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院院长：30岁结婚，38岁才有孩子，仍在苦苦寻求工作的意义和乐趣

编者按：毕业季、致辞季，方院长说毕业典礼上「究竟应该说点什么？ 」已经成为全国法学院院长们共同面临的难题。但小编发现方院长的致辞别具一格，往往是以萨维尼、王泽鉴等大学者的人生为参照，分享自己克服焦虑的过程，继而带来对法学院学子元气满满的鼓舞。因为真诚，所以鸡汤不腻。

作者=方新军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院长

来源=微信公众号 | 苏州大学法学院

做一个尊重手上饭碗的人

——2021年苏州大学法学院毕业致辞

亲爱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大家上午好！去年面对没有一位同学的会场进行毕业典礼致辞的场景仿佛还在眼前，转眼又到了今年的毕业季。在毕业典礼上“究竟应该说点什么？”已经成为全国法学院院长们共同面临的难题。

毕业意味着同学们即将离开校园，正式迈入社会。从事一份职业谋生是迈入社会的标志。职业就是我们的饭碗，尊重自己手上的饭碗是一个人在社会上安身立命之本。我始终无法忘记十几年前看过的一部电影——黑泽明导演的《七武士》中一个镜头：日本山村的农民饱受强盗劫掠之苦，试图聘请流浪武士保护山村。志村乔扮演的武士犹豫不决，因为接受意味着以性命相搏。但是当他看到村民们吃着黑乎乎的糟糠，却把白花花的米饭捧给他时，他端着饭碗郑重地说了一句话：“我不会白吃你们的米饭。”真正的日本武士从不发誓，因为他们认为发誓是对自己名誉的毁损。“武士一言”就是对所说的话的真实性的充分保证。所谓“武士道”就是武士在其职业上和日常生活中必须遵守之道，也就是随着武士身份而来的义务。

随着武士阶层的消失，武士道也像樱花一样随风逝去，但是正如日本学者新渡户稻造所指出的，武士道作为一种体系已经灭亡，但是作为美德却还活着。就像在风中散落的樱花，仍然会用它的芬芳来丰富人世。武士道对日本现代社会的最大影响，就体现在日本人的职业伦理中。二战以后，日本经济能够迅速崛起，日本人的职业伦理观功不可没。稻盛和夫指出，日本企业没有魔术般的经营管理体系，没有任何法宝可以胜过意气风发、努力工作的员工。武士道精神甚至对民法典的具体条文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日本民法典》第474条第2款规定：“无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不得违反债务人的意思进行清偿。”我妻荣认为该款受到了武士气节的影响，因为自尊的人不愿随意受人恩惠。我国民法典这次新增了第524条第1款第1句：“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第三人对履行该债务具有合法利益的，第三人有权向债权人代为履行。”上述规定可以说是武士道精神对中国民法典的反哺，因为武士道的精神内核源自中国的传统文化。

同学们可能会认为，武士道和中国没有太大关系，中国人很难从中汲取多少养分。但是，当我在日本人撰写的《武士道》一书中，几乎每隔几页就能看到孔子、孟子或者王阳明的时候，一方面非常诧异，另一方面作为中国人也非常自豪。日本学者明确指出，孔子的教诲是武士道最丰富的渊源，武士道提倡的勇，即敢作敢当、坚忍不拔的精神就源自孔子在《论语》中对勇下的定义:“见义不为，无勇也。”武士道倡导的诚则源自孔子在《中庸》中的一句话：“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

孟子对武士道也发挥了巨大的权威，武士道中最严格的教诲——“义”就源自孟子的一句话：“仁，人心也；义，人路也。”所谓义，就是决断的心，就是凭道理下决心而毫不犹豫的意志。在一个流行着动辄以阴谋诡计为战术，以弄虚作假为战略的时代，这种率真而正直的男子汉的美德，是闪耀着最大光辉的一块钻石。《南方周末》曾经做过一个调查，让记者们假设自己能够回到古代，他们最想采访谁。有一位记者说她想采访宋襄公，问他为什么不在楚军渡河的时候进攻，而是要讲仁义，让楚军渡河列队以后再决战，最终导致了战败身亡的结果。实际上，当我们津津乐道于田忌赛马的谋略时，中国人的道德水准就开始下降了。

尽管孔孟思想对武士道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日本人同样认识到知识只有在学习它的人的心里同化了，并在他的品质上表现出来的时候，才能成为真正的知识，否则只是一个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这种对知行合一的追求，使得日本人完全拜倒在阳明哲学的脚下。日本人甚至认为，王阳明在贯彻理想主义方面，丝毫不逊于西方的贝克莱和费希特。尽管他的学说也存在极端唯我论的某些谬误，但是它具有强烈的确信力，因而它在发展个性的坚强性格和宁静气质方面的道德意义是不容否定的。竭力提倡高尚职业伦理的稻盛和夫，他的京瓷哲学就是阳明心学的日本现代版。尽管他坦率地承认并没有读过王阳明的书，但是他的偶像，日本明治维新的第一功臣西乡隆盛就是王阳明的忠实崇拜者。西乡隆盛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修心练胆，全从阳明学而来。”稻盛和夫也把西乡隆盛的人生信条“敬天爱人”作为京瓷公司的社训。

稻盛和夫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基础，反复强调认真工作对个人、对社会的意义。他从一所不知名的地方大学毕业以后，求职无门，有时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他不禁诅咒世道不公，感叹自己命运不济。因为学过一点空手道，他甚至一度想加入黑社会谋生。后来在一位大学教授的推荐下，进入一家濒临倒闭的公司，工资迟发是家常便饭，和他一起进入公司的大学生最终都辞职离开，只剩下他一个孤家寡人。人被逼到绝路上反而想开了，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全身心投入工作。他把锅碗瓢盆都搬进了实验室，逼迫自己天天专心做实验，最终开发成功了一种可以用在电视机显像管上的新型陶瓷材料，当时电视机刚刚开始普及。这也是他最终创立位居世界500强的京瓷公司的重要资本。这段人生经历使他明白了一个真理，就是人的命运绝不是天定的，它不是在事先铺设好的轨道上运行的，根据我们自己的意志，命运既可以变好，也可以变坏。自己身上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由自己的心制造出来的，心态决定命运。自己撒下的种子，必定会在自己的身上开花结果。

稻盛和夫的感悟几乎是王阳明“龙场大悟”的翻版。公元1508年王阳明被贬到贵州龙场，内忧外困几乎命悬一线，他时常思考人生的意义，突然有一天大彻大悟说出了一句著名的话：“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用现代汉语表达就是，圣人之道，或者事物的本质、人生的意义等，全在我们自己的心中，只需内求，到外界的事物中去寻找，都是方向错了。王阳明甚至作诗自嘲，反省过去的错误：“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世界在每个人眼里都不同，同样一件事情，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同样一份工作，有的人觉得苦不堪言，有的人却乐在其中。有没有值得终生投入的工作可做，是人生幸与不幸的关键，但是首先要找到工作的意义。

工作的首要意义是养家糊口。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除非含着金钥匙出生，每个人都需要从事一份工作以换得生活必需品。著名的经济学家米塞斯认为，基于人好逸恶劳的天性，工作被认为是痛苦的，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假定下，闲暇比工作好。人们只有在工作的报酬高于闲暇所产生的满足时才会去工作。因为工作招致负效应。根据西方人的观点，工作的辛劳是上帝对人原罪的惩罚，因此《圣经》里有一句话：“你必汗流满面才能获得食物。”对于法学专业的人来讲，我们要感谢社会分工的细化，这使得我们不需要汗流满面，但是我们必须绞尽脑汁才能获得食物，工作的负效应并没有降低。但是我仍然不能完全同意米塞斯的观点。

如果工作只是为了养家糊口，有很多现象无法得到合理说明。著名的法学家萨维尼十二岁左右就失去了双亲，继承了巨额遗产的他，无需任何工作就可以过上悠闲的生活。但是他最终选择了大学教师的职业，这个职业在当时薪酬很低，而且社会地位也不高。正是凭借对学术研究的热爱和对教学工作的投入，他几乎凭借一己之力奠定了德国法学在世界法学界的影响力。

孟德斯鸠继承了伯父波尔多市议会议长的职位，因为不喜欢当官，他把这个职位卖了一个天价，光凭利息就可以过上优裕的生活。但是他并没有混吃等死，而是凭借对学术的热爱写出了不朽的名著——《论法的精神》。

我们华人里最顶尖的法学家王泽鉴教授已然退休多年，他尽可以过着优裕的颐养天年的生活，所到之处也必然是鲜花掌声、前呼后拥，但是他在年届八旬之际，仍然出版了两本厚厚的专著：《人格权法》和《损害赔偿》。在八十三岁高龄之时还对自己的债法体系书进行了全面的修订和完善。作为晚生后辈，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会对王老师充满敬意。

如果工作只是为了养家糊口，我们完全没有办法解释这些腰缠万贯，甚至是退休多年的学者为什么还要如此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同时根据经济学的边际效益递减理论，“食不过一腹，居不过一屋”，在满足基本温饱以后挣得每一分钱，它的效益都是递减的。在稻盛和夫创办京瓷公司以后，我相信金钱对他而言只剩下符号的意义。但是他仍然全身心地投入工作，78岁高龄就任濒临破产的日本航空公司会长以后，仅用一年时间就创造了日航史上最高的利润。经常有人说他对自己太苛刻，生活过得太辛苦，但是他认为正是这种艰辛苦难，他才觉得自己的人生很有意义。尽管沉重的工作负担常常使他心力交瘁，但是他仍然从心底热爱他的工作。只有喜欢自己的工作并在工作中寻得乐趣的人，才能获得事业的成功。稻盛和夫反复强调，工作不仅是为了生存、为了温饱，它还陶冶人的情操。全身心地投入每一天的工作就是最好的修行。修行不必脱离俗世，没有必要假模假样地去终南山，工作现场就是最好的磨炼意志的地方，每天认真工作就能塑造高尚的人格，就能获得幸福的人生。

罗伯特·诺奇克在《被检验的人生》中也指出注重日常生活的神圣性是人生幸福的重要来源。“度过人生而对生活和世界所包含和揭示的东西无动于衷，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犹如某个人穿过房间而对那里正在演奏的美妙音乐充耳不闻。”人的日常生活是由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组成的。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就是家庭生活的范围不断缩小，以至于个人生活的很大一部分都是在家庭之外的社会生活中度过的。而社会生活就是在社会分工的前提下，基于一份职业和其他人产生联系。正是认识到这一点，涂尔干写出了三本著名的书——《社会分工论》《职业伦理和公民道德》《论自杀》，从而奠定了社会学鼻祖的地位。

涂尔干的核心观点就是强调职业伦理对个人和对社会的意义。因为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人类社会无可避免地从熟人社会转向了陌生人社会。在陌生人社会中，普遍意义上的道德的作用在下降，这是社会失范的重要原因。我经常举这样一个例子：如果在座的每位同学出一万块钱，让我围着法学院旁边的大草坪裸奔一圈，尽管我非常想挣这几百万块钱，但是我还是不会去裸奔。因为大家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熟人，裸奔以后即使苏州大学不开除我，我也不好意思再走上大学的讲坛；如果换到非洲刚果机场旁边的大草坪裸奔一圈，我很可能会答应大家，因为除了招来陌生非洲黑人诧异的眼神，我几乎不会损失什么。

因此只有强调职业伦理才能实现社会的有机团结。与普遍意义上的道德规范不同，有多少种不同的职业，就有多少种不同的职业伦理。作为一名教授，我不必去履行商人的义务，企业家的义务和士兵的义务、士兵的义务和医生的义务也迥然不同，如此等等。用一句通俗的话讲，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尊重自己的职业伦理，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个社会就会很好。

对于个人而言，尊重自己的职业伦理也是人生幸福的重要保证。因为幸福的反面就是社会失范的极端形式——自杀。与动物的生理性自杀不同，只有人类的自杀主要是因为社会因素引发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只要看一看中国自杀率的变化就不难明了，这种变化一度让世界卫生组织很困惑。在西方社会，男性的自杀率一直维持在女性自杀率的四倍左右，因为男性承受的社会压力比女性大。但是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里，女性的自杀率都远远高于男性，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农村女性的自杀率居高不下。因为农村女性没有工作，在经济上要依赖男性，如果遇到家庭矛盾或者家庭暴力，很容易自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按照西方的理论，经济的快速增长和自杀率的增长存在正相关，但是中国的自杀率不升反降，关键的原因就是农村女性自杀率的大幅下降。因为农村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提高了，而且可以进城打工，尽管条件仍然非常艰苦，但是她们毕竟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她们在真正的意义上变成了社会人。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在现代社会，拥有一份职业是个人获得自由和尊严的最主要保障。

涂尔干甚至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结婚早的男性更容易自杀。中国古话也说，先立业后成家。没有一份稳定的职业，单纯的家庭生活不会让人感到幸福。这也是现代社会人的结婚年龄越来越晚的重要原因。我30岁结婚，38岁才有女儿。必须坦率地承认，我并不是看了涂尔干的书才做了这个选择。看到周围的同学纷纷娶妻生子，内心里也是焦虑万分，但是我一直在为自己的前途打拼，四处求学、居无定所，根本没有娶妻生子的现实条件。当然，恋爱还是可以谈的。

说了这么多自杀，真实目的是希望同学们都好好地活着。人是一长串人类祖先的后裔，经历了无数的偶然事件、残忍的捕获、幸运的逃脱、在战争和疾病中侥幸活下来。要产生我们每一个人，需要有一个异常复杂的、相互作用的事件锁链。成为当前世界的一部分，是一种殊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大自然的杰作。通过辛勤的工作，把自己的一点特征添加到实在的永恒过程之中，就是构成幸福和欢乐的东西。但是寻找到一份自己热爱的工作不容易。

盖洛普公司在最新一期的《全球职场环境调查报告》中指出，其于2014年-2016年在全球155个国家收集的数据表明，全球只有15%的员工热爱自己的工作，并敬业地投入工作，三分之二的人并不热爱却能敬业地工作，18%的人完全谈不上敬业。如果一个人凭以养家糊口的职业和自己的热爱是重合的，这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如果没有这样的运气，我希望同学们也不要成为后18%中的一员。

自己的热爱和职业的错位，很多时候是人生的常态。梁漱溟先生在山东进行乡村建设运动时，也曾和自己的学生谈及择业问题，他认为最好的态度有两个：第一就是遵从自己的兴趣，兴趣之所在，就是自己的聪明才智之所在，但是周围环境不一定就有机会给你；给你的机会，也不一定合于你的要求和兴趣。这个时候的态度就是随缘，把自己的心态放宽，这是一个很大方的态度。但是随缘不是躺平，而是随外缘机会尽自己的心力来表现自己。梁先生坦率地承认，自己的兴趣就是将自己对社会学的见地和哲学的见地从容地写出来，这是人生唯一快事。只是为了开展乡村建设运动，他不得不承担很多行政事务，识人任事又不是他的所长，有时候会觉得苦。但是他不固执，而是随缘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手头的工作做好。梁先生的观点和马克斯·韦伯的“天职观”有异曲同工之处。

职业伦理观念能够深入人心，马克斯·韦伯功不可没。韦伯在分析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时，发现在西方的语言中，无论是拉丁语、德语、英语还是意大利语，职业这个词都有蒙召、召唤、天职的意思。天职这个词在起源上有浓厚的宗教意味，意指人必须接受且必须适应神定之事。这个词最终在韦伯那里获得了彻底的世俗意义，所谓天职就是一种义务，是假定个人对自身职业活动的内容应该感觉到、也确实能够感觉到的义务。

韦伯本人也是践行学者天职观的典范。韦伯在著名的演讲《以学术为业》中坦率承认了这样一件事情：鼓励年轻学者以学术为业是一项难以承担的责任，因为学术生涯就是一场疯狂的赌博，它需要勤奋、运气和悟性。每一位刚入职的年轻人几乎都会说，我只为我的天职而活着，但是真正能够做到的是极少数。关于学术是否是一项具有客观价值的职业，这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永远不会有标准答案。但是肯定学术的价值，是从事教学工作的预设前提。

韦伯认为，就个人来说，他通过自己的工作，对此有了肯定的回答。在学术领域，只有那些全神贯注于手头工作的人，才能说是有个性的。只有发自内心地献身于他的任务，才能使学者达到自己所服务主题那样的高贵与尊严。单靠祈求和等待，只能一无所获。我们应当去做我们的工作以满足当下的要求，无论在为人处世还是在履行我们的天职方面，都应如此。这其实是平实而简单的道理，不过条件是，每个人都找到并服从握着他生命之弦的那个魔鬼。

韦伯说得真好，我从中也得到了现实的启发。自从担任了院长，就额外增加了每年两篇作文的义务——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致辞。这些致辞既不能发表，也不能获得物质奖励，同时也不能用来评各种人才头衔，但是，既然无法逃避，不如随缘将这项任务作为院长职务的天职。在准备致辞的过程中，我的知识面得到了拓宽，同时对人生的感悟也加深了，这也是一种快乐。因此，今年的致辞表面上是为同学们讲的，在另外一个意义上，我也是讲给自己听的。因为我也一直在苦苦地寻求工作的意义和乐趣。

谨以这段感悟和在座的各位老师和各位同学共勉，衷心祝愿各位同学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能够尊重自己手上的饭碗，并寻找到真正的快乐！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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