欢什么，所以你找到喜欢的事，就要抓住它。”
因为这部电影，他也增进了与家人的关系，相差6岁的妹妹看完后，与他展开一场深度对话，才知道儿时的他课业压力很大，“我们认识三十几年，终于比较熟悉彼此”，卓父亦公开发言，“作为父母，儿子有自己喜爱的工作，我十分高兴。希望他继续努力，活出自己的一片天。”
港片不死，只是“慢下来”
《年少日记》掀起的讨论，以及同年《毒舌律师》《白日之下》等片（这三部也是香港2023本土电影票房榜的前三名）的热映，让“香港电影未死”的论调再现。在上海点映现场，卓亦谦也提到，自己从初中开始到入行，都一直有听到“香港电影死了”的说法，“那个时候觉得生错年代。但这几年觉得这句话蛮好，它一直提醒我们更要做好电影。”
“港片已死”是老话题，上世纪90年代晚期随着社会与经济环境的变动就已出现。而在2021年，也有一波“香港电影工业前景”的争论，著名导演杜琪峰当时就反驳“港片已死”的说法，他认为大的社会变化考验韧性，有信念、努力去做就好，还鼓励后辈道，“电影圈的年轻一代，他们有时间，年轻的冲动，可以做时代赋予的任务。”
杜琪峰的话像某种预言。过去两年，包括《白日青春》《灯火阑珊》《窄路微尘》《但愿人长久》等香港新生代导演执导的作品相继涌现，不同于老一辈警匪武打等传统题材，新生代香港导演从自身的关切出发，把目光更多投向社会的边缘角落与细分的个体困境。相比于宏大议题，他们更在意讲述香港市民的日常经验，如养老、家庭和教育等话题。
曾获41届金像奖新晋导演的何爵天就曾在接受媒体访问时称，相比以学院派为主的新生代，上一代导演较少受到正式学院训练，多由片场工作直到担任导演。而随着陆港合拍片的热潮渐退，年轻导演更希望留在本地拍电影，“这10年我们在香港经历很多关乎大是大非的事件，对社会有更强烈的感觉”，他执导的首部长片《正义回廊》，即改编自2013年的本地新闻“大角咀肢解父母案”。日前正在内地院线上映的电影《白日之下》，也是新导演简君晋根据2015至2016年间几宗安老院系列恶性事件改编而成。
卓亦谦也观察称，八九十年代的香港，每一天都开拍新的戏，现在节奏慢下来，新导演们也更清楚自己是什么人。“我觉得很多新导演都有一个心态，我可能就（只拍）这一部，就讲自己想拍的故事。”虽然他的第二部电影才是真正进入到这个工业制度里，但有资金（如“首部片”资助）支持去做商业目标以外的尝试，又是非常贴近内心感受的表达，这都是好的起点。
“其实这些电影都是一个个的记录，在他们那个时候、那个年纪，是怎么看香港这个地方，有记录已经很好。”
Ref:
《年少日记》导演卓亦谦与校长对谈：盼孩子受困说出来为心灵减重：https://www.hk01.com/article/968091?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萧若元话香港电影已死 杜琪峯：呢句说话系废话 (00:05)：https://ol.mingpao.com/ldy/showbiz/latest/20210313/1615564667569
香港新生代导演通宵大对谈：我们自己，定义我们的年代：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30414-culture-hk-young-directors-roundtable
独家／《年少日记》卓亦谦夺金马新导演！惊人家世曝光 亲吐结婚进度：https://tw.sports.yahoo.com/news/%E7%8D%A8%E5%AE%B6-%E5%B9%B4%E5%B0%91%E6%97%A5%E8%A8%98-%E5%8D%93%E4%BA%A6%E8%AC%99%E5%A5%AA%E9%87%91%E9%A6%AC%E6%96%B0%E5%B0%8E%E6%BC%94-%E9%A9%9A%E4%BA%BA%E5%AE%B6%E4%B8%96%E6%9B%9D%E5%85%89-%E8%A6%AA%E5%90%90%E7%B5%90%E5%A9%9A%E9%80%B2%E5%BA%A6-161004851.html
窄路如何逢春？港产片屡破纪录，「四字导演」和香港电影人的改变进行式：https://www.twreporter.org/a/hong-kong-cinema-rebo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