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传65，全面抗战前，胡适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

《万山不许一溪奔》各章梗概：

第一章：引子。

第二章：极大的勇气（连载2—5），胡适在国外对白话文的思考与探索。

第三章：中国的文艺复兴（连载6—11），蔡元培、《新青年》、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

第四章：洪水与猛兽（连载12—16），新旧思潮的交锋。

第五章：五月四日（连载17—20），五四运动。

第六章：实验主义（连载21—25），胡适的哲学思想。

第七章：整理国故（连载26—29），国学的主张，考证水浒传红楼梦，顾颉刚古史辨。

第八章：这个世界会好吗（连载30—34），创办《努力周报》，好政府主义，时事评论。

第九章：中国有进步没有（连载35—37），教育发展，北大索薪风潮

第十章：我的朋友胡适之（连载38—40），胡适与朋友的交往

第十一章：山月娟娟（连载41—43），胡适和曹诚英的恋情，兼及徐志摩陆小曼郁达夫王映霞

第十二章：人生观大论战（连载44），科学与玄学大论战

第十三章：混沌时期（连载45—48），胡适开始挨骂

第十四章，鲁迅和胡适（连载49）

第十五章，文明的成绩。胡适对西方文明的基本态度

第十六章，万山不许一溪奔。关于人权与约法的论战，同国民党的冲突

第十七章，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关于中西文化的论战

第十八章，无地自由。胡适在中国公学

第十九章，独立评论。九一八之后，关于抗战的主张

本节12000字

第十九章  独立评论

3、和比战难

1931年11月，日军向北占领长春、哈尔滨，向南推进到锦州地区。顾维钧此时接任外交部长，他主张要求日本停止推进并开始谈判，在谈判有结果前，可使锦州暂时中立化，日军不得进入锦州，中国军队亦停驻城外，划出一个中立区。

北京、山东等地的学生纷纷南下请愿。在青岛大学，闻一多和梁实秋这两位参加过五四时代学生运动的人，此时却无法说服学生，反而受到学生攻击，他们在黑板上画一只乌龟一只兔子，旁边写“闻一多与梁实秋”。闻一多问“哪一个是我？”梁实秋说：“任君选择。”

学生们到了南京，要求见顾维钧，有时候三四天之内，有十来个团体要和他面谈，有的团体有上千人。学生们公开宣布反对直接谈判，顾维钧说直接谈判完全是为了中国的利益，这种话他们大概早就听闻一多、梁实秋们说过了，根本不起作用。

顾维钧开始拒绝见学生，他们就开始找政府算账。有一天在国民政府门前，他们看见了坐在人力车上的蔡元培。有人喊“打！打！”，众人就把他从车上拖下来。蔡元培受了伤，不重，大概挨了这帮徒孙几个“电炮”的事是有的。

江苏同乡会给顾维钧发来一封电报，表示如果直接谈判，就要挖了他的祖坟。

司徒雷登邀请蒋廷黻到燕京大学演讲，蒋廷黻极力支持顾维钧的主张。讲完后，教职员和学生联合会都反对设中立区，提议通电全国，表明燕京态度。司徒雷登提议大会表决，蒋廷黻说：“我在台上看到一片手海，心中沮丧。我当时觉得我在对战争的狂热者从事一场艰苦的作战[1]。”

从1931年底到1937年全面抗战以前，是胡适言论最复杂、争议最多的时期。说复杂，是因为当时形势急剧变化，各个重大节点接踵而至，别说一介书生，国内各方政治势力，也很难及时作出研判。说争议，则应该把胡适的言论放在具体历史事件上考察，因为有些争议是后来产生的，并不是当时的真实场景。

先摆出这几个时间节点：

1932年1月，国际联盟派出李顿调查团，调查东北（满洲）情势。

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成立。

1932年10月，《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公布。

1933年2月，日军进攻热河，势力向华北渗透。

1933年2月24日，国联特别大会通过最后决议，不承认伪满洲国。25日，日本退出国联。

1933年5月31日，塘沽协定，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

1935年6月9日，何梅协定，取缔河北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

面对纷纭复杂的局势，独立社内部也没法达成一致意见。胡适说：

“九一八”事件发生之后不久，我们一二十个朋友曾几次聚会，讨论东北三省的问题。我们公推蒋廷黻先生起草一个方案，我个人也起了一个方案。蒋廷黻的方案已够温和的，我的方案更温和些。大家讨论 了许久，两个方案都不能通过；又公推两位去整理我们的草案，想合并修正一个方案，结果是整理的方案始终没出现[2]。

在这个复杂时期，胡适的研判是否准确；在民族大义面前，胡适充当什么角色，这两点是本节要探讨的问题。

（1）独立社，最大的勇气和最大的知识分子的真诚。

李顿调查团正式成员五人（李顿是人名，英国人），分别来自英美法德意五国，中国方面派出顾维钧，日本也出了一人，这两人的头衔是顾问。

侵略者也不能不顾及到国际公理，这是近代文明的产物。日本侵占东北之后，一面蛮不讲理地声称“自卫”，一面由学者炮制“满洲在历史上不是中国领土”。前者是现实纠葛，后者是历史寻根。

在这场斗争中，独立社诸人，从不同角度发挥了各自作用。

傅斯年写成了《东北史纲》，阐明东北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他在开头就指出，日本及西方书籍中，称东北三省为“满洲”，这是一个用心险恶的词。满洲，既不是地名，又不是行政区划名称。“南满”“北满”“东蒙”等名词，是意图侵略或者瓜分中国而生造的词汇，“毫无民族的、地理的、政治的、经济的根据”，“自清末来，中国人习而不察，亦有用于汉文者，不特可笑，抑且可恨[3]。

傅斯年在这本书中，从民族学、语言学、史学多个角度，证明东北自古就是中国郡县。李顿调查团到中国后，傅斯年将《东北史纲》节译成英文，提交调查团，为国际组织提供了确凿的历史证据。

这部《东北史纲》原计划由五卷组成，傅斯年写第一卷“古代之东北”，蒋廷黻撰写最后一卷“东北之外交”，但只有傅斯年完成了写作。

蒋廷黻对“九一八”的主要想法是争取时间。“人们在理智方面都晓得国家没有战争准备，但情感方面，大多数主张对日作战”，而蒋廷黻认为，现代化战争需要长期准备，仓促对日作战将遭到失败。“假如政府于九一八冬天就听从一般士大夫的浮议开始抗战，那我们就不能有自‘九一八’”到‘八一三’那个阶段的积极建设和统一完成，没有那个阶段，我们哪有今日的抗战力量？”蒋廷黻的言论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很快请他从政，几年后蒋廷黻出任驻苏联大使，直到1938年，才又拿起了史学家的笔，写了一部《中国近代史》。这本书只有五万字，却是蒋廷黻对中国近代历史演进的系统性思考，虽是讲历史，却不输于文学作品，书中对国人麻木、因循、守旧的“国民性”进行了深入剖析，在这一点上，蒋廷黻与鲁迅、胡适毫无二致。说它是史家版的《呐喊》，并不为过。

丁文江又有不同，他主张仿效列宁在十月革命成功后，与德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当时为了退出战争，列宁和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放弃包括波兰、立陶宛在内的大片土地，并承认乌克兰、芬兰等地独立，以及给德国60亿马克作为战争赔款。然而德国很快战败，俄国成了战胜国，这份条约也就没有生效。丁文江的结论，是为了和平不惜代价，等到时机成熟，再与日本算总账。但这样的主张，当然会被骂为“卖国”。而蒋廷黻说：“回顾独立评论的历史，我敢说丁文江那篇文章证明了最大的勇气和最大的知识分子的真诚[4]。”

（2）从主张交涉，到“绝没有和日本交涉的可能”。

1932年1月28日，胡适和英美两国公使交谈，两个外国人很悲观，认为满洲是丢定了。“我却不能这样悲观。难道是感情弊了我的理智吗？我到今日还以为直接交涉可以挽救不少[5]。”

在半年多时间里，胡适一直主张国民政府根据日本提出的“五项原则”，开始交涉。

然而中国的政客，不明世界的形势，又没有肯负外交责任的决心，所以始终只利用国联来做延宕的工具，从不会运用国联的组织和国联的同情来做外交上的奋斗。名为信赖国联，实则躲避责任，贻误国家。四五个月延宕的结果，空毁了这班国联理想家的希望，空毁了国联本身的权威，只造成了满洲的伪国，并且促进了日本军阀的法西斯蒂运动[6]。

1932年5月，日本少壮派军人发动政变，建立了由军部控制的内阁，从此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这场政变影响了亚洲乃至世界局势。中国政府对日交涉延宕是有的，但是说延宕促进了日本军阀的法西斯蒂运动，显然是不着边际。

伪满洲国成立了，日本从前提出的“五项原则”如今不再提了，胡适此时虽然仍主张交涉，但有了修正，“交涉的目标是取消伪满洲国，恢复领土及行政主权完整。”

这个大原则是不错的，但说到具体措施，则国人绝对不可能接受，也没有任何可行性。比如，“中国不妨自动的主张东三省的解除军备，中国与日本俄国皆不得在东三省驻扎军队”，这种和平论调，实在是太天真了，难怪他说自己“温和”。

他给罗文干的信解释了自己的“温和”：“究竟我们是否有充分的自信心与决定和日本拼死活？如果有此决心作拼命到底的计划，那自然不妨牺牲一时而谋最后的总算账[7]。”

而干了一辈子外交的罗文干回信除了建议等待，就是这样一句：“我们老了，不期到了中年的时候做上一个亡国奴，真是可悲的事[8]。”

管理这个国家的人都在等待国联李顿调查团的结果的时候，1932年9月14日，日本承认伪满洲国。10月8日，李顿调查团报告终于向全世界公布。胡适对这个报告很满意，称之为“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9]”。

让胡适认为公道的，一是李顿调查团认为日本“九一八”的军事行动“不能视为合法的自卫办法，乃是一种精密的预备的计划的敏捷准确的实行”。二是“现在的新政权决不能认为由真正的、自然的独立运动产生的”。日本人狡辩说“满洲国”是自行要求独立，李顿调查团驳斥了这个说法，没有日本军队的存在，怎么可能产生所谓的“新国”？

李顿调查团的基本主张是，第一，不主张恢复原状，就是恢复“九一八”之前的状态，第二，不承认伪满洲国。

调查团给出了十条建议，最让胡适得意的，是地方治安由警察维持，中日双方军队均不可进入，这与他从前的主张别无二致。中国的地盘，中国军队竟然不能进入，他的理由是：“去年九一八之夜，在东三省境内不曾有二十万中国大兵吗？二十万的大兵守不住这块疆土，武装的实力在守土上究竟有何效用？所以为地方的安全计，为三省人民的福利计，我是赞成三省的解除武装的[10]。”

他预感到，最引起国人反对的，是“满洲自治”，要中国政府承认东三省为中华民国的一个自治区域。自治政府之下可以雇佣相当数量的外国顾问，其中日本人可以占重要比例，由不同国籍的外国人监督警察和税收机关，打破外国顾问包办东三省的局面。胡适认为，“我看不出有什么可以反对的理由”，因为他向来迷恋联邦制，北洋时代就是如此主张。

总之，“这个解决方案的目标是取消‘满洲国’，恢复中国在东三省的主权及行政的完整”，能实现这个目标，胡适认为“这种条件是我们可以考虑的。”

胡适迅速收到抗议来信。来信说，东北不抵抗是出于所谓司令长官的命令，绝非全体将士之公意。你竟然认为二十万兵士全然无用，难道你看不见马占山等人浴血苦战？他的旧账又被翻了出来：听说你跟溥仪关系不错，你不是别有用心吧？就差大骂他卖国贼了[11]。

而胡适还在担心，李顿调查团的建议，日本人不会接受：“如果这样严重的全世界公论的制裁力在这个绝大危机上还不能使一个狂醉了的民族清醒一点，那么，我们这个国家，和整个文明世界，都得准备过十年的地狱生活[12]！”

1933年2月17日，国联通过报告书和建议案，认为“在中国各次战事与地方独立时期，满洲始终是整个中国的一部分”，“东三省是中国主权之下的一块领土[13]”，不承认伪满洲国。日本不待最后的决议，就宣布退出国联。

从结果上看，国际联盟的调节是失败的，但中国争得了国际公理，也并非一无所得。五十多个成员国表态不承认违反《非战公约》的行为，“今日之事已不仅是中国与日本的冲突了，今日之事乃是日本与世界正谊的作战[14]！”美国不是国联成员，此期间也表态：“凡用违反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巴黎公约（非战公约）的规定与义务的方法而造成的局面、条约，或协定，美国均不承认。”美国国务卿斯汀生说：

当一月七日美国政府单独表示决不承认侵略所得的结果，侵略者见了也许不放在心上；可是当整个的文明世界都表示赞成美国政府的主张时，这局面可就显出他的真意义了。道德的贬意，一旦成了全世界的贬意，他的意义的重大是国际公法从来不曾有过的[15]。

胡适对“国际公法从来未曾有过的新局面”是这样理解的：“这是一种新的政治理想，它的成功与失败是关系全世界人类前途的。这种新的政治理想的第一次试验的场所就是我们的东北四省。”“这十八个月之中，国联的行动虽然引起了我们中国不少的失望，但是平心论之，国联在这一年半中对中日冲突案的努力是值得我们全国人的深刻的感谢的[16]。”

日军迅速占领热河，然后提出中日两国直接交涉。胡适此时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他不主张交涉了。在日本明确承认国联报告书与建议案之前，“中国对自己的人民，对世界，都有不同日本进行交涉的义务[17]”，“决不承认侵略者在中国领土内用暴力造成的任何局面，条约，或约定[18]。”

他甚至说：“我们要准备牺牲，要准备更大更惨的牺牲”，“现在全世界的正谊的赞助是在我们的方面，全世界的道德的贬义是在我们敌人的头上，我们的最后胜利是丝毫无可疑的！[19]”

（3）我不能昧着良心出来主张作战。

然而胡适此时反对和日本直接交涉——其实就是“媾和”——的理由是这样的：“国家的生命是国际的、世界的，不是孤立的，我们不可因为怕一个强暴的敌人就完全抛弃了全世界五六十个同情于我们的友邦[20]。”

可是这些友邦现在只是给了我们一纸“公议”，连胡适自己都说，日本人看了这个报告书，直接扔到了废纸篓。它嚣张地退出国联，国际公议能拿这样的流氓国家有什么办法？

1933年3月13日，胡适与丁文江、翁文灏到保定见蒋介石，谈了两个小时。胡适问，可以同日本开战吗？蒋介石说，须有三个月的预备。

三个月后能打吗？

蒋介石说：“近代式的战争是不可能的。只能在几处地方用精兵死守，不许一个人生存而退却。这样子也许可以叫世界人知道我们是不怕死的[21]。”

一个月后，北平师范大学校长徐炳昶给傅斯年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叔永（任鸿隽）先生早已放弃不战的主张，在君先生也是主张抵抗的健将，胡老博士近来的意见若何[22]？”他建议《独立评论》发一个联合宣言，主张“坚决的战争”。

胡适是这样答复的：

我不能昧着我的良心出来主张作战。这不是说凡主战的都是昧着良心的，这只是要说，我自己的理智与训练都不许我主张作战。

我极端敬仰那些曾为祖国冒死拼命作战的英雄，但我的良心不许我用我的笔锋来责备人人都得用他的血和肉去和那最残酷残忍的现代武器拼命[23]。

《大公报》发表一篇文章：《就利用‘无组织’和‘非现代’来与日本一拼》，主张提起“铁匠铺里的大刀”，依靠“大车骆驼和人的运输”，与日本一战。文中说：“我们的老百姓到了草根树皮都没有，他们不吃也成，到饿死也不会骚动，更不会同士兵争粮饷”，“到必要时，我们正不妨利用百姓的弱点，一使军阀惯用的手段，去榨他们的钱，拉他们的夫。反正我们的百姓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就拉他们上前线去死，尽其所有拿去供军需，他们也不会出一句怨言。”

这段话简直赤裸裸地说出了拉百姓当炮灰的龌龊心理。胡适说：

老实说，我读了这种议论，真很生气。我要很诚恳的对董先生（作者）说：如果这才是救国，亡国又是什么？董先生说的“我们”究竟是谁？董先生是不是“我们”的一个？“他们”又是谁？董先生又是不是“他们”的一个？这样无心肝的“我们”牵着无数的“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的“他们”上前线去死，——如果这叫做“作战”，我情愿亡国，决不愿学这种壮语主张作战！

这一段文字，可以看作胡适在这一时期的基本观念，他喊出的最高的口号止于“准备更惨烈的牺牲”，他不肯喊出对日全面战争的口号。

高喊战争是容易的，只需要喊出来就行了，但是喊出来之后如何？高喊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是容易的，但就像蒋廷黻所说，“国家是不能玉碎的”。

胡适把自己打扮成为整个国家思考的人，自称“成见不能束缚，时髦不能引诱[24]”。他说：“一言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必须自己的理智认清了责任而自信负得起这种责任，然后可以出之于口，笔之于书”，“凡不负责任的高调，都是废话”，“只是白日说梦话，盲人骑瞎马，可以博取道旁无知小儿的拍手欢呼，然而不是诚心为社会国家设计[25]。”

这种冷静的态度是非常不解渴的，这与政府唱反调不同，这是与千百万人唱反调，所以很容易被当成“软弱”“妥协”，甚至卖国的汉奸。比如报纸上有人说，“媚外的，都是有知识的人。愚民反倒都能爱国[26]。”

这样的结论很有代表性，这是近代以来最时髦的说法，对知识界造成了空前的压力。

胡适面对这种压力，不是采取调和的态度，而是走向了更加容易引起误解的言论。比如他说准备牺牲，说胜利属于我们，同时却又说“我们可以等待五十年”：

一九一四年比利时全国被德国军队占领蹂躏之后，过了四年，才有光荣的复国。一八七一年法国割地两省给普鲁士，过了四十八年，才收回失地。

我们也许应该准备等候四年，我们也许应该准备等候四十八年！在一个国家的千万生命上，四五年或四五十年算得什么[27]？

这篇文章是受罗文干的启发而写的。罗文干说：如果我们能在48年翻身，我们不妨学法兰西，不妨暂且做屈伏，但我没这种信心。胡适在日记中认真记下了此事：

这种人生观与我的正相反。我曾说：一个强盗临刑时，还能把胸膛一拍，说，“咱老子不怕！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我们对于我们国家的前途，难道没有这点信心吗？

然而他笔锋一转，继续写道：

我细细想来，恐怕他是对的，我是错的。

是的，此时的屈伏，只可以叫那些种种酣嬉无耻的分子一齐抬头高兴，决不能从此做到兴国的目标[28]。

到底哪一个更有信心？在那个复杂的时刻，一个人一分钟前，和一分钟后，想法也许都是不同的。

（4）论保全华北的重要与大青山烈士纪念碑。

战事由热河进入到了长城以南，不但北平天津有陷落的危险，整个华北都岌岌可危。这期间胡适的态度又有变化：

怎样应付这平津与华北的问题，这一点上至少有两种根本不同的主张。一种主张是准备牺牲平津，准备牺牲华北，步步抵抗，决不作任何局部的妥协，虽有绝大的糜烂，亦所不恤。还有一种主张是暂时谋局部的华北停战，先保全华北，减轻国家损失。现在北平的军分会与华北政务委员会大概是主张这第二种办法的，所以从五月廿二夜以来，有停战谈判的进行。

胡适说的停战谈判，就是后来的塘沽协定。他在发表这篇文章时，协定已经签署了，社会各界还不知道。

胡适说，“我个人是赞成这第二个主张的[29]”。他的理由是第一可以减少损失，第二“必须充分明白平津与华北是不可抛弃的”。他说：

如能保全华北而不至于签东北四省的卖身契，我们应该赞成这种办法。万一政府尽心尝试了这种保全华北的和平努力，而结果终不能不使平津糜烂或华北沦亡，在那种形势之下，政府才算尽了他的责任，他的失败或许可以得华北人民与全国人民的谅解。

胡适此时的转变还体现在对国联的认识。一些人认为，中日冲突越大越好，越大越有可能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可以引起国联的干涉和制裁。胡适说：“这种见解是错误的。现在欧美各国都用全力去对付他们最切身的几个大问题（经济问题，军缩问题，欧洲和平问题），在这几个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他们决不会有余力来应付远东的问题。”

还有人寄希望于苏联施以援手，胡适说：“我们试看苏俄在北满受了日本多少威胁，然而苏俄应付的方法只是节节避免正面的冲突，甚至于不惜抛弃新复交的中国人民的同情而提议出售中东路！”除了苏联以外，在远东有利害关系的英国，“决不会因他在华北的利益有被日本侵占的危险而出来向日本作战”，“英国如此，别国更不用说了”，“纵观全世界物质与心理的状态，我们决不能妄想世界各国为我们出多大死力[30]”。

这篇文章引起了日本媒体的注意，报章发了一个摘要，而且对文章进行了篡改，说胡适主张中日亲善，不能被抗日的冯玉祥破坏。远在上海的傅斯年看到后，大发雷霆，写信给胡适说要退出独立社。

待胡适到上海出席太平洋会议时，当面解释，傅斯年才消除了误会。

好友都会产生误会，他的保全华北的主张，理所当然会被当作《塘沽协定》一样，受到诟骂。

国内风声又有变化，华北停战了，日本大肆宣扬中日接近，国内外于是揣测，中国的外交政策要根本改变了，改变的方向是“抛弃欧美的路，重叩日本的门”。之所以产生这种揣测，是因为“政府没有何种积极的外交政策或方针，只有一种消极的招架应付”，“这种现象只是一种漂泊，随波逐流的日子，在这个严重的世界局势里，这样的漂泊是很危险的[31]。”

人说“弱国无外交”，这是大错。因为国弱，所以更需要外交。外交不仅是应付目前，是要把眼光放的远一点，认清国际的趋势，决定一个国家民族的朋友和敌人，并且努力增加朋友，减除敌人。现在的漂泊的局面里，朋友和敌人竟缠不清了。

我们所忧虑的是，政府与国民只顾得应付日本，敷衍日本，而忘了我们在世界局势里的地位与责任。对付华北的问题，不过是外交问题的一个部分，决不是外交的全部。日本之外还有苏俄，还有欧美，还有个整个的世界。目前的局部问题之外，还有个中国整个问题，还有个国家民族要在世间抬头见人的问题，还有个中国的前途的问题。

我们一班朋友在这一年之内，曾屡次说过：中国目前外交的方针应当是：不可放弃国联与国际，也不必与日本冲突或决裂。现在的情形好像是只想做到不同日本冲突就可以过日子了,而不复顾到那国联与国际的一条路。

日本军阀的欲望是不能满足的：把整个的中国做他们的保护国，他们也不会满足的。一个国家的生存自不能依靠一个狼贪虎噬的强邻，何况这个强邻的横暴行为又正在替他自己树立四周的仇敌，替他自己掘坟墓呢[32]？

他最担心造成“只有敌人而无与国”的孤立局面：

今日军阀统治下的日本，决不是我们的朋友。

我们今日的情形，老实说，只能是：多交朋友，谨防疯狗。我们若因为怕疯狗，就连朋友都不敢交结了，那就不够资格做朋友了。

这段文字清晰交代了胡适的立场和外交主张。

然而他的担心成了现实，《何梅协定》签署了，华北又在高喊“中日亲善”了，“今日最好笑的，是政府诸公甘心抛弃北方，而天天装饰南京，好像南京是没有危险似的！此种气象真使全国人都感觉难受[33]。”

1935年6月5日，胡适在傅作义陪同下到了35军，去大青山看望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碑文是胡适用白话文、新式标点撰写的，钱玄同书碑。碑铭写道：

这里长眠的是二百零三个中国好男子！

他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

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

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34]！

《何梅协定》之后，何应钦打电报给傅作义，叫他消除抗日标帜，尤其是大青山的阵亡将士公墓。傅作义不得已，把塔上“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的“抗日”二字挖改成“长城”二字，碑文也蒙上了一层沙石，另刻上“精灵在兹”四个大字。胡适“站在这二百零三个国殇的墓前，真不胜感慨[35]。”

（5）和比战难。

胡适是和平主义者，但他是爱国的和平主义者，也是理智的爱国主义者。

在全面抗战爆发前，胡适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和比战难”。在不同节点上，这话似乎有不同含义，第一，主张和平的声音更难，说的人需要勇气，听的人难以接受。第二，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和平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最终只有一战。

归纳上面几个节点，胡适似乎扮演了一个唱反调的角色。在国人一片开战之声时，他主张尽快对日交涉；在政府寄希望于国际联盟时，他认为西方国家和苏联决不会有余力应付远东问题；在国内谴责张学良不抵抗时，他致信劝张学良主动辞职；在大家不满意李顿调查报告时，他表示可以接受；在国联的建议案成为一纸空文、日军侵犯热河时，他又坚决主张不能与日本单独谈判；在华北苟安时，他提醒多交朋友，谨防疯狗，担心造成“只有敌人而无与国”的孤立局面。他似乎一直和主流声音相左。

可见胡适的和平论，是一种“积极的和平论”，是有所作为的和评论。

这种角色是很不好当的，面对侵略者的暴行，主张和平会不会被当作汉奸、卖国？

当时胡适交往的人，比如陈公博、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的确有的当了汉奸，有的留下污点。他们自称“低调俱乐部”，把主张抗战者称为“高调者”，有人说胡适受了这些人影响，所以时常发表妥协言论。这种说法没有根据，连独立社的同仁，几十年的同窗好友，都影响不了胡适，试问此时的中国，谁能影响得了胡适？

何况胡适交往的人，还有蒋介石、张学良、傅作义、王世杰、罗文干、傅作义、张自忠等人，当然，也有汪精卫。

如果说“低调”就是卖国，那么如何解释钱玄同致胡适的信：

而今之东林党君子犹大倡应该牺牲糜烂之高调，大有“民众遭惨死事极小，国家失体面事极大”之主张。弟对于此等惨现象与新宋儒，实觉悲伤与愤慨……

自塘沽协定以后，至少河北民众及前线士兵总可以由少惨死许多乃至全部遭惨死……

若今之君子，自己安坐而唱高调，而以为民众应该死……从甲午至今年癸酉，已历四十年之长时间，清流之高调曾不少变，或更变本加厉焉，噫[36]！

钱玄同这封信揭示了从南宋到明代到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就是士大夫的虚骄之气，这些知识分子珍爱自己的名声，一味高呼作战下笔千言，一败涂地之后，却又胸中实无一策。用蒋廷黻的话说，“爱国，以最不爱国的动机表达出来”。比如汪精卫，在野时拼命主张对日作战，上台后拼命要求大家维持和平，这种变化，到底有几分对国事的真诚？

钱玄同深居简出，胡适却带着高音喇叭，这只能招来反感。他说：

在外无外交内无实力的状况下，空言提倡排外政策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一切街头的标语，和教科书中的排外教材，在事实上不能减轻外患的万分之一，突然给我们的敌人用作反宣传的好材料，给我们的国家造成“只有敌人而无与国”的孤立形势。……我们应该停止一切不负责任的排外论调……

在这个现代世界里，我们决没有孤立的生存[37]……

胡适的真正意图是为国家争取时间，他天真地把期限设定为十年，也许他认为有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我们可以缩小与日本的差距：

今日当前大问题只有两个：（一）我们如可以得着十年的喘气时间，我们应该不顾一切谋得这十年的喘气时间；（二）我们如认定，无论如何屈辱，总得不到这十年的喘气时间，则必须不顾一切苦痛与毁灭，准备作三四年的乱战，从那长期苦痛里谋得一个民族翻身的机会[38]。

他的想法是这样的：“在不很远的将来，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惨的国际大战，可以作我们翻身的机会，可以使敌人的霸权消灭。这也是不很可疑的[39]。”这个预见是准确的，说这番话时他刚从美国回来。

至于我个人的安全，我毫不在意。我活了四十多年，总算作了一点良心上无愧怍的事，万一为自由牺牲，为国家牺牲，都是最光荣的事。我决定不走开[40]。

直到1937年，在战与和的问题上，胡适仍然时常表现出矛盾的言论，这里先告一段落。

[1]《蒋廷黻回忆录》，137页。

[2]胡适《又大一岁了》，《胡适全集》第二十一卷，

[3]傅斯年《东北史纲》，《傅斯年全集》第二卷，376页。

[4]《蒋廷黻回忆录》141页。

[5]胡适日记，1932年1月28日，《胡适全集》第三十二卷，161页。

[6]胡适《论对日外交方针》，1932年6月19日，《胡适全集》第二十一卷，473页。

[7]胡适致罗文干，1932年9月15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134页。

[8]罗文干致胡适，1932年9月19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136页。

[9]胡适《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1932年10月9日，《胡适全集》第二十一卷，519页。

[10]胡适《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1932年10月9日，《胡适全集》第二十一卷，523页。

[11]参见方之桢、郑螺生致胡适，1932年10月18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139页。

[12]胡适《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1932年10月9日，《胡适全集》第二十一卷，526页。

[13]胡适《国联报告书及建议案的述评》，1933年2月26日，《胡适全集》第二十一卷，584页。

[14]胡适《国联报告书及建议案的述评》，1933年2月26日，《胡适全集》第二十一卷，590页。

[15]胡适《究竟那一个条约是废纸》，《胡适全集》第二十一卷。

[16]胡适《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1933年2月26日，《胡适全集》第二十一卷，607页。

[17]胡适《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1933年4月16日，《胡适全集》第二十一卷，617页。

[18]胡适《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1933年2月26日，《胡适全集》第二十一卷，609页。

[19]胡适《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1933年2月26日，《胡适全集》第二十一卷，609页。

[20]胡适《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1933年2月26日，《胡适全集》第二十一卷，609页。

[21]胡适日记，1933年3月13日，《胡适全集》第三十二卷，190页。

[22]徐炳昶《西安来信》，1933年4月16日，《独立评论》第46号，18页。

[23]胡适《我的意见不过如此》，《胡适全集》第二十一卷，618页。

[24]胡适《独立评论的一周年》，《胡适全集》第二十一卷，638页。

[25]同上。

[26]致出席太平洋会议的中国代表（剪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101页

[27]胡适《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1933年2月26日，《胡适全集》第二十一卷，609页。

[28]胡适日记，1933年3月14日，《胡适全集》第三十二卷，190页。

[29]胡适《保全华北的重要》，1933年5月29日，《胡适全集》第二十一卷，645页。

[30]胡适《保全华北的重要》，1933年5月29日，《胡适全集》第二十一卷，649页。

[31]胡适《世界新形势里的外交方针》，1933年11月26日，《胡适全集》第二十一卷，674页。

[32]胡适《世界新形势里的外交方针》，1933年11月26日，《胡适全集》第二十一卷，675页。

[33]胡适致王世杰信，1935年6月27日，《胡适全集》第三十二卷，486页。

[34]胡适《抗日战死将士公墓碑》，《胡适全集》第二十二卷，117页。

[35]胡适日记，1935年6月5日，《胡适全集》第三十二卷，490页。

[36]钱玄同致胡适，1933年6月6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216页。

[37]胡适《关于外交问题的几点意见》，《胡适全集》第二十一卷，658页。

[38]胡适致王世杰信，1935年6月27日，《胡适全集》第三十二卷，485页。

[39]胡适致王世杰信，1935年6月20日，《胡适全集》第三十二卷，480页。

[40]胡适致王世杰信，1935年6月20日，《胡适全集》第三十二卷，4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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