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文学观”，及一位外国作家对小说的修改

文/杨逍

1

左琴科是前苏联著名作家。他有一篇小说《穷困》，写于1925年，故事是这样的：

城里通电了，家家户户亮堂起来了，生活有了质的改变。但是烦恼也随之而来了：从前回到家，点上油灯，那灯芯跟黄豆大小，真是萤火之光照在方寸之地，周围啥都看不清，就这样，还舍不得点灯熬油，早早就吹灯睡觉。现在可不同了，室内亮如白昼，满屋只见发霉与破烂的脏东西，墙角扔一只破鞋，墙纸破破烂烂，墙上爬着臭虫……

各家做法不一样，有的赶紧打扫干净，除了臭虫，扫了蛛网，铲了墙皮，油漆了家具，总之精心装饰了一番。

可是女房东却把电线揪断了。她说：“我不想生活在电灯的光照下。把这么寒碜的家底给臭虫照得清清楚楚让它笑话。”

邻居以为她没有钱，想帮她装修房间，她也不愿意：“离开了灯，也照样过日子，从前不就是这样过的吗？”

想想吧，这篇小小说该有多深刻：

因为怕别人笑话，干脆别让人看见。

为了自己不心烦，干脆黑了灯，就当没有过。光着腚上街，两眼一蒙，爱咋咋地。

所以她只能生活在黑暗中，这就是穷困的根源。

2

他还有一篇小说叫《一只套鞋》。有人在公共汽车上挤丢了一只鞋，他到总站失物招领处去找，管理员问他鞋子的号码，他回答了。管理员说，你这个尺码的鞋在我们这里有上万只，没法给你找，你还得详细说说鞋的特征。他费了好大劲描述，终于在一万只鞋中准确定位了那个属于自己的一只，其实那一只刚刚丢失，就在面上摆着。但管理员不给他，而是让他去居委会开证明，证明这只鞋的确属于他才行。

他只好去找居民楼管委会。主任说，我们不能给你开证明，你得让电车公司证明你丢了鞋才行啊。

可这正是电车公司让我来找你的啊！

那不行啊，要不这样吧，你写个申请，在申请批准之前，你不能擅自外出。

就这样，过了七八天，总算把那只鞋领回来了。

然而，在这一周时间里，他原有的那只鞋却弄丢了。

有时候，证明这是我老公，这是我老母，的确是一件难事。而居委会不给你开证明，大概你连门都出不去，这种事后世一定会发生。果然。

3

左琴科后来受到了批判和迫害，这是他为讥刺现实付出的代价。后来，为了维持生计，也许还有其他原因，他开始改写他的小说。

《穷困》被改为《最后一个故事》：掐电线的女房东，成了一个沙俄上尉的遗孀，这个寡妇沾染了旧社会的习气，好吃懒做，思想落后。在大家的帮助教育下，她并没有掐电线，而是大家一起彻底来了一个大扫除，重新进行了装修，而且这个寡妇还找了个爱人，整座大楼充满了宁静祥和的气氛。

《一只套鞋》被改为《个人生活中的一件小事》，情节并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在结尾处加了一大段话。我把它原文摘录下来。这一段的文风很像一个人（如果你看出了，可以在后面留言）。原文是：

给大家讲完这段经历，我们不免有些担心，可别委屈了电车工作人员。不过，他们有什么可委屈的？显然，他们已经纠正了自己的缺点。现在他们归还套鞋的手续，大概要简单得多了。何况刚才我讲的，还是1930年的事。而从那以后，我没有丢失过任何东西。……

这两篇小说经过改写之后，文学价值退化到了中学生作文水准。《穷困》直接从讽刺变成了歌颂，《一只套鞋》讽刺官僚主义的情节大概实在是没法改，又舍不得丢弃，于是作者百般替自己解释。那不是双手互搏，而是独孤九剑的破箭式，可以防范来自任何方向的暗器。只不过，作家这时候已经很难称之为作家，而是化身为新闻时事的评论员了。

4

莫言说：如果谁想用文学来粉饰现实，如果用文学来赞美某一个社会，我觉得这个作品的质量，是很值得怀疑的。

他说，我有一种偏见，认为文学作品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人性中恶的成分。

莫言这话经常被人拿出来揉搓，前几天司马南就又翻出来“碰瓷”。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司马南同学把莫言写北海道的散文与他的长篇小说做对比——你既然主张不唱赞歌，怎么又赞起来了，而且赞的是北海道？！

这都哪跟哪啊？！

碰瓷者没有逻辑，他只是贴在你身上不下来，不要说辩驳，看都别看他一眼，就不给他那脸。

最后要再啰嗦一句，“莫言的文学观”，这里是加了引号的，因为我以为这本不属于莫言，它是属于卢梭歌德雨果巴尔扎克屠格涅夫的，属于200多年以来的世界文豪们。

今天，就是左琴科笔下的女房东复生，就是她再次把电线揪下来，怕是也没法阻挡人们理解这些观点了吧？

因为它们早已成为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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