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万山不许一溪奔61，教育是民族能力的试金石
胡适传
第十八章 无地自由
2、民族能力的试金石
陈天华的追悼会有两千多留学生参加。留学生姚宏业，也是湖南人，他提议，日本人看不起我们，我们为什么不能自己办一个学校呢？于是，1906年初，回国的学生们在上海办起了中国公学。所谓“公学”，是要决心代表中国，与日本比一比，其实它是私立学校，不但不是官办，而且是一帮学生自己办的学校。
这时候关于取缔规则的风潮已经缓解，许多官费的学生又回到日本复学。而上海百姓看到一群剪了头发穿洋服的学生自办学校，都觉得他们是怪物，官府则怀疑他们是革命党。
要办学首先是钱，他们拉不来赞助，学校很快陷入绝境。
1906年4月6日，姚宏业效仿陈天华，投江自杀。他在遗书中说：“我之死，为中国公学死也。”
我同志等组织此公学也，以大公无我之心，行共和之法，而各同志又皆担任义务，权何有？利何有？而我同志等所以一切不顾，劳劳于此公学者，诚以此公学甚重大，欲以我辈之一腔热诚，俾海内热心之仁人君子怜而维持我公学成立，扶助我公学发达耳。自开办以来，求助于政府无效，求助于官府无效，求助于绅商学界又无效。非独无效，且有仇视我公学，毁谤我公学，破坏我公学者。我愿我四万万同胞……皆曰，无学无识无才无勇如某某者，其临死之言可哀也，而贵者施其权，富者施其财，智者施其学问筹划，以共维持扶助我中国公学，则我虽死之日，犹生之年矣。姚宏业之所以如此激烈，是因为“中国公学不啻我中国民族能力之试金石”，“如不能成立发达，亦即我全国人能力劣败之代表也。”
考各国学术之进化，莫不有民立学堂与官立学堂相竞争，相补救。……今我中国公学实为中国前途民立大学之基础；若日进不已，其成就夫能驾耶鲁大学与早稻田大学而上之[1]。5月下旬，陈天华、姚宏业两位烈士遗体归葬长沙岳麓山，一万余人到中国教育的圣地，岳麓书院送葬。这是中国教育史上最悲壮的一天。
姚宏业之死，让全国又一次受到大震动，两江总督每年给学校捐款一万二千元，其他省份也给捐一些银子，社会名流如郑孝胥等也纷纷伸出援手，总算每年有两万元经费，维持学校活下去。这是一个极穷的学校。
这也是一个学生自治的学校，起初连校长都没有，只有三个干事，分管教务、食宿和各种政务杂事。学校有两大部门，执行部和评议部。执行部的干事是由全体学生投票选出来的，有一定任期。评议部是由班长和室长组成的，定期开会评价执行部的工作，有监督和弹劾职员之权。开会时，学生们经常发生激烈的辩论，有时候到熄灯时方才散会。姚宏业遗书中写的“以大公无我之心，行共和之法”，就是指的这种制度。
这些来自全国各地、闯荡过日本见过世面的老师和学生，里边有很多革命党，于右任、马君武、陈其美，都是老牌革命党；于是学生宿舍成了革命党联络的据点，章太炎等革命党人经常出入。有时候学生莫名其妙地消失了，比如胡适的好友任鸿隽，突然跑到日本学化学去了，其实是学做炸弹去了；但懋辛，跑到北京和汪精卫刺杀摄政王去了。
胡适于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十五岁的他是个名副其实的小弟，很多同学都是剪了辫子，穿着和服，拖着木屐，又有一些内地来的老先生，戴着老花镜，捧着水烟袋，只从年龄上很难分清哪个是老师，哪个是学生。
学校的英文、数学都很浅，至多不过是中学水平。有一次胡适大半夜被叫起来，要他帮忙去海关交涉。原来是一个女学生从日本回国，为革命党运进来大批手枪，胡适的英文好，找他帮忙当翻译（那时候海关多是外国人任职）。还好因为他年纪小，大家又觉得他是做学问的料，因此没有拉他干革命。
用胡适的话说，“中国公学在最初的时代，纯然是一个共和国家”，自己的学校自己办，教学与管理大家说了算，然而这种制度只维持了九个月。学校总要四处找钱，尤其是求官府补助，那么官府必然要管上一管。
1906年冬，中国公学成立了董事会，郑孝胥、熊希龄等人为董事，以学生为主体的制度变成了董事会负责的制度。董事会推举郑孝胥为监督，他很少到学校来，学生们各负其责，因此他这个监督也没有让人感觉有什么妨碍。
但董事会是领导机关，学校的干事就不能由学生选举了，评议部的职权被剥夺了，干事由董事会任命，变成了教务长、庶务长、斋务长。但从前学校的章程写得清楚，“非经全体三分之二承认，不得修改”，现在没有经过学生同意，董事会就拿走了权力，大家认为这是非法的。
评议部被夺权，学生们另外成立了校友会，一个类似学生会的组织，然后与三位干事协商，修改校章，折腾了一年，好容易磋商了一个草案，但直接被学校监督否决，监督认为学生们根本没权修改学校规章。
学生不服，然后学生代表被开除。
矛盾迅速升级，1908年9月，全体学生签名停课，在操场开大会。胡适是反对校方最激烈的人，被公推为大会书记，起草大会宣言。学校继续开除学生代表，但学生仍然不肯散去，最后通牒是，你们再停课，学校就解散。
学生们不肯屈服这种压迫手段，你们解散，我们自己另创新校。一个秋雨天，他们搬出学校，好容易找个落脚点，但吃饭的地方桌子凳子都没有，碗碟也不够。大家自掏腰包，有的学生把绸衣、金表，都捐出来当作开办费。
十天之后，这个新学校竟然开办了，聘教员，排功课，正式开课了，校名就叫“中国新公学”，有160多名学生。许多旧教员都来教课。但这帮另立门户的家伙毕竟太穷，社会上虽然同情这些年轻人，有一些捐款，但远远不够，只能开源节流，苦苦支撑。学校的干事找到胡适，邀请他教低级各班的英文，每星期授课三十小时，月薪八十元。他同时声明，这个薪酬标准是没错的，但是自家同学做教员，薪水不一定能保证，随时有可能欠一部分。
17岁的胡适就这样成了老师，他教过的学生有饶毓泰、杨杏佛、张奚若等后来响当当的人物。
新公学在最艰苦的情况下支持了一年多，房租等费用出不起，老师们就少拿薪酬，学生们凑出钱来，借给干事处。就是这样，很快欠款也到了一万多，有一次干事朱经农因筹不到钱款，忧愁过度，出门乱走，走到徐家汇一条小河边，跳下河去。幸亏路人将他救起，中国公学才没有再增加一个烈士。
学生们为了争口气，普遍成绩很好。外地报考的考生奇怪有两个中国公学，都同情新公学，因此新公学的学生反而更多。但老公学这时候开始建新校舍，条件一天比一天好，于是就游说两个学校还是合并吧，本来就是一个学校，你们看看，你们连学校名字都没有改，说明你们还是热爱中国公学的。
可见名字有多重要，小到一个单位，大到一个国家，名不正，言不顺，名一正，全都顺。
最后调停的条件是，新公学的学生愿意回去的，全都可以回去；新公学的成绩，全都予以承认；新公学的所有债务，一律由老公学承担。1909年10月，新公学解散，这场风波终于过去了。
胡适回忆说：“这一年的经验，为一个理想而奋斗，为一个团体而牺牲，为共同生命而合作，这些都在我们一百六十多人的精神上留下磨不去的影子[2]。”
中国公学风波，本质上是一次民主试验，要知道那时候辛亥革命还没有爆发，这些见过一些世面的年轻人居然在学校里实行民主政治。更难得的是，他们是在建设，与后来越来越多的罢课风潮相比，中国公学这些先驱者的试验，更是弥足珍贵，遗憾的事，他们的伟大实验并没有引起后人的注意。
任何一个写中国近代革命史的人，大概也不会写到中国公学这一段经历，就是写中国教育史，大概也不会留意，但是胡适说：“这三年多的雏形民主国，在中国政治革命史上是很可纪念的[3]。”
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完整回忆了中国公学的历史，写完之后，他特意寄给当年被攻击的干事王敬芳，请他修改。
王敬芳给他回了一封长信，他说，当年日本出台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我是反对最力的人，但是如果现在问我，日本搞的这个规则，对中国留学生有多大害处，我实在答不出来。你呢，你是当时反对中国公学最力的人，看到你这篇文章，今天的观察也与过去有了很大不同。“年轻人往往因感情的冲动，理智便被压抑了。中国学校的风潮，大多数是由于这种原因。学校中少一分风潮，便多一分成就。盼你注意矫正这种流弊[4]。”
胡适赞同王敬芳的话，但同时认为，学校的风潮，“往往是因为中年人和青年人同样失去了运用理智的能力。专责备年轻人是不公允的。”
中国学子向来有干预政治的传统，东汉有党锢之祸，南宋有太学生议政，明代有东林党人针砭时弊，每一次都引起极大风波，最终必定走向杀人。现代政治早已解决了这个问题，所谓天赋人权，婴儿最基本的权利就是饿了哭，冷了哭，不舒服就哭，待到他长大了，他仍然是不满意就哭，路见不平就喊。政府允许人们表达诉求，有了这种容忍和妥协，社会就是可以自行调节的，就是稳定的。
然而中国社会最缺乏的就是容忍的传统。卧榻之侧，岂容它人酣睡，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年轻人固然是热血冲动，中年人又何曾有过真正的理智？那种霸道的压制，如同非要把水瓢按到水中一般，也配称理智吗？
[1] 胡适《中国公学校史》，《胡适全集》第20卷，144页。
[2]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第十八卷，90页。
[3] 胡适《中国公学校史》，《胡适全集》第二十卷，148页。
[4]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第十八卷，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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