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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7日是北大和胡适的生日,他对中国现代化的远见卓识

此语与时左 书写者 2023-12-26

胡适出生于1891年农历11月17日,在他赴美留学签证时,有人替他翻成阳历12月17日。民国时这一天也是北大生日,后来因这一天临近假期,所以把校庆日成了5月4日。

胡适是中国传统士大夫和现代科学思维的结合体,中国传统文化经过现代科学方法的训练,造就了他的眼光。

1、白话文运动:极大的勇气。

关于白话文运动,今天容易产生错觉,这个事有那么难吗?不是顺理成章吗?

一个例子可以说明。1928年,有个朋友和胡适谈起,早在1906年,他就用白话文翻译了《侠隐记》(即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但出版时他用了笔名,因为当时大家认可的,是林琴南用文言文翻译的作品。

胡适遗憾地说,你要是用真名,凭你的声望,也许风气早开20年!

世界上最难的事是开风起之先。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人们发现也不难。

白话文运动是在美国由一个年轻的中国学生发起的,胡适和梅光迪、唐钺、任鸿隽、陈衡哲等人,用戏谑的书信往来,讨论最严肃的问题,然后他得到陈独秀的支持,又受到国内很多人的攻击。

胡适是第一个用白话文写作,用白话文写信,用白话文写诗,用白话文写公文的人。中国第一部白话诗集是胡适的《尝试集》,不是郭沫若的《女神》。

这是一次真正的革命,中国的书面语言不再分为孔乙己的语言和刘姥姥的语言,不再自夸我们是高雅的,他们是鄙俗的。如果连所用文字都不能平等,还有其他平等吗?

直到1930年,国民政府才规定,所有公文一律改为白话文。

2、文字改革:十二分的细心,十二分的耐心。

五四前后,钱玄同和鲁迅等人都在讨论汉字拉丁化问题,主张“废去汉字”。

今天人们容易误会鲁迅和钱玄同,竟然想废掉大美汉字。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当时中国有多少文盲,汉字对我们的祖辈来说有多么难读、难认、难写,那么就会明白这个讨论的意义了。

胡适的态度是:“这件事不是简单的事,须有十二分的耐心,十二分的细心,方才可望稍稍找出一个头绪出来。若此时想‘抄近路’,无论抄哪条近路,反而把这问题的真相弄糊涂了。”

胡适的谨慎态度是科学的。汉字改革论证了将近五十年,简化字的实行,就是两代语言学家讨论的结晶。

3、文学革命: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

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项主张,(1)须言之有物,(2)不模仿古人,(3)须讲求文法,(4)不作无病之呻吟,(5)务去烂调套语,(6)不用典故,(7)不讲对仗,(8)不避俗语俗字。

争议最大的,是人们普遍认为,文学革命应该是内容的革命,而不是文字形式的改变。

对此胡适说,文学革命须有先后程序,先要做到文学体裁的大解放,才可以用作新思想新精神的承载工具。

1918年,胡适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喊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就是先从高高在上的读书人开始,创作出有价值的白话文学作品来,知识分子用白话文创作,自然就会产生真正的“国语”。

现代汉语语法还不清晰,新式标点符号还没有应用,鲁迅等作家开始用白话文创作。中国终于有了现代文学。

4、新文化运动:思想解放从个性解放开始。

1918年6月,《新青年》出版《易卜生专号》,胡适写了一篇《易卜生主义》:

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义之邦;明明是贪官污吏的社会,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

文学革命最根本上是人的解放,这些新人打倒“孔家店”,踢翻二十四孝,改革丧礼制度,倡导妇女解放,胡适、陈独秀、鲁迅、李大钊等知识分子,代表了进步的中国人的良知。孙中山在遥远的南方,敏锐发现了这个动向,为它起名“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最大受益者,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

5、整理国故:有国粹,就有“国渣”。

国故就是我们所称的国学。吴稚晖主张“把线装书扔进茅厕”,鲁迅主张“多看外国书,少看中国书”,但胡适认为,应该用现代科学方法,对中国文化遗产进行系统整理。很多人不理解,认为他是在搞倒退,胡适解释说,既然有国粹,必然有“国渣”,正因为国故中有很多“老鬼”和“国渣”,不经过整理,如何知道“鬼”在何处,“渣”在哪里?

用今天耳熟能详的说法,就是要分清精华和糟粕。

胡适率先对中国旧小说进行了考证,他是第一个用科学方法考证红楼梦的人,开创了“新红学”流派。

对中国的旧有文化和历史,胡适提出大胆疑古的口号,“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推而广之,疑古派高举的就是实验主义的大旗,不相信有什么天经地义的真理,凡是所谓的真理,“都是证实了的假设”。今天我们也很清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6、对外开放:科学的人生观,充分的世界化。

在文化问题上,胡适的根本观点是:中国的旧文化不能解决现代中国面临的新问题。在长达四十年时间里,胡适参与多场文化论战,最终指向,都是中国的现代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让欧洲满目疮痍,欧洲突然开始厌恶自身,转而羡慕中国文明。梁启超、张君劢等人认为“科学破产”了,科学无法解决人生观问题。

丁文江、唐钺、胡适等人迅速掀起科学与玄学大论战。胡适说:

我们那里配排斥科学?至于“人生观”,我们只有做官发财的人生观,只有靠天吃饭的人生观,只有求神问卜的人生观……中国人的人生观还不曾和科学行见面礼呢!

“科学派”的根本主张,是谴责文化自大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主张系统学习西方科学方法,只有科学思维才能让中国走进现代化。

在这一过程中,人们最担心的是中国文化没了立锥之地,中国文化被毁弃,1935年,有十位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声称已经“没有了中国”,“没有了中国人”,胡适发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批评此宣言实质上是清末以来对抗新文化的保守主义思想的最新翻版,“是今日一般反动空气的一种时髦的表现”。胡适指出,文化自身都有其保守性或惰性,而中国旧文化的这种惰性尤其大。大可不必担心“中国本位”,这个本位永远也不会失去。现在需要的是打掉旧文化的惰性,抵制旧文化的暮气,而不是担心中国旧文化的消失。

胡适被认为主张“全盘西化”,因为他在1929年的一篇英文论文里,用了一个词:Wholesale Westernization,于是争论集中在名词上。胡适后来解释说,用“全盘”的确有问题,多少算是“全盘”?80%是全盘吗,还是90%是全盘?他最后建议用“充分的世界化”来解释中国文化走向世界问题。但是“全盘西化”仍然成了他的代名词,这其中有误解因素,因为无论如何,“全盘”是不可能的。

充分的世界化,其实就是对外开放的态度。

7、抗日战争:最熟悉美国人的中国人,在文化上打败日本。

九一八事变时候,胡适和傅斯年、蒋廷黻等人创办了《独立评论》,这个刊物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救亡图存。

鬼子来了,干就完了!可是怎么干?

胡适和蒋廷黻是最早主张与日本直接谈判的人,但是全国弥漫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空气,反对与日本人直接交涉。国人要求与日本人立即开战,交涉就是投降。

胡适问蒋介石,三个月准备时间,能打吗?蒋介石说,现代战争是不可能的,只能用精兵死守,不许一人后退,“那样也许能让世界知道我们是不怕死的”。

只能用时间换取空间。外交部长顾维钧建议在锦州设立中立区,但是舆论绑架了外交,国人反对在中国领土上设什么“中立区”。这期间胡适和《独立评论》同人发表了大量和平见解,人们骂他们是汉奸,然后眼睁睁看着日本人渗入到平津地区。

七七事变后,胡适奉命以平民身份到美国开战国民外交,后来正式被任命为驻美大使。

北方的南开大学被炸毁了,上海的商务印书馆被炸毁了,日本人就是要毁灭我们的文化。胡适与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人说,我们要军人对军人,教授对教授,文化对文化,在各方面打败日本!

胡适是最了解美国的中国人,他在美国留学,后来又两次前往美国,罗斯福总统和他是哥伦比亚大学校友。虽然是大使,他仍然注重国民外交,因为要想获得美国支持,甚至把美国拖进战局,归根到底是美国人说了算,罗斯福说了不算。美国人不想打仗,叫做“孤立主义”。

无法统计胡适在美国开展了多少次演讲,他谴责美国政府:“日本是人类的头号公敌,二号公敌是谁呢?就是美国!因为不履行责任的罪责恰好与犯罪一样大!”

他把日本说成是未开化的专制国家,而中国是现代国家。日本的经济、科学、军事实力远超中国,怎么竟然不是一个现代国家?想想这个题目有多难?重要的是自圆其说,让美国人信服。

日本人很恐慌,他们认为应该派外交专家、文学家、历史学家,要有三个人才能对付胡适。

最终,罗斯福决定不与日本妥协,他当面告诉胡适:“此时太平洋随时有爆发战争的可能”,待胡适回到使馆,罗斯福的电话来了:“日本人偷袭珍珠港!”

胡适立即给国内电报:“这使我们国家民族松了一口气,太平洋局势大变了。”

中国外交部长王世杰后来说:“在现代外交工作上,使节的人格与信望重于使节的外交技能”,这话应该是评价胡适的。他一个书生,对美国的外交技能就是四个字:实话实说。

日本人后来说罗斯福是被胡适骗了,这显然是夸大之词。

胡适卸任驻美大使时,将政府付给他的六万美元宣传费、补助费,一分没动,退给了政府,而他这时候还欠别人的钱。

8、教育救国:最慢的才是最快的。

教育是最可靠的投资,也是见效最慢的投资。人们都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路如何来得及?这话从康有为时代就在说,一直说了三十年。

胡适说:“国中明白人也并非完全没有。只因为他们都太聪明了,都把利害看的太明白了,所以他们都不肯出头来做傻子,说老实话。这个国家吃亏就在缺少一些敢说老实话的大傻子。”

抗战胜利后,他任北大校长,提出了“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集中国家最大力量,培植五个到十个成绩最好的大学,使他们成为国家学术独立的根据地”。

人们给胡适冠以“改良主义”,改良就是不相信有骤变的捷径,而是相信渐进的改革,用建设的手段而不是破坏的手段,谋求一点一滴的进步。这种进步看似较慢,实则最快,这一点放在教育上,是最贴切的。

9、大战国民党:民主与民权。

1928年,国民党走上历史前台,开展“训政”,烟馆里都要挂孙中山遗像。胡适“大放厥词”:“连上帝都可以批评,国民党竟然不可以批评?”他和梁实秋、罗隆基等人出版的《人权论集》,让国民党对他展开了围剿,最终把他从国民党眼皮底下的上海,排挤到了北平。

到北平他也不闭嘴。在《独立评论》中,他不断声讨国民党独裁政治,主张民治,这在他的同人中,他几乎是唯一的一个,因为大家认为这时候应该一致对外。但胡适认为对外的胜利,有赖于内部的政治清明,这是他政治上从来没有改变过的立场。蒋介石此后不得不忍受胡适的絮叨,一直到胡适死掉。

胡适在大学学过文学、经济、农学,后来选择了哲学,但他从来不自称哲学家,大概他认为自己哲学建树不高;文学上他“提倡有心,创作无力”;历史研究的成果远不如顾颉刚。他有什么深刻的思想的吗?没有。他说的那些,无非是今天被认为常识的一些东西!

可是胡适的学问,才是真学问,是经世致用的。他的温和,他的容忍,他的独立,他的求实,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

(点合集《胡适:万山不许一溪》,读胡适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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