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山不许一溪奔》各章梗概：
第一章：引子。
第二章：极大的勇气（连载2—5），胡适在国外对白话文的思考与探索。
第三章：中国的文艺复兴（连载6—11），蔡元培、《新青年》、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
第四章：洪水与猛兽（连载12—16），新旧思潮的交锋。
第五章：五月四日（连载17—20），五四运动。
第六章：实验主义（连载21—25），胡适的哲学思想。
第七章：整理国故（连载26—29），国学的主张，考证水浒传红楼梦，顾颉刚古史辨。
第八章：这个世界会好吗（连载30—34），创办《努力周报》，好政府主义，时事评论。
第九章：中国有进步没有（连载35—37），教育发展，北大索薪风潮
第十章：我的朋友胡适之（连载38—40），胡适与朋友的交往
第十一章：山月娟娟（连载41—43），胡适和曹诚英的恋情，兼及徐志摩陆小曼郁达夫王映霞
第十二章：人生观大论战（连载44），科学与玄学大论战
第十三章：混沌时期（连载45—48），胡适开始挨骂
第十四章，鲁迅和胡适（连载49）
第十五章，文明的成绩。胡适对西方文明的基本态度
第十六章，万山不许一溪奔。关于人权与约法的论战，同国民党的冲突
第十七章，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关于中西文化的论战
第十八章，无地自由。胡适在中国公学
第十九章，独立评论。九一八之后，胡适主办《独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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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独立评论
1、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跟好学好跟衰学衰
1930年11月，胡适全家搬回北平。在北平的站台的上，他听说蒋梦麟辞去教育部长职务，有可能出任北大校长。他心想，糟糕，我本不想过问北大的事，现在他回北大，我怕又逃不了北大的事了。
北平的老朋友们非常高兴。12月17日是胡适的40岁生日，有两拨人给他祝寿，一拨是中央研究院的赵元任、唐钺、顾颉刚、毛子水、商承祚、陈寅恪、傅斯年等16人。赵元任写了一首非常搞笑的白话诗送给他：
适之说不要过生日
生日偏又到了。
我们一般爱起哄的，
就是送给你们一家子大大小小的话[1]。
诗中的“倚少卖老”，是人们揶揄胡适年纪轻轻暴得大名，此后更是大谈国事，连孙中山都敢教训。毛子水将这首诗写成寿八屏，挂在胡适宅中。
另一拨人是钱玄同、魏建功等文字学家，魏建功撰写了一篇《胡适之寿酒米粮库[2]》，文中说：打民国六年到十一年（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二）六年之间全在思想和文学改革的时期中；十二年（一九二三）以后，便进步到了学术革新和文字革新的时期。回头一算，转眼也就如同隔世。所谓“时代”似乎有一日千里的变化，不觉已是十三四年了！这位革新的先锋，他遭母丧，结婚，得子，教书，讲演，著述，中间又生病，又几番在国内外旅行，惠誉荣辱，在精神劳力上都有相当的增损；他也就到了中年，是四十岁的人了[3]！
钱玄同也写了一篇长文，同时抄录了魏建功的文章。胡适特意嘱咐，你装裱之后，千万要签字盖章，使千百年后人可以省去考证的功夫。这一文一诗，简直是他四十岁前的传记，也是对他最大的鼓励。在上海的三年，是他一生最清闲的时期，也是他著述最多的时期，写了上百万字，可是也跟国民党惹了一肚子气，如今回到老朋友中间，是不是可以换个活法？蔡元培来信了，“梦麟兄想已到北平，北大事当与先生商及，希望有一永久之计划，循序渐进，以造成理想中之北大也[4]。”这话说得胡适怦然心动。为了恢复北大，蔡元培和李煜瀛发生严重分歧，李煜瀛辞去校长之后，蔡元培兼了一段时间，但是《大公报》严厉批评这种“校长兼官、南北分驻”的做法。政府这次听取了舆论意见，规定大学校长一律不得南北兼任，于是改任蒋梦麟长北大。蒋梦麟却不愿意接任这个摊子。北大已经不是从前的北大了。北京改为北平，不是文化中心了，教授们纷纷南下；大学区改革，北大又被贬为北平大学的一个部门。教授最高薪酬每月三百元，还比不上政府各部的一个科长，于是大家再次像十年前一样，到各高校兼课。这些教师们虽然辛苦些，但“生意”相当好，而且“饭碗”稳固，因为外面的人无法跟他们“抢饭碗”，他们内部竟然形成了“行规”，保证有条不紊，不会内卷。蒋梦麟是个朴实无华的人，实在没有信心驾驭这样的北大。一个月前胡适还在担心北大的事找上门来，现在他主动去找蒋梦麟，劝他立即接下这个摊子。现在最大的症结是缺钱，有了钱啥都好办。胡适说我跟顾临、傅斯年已经商议过了，保证能给你找到钱。顾临是美国人，协和医院院长，又是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董事，这个美国人说，这有何难，教育基金会和北大合作，拨给北大一笔款项，有了钱，大家何必东跑西颠去兼课？蒋梦麟被说动了，他请胡适担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胡适有个条件：我接受任职只是为了请梦麟先生你出山，我们俩一起回北大，促进北大中兴。这只是“玩票”式的帮忙，我不必全日办公，不拿薪酬，因为我在中华文化基金会有薪酬。他是想和蒋梦麟捆在一起，万一北大再起波澜，蒋梦麟去职，自己也可以随时抽身，远离是非之地。胡适在学校兼了一门中国中古思想史课程，学校说既然上课，就要付钱，要不给你半薪吧。为了这事，他和蒋梦麟几次拉锯，最后威胁宁可不教课，也不接受，蒋梦麟只得作罢。他的性格是典型的绵里藏针，温和的背后，是决不妥协，待人接物是如此，思想上更是堪称“顽固”。1931年1月，蒋梦麟和胡适到上海参加文化基金会董事会，顾临提议，从1931年起，基金会每年赠予北大20万元，五年为期，专作设立讲座及专任教授之用。这么多年，全国教育界都盯着这笔钱怎么用。蒋梦麟是北大校长，因此在表决时必须回避，当然，明眼人一看便知，蔡、蒋、胡三位北大人，说无偏私，谁也不信，关键是有一个光明正大的理由。除了基金会出钱，北大也每年拿出20万元，这40万的用途有五项。第一，设立研究讲座，年俸六千至九千元；第二，设立专任教授，年俸四千八百至六千元；第三，每一讲座教席附有书籍费、仪器费、设备费；第四，设立助学金，援助苦学之高材生；第五，设立奖学金，奖励有成绩的高深研究。胡适亲自拟定了《北大与中基金会合作研究特款办法》，经他测算，可设立9个平均年俸七千元的研究讲座，15个平均年俸五千四百元的专任教授，15个每年二百元的助学金名额，15个每年六百元的奖学金名额，2个每年一万元的留学研究生名额。这样每年所需十八万左右。其余的二十多万元，作为购置书籍仪器及整顿图书馆、实验室之用。这是一项提高学术研究的大计划。在讨论时，傅斯年认为教授的薪俸太高，建议调低，胡适坚决反对。北大这些年的风波，与教授不得不为稻粱谋关系极大，作为国家最高学府，用的是第一流人才，不能在大家收入上太过算计。最后两个人的意见调和了一下，改为教授最高月薪六百元，最低四百元，仍以胡适意见为主。在上海期间，胡适遍邀丁西林、周鲠生、李四光等北大旧人，丁西林在中央研究院，周鲠生和李四光在武汉大学，这几个人都愿意回北大，也都有些困难。他找到林语堂，林语堂说近年来除了写文章、编字典，还在发明一种打字机，马上就有成果。胡适想不到他竟然搞起了发明创造，说假如你想回北大，我保证你随时可以回去。蔡元培听说胡适到处挖人，些微不满，因为中央研究院物理所就是丁西林筹建的，现在是所长，胡适只得作罢。徐志摩进入了婚姻围城，他宠着陆小曼，但是徐父断了他们的经济来源，志摩只能四处兼课教书。胡适说你到北大来吧，暂时住在我家，让小曼也换一个环境，散散心。最后北大聘请丁文江、李四光、周作人、徐志摩、汤用彤等十五人为研究教授，这些人不得兼任校外教务，不拿钱也不行，他们是专属北大学生的。两年前，胡适和蔡元培商量，在中华文化基金会下设编译委员会，专门编译外国名著。国故是要整理的，但中国的文化遗产是永远也整理不完的，把英语世界的优秀作品介绍到中国来，这是当前必须要尽快做的事。耽误的时间太多了，从1917年新文化运动开始，又过去了12年，教育界、学术界除了吵吵闹闹，除了争权夺利，又有多少拿得出手的东西？胡适任编译委员会主任委员。在中国公学期间，他就和徐志摩、梁实秋动议，翻译《莎士比亚全集》。莎士比亚是掌握英文单词最多的人，莎翁的剧作和诗歌，是人类想象力的极致：凡是想象得到的地方，一定可以用语言表达出来；表达不出来的，说明还没有真正想到。离开上海之后，胡适专门绕道青岛，拜访梁实秋和闻一多，最后商定，莎翁全集编译委员会由闻一多、徐志摩、叶公超、陈西滢、梁实秋五人组成，计划用五年时间译完。梁实秋和徐志摩对此事最是热心。回到北京，胡适就接到梁实秋的信，宏大的计划是有了，但是用什么样的语言风格？这个问题把胡适也难住了，他建议先试一试，闻一多、徐志摩用韵文体，梁实秋和陈西滢用散文体。他把问题又推了回去，你们前两个人是诗人，后两个人是散文大家。实验主义，不实验哪能知道？半年以后，胡适又给梁实秋去信，询问工作进度。然而情况迅速发生了大变化，梁实秋和徐志摩的确分别尝试了一下，其他人，陈西滢不肯参加，闻一多名士派头有时候认真有时候不认真，叶公超志不在此，而徐志摩于1931年11月因飞机失事遇难。从此梁实秋一个人开始了这漫长的旅程，他在这个文字世界里孤独地行走了四十年。梁实秋的父亲临终前嘱咐他，一定要把这项工作做完。1970年，他终于翻译完成莎士比亚著作37种，那时候胡适墓木已拱，谢世八年了。有人经常找胡适索要墨迹，胡适多是自创文辞，什么“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什么“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很多时候，他上联写“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下联用“跟好学好，跟衰学衰”。有一次他读东汉王符《潜夫论》的《实贡》[5]，有这么一句：求马问马，求驴问驴，求鹰问鹰，求駹问駹（音忙，青色的马），他发现下联用这里的两句真是绝妙。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求马问马，求驴问驴！上联要人造因收果，下联要人尊重事实。实验主义，也就这点东西，可是这点东西，人类两千年也没完全弄明白，明明想求马，却偏偏去问驴！胡适向来是主张“跟好学好”的。此前一年，上海有了航空公司，他们邀请胡适试坐飞机，和他同坐的，是两个八十岁的社会名流。胡适在天上感觉颠簸得厉害，相当眩晕，下来之后，朋友说，你大错了，那两位八十了，无所谓，你还不到四十，简直太不把小命当回事了。坐飞机有风险，但不能因为有风险就拒绝飞机，这就是“跟好学好，跟衰学衰”。这次到了北京，他又玩出了花样，他买了一辆汽车。在北平，教书匠有汽车的，他是第一人。这是一辆不知道倒了几手的旧车，开起来气喘吁吁，早就应该进博物馆了，胡适开着这样的破车进北大，引得同学老师驻足观赏。底盘高，车棚也高，徐志摩叫它“胡大哥的高轩”。但下雨的时候，只有这辆“高轩”能自由自在地开过去，见到熟人在泥地里狼狈地找下脚处，胡适就停下来，“上来吧，我载你一程。”北京学子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胡适讲课了。他到协和医院演讲，讲堂只能容纳三百人，结果来了一千人，窗外都站着人。他声明是用英文演讲，没用，听不懂英文的人也不肯走。在北大，报名要听“中古思想史”的200人，要学分的只有75人，但是教室里涌进来400人。期末考试，胡适认真地给每一位打分，他在日记里写：这75人中，90分以上者皆有希望可以成才，85分尚有几分希望，70以下绝无希望[6]。新学期开始了，9月14日北大开学，这是一个新北大，校长让胡适发表演说。胡适说，北大从前很大，但那只是矮人国里出头，从前北大很有名，但那只是虚名，以后全看我们能否做一点实际工作。有人插话说，我们要做到学术独立。胡适说，此事谈何容易？别说理科法科，即文科中的中国学，我们此时还落后。陈垣曾对我说，汉学正统此时在西京呢，还是在巴黎？我们相对叹气，盼十年后也许可以在北京了！今日必须承认我们还不大，方才有救。然而仅仅四天以后，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将他们中兴北大的梦想、将学术救国的梦想，击得粉碎！第二天，陈寅恪找到胡适，他带来唐景崧的一本墨迹，请胡适题跋。唐景崧是陈寅恪夫人唐莹的祖父，于1894年署理台湾巡抚。《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台湾割让给日本，唐景崧被台湾军民推举为抗日政权“台湾民主国”的总统，与日军战败后仓皇内渡，致仕回籍。陈寅恪给他回信：“以四十春悠久之岁月，仅赢得‘不抵抗主义’，诵尊作既竟，不知啼泗之何从也。”丁在君曾跟胡适说：“中国存亡安危的关键在于日本”。一个月前，胡适和丁在君到北戴河疗养，但见日本势力已经渗透到关内，两人都感觉时局堪忧。在君说：许劭说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我们这班人恐怕只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吧[8]？甲午战争，过去将近40年了，国家内乱连连，只知破坏，不知建设，教育科学经济，事事落在人后，怎能不受侵略？可是这些摇着笔杆大声疾呼“和平建设”的知识分子，这些主张“学术救国、科学救国、文艺复兴”的“半打有心人”，在即将到来的国难中，能做些什么呢？[1]此诗见朱自清《诗与幽默》。
[2]米粮库，是胡适在北平的住所。
[3]《钱玄同集》第二卷，281页。
[4]蔡元培致胡适，1930年12月24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36页。
[5]《潜夫论》，东汉王符著，为讨论治国安民之术的争论著作，共36篇，《实贡》是其中一篇。
[6]胡适日记，1931年8月28日，《胡适全集》第三十二卷，138页。
[7]黑虎，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黄龙，指大清军舰上的黄龙三角旗。
[8]胡适日记，1931年9月19日，《胡适全集》第三十二卷，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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