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万山不许一溪奔62，干犯党怒
第十八章 无地自由
3、干犯党怒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职大总统。其时各省财政困难，没人再给中国公学施舍。民国的元勋们都承认这个学校在革命史上的地位，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都加入校董会，答应给钱办学，但是一直也没有到位。
此后一些年，学校两次停办又两次摇摇晃晃地开学，由高中转而兼及商科专门学校，1925年，终于升为大学。
国民党的训政开始了，现在上海的烟馆里都挂着总理遗像遗嘱。凡事搞得太多太滥，必定沦为俗物，失去事物本身具有的庄严意味，但见总理遗像每日烟熏火燎，孙总理也成了一杆“老枪”，真是佛头着粪，不成体统。然而这种事，政府是管不了的，政府可以号召老百姓供奉总理遗像，但谁也没有那个闲心，隔三岔五去看看这遗像所营造的氛围，是否境界崇高。
“有人说，越是和总理遗训相背，一定要把总理遗像做个幌子[1]”，即便是幌子，国民党也愿意，两厢情愿，一拍即合。
大学庄严，最适合挂总理遗像，每一个大学，都有宏阔的建筑，有讲学的礼堂，世界上能和教堂一比庄严肃穆的所在，就只有大学的礼堂了。
1928年6月2日，大学院发布通令，要求全国公私立大学举行三民主义考试，在江苏及上海的学校由大学院主考。
就在这时，胡适出任中公校长。他发现这个学校的董事会早已名存实亡，从清末以来，中国公学的校董不断增加，现在仅活着的校董就有上百人，连开个校董会都不可能。胡适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依据大学院颁布的私立学校校董会规程，通过董事会章程，改组校董会，选举蔡元培、于右任、胡适、朱经农、王云五、马君武等人为校董。同时还通过了校务会议、教务会议组织大纲。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想从组织与法律两方入手，不知有效否[2]？”
胡适对章程严重“迷恋”，这是他青年时观看美国政治时养成的习惯。一个学校、一个公司、一个国家，总得有根本大法，在国家是宪法，在企业就是公司章程。
应该说胡适的办法是有效的，有了章程，他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平时很少到学校，事务性的工作交给副校长杨亮功。管理上的事情本不复杂，世间整天乱糟糟，每一件事都不是老子和庄子这种人搞乱的，搞乱的人都是无事忙的人。
胡适只管一件大事，就是调整院系，聘请好老师，高一涵、张慰慈、杨鸿烈、沈从文、白薇、梁实秋、叶公超，都是他挖来的。学生中，两个人值得提前说到，一个是吴晗，另一个是吴健雄，这两个弟子一文一理，后来在历史上留下了鲜明的人生轨迹。
现在国家教育管理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国民政府任命蔡元培、李煜瀛等为教育委员会委员。这两人都在法国多年，对法国教育制度很是青睐。他们认为，这些年教育界各种乱象，老师索薪，学生运动，主要原因是教育制度不良，教育部成了官僚机构，惟有把官僚机构彻底搞掉，去官僚化，倡导学术化。
他们依据法国的办法，在中央，不设教育部，成立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机关，大学院直属机构为中央研究院；在地方，则分别成立各大学区，作为教育行政单元，不设教育厅，而以校长管理区内一切学术与教育行政事务。这种制度，称为大学院与大学区制。
蔡元培任大学院院长，杨杏佛任副院长，同时成立大学委员会，胡适、戴季陶、朱家骅、蒋梦麟等人任委员。
胡适认为这项改革牵涉面实在太大，如果没有考虑周全就铺开，必定闹出乱子，而且国民党推行党化教育，大学院就是党化教育的执行机构，只有更加官僚化，如何能去官僚化？
他决定婉拒蔡元培的好意，在给蔡元培的信中说：“我是爱说老实话的人，先生若放我在会里，必致有争论，必致发生意见，不如及早让我回避，大学院里少一个捣乱分子，添一点圆融和祥之气象，岂非好事[3]？”
“如所谓‘党化教育’，我自问决不能附和。若我身在大学院而不争这种根本问题，岂非‘枉寻’而求‘直尺’？”
枉尺直寻，枉，是弯曲，一寻等于八尺，蜷缩之后只有一尺，意思是小的委屈，换来大的好处。胡适反用其意，如进了大学院，那只能是委曲求全，全不自在。
但蔡元培坚决不同意，胡适不忍心拂他好意，只得每年参加两次会议，参与决策。
一切都让胡适提前说中了，既然参加会议，就得实话实说。大学院雄心勃勃，要统一全国所有学术机关。胡适说：
胡适的这封信否定了所有的“新官上任三把火”。所有人在接管一个新单位，首先想到的是动机构，动干部，雄心勃勃地制定大计划，下一盘大棋，而这种用权力改变格局、以为凭自己的才能绝对可以立竿见影，最后都沦为没什么意义的折腾，不但无意义，甚至有可能给后来人挖坑。
大学院成立了，这个基本相当于教育部，动荡还不算大，但是大学区的改革却遇到了大麻烦。按照计划，广东为第一大学区，湖北为第二大学区，浙江为第三大学区，江苏为第四大学区，先在江浙试行。这四个区域分别成立第一到第四中山大学。
大学的名字是不能乱改的，一所大学的名字，就是它的全部历史，全部光荣。第三中山大学要求改名，改为浙江大学；第四中山大学本来是东南大学，也要求改，于是改为江苏大学。
但东南大学的学生反对这种名称，认为南京是首都，大学应该有个堂皇的名称。他们把校牌摘掉，多次到大学院请愿，最后，吴稚晖出面协调，改名为“中央大学区”，东南大学改名为中央大学。
中央大学迅速掀起风潮，中央党部的陈果夫、叶楚伧听到风声，立即往政治上靠，他们认为有共产党的参与，于是要求大学院赶紧处理，把现任校长张乃燕免掉，请蔡元培亲自任校长。
蔡元培左支右绌，副院长杨杏佛更是鲁莽，拿出一张纸，大书“调任张乃燕为大学院参事，吴稚晖为中央大学校长”。这么大的事，他跟谁都没商量。
蔡元培决定召集大学院委员会会议，处理眼前危机，他特意给胡适写信，请他务必到南京一行。胡适上了火车，蒋梦麟等委员都在车上，这些人全都对杨杏佛不满意。杨杏佛不下台，蔡元培会把所有的烂事都揽在自己身上，他向来是一个代人受过的人。
胡适私下里劝杨杏佛辞职，杨杏佛答应了，但吴稚晖听说后，担心引起更大的人事纠葛，不许他辞。
最后大学院委员会会议认为，中央大学校长是要换的，但是一时找不到人选，还是张乃燕先维持。这等于什么也没有解决。
胡适想不到另一个议题才引起了大争论。
江苏地界改名为“中央大学区了”，北平当然也得改名嘛，建议北京大学改名中华大学，他自己不兼中华大学校长，建议李煜瀛为校长。
胡适对此事一无所知，既然来了，就得实话实说，他立即表示反对，北京大学有它光荣的历史，这个名号决不能废掉；李煜瀛派别观念太深，1925年在北大共事的时候就是搞得派别对立，还是请蔡先生兼校长为好。
谁想到从吴稚晖开始，几个委员都力主李煜瀛担任校长，易培基甚至把话挑明，说考虑中华大学校长人选的时候，李煜瀛第一，你胡适之第二。
胡适一听不好，原来自己的反对引起了误会。他立即表示自己决不想回北大。
很多年后，仍然有这种说法，说胡适反对北平大学的大学区制，是因为一旦学校合并，没了自己的位置，这是没有根据的。
国家统一了，北方的政治环境在好转，南飞的教授们的确在想着回北京，但胡适无意去争这些位置。他在日记里写得很清楚，答应做执掌中国公学，就是告诉外界，他不想当北大校长。这期间罗钧任还邀请他去做清华校长，清华马上升格为国立大学。但胡适反对任命，他回话说，如果校长由董事会产生，我可以就任，如果任命，我不能当。
这是一个根本冲突。胡适认为，即使是国立大学，校长也该由董事会产生，不应由政府任命，只有前者才是稳固的，一旦政府插手，学生学潮、教授争端，什么事都来了，学术独立，更是一句空谈。
经过漫长的争执，胡适才明白，原来李煜瀛的事情，早就定好了，自己这个委员来开会，其实根本没什么意义。
北京大学就此成为北平大学区的一部分，蔡元培的想法也开始发生变化，认为这样废掉北大，实在是自砸招牌。此后蔡元培和李煜瀛的发生巨大分歧，蔡元培力争无效，辞去政治会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大学院院长职务，又一次来个大撒把。
李煜瀛去接收北大，北大学生坚决反对改组，把李煜瀛住宅的家具捣毁一空——这个与五四运动砸曹汝霖家完全一样，军警到校也无法遏制学潮。
南北两大学区改革搞得一地鸡毛，最后于1929年6月，根据五中全会决议，试行不到两年的大学区制寿终正寝。
蔡元培一生主张教育独立、学术自由，但在实操层面，举步维艰，处处掣肘。与胡适不同，胡适无党无派，又不担任行政职务，他只代表他自己说话即可，蔡元培却是国民党元老，又一直担着教育界重大干系，他有苦说不出。
他跟胡适念叨：“从不晓得社会这样复杂”，“应付不了这样复杂的社会，干不下去了[5]。”
胡适也承认学术独立“此事太不易做[6]”。他认为争取学术独立，必须追到根子上。“欧洲各大学在中古时皆有特殊保障，略似一种治外法权，故不能受宗教势力与政治势力的压迫”，“其最重要者为每一学术机关皆有一种宪章，在此宪章颁发之后，一切宪章范围内的事，皆不受外力的干涉”。
以刚成立的中央研究院来说，研究院组织法规定，第一，直属于国民政府，第二，院长由政府任命；第三，经费由财政部拨付，“全无一点保障可以使政治势力不来干涉，故不易争得独立地位[7]。”
知识分子和蒋介石政府的巨大分歧就在这里。蒋介石请蒋梦麟等人吃饭，席间问道，听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都是由研究系把持？蒋梦麟遍数下去，提到汪精卫任满改选，他便不敢说下去了，因为汪精卫后补缺就是胡适。蒋梦麟害怕了，回来劝胡适辞去董事职务，胡适说，“我还有好几年任期呢[8]！”
教育基金会就是这个好处，政府即使想插手，也得由董事会做主。
1930年2月1日，国民党上海市分区党部建议非国民党员不得充任大学校长，称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言论荒谬，请予严重处分，2月5日，中央执行委员秘书处发函，要求教育部彻查中国公学办理情形。胡适听说后淡淡地说，不用什么干涉，我1月12日就已经辞职了。
但那辞职是口头的，他立即提交正式辞呈。上任二十个月，学校已经由六百多名学生增加到一千多名，校舍却分散在吴淞和八字桥两处。胡适说如此大的规模，我过去那种清闲的管理方式不合适了，应该请一个能干事的校长。他推荐马君武担任，因为马君武是著名教育家，和国民党关系也不坏，二十年前更是中国公学的第一任总教习。
一周以后，中国公学召开全体教职员大会，决议挽留，在给他信中说：
教职员工有思想波澜很正常，但现在学校有根本大法，董事会开过之后，他和马君武的交接很平稳。
风波先是来自马君武本人。与胡适的无为而治不同，马君武管得比较细，从前胡适把学校财务交给丁彀音管理，自己从不过问。马君武到任以后，借款扩建校舍，解决了教育和管理不便的问题。他发现学校财务亏空严重，认为总务部门挪用公款，丁彀音也是校董，这直接导致董事会发生严重分歧。
更大的风波是学生闹起来的。1930年10月14日，学生会选举，跟国民党很亲近的学生没有选上，为首的李雄带着一些同学捣乱会场，挑起斗殴，然后报告警察局，污蔑对方是共产党，军警前来弹压，逮捕了两位学生。马君武秉公处理，将他们保了出来，并宣布将带头挑事的李雄等人开除。
10月26日，国民党上海市第八区支委会发出通告，列举马君武五大罪状，一，不设党义课程；二，蔑视本党总理，该校虽有总理纪念周之虚设，并不按周举行；即使举行，亦不遵照规定仪式。三，不悬挂党旗国旗。四，包庇反动分子，该校为共产党在吴淞一带大本营，国家主义派亦气焰万丈，马君武存心勾结，引为心腹。五，反对以党治国，马君武在该校兼任近代文化史，诋毁以党治国的主张，不遗余力。
马君武是老同盟会会员，曾经担任孙中山政府秘书长，后来与孙中山发生分歧，被开除国民党党籍。后来国民党又想恢复他的党籍，在填表时，有一栏目为“何时入党”，马君武填写“同盟会章程是我起草的”。
这样一位和国民党有着深刻交集的人，都不能容忍。
30日，蔡元培召集中国公学校董会，鉴于马君武出国在外，由王云五代他辞职，选举于右任担任校长。这是保护马君武的好意。
谁知被开除的学生李雄马上在报上刻意歪曲，说中国公学董事会决定，马君武干犯党怒，着即免职。
师生的愤怒被点燃了，1200人在学校礼堂集会，决定拥护马君武为校长，请求校董事会收回免马校长职务，同时又要求罢免丁彀音校董职务，追索侵吞的一万三千元校款。
中国从来没有过成熟的政治，最具有理性精神的知识分子，一起争端，却把公事与私怨，真的假的，全都混在一起。
胡适作为前任校长，再一次充当和事佬角色，他在报上发表声明，赞成马君武重长中公，同时澄清丁彀音绝无侵吞公款之事。
蔡元培作为董事长，百般向学生解释于右任担任校长是董事会作出的决议，是合法的，显然他认为马君武不适合再当校长，因为他跟学生说，看看你们学校，礼堂既无党国旗，又没有总理遗像，不读总理遗嘱。这当然是校长责任。
不要说学生们不服，连胡适都不服。党旗一向挂在校中，孙中山是旧校董，他的遗像与姚宏业烈士同挂在一起。他日记中抱怨蔡元培“健旺”，其实哪里知道，中国公学这种悬挂遗像的方式，与国民党人的主张根本就不是一回事：那得在显要位置，只挂总理一人才行。
于右任是中公的老校董、老教员，这个大胡子来到学校，只是说暂时维持，不是来当校长，我身体多病，难当大任。然后就和蔡元培一同参加国民党四中全会去了。
学生们开始罢课。
三天后，胡适和王云五两位校董携带马君武的亲笔信到校再三劝告，学生们终于同意复课。
学生代表认为此次学潮，责任完全在校董事会，比如乘马君武出国，突然准其辞职，又如在没有罢课前，学生再三呼吁两个星期，但校董事会置之不理，且让于右任到校。学生仍然坚持撤销董事会决议，否则仍旧罢课。
胡适跟学生们说，以我十三年的经验，罢课没有不失败的，因为罢课后，同学们分散，大会不能开，什么事都定不了，你们应该以复课来拥护马君武校长回归，如果校董事会不准马校长回来，你们再罢不迟，那时候你们罢两三年都可以。
上海党部立即在报纸上大做文章，说他这是“暗示学生闹风潮的方法”。
这一段文字，清晰地反映了三十年代大学的状况，大学已经成为政治势力角逐的场所。中国公学几任校长，大多具有政治背景，只有一个胡适，是一个纯粹的学者。
胡适最担心的事到底还是发生了，由于学生状告董事会，要求政府过问，国民政府决定由教育部接管中国公学，另派邵力子为校长。这时候学生后悔了。
1931年上海“一二八抗战”，中国公学吴淞校区被日本侵略军炸毁，1932年8月，校董会决定停办学校。后来蔡元培、朱经农、邵力子等人都做过复校努力，但终于没能成功。
胡适在中国公学上学时，连续好几个英文教师都因为学生不满意而被解聘，后来孙中山的岳父来了，一开始大家也不感冒，结果上了一堂课，大家心悦诚服。中国教育史上曾经存在这样一所学校，这样一批学生，真的如胡适所说：“中国公学的校史，实在可以算作中华民国开国史和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的一部分，它的光荣、它的价值，将是不朽的、崇高的[10]。”
[1]胡适日记，1928年5月16日，《胡适全集》第三十一卷，102页。
[2]胡适日记，1928年5月5日，《胡适全集》第三十一卷，66页。
[3]胡适致蔡元培，1927年10月14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447页。
[4]胡适致蔡元培，1928年6月21日，《胡适全集》第二十三卷，511页。
[5]胡适日记，1928年6月15日，《胡适全集》第三十一卷，149页。
[6]胡适日记，1930年2月1日，《胡适全集》第三十一卷，592页。
[7]同上。
[8]胡适日记，1930年2月9日，《胡适全集》第三十一卷，
[9]胡适日记，1930年4月30日，《胡适全集》第三十一卷，659页
[10]胡适《回忆中国公学》，《胡适全集》第二十卷，2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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