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桂源铺》，胡适平生最喜欢的一首诗。北伐完成，东北易帜，国共决裂，十年内战。在这一时期，胡适与国民党当局产生了激烈冲突。一个大党，集中了它的思想精英摆开阵势，真正是万山不许一溪奔，可就是拿不下一个胡适。这未必说明胡适有多能，而是杨万里的诗真好。胡适于1927年5月回国。因北方政治形势恶化，他选择留在上海。他和徐志摩、梁实秋等人开办了新月书店，但是没多久就关张了。第二年4月，在朋友们的怂恿下，他应允出任中国公学校长。中国公学是胡适的母校，成立于1905年。当时日本政府颁布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实行对华留学生歧视政策，陈天华在日本蹈海殉国，大批留学生愤而归国，创办了中国公学。当时学校里有很多革命党，胡适入学时年龄最小，大家觉得他是做学问的材料，没有拉他去干革命。1908年，因对学校董事会的管理方式不满，很多学生退出了中国公学，另行组建了一个“中国新公学”，自己捐款，自己聘教员，居然很快开课了。胡适是这次风潮的骨干，很多宣言都是他做的。由于经费紧张，胡适在新公学里教低年级英语，饶毓泰、杨杏佛、张奚若都是他的学生，这样支撑了一年多，新老公学又重新合并了。二十年后他应允出任校长，主要是出于对母校的感情。国家实现了统一，每个人对未来都充满了期待。1928年底，《大公报》发起了“新年征文”，胡适也写了一篇，叫《新年的好梦》。他的梦很直接，一是全国和平，没有一处刀兵，让老百姓过一年和平日子。二是全国裁兵。三是取消各种苛捐杂税。四是集中财力修建铁路。五是希望全国真正禁绝鸦片。我们梦想今年大家有一点点自由。孙中山先生说政府是诸葛亮，国民是阿斗。政府诸公诚然都是诸葛亮，但在这以党治国的时期，我们老百姓却不配自命阿斗。可是我们乡下有句古话道：“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诸位诸葛亮先生们运筹决胜，也许有偶然的错误。也许有智者千虑之失。倘然我一班臭皮匠有一点点言论出版的自由，偶然插一两句嘴，偶尔指点出一两处错误，偶尔诉一两桩痛苦，大概也无损于诸葛亮先生的尊严吧[1]？
北伐胜利了，地盘占据了，权柄在握了，国民党觉得可以集中精力对付人们的思想了。北洋时期，那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思想大解放的时代，知识分子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他们所接受的现代思潮对人们思想的冲击前所未有，所有的政治势力都不敢小看他们。胡适曾经说北洋政府未必不想钳制思想，只不过整天忙于争地盘，实在腾不出手来。现在国民党腾出手来了。首先的一个变化，是南京、上海等地的各公共场所，都要悬挂总理遗像。挂个画像很简单，三分钟的事，然而这却又是最复杂的事。寻常人家供个关公，奉着观音，总该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人所供奉的绝不是那座泥胎，而是心中的神明，勤拂拭代表心中的虔敬，不勤拂拭最多也就是懒点，因此佛头着粪，没人说对佛不敬。但是人像就难办了。现在中山先生画像四处悬挂，连烟馆赌场也不例外。但见烟馆之中，烟雾缭绕，“把总理的面容，熏得灰黑，总理也变成了一个老枪[2]”。有人说，越是这等腌臜地方，越是和总理遗训相背的地方，越是把总理遗像做个幌子。国民党各地党部的人，明知道这些人根本不懂什么三民主义、什么总理遗嘱，信不信不重要，重要的是挂画像，既然人像不可能成为神像，又何必太较真呢？另一个大变化是针对媒体的。上海的大报基本上都被搞死了，只剩下边边角角的小报还算活跃。有人撰文说，这些年新闻界经历了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有闻必录。登了不确实的事，或损人名誉事件，一经当事人责问，则解释说“有闻必录”，对方也就没话说了。的确，新闻的本质是消息的传播，假如要求所有报纸都必须刊登明确的事实，那么就不会有新闻，取而代之的，必定是街头巷尾的各种小道消息，因为小道消息传播最快。现代传媒的特征，就是舆论机关与大嘴王婆的赛跑。所以报纸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头一天登出胡适之和陈衡哲的绯闻，第二天刊登的是胡适之的抗议。第二个时期，无闻必录。有闻而录之，虽然未必确切，但是还不算捏造。到了后来，却是并无所闻，也要空造事实，假造电报，杜撰通讯，看报纸的人缺乏分辨能力，权威媒体都登了，这还有假。到这个地步，报纸已经明目张胆地造假，他们最善于揣摩读者心理，读者喜欢什么，他们就投喂什么；读者不喜欢的，他们也总有办法让读者习惯吃下去。第三个时期，有闻不录。新闻来源倒是很丰富，可是刊登与否，倒受着很多限制。有国民党当局不许刊登的，有经各方面的特殊要求而不能刊载的，也有为了自身安全不敢刊载的。这时候报纸的新闻性已经大大降低。第四个时期，不闻有录。就是没听说有什么东西登出来。事情天天都发生，但报纸上没有，看报等于不看。登载的都是大家都知道的，你不知道的报纸也不知道。《京报》主编邵飘萍，杰出的新闻家，因为揭了张作霖的老底而被杀害。他知道的太多了。1928年的报纸，是几个阶段交织。共产党的报纸转入地下，国民党的报纸只有一个声音，小报不敢多说话，只有转向花边新闻、低级趣味。“一个国家里没有纪实的新闻而只有快意的谣言，没有公正的批评而只有恶意的谩骂丑诋，——这是民族的大耻辱[3]。”有一家报纸，绘声绘色地登出伦敦妇女界搞出了一个“赛乳会”，展现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腐朽世界。胡适看了报道，认为纯属捏造，给这家报纸写信，但是该报不登，只好转投另一家报纸。报道中说，英国妇女集会，高喊“打倒束乳主义”“赛乳会万岁”等等口号。胡适说，高喊口号是我国的文明习惯，“还不曾流行到半开化的英伦三岛[4]”。报道中说赛会第一名为一个伯爵夫人，胸部四十五磅、周围三十方寸。胡适说，主笔先生请想一想，四十五磅牛肉有多大一堆？四十五磅的人肉堆在一个妇女胸前，是个什么样子？况且怎样用秤称才能得知，是否割下来过秤、再装上去？“这种胡说，不应该打倒吗[5]？”很快，报上登出了作者的来信。信中说，胡适，你十年前由美归国，路过日本，在旧书摊上，偶然买到一本日本人所著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原文题目的中国是另两个字），就译成为《中国哲学史上》，作为你自己的作品。……真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但你究竟乌龟显了原形，十年来该书下册竟不能出版一字，这不是更大的作伪吗？你既然姓了胡，以后请你少开口，不要胡说。跟这种媒体吵架，实在是太无聊了。他们也是为了活着，这种编造固然趣味不高，但是安全，热卖，一旦找到这种方向，媒体就朝着庸俗的方向狂奔了，于是全社会天地兴亡两不知，堕落到醉生梦死的境地。另一种捏造则纯属栽赃。竺可桢在南京《民生报》上看到胡适被通缉的消息，吓了一跳，赶紧托朋友转告胡适，李四光也跟胡适谈起报上消息。胡适给朱经农写信，请他寄来剪报一阅。新闻大意为，北京市民大会电告南京政府的谭延闿、蔡元培、吴稚晖等人，三一八惨案的罪魁祸首是段祺瑞、章士钊、梁启超、熊希龄，附逆党徒为胡适、王世杰等人，务请通缉。朱经农还询问了蔡元培，蔡元培说，国府并没有接到这种电报。即使接到，也是无效。既没有负责的原告，又没有确实的证据，当然不能成立。但是无风不起浪。现在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等人纷纷成了政界新宠，他们本来就是国民党人，是“清党”（即四·一二）的建言者，陈独秀之子、共产党人陈延年的被捕与被害，更是与吴稚晖有密切关系。
上海警备司令杨虎逮捕陈延年后给吴稚晖的信，现藏上海龙华烈士陵园
大学院邀请胡适去开会（他是委员），胡适不想到南京去凑热闹，蔡元培称事关重大，胡适只好走一趟。会议主要是讨论北大的事，蔡元培主张北大改名为中华大学，自己不任校长，提名李石曾担任。胡适觉得都不妥，北大之名是个象征，如何能废去？李石曾虽然长期在北大任职，但此人派别太深，难以协调各方，还是请蔡先生兼任为是。其实李石曾任校长，本来已经定好了，开会就是要一个雍容和睦的氛围。胡适全然不懂，害得吴稚晖从北大学潮讲到女师大“三一八”惨案，力主李石曾厚道，劝胡适不要搞出北宋苏轼和程颐的“蜀洛之争”来。胡适争辩说北大不存在“蜀洛党争”，大家围绕“三一八”惨案，打了很多无谓的嘴仗是真，但是人格上都是可信的，李大钊、李石曾、易培基、顾孟余、朱家骅乃至鲁迅等人被通缉，这是北洋政府章士钊干的，北大同人不可能挑唆这种事。胡适不知道这话是从何说起。当时先是杨荫榆说现代评论派是“正人君子”，然后是鲁迅口诛笔伐“东吉祥胡同的正人君子”，想不到现在又被人提起。1925年夏秋，他去武汉演讲，后来滞留上海，1926年“三一八”那天他不在北京，5月才回来，7月就出国了，事件前后他不与闻，笔战他没参与，但是自己竟然脱不了干系。先生曾明对我说，“你就是反革命”。我不愿置辩，因为我并不很懂得“反革命”三个字是什么样的罪名。我是一个糊涂人，到今天还不很明白今日所谓“革命”是怎样一回事，所以也就不很明白“反革命”是怎样一回事。今天从南京回来，就去寻前几个月公布的《反革命治罪条例》，想做一点临时抱佛脚的工夫；不料寻来寻去，这件法令总避不见面。我没有法子，只好来求先生；倘万一先生有空闲时间，务请先生顾念一点旧交情，指示我犯的是《治罪条例》第几条，使我好早点准备，免得懵懵懂懂地把吃饭家伙送掉了无法找回来。这是性命交关的事。故敢麻烦先生，千万请先生原谅[6]。
这封信没有发出，大概觉得这样质问吴稚晖，有些太尖刻。吴老头脱口而出的话，不必当真；而他无党无派，现在被人归到北洋余孽，又何从解释呢？他们外出游玩，每个人抽张签，胡适抽到的是：
恶食粗衣且任真，
逢桥下马莫辞频。
流行坎坷寻常事，
何必区区谄鬼神！
命中注定，发不了财，也干不了谄鬼神的事。他给蔡元培一连写了五封信，力辞大学院委员，这种官僚机构，赶紧躲得远远的，一点都别掺和！[1]胡适《新年的好梦》，1929年1月，《胡适全集》第二十一卷，378页。[2]胡适日记，1928年5月16日，《胡适全集》第三十一卷，102页。[3]胡适《我们要我们的自由》，《胡适全集》第二十一卷，381页。[4]胡适日记，1928年7月2日，《胡适全集》第三十一卷，172页。[5]胡适日记，1928年7月2日，《胡适全集》第三十一卷，173页。[6]胡适日记，1928年6月16日，《胡适全集》第三十一卷，1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