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律媒智库
一、辞职那年，我正好40岁
“为什么这么大年纪辞职，你可真有勇气”，这是我从监察委辞职后亲朋好友问我最多的一句话。
2019年9月2日，我向组织递交了辞职信，领导感到很突然，让我回去好好想想，我说已经想好了，请求组织尽快批准。
一切很顺利，办理了交接手续，在9月底获得组织部的批准，正式离开了体制。
十年检察院和监察委的职业生涯在我递交辞职信的那一刻画上了句号。
二、不惑之年，人生再思考
记得2019年连续办理了两个职务犯罪案件，案件办结也到了8月底，那时内心不断反问自己，难道人生就一直这样不断办案件？之前在检察院反贪局工作的8年里，做笔录、出差、调查取证、熬夜加班是工作的全部。2017年底转隶到监察委做同样的事，长期在办案点。十年的办案工作历练，让我能心平气和地倾听我内心的声音，这种一眼望穿的生活不应是我人生的全部，应该换种活法，生命重在体验，用心感受不同的人事物。于是心中萌生了辞职做律师的想法，告诉了妻子，没想到她很支持，这也坚定了我的想法。或许我的辞职很突然，但有着必然。40岁，不惑之年，人生过半，青春不再。但，心存梦想。辞职只是遵循我内心真实想法，换种活法，没有纠结，也没有担心未来。
三、转换赛道，从哪里出发
去哪里执业呢？我相信这是所有体制辞职人员都必须考虑的问题。合肥、南京、上海、杭州、苏州这些城市都认真梳理、比较了一遍。最后选择了南京，一座素有“徽京”之称的城市。南京是人文之都、博爱之都、六朝古都，高校云集、经济活跃，同时最高院第三巡回法庭也设立在此，法治环境和营商环境均是一流的。离安徽老家较近，高铁方便也是重要的考虑因素。
四、身份转变，度过适应期
2019年10月，我带着“人生有无限可能”的梦想来到陌生城市南京，在江苏法德东恒律师事务所实习。实习后感觉自己年纪确实大了，实习律师大多数是90后，我是他们眼中的老律师，有人叫我“前辈”时，我笑着说我是实习律师，大家都尴尬地笑了。从体制内出来做律师，突然的身份转变一开始还是有些心理不适。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性质特殊，以怀疑态度看待人和事，可谓是“大胆想象、小心求证”，这种思维理念与律师的服务客户理念有冲突。记得我第一次接待当事人时，以“讯问”方式问了当事人许多问题，之后当事人跟指导老师反映我在盘问他，闹出了笑话。一年多的实习期，对我来说更多是适应调整期、学习积累期，对律师职业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2021年3月，我拿到了执业证，开启律师执业生涯。
五、方向选择，从熟悉入手
我在检察院、监察委从事职务犯罪侦查十年，办理数十起重大职务犯罪案件，熟悉刑事业务。因此，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刑事业务方向。但是，三年疫情，对于律师刑事辩护工作的开展，增添了许多麻烦。会见难，便是影响刑事业务承接的最大障碍。犯罪嫌疑人被刑事拘留后，往往要隔离14天或21天，在此期间律师无法会见。若碰上疫情严重时期，看守所往往会进行全封闭管理，关停所有业务。无法正常会见，律师刑事辩护的工作便较难开展，很多当事人会选择不委托律师，身边也经常听到当事人委托后因律师无法会见而解约的故事。但没有退路，必须迎难而上。
我认真总结反思，只有专业化才出精品，精品才能满足客户需求，才能积累良好口碑，才有获得更好的业务，也是时代发展对律师业务的必然要求。
2022年，依托于全球化布局的盈科平台，我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在盈科南京一起组建了骐骥刑辩团队，坚持走专业化道路，专注刑事案件。
同时，我们创办了骐骥刑辩公众号，认真研究案件，不断总结提高，坚持原创，传播正能量。骐骥刑辩团队由老中青不同年龄段的律师组成，成员均具有丰富的检察、监察、审判等一线司法实务经验，更具有良好人品和口碑。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以团队化协同办案模式，尽心尽责为委托人解决问题、创造价值。
中国法学界泰斗江平先生曾说过“一个好律师，首先应该是法律家，另外还要成为社会活动家”。
在西南政法大学读书时听过江平先生的讲座，当时对这句话没什么感觉。而今执业做律师后，对这句话有很深的感受。
怀揣法治的理想，在社会这个大熔炉中锤炼自己，也奉献自己，惟有这样才是通往好律师的必由之路！
人生每一步都不会白走，十年职务犯罪侦查让我结缘刑事辩护。
如今回头看，正是十年的铺路，铸就了我不纠结、不畏惧的平和心态，选择远方、风雨兼程也是人生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