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藏撷珍 ∣ 黄河铁牛主题信封
蒲津渡是古代黄河上的著名渡口，位于今天山西省永济市。开元十二年（724年），当地居民奉旨铸造铁牛，伏卧黄河两岸，以铁索拴系连接舟船，形成固定铁索浮桥。后因黄河改道，铁牛没入水中，为泥沙埋没。上世纪80年代末，黄河铁牛系列文物经考古发掘重见天日。
1995年，山西省邮电管理局发行了山西风光系列普通信封，其中一枚主题即为黄河铁牛。钢结构博物馆收藏的这枚主题信封，正面印有铁牛素描图像，粘贴邮资并加盖主题纪念邮戳，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
钢结构博物馆馆藏黄河铁牛主题信封
01
蒲津桥的历史
蒲州古城位于山西省永济市蒲州镇西，是河东、河北陆路通往关中的第一锁钥，历代为兵家必争之地。城边的蒲津渡口由于重要的地理位置和稳定的河床条件，成为历朝历代修建河桥的首选之地。
蒲津渡源远流长，蒲津浮桥始建于公元前541年，毁于公元1911年，在漫长的2400余年中，数度兴衰，历尽沧桑，先后经历了五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属于临时搭建的一次性浮桥。据《左传》记载，鲁昭公元年（前541年），“秦伯之弟鍼出奔晋”，“后子享晋侯，造舟于河。”唐代徐坚所著《初学记》进一步记述此事：“公子鍼造舟处在蒲坂夏阳津，今蒲津浮桥也。”
第二时期是第一次在黄河上修建起固定式的浮桥。战国时期，秦昭襄王向东扩张，曾两次在蒲津建造浮桥。《春秋后传》记载秦昭襄王二十年（前295年），“秦始作浮桥于河。”《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昭襄王五十年（前265年），于蒲津渡“初作浮桥”。此后汉高祖刘邦平定关中，魏武帝曹操征讨西凉，都曾不断维修浮桥。
河中府（蒲州）全境图
第三时期从北魏登国元年（386年）到唐开元十一年（723年），前后约337年，蒲津桥是竹缆连舟的固定式曲浮桥。据史载，齐王高欢进攻西魏，西魏丞相宇文泰定秦州，隋文帝杨坚下河东等，都从此处浮桥上经过。隋末唐太祖李渊在晋阳起兵后，隋将屈突通为据唐兵而决断河梁。
第四时期是从唐开元十二年（724年）到金元光元年（1222年），蒲津桥是铁索连舟的固定式曲浮桥。唐开元八年，蒲州与陕、郑、汴、绛、怀并称为“六大雄城”。开元十二年（724年），为加强对中原以及整个北方的统治，唐玄宗下旨对蒲津桥进行了彻底改建，变“竹缆连舟”为“铁索连舟”，并铸地锚铁牛、铁人和铁柱等。唐杜佑《通典》记载：“河东有蒲津关，大唐开元十二年于黄河两岸开东西门，各造铁牛四，并前后铁柱十六。其牛下并铁柱连腹，入地丈余。”这项工程在当时绝对堪称国家重大项目，因为当时全国的铸铁年产量仅200余万斤，而蒲津一桥的用量就在约160万斤，占到全国产量的五分之四。及至北宋，嘉祐八年（1063年），河水暴涨，铁牛没入河中，正定和尚怀丙利用浮力原理捞出铁牛，修复浮桥；宋神宗赵顼力谋富国强兵，也多次诏令修护蒲津桥。金元光元年（1222年）十一月，金、元两军争夺蒲州城，金将侯小叔“烧绝浮桥”。
宋怀丙捞铁牛图
第五时期自明洪武二年（1369年）到民国初年（1911年），前后约542年，由于黄河不断倒岸，加之维修不善，蒲津桥逐渐走向毁灭。期间，明洪武二年，名将徐达率军西取陕西，最后一次修复蒲津桥。至1886年，舟桥尽毁，仅存东岸铁牛、铁人和铁山。
20世纪40年代，河水沿蒲州西城墙外流过，据当地老人回忆，枯水季节下水还可摸到铁牛牛角，行船还时有被牛角挂伤船底的情况。50年代后，三门峡库区蓄水，河床淤积，再加上河水西移，到60、70年代，铁牛已被深埋在黄河水面以下2米的深处。
02
蒲津渡遗址的发掘保护
上世纪80年代末期，为提取科研资料、开发旅游资源，永济县开始寻找黄河铁牛。1989年8月，发现铁牛所在位置。
1991年3月至6月，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牵头，组织省、地、县联合考古队对蒲津渡遗址进行了第一次发掘。这次发掘揭示出自明代至民国期间的地层和遗迹分布，清理出金元建筑遗迹，明代堤坝、渡口，唐代铁牛、铁人各四，铁山二、铁镦柱三，七星柱等，较完整地揭示了蒲津渡遗址面貌。
第一次考古发掘现场
对于遗址如何保护，是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问题。在首次发掘进行之后，国家文物局和山西省多次组织召开保护方案论证会，主要形成三种保护意见：一是就地保护，保持文物遗址的原地、原位、原貌；二是填埋保护，待技术资金条件好转以后再进行保护；三是抬升保护，重点保护最重要的铁质文物，将其原位抬升，脱离潮湿有害的环境。
经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反复论证，1997年3月，确定了将铁质文物抬升12.2米、复原遗址的保护原则，同时要求做好第二次发掘。1999年10月至次年4月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厘清了明代以前至唐代遗址的地层关系，遗迹分布，铁器群冶炼铸造和埋藏情况。两次发掘的范围较广，东西30米，南北50米，深度达到12米。
后续的蒲津渡遗址保护工程分为三部分：土建、铁质文物保护和文物遗址考古发掘和复原。在工程实施过程中，这几部分工作相互交叉，又以文物保护为首要目标，因此大大增加了工程难度，延长了工程工期。此后，又经历多次人员、经费、方案等优化调整，至2005年初，“蒲津渡遗址保护工程”最终完成，通过验收并交付文物部门管理。此时距离黄河铁牛重见天日，已经过去16年了。
铁牛地锚进行原位顶升
03
唐代浮梁处，遗牛制尚新
在蒲津渡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最突出的就是黄河铁牛。这些铁牛是迄今我国发现的历史最早、体积最大、分量最重、数量最多、工艺最精的渡口铁牛，体现了我国古代人民高超的冶炼和建桥技术。
铁牛群作为铸造雕塑，生动逼真，表现出气吞山河的气势和栩栩如生的动感。经考证，1号牛为公牛，2号牛为壮牛，3号牛为阉割过的雄牛，4号牛为三岁小牛。每尊高约1.9米，长约3米，宽约1.3米，重约30吨，牛尾后均有直径约0.4米、长约2.3米的横轴，用于栓连铁索。横轴的头部刻有纹饰，各不相同，分别有连珠饰、菱花、卷草、莲花等。
这些铁牛造型生动，前腿作蹬状，后腿作蹲状伏，牛体矫健强壮，尾施铁轴，以系浮桥。清代周景柱赞其“阙状雄特。矫角、昂首，体蹲而力，足以任重，足以励猛。坚足以抵，强足以距。其目似怒，其耳如牾。”牛腹下有山，其下有六根直径0.4米、长约3.6米的铁柱斜前连接，每根铁柱分别有反向出伸铁足各一，功能同地锚。在铁牛的上下部位均有铸范缝痕迹，可观察浇铸、范块痕迹，分析出铸造的工艺技术。
铁牛局部、铁人局部
根据对出土铁牛的研究考证，可知当时的具体铸造工序是这样的：第一步，用黄蜡雕塑铁牛造型，作为“蜡模”，大小与实际成品完全一致，上下各留留注入口和排出口；第二步，用特制的澄泥均匀涂敷在“蜡模”外层，待完全成型后，再用文火烘烧。在烘干的过程中，蜡液从排出口流出，泥模变成空心的牛造型。这种铸造工艺叫做“泥范”；第三步，堵住排出口，加固泥范，从注入口注进铁水；第四步，待铁水凝固后，去掉加固设施，打碎泥范，铁牛的造型就完成了。
除了铁牛，出土的文物中还包括四尊铁人和两座铁山。铁人应为牧者，服饰、表情、动作各不相同，从这些因素及其所在方位和当时唐朝与各民族的友好关系考证，四尊铁人分别代表维吾尔族、蒙古族、藏族和汉族。铁牛和铁人后右方排列着七星铁柱，它们以科学严谨又意蕴丰富的方式构成了独特的矩形方阵。周景柱对此也有描述：“其处有度，其伏甚固。自牛之外，有柱，有山，并铁为之。牛各有牧，或作先牵，或作回叱”，主次分明，位置明确。
蒲津渡铁器群
04
黄河铁牛的文化意义
蒲津桥造型雄伟，在文学和艺术上充分体现了盛唐风范，历代文人墨客对其多有赞颂之词。
浮桥改建完成后，指挥这项重大工程的燕国公张说曾撰《蒲津桥赞》：“于是大匠蒇事，百工献艺。赋晋国之一鼓，法周官之六齐。飞廉煽炭，祝融理炉。是炼是烹，亦错亦煅。结而为连锁，熔而为伏牛。偶立于两岸，襟束于中潬。索以持航，牛以系缆。亦将厌水物，垫浮梁，又疏其舟间，画其鹢首，必使奔澌不突，积凌不溢。新法既成，永代作则。”不仅完整地描述了铁牛、铁索的做法和用处，更展示了盛唐时期的精神风范。
蒲津渡桥繁盛图
唐天宝年间，在华州为官的阎伯玙曾作《蒲津河桥赋》，里面说：“远之而望，势侔神造。既似乎瀑布之界天台，又似蓬莱之横海岛……下临不测，舟行崎嶬，似大龙之饮川，梁势偏绵，疑海鹏之点异。”文学家皮日休在《河桥赋》中，称赞蒲津桥“观其步高于空，履险于深。其形也若剑依天外，其状也若龙横水心；其高也若大虹之贯天，风吹不动；其状也若巨鳌之压海，浪泛不沉。曙色霍开，济者相排，如川失水。一时物来，啼响如雨，车音若雷。”诗人李商隐有诗云：“左右名山穷远日，东西大道锁轻舟。独留巧思传千古，长舆蒲津作胜游。”明代顾炎武在游览蒲津渡之后，也曾作诗：“唐代浮梁处，遗牛制尚新。一朝移岸谷，千载困风尘。失水鼋鼍没，依城鹳雀邻。应无丞相问，傥与牧童亲。世变形容老，年深战伐频。无穷怀古意，舍尔适西秦。”
铁人半身像
在我国传统文化观念中，历来有镇河牛的说法。《易经》中载：“牛象坤，坤为土，土胜水。”铸铁牛置于河岸，象征着对黄河河水泛滥的震慑，寓意镇水安澜、造福地方。与此同时，牛也一直被视为力大无穷、辛苦耐劳、甘于奉献的化身，正和负重担、保平安之意。正如千百年来，秦晋大地传唱的民谣：“站在城楼用目观，八个铁牛镇河湾。河神水怪吓破胆，秦晋百姓保平安……”
黄河铁牛及蒲津渡其他铁质文物，对于研究唐代冶金铸造和桥梁建设技术、研究当时民族服饰和生活习惯以及洞悉唐朝时期民族政策等，均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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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部分配图来自网络，如有问题请联系钢结构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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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钢结构博物馆
编辑：孙 茜
校对：沈希栋
审核：张利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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