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传64，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

《万山不许一溪奔》各章梗概：

第一章：引子。

第二章：极大的勇气（连载2—5），胡适在国外对白话文的思考与探索。

第三章：中国的文艺复兴（连载6—11），蔡元培、《新青年》、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

第四章：洪水与猛兽（连载12—16），新旧思潮的交锋。

第五章：五月四日（连载17—20），五四运动。

第六章：实验主义（连载21—25），胡适的哲学思想。

第七章：整理国故（连载26—29），国学的主张，考证水浒传红楼梦，顾颉刚古史辨。

第八章：这个世界会好吗（连载30—34），创办《努力周报》，好政府主义，时事评论。

第九章：中国有进步没有（连载35—37），教育发展，北大索薪风潮

第十章：我的朋友胡适之（连载38—40），胡适与朋友的交往

第十一章：山月娟娟（连载41—43），胡适和曹诚英的恋情，兼及徐志摩陆小曼郁达夫王映霞

第十二章：人生观大论战（连载44），科学与玄学大论战

第十三章：混沌时期（连载45—48），胡适开始挨骂

第十四章，鲁迅和胡适（连载49）

第十五章，文明的成绩。胡适对西方文明的基本态度

第十六章，万山不许一溪奔。关于人权与约法的论战，同国民党的冲突

第十七章，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关于中西文化的论战

第十八章，无地自由。胡适在中国公学

第十九章，独立评论。九一八之后，胡适主办《独立评论》

本节6000字

2、保持一点独立精神

“九一八”事变让自由派学者们经常坐在一起，讨论知识分子——这些“乱世的饭桶”，在国难期间的责任问题。1931年1月，蒋廷黻提议办一个周刊。胡适对他的提议很不以为然，《新青年》《努力周报》《现代评论》《新月》，他手里的几份报刊，不是最终分裂，就是无疾而终，甚至受到围剿被查封。

办一个专门讨论国事的期刊，是不容易的，一不小心会犯忌讳，更主要的，一个人能有多大的热情、多久的热度，持续对时局提出中肯的建议？这不是写杂文，写杂文可以嬉笑怒骂，可以宣称只为自己负责，国事是不能用这个态度讨论的。

过了一些天，大家到任鸿隽、陈衡哲夫妇家做客，蒋廷黻再次提出这个问题。这次丁文江说，为了测试一下我们的热诚，不妨先筹划一下办刊物的经费。他提议每个人捐出月收入的百分之五，谁都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就这样，蒋廷黻的提议用不着讨论了，这个刊物还没有出生，户口先有了。

刊名是胡适定的，叫《独立评论》。他很快拟定了一个办刊计划，让大家讨论。

胡适由一个并太积极的人，到全身心投入到《独立评论》中，能让他如此坚守的，我认为与吴晗的一封信有很大关系。

胡适离开中国公学后，吴晗也到了北平，经顾颉刚介绍，他到燕京大学图书馆当了个馆员，经常请教胡适史学问题，成了胡适名副其实的弟子。

1931年1月30日，吴晗给他的老师胡适写了一封信，“有一个疑难问题，数月来亘亘于胸，未解决，盼望先生指示一个出路！”

初在现今的时局中，党国领袖卖国，政府卖国，封疆大吏卖国……翻看任何国任何朝代的史来看，找不出这样一个卑鄙无耻、丧心病狂的政府，也难找到这样一个麻木不仁、浑浑噩噩的国民。

学生不应离开学校去做无聊的举动，如发传单、喊打倒之类，但是应否作个别行动，为自己争人格，为政府争光荣，这行动是否有意义？学生一无可杀人的枪械，二无可凭借的势位，三无可号召的群众，空口说“救国”是否有用？

过去四个月，无时无刻不被这种苦痛所蹂躏。最初的克制方法，是把自己深藏在图书馆中，但是一出了馆门，就仍被袭击。后来专写文章，冀图避免此项思虑，但是仍不成功。在就睡后仍陷于一种无可奈何的深思中，结果是成为照例的失眠。

最近在历史系开始工作，整理咸、同、光三朝的京报，把它编一目录。起初几天，倒也感觉兴趣，可是后来渐渐又对外关系和军事种种记载的出现，不由的把它和现在的一一比较，结果只是使你愤怒，扼腕，假使可能的时候，情愿时光倒流，至少那几个皇帝和大臣只是无能，短见，而决不是卖国、屈服！

为着要知道现状的进展，不得不每天看报，但是看报的记过，又只是使你气不得，笑不得！“不幸而为中国人”，这一天便再也不能沉下气去做一点什么事了。

这苦痛不能向党籍的人吐露，也不能告诉根本没有主张的人，生在过去备受先生训诲指导，盼望此时先生也同样予以解决的方法，并指示一条应走的路[1]。

吴晗是研究历史的，这年他22岁，中国与日本五十年的历史，按理说他最清楚，但是他对国家向何处去，却感到无路可走，自身更是充满了苦闷与彷徨。

《独立评论》恰好适应了这种社会心理。第一期印了两千本，第二期三千本，半年后自力更生，一年之内印到八千本，两年之后一万五千本，读者大部是学生，其次是公务员，甚至青年军官也喜欢看。胡适坚决主张所有撰稿人都不拿稿费，纯属尽义务，也不接受政府及各方的津贴赞助，不接受大幅广告，社中只用一个职员，负责发行事务，月薪六十元。

主要撰稿人有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陶孟和、任鸿隽、陈衡哲等人，这些人每周聚餐一次，就某个问题展开讨论，但是不做结论。所谓“独立”，不但对外界是独立的，同仁之间也决不干涉思想。“我们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张，只期望各人都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我们叫这刊物作《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2]”。

外界发现《独立评论》是真正独立而尊重别人意见的，因为社员之间的观点，也经常不一致。

胡适成了总编，有时候需要连夜审稿，直到第二天凌晨，由办事员骑车送到印厂付印。从1932年5月22日发行，到1937年7月停刊，这期间丁在君死，翁文灏和蒋廷黻从政离开北平，任鸿隽去国立四川大学任校长，陈衡哲也跟到成都，只剩下胡适一个人坚守。

创刊伊始，首先面临的是中日关系问题。1932年9月18日，“九一八”一周年，胡适发表《惨痛的回忆与反省》，文中说：“这一年的光阴，没有一天不在耻辱惨痛中过去的，纪念不必在这一天，这一天不过是给我们一个特别深刻的回忆的机会，叫我们回头算算这一年的旧账，究竟国家受了多大的损失和耻辱，究竟我们努力了几分，究竟我们失败的原因在那里。并且这一天应该使我们向前途想想，究竟在这最近的将来应该如何努力，在那较远的将来应该如何努力。这才是纪念‘九一八’的意义[3]。”

“九一八”的事件，不是孤立的，不是偶然的，不是意外的，他不过是五六十年的历史原因造成的一个危险局面的爆发点。这座火山的爆发已不止一次了。第一次的大爆发是三十八年前的中日战争，第二次在三十五年前的俄国占据旅顺、大连，第三次在庚子拳乱期间俄国进兵东三省，第四次在二十八年的俄日战争，第五次在十七年前的二十一条交涉。去年九一八之役是第六次的大爆发。

四十年的奇耻大辱，刺激不可谓不深；四十年的救亡运动，时间不可谓不长。然而今日大难当前，三百六十五个昼夜过去了，我们还是一个束手无策。这是我们在这个绝大纪念日所应该深刻反省的一篇惨史，一笔苦账[4]。

近代史上，中国人最惨痛的发现是，我们最大的威胁，并不是文化根本陌生的西方世界，而是文化相近的小弟日本，这真是最大的刺激。

1895年，中国和日本打了一仗。这一仗李鸿章本不想打，但是主战派是翁同龢那种根本不懂国事战事、却偏要唱高调的人，朝中士大夫更是陷入无脑状态，他们决不肯承认从前的小跟班已经非吴下阿蒙，群情激昂要求开战。军事上没有准备好，外交上却一味放狠话，甲午战争就是这样失败的。

1896年，沙皇尼古拉举行加冕典礼，李鸿章去了，意图当然是希望借助俄国制约日本。双方签订了《中俄密约》，俄国答应帮助中国抵抗日本，中国允许俄国修建中东铁路。从此狼子野心的俄国介入了东北。

1898年，山东曹州两个传教士被杀，德国乘机占领青岛，然后要求租界胶州湾，修铁路，开矿产。俄国一看德国占了大便宜，马上调兵占旅顺、大连，要求修南满铁路，从此东北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

1900年庚子之乱，俄国趁机占领全东北。辛丑条约签订以后，俄国赖着不走，美国强调应尊重中国领土完整，英国和日本结成“英日同盟”对付俄国，俄国一看被孤立，于是答应退出。

但是中途又开始变卦，日本采取偷袭方式突然开战，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这一仗不论谁赢，东北都将彻底沦陷敌手。幸运的是，日本只是局部胜利，两国僵持的结果是仍然承认中国在东北的主权，北满铁路为俄国势力范围，旅顺大连为日本势力。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还不到一个月，日本就要求德国撤出青岛，然后迅速登陆偷袭。事先并未通知我国政府，这是明目张胆地侵略。大总统袁世凯开会，说我们抵抗的话，可以维持多久？陆军总长段祺瑞说48小时！48小时以后呢？不知道，听总统的。

最终，效法的是1904年日俄战争的做法，在德日冲突地带划出交战区，交战区以外，我国保持中立。

1915年，日本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中国保密，如果泄露出去，就会采取行动。外交天才顾维钧对袁世凯说，日本不允许泄露，我们偏要泄露，告诉美国和英国。消息很快见诸西方国家报章，美国舆论大哗，政府明确表态坚决反对。中国方面则在谈判中采取拖延战术，比如每天刚刚说完开场白，就下令上茶，喝中国茶，吃中国点心，一天说不了几句正经话。

日本发出了最后通牒，不签字就要打。中国最终签字的是修改后的《民四条约》，与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相比已经大大缩水，而且这种单方面逼迫签字的行为，让中国有机会在后面翻盘。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东北相对“安稳”了一段时间。

张作霖是爱国的。他到旅顺口，日本人说你看我们把这里管理得多好，你有必要收回去吗？张作霖说，我看到你们搞得这样好，我就更想收回来了。

张学良也是爱国的。张作霖死后，张学良改旗易帜，中国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全国有一种迫切期待，就是废止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收回路权，把帝国主义势力赶出中国。张学良决定先拿俄国人霸占的中东铁路开刀，日本实力太强大，苏联刚刚成立，无暇顾及远东，拿它开刀也可以威慑日本。

张学良咨询顾维钧，顾维钧说：“我对你的虚张声势觉得好玩，因为你是打扑克牌的能手，那也是玩牌的一种方法，虚张声势。但是，假如你发现你的对手手里真正有好牌，你怎么办呢[5]？”张学良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沉吟了一下说“我自有办法”。

顾维钧回忆：“很显然，他只想到了一个结局，就是在武装冲突中彻底获胜，而没有想到可能出现相反的结果。”

东北军迅速战败。让顾维钧震撼的是，东北军高层在战前战后的鲜明对比：“当初满洲当局，特别是少帅绝对相信‘捉鸡’政策必胜的情绪，和如今在这次会议上又完全沮丧的神态[6]。”

顾维钧发现了百年以来中国对外关系的顽症，那就是盲目自信在前，灰心沮丧在后。事发之初，义愤填膺，血战到底；待到事败，垂头丧气，一筹莫展。大脑是如此简单，如此缺乏科学思维的训练。

中东铁路冲突，暴露了张学良的幼稚和东北军的实力，加剧了日本觊觎中国领土的野心，缩短了中日争端战争化的期限。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顾维钧建议张学良，第一，立即电告南京，要求国民政府向国际联盟提出抗议，请求国际联盟召开紧急会议；第二，派人与日本人接触，摸清日本意图，双方先坐下来，缓和气氛。但是张学良对第二条很抵触，不仅是他，东北当局全都不愿意和日本人接触，好像一旦和日本人坐在一起，就有失尊严，丧失国格。

既不抵抗，又不接触，东北就这样丢了。

9月30日，国际联盟行政院通过决议，要求日本军队撤到南满铁路沿线区域内。日本要求与中国方面直接交涉，提出五项原则作为谈判基础：（1）相互摈弃侵略政策和侵略行动；（2）尊重中国领土完整；（3）全力镇压一切干涉贸易自由以及煽动国际仇恨的有组织的运动，（4）尊重日本在满洲的条约权利。日本人声称，日本仍愿意和中国政府直接谈判这些基本原则，以及有关中日正常关系和日本军队撤退到铁路区以内等事项[7]。

和顾维钧一样，胡适是最早主张与日本人交涉的国人之一。1931年11月，他给宋子文写了一封长信，认为可以依据日本提出的五项原则，毅然直接交涉，决不能指望国际联盟能起到什么作用。

南京政府成立了一个“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特别外交委员会”，戴季陶为主席，宋子文任副主席，顾维钧受邀参加。顾维钧认为，要日本遵守国联的决议是不可能的，只有在国联的监督、帮助之下，由中日两国谈判才行。“一般说来，谈判是解决国际争端的正常方法，不管这些争端多么严重。正因为如此，日本尽管是侵略满洲的祸首，也希望作愿意同中国谈判的姿态。如果中国对日本的建议给予完全否定的回答，拒绝和日本谈判，那么就正中日本之计，使日本可以遂行其抗拒国联的政策[8]。”最终赞成谈判的意见占了上风。

然而1931年10月底，蒋介石拍板，明确拒绝和日本谈判，依赖国联行政院的决议，要求日本从占领区撤军。

整个国家都处于异常兴奋的状态，人们都愿意表达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至于表达以后怎么办，没人知道，表达了再说。丁文江说：“国民党首领就是赞成（谈判），也不敢做，不能做，因为他们的专政是假的[9]。”

胡适气愤地说：“衮衮诸公无人敢负外交的责任，事事推诿，日日拖延，就把整个东三省送在日本人手里。民众高呼‘不撤兵，不交涉’，政府也就乐得躲在这个喊声里，束手不作外交上的策划。”

中国的政客，不明世界的形势，又没有肯负外交责任的决心，所以始终只利用国联来做延宕的工具，从不会运用国联的组织和国际的同情来做外交上的奋斗。名为信赖国联，实则躲避责任，贻误国家。四五个月延宕的结果，空毁了这班国联理想家的希望，空毁了国联本身的权威，只造成了满洲的伪国，并且促进了日本军阀的法西斯蒂的运动。

此时若再不确立对日外交的方针，若再不肯积极谋外交上的挽救方法，将来只有于我更不利的情势，绝没有骤变或渐变为于我有利的新局面，这是我们可以断言的[10]。

罗文干给胡适写了一封信，用赌钱比喻外交：

赌钱全靠运气。输钱的时候，千万不要说你的伙计如何打错牌，尤不可说庄家牌太好，我打不过，垂头丧气；更不可说我输不了（输不起），请庄家减免赌债。也不可于输钱的时候请朋友可怜。

输钱的时候，更要镇定，一声不响。如尚有筹码，好好的再来一下。如筹码不够，则慢慢的观察，俟庄家牌风转时，买他一个大头注。

千万不可认输。赌钱尤其要讲赌品。对朋友说得话，要勿失信。朋友帮你的忙，大家下你的门注，你即输了这一副，万不可即时下别门或飞注。

……输了一副牌，面色便发青，做出寒尘的样子。弟以为此时我们要寒尘，此后便不要再入赌场了。因为寒尘之后，庄家永远吃住我这一门，朋友将不捧场我的门注，赌友皆看我不起。此后翻本永远无望。

故我此副牌输了，应照例下些注，一面饮杯茶，抽口烟。

向来赌大钱的人，谁没有输过！而且庄家现在亦未必本钱很多。以时间算，才一二时左右，尚未到天光。赶快起些本，好好的提起精神，尚有几点钟可赌。

此篇赌的讲义，望你保存。将来或称为历史上的文字呵[11]。

罗文干写得真好，胡适全文保存在日记中，留下了如此珍贵的史料。

[1]吴晗致胡适信，1932年1月30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104页。

[2]胡适《独立评论引言》，《胡适全集》第二十一卷，457页。

[3]胡适《惨痛的回忆与反省》，《胡适全集第四卷》490页。

[4]同上

[5]《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卷，405页。

[6]《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卷，407页。

[7]《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卷，415页。

[8]《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卷，417页。

[9]丁文江《再论民治与独裁》。

[10]胡适《论对日外交方针》，1932年6月19日发表于《独立评论》，《胡适全集》第二十一卷，472页。

[11]胡适日记，1933年3月14日，《胡适全集》第32卷，191页。

往期回顾：

其余各期，收录在“胡适：万山不许一溪奔”合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