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星火想做谭嗣同，踩一个莫言不行，莫言无非获得了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太微不足道。我给他找一个有“势力”的：老作家王蒙，这可是当过文化部长的，解放前还曾经做过地下工作。1956年，22岁的王蒙发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引发了一场文坛“地震”。就因为这篇小说，王蒙被打成右派。直到1979年，小说才“落实政策”。按照毛星火的“星火理论”，《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可以“二进宫”，理由如下：小说里写了一个叫王清泉的厂长，乱搞男女关系，从国家某部委被下放到一个麻袋厂。“他一向是吃饱了转一转，躲在办公室批批文件下下棋，然后每月在工会大会、党支部大会、团总支大会上讲话，批评工人群众竞赛没搞好”，就这么一个小官僚。可是这个小官僚不一般。抗战胜利后，他被派到国民党军队里工作，做过国民党军的副团长，是个杰出的情报人员、余则成。可小说里竟然这样写：“他是去瓦解敌人的，但是他自己也染上国民党军官的一些习气，改不过来，其实是个英勇的老同志。”这不是抹黑英雄？我们的地下党同志，冒着掉脑袋的危险，打入敌军内部，战斗在敌人心脏里，无论是《永不消逝的电波》，或是《保密局的枪声》，还是《潜伏》《黎明之前》，各个历史时期的文艺作品，全都是英雄无名赤胆忠心，何曾有王清泉这种堕落的、被腐蚀的家伙？小说写，厂里的同志多次反映王清泉的问题，但都官官相护，推诿扯皮，有人愤怒地说：“也许要等到王厂长贪污了人民币或者强奸了妇女，上级才会重视起来！”王蒙发表这篇小说时，我国正在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建设如火如荼。在各条战线上，尽管有一些问题，但都是前进中的问题，王蒙无视伟大成就，专门写工作中的缺陷，专门写现实中的阴暗面。比如他写，那些干部说话，“像搁了一个星期的窝窝头一样干巴”；他写组织部到基层调研，感兴趣的是一些数字和具体事例，至于这些先进的工人克服困难、钻研创造的过程，他们一概不听；他写组织部门所有调研，都能套进一个模子里，各种材料都可以用，都可以归结为党的建设抓得好，工作有力。作者竟然这样问：“生产上取得的成绩是因为建党工作么？”然后更加丧心病狂地说：“我们写第一季度的捕鼠工作总结，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些数字和事例呢？”莫言笔下只是个高密东北乡，一个偏远贫穷落后的村落，那个村落还是虚构的，莫言写那里有山有水有森林，实际上根本没有。王蒙却不一样，他写的是北京，他写小说的时候22岁，笔下的主人公林震也是22岁；他当时在青年团区委工作，借机写组织部的官僚主义；他在上中学的时候就成了地下党，而他笔下就写地下党的一个坏人。当时没有任何文学作品反映社会的阴暗面，小说发表之后，人们纷纷猜测，王蒙这是写的谁？他对哪个领导不满？他写的是哪个区的组织部？他想干什么？批判他的人用的最多的就是“影射”，他明目张胆地写北京，借北京某个区的组织部，来影射！影射谁呢？那就猜嘛！说映射谁都行，简直就是猖狂进攻！比如小说里写组织部副部长刘世吾，谐音就是“刘事务”，这是影射领导干部都是“事务主义者”，根本没领导能力，没有领导水平。小说里还提到槐花，说这花比“桃李浓郁，比牡丹清雅”，有人当时就敏锐地发现，这是用牡丹比喻领导干部，讽刺干部搞花架子；用桃李比芸芸众生，只会跟着争艳，作者却自比槐花，这就是知识分子装清高！于是很快王蒙就被打成了右派，小说当然也被打入冷宫。莫言虽然不是什么“派”，但小说命运也曾经崎岖。不是有刘白羽等人批评嘛，莫言是写过检查的，而且自己“被承诺”，要求各出版社不得出版《丰乳肥臀》，又离开了工作单位。这本书不再出版以后，盗版疯狂，据莫言说，盗版书至少有五十万册。这从侧面说明，一本书是禁不住的，从传播学角度来说，没有任何办法阻止传播。后来这本书又可以出版了，莫言想改名为《金童玉女》，是出版社一个勇敢的编辑说，为什么要改名？这书名有什么罪？好吧，那就不改了。改了有什么用呢？50万册盗版书，已经正名了。这和王蒙也一样，建议毛星火干脆把王蒙也拉进来，给王蒙也来个“二进宫”。王蒙回忆说：“影射这个概念，既超出了文艺批评的范畴，也突破了法学的范畴，陷人映射不需要证据和逻辑，自我辩护未曾影射也无法剖胸献心”。（见《读书》杂志1979年第一期）这说得多清楚，不需要证据和逻辑，而且作家也没法自己辩护。毛星火干的就是大家早就熟悉的事嘛！歪曲谩骂审判农夫山泉，愚昧和无知正在围剿民营企业
农夫山泉和靖国神社：罗织构陷最有创意，兄弟相残最是擅长
农夫山泉茶π化身日本建筑，构陷的招法花样翻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