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晓强：探索增值评价，我们在顾虑什么？
中管君导读
增值评价会不会导致应试教育加剧？能不能得到社会认可？会不会持续推进？是否会加重学校负担？
要化解上述顾虑，需要真正了解增值评价的技术本质和价值理念，明确推行增值评价的意义和价值，了解增值评价的实施路径和方式，在政府、学校和社会形成共识和合力的基础上，持续推进增值评价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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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30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指出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遵循教育规律，针对不同主体和不同学段、不同类型教育特点，“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
“四个评价”的提出，为未来一个时期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指明了方向。从词义来看，除了增值评价是用“探索”之外，其余三个评价都指向“继续、完善”的肯定之义。这样的表述，一方面是对四个评价各自发展历史和现状的精准把握；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对于增值评价，我们当前推进的外部环境和客观条件还未完全成熟，从政府到学校和社会各界都还存在一些顾虑和担心。这些顾虑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方面。
增值评价会不会导致应试教育加剧？
目前我们能看到的国内外关于增值评价的应用和实践大多是基于考试分数，其主要目的是以学生的学业成就为评价依据，通过相关的统计分析技术，把学校对学生发展的影响从诸多相关因素中分解出来，特别是强调控制生源因素对学生最终学习质量的影响，从而实现对学校教育教学效果“净”影响的评价。有些人据此认为推行增值评价就一定会增加学生学业测试，又会走上追求应试教育的老路。
有此顾虑的人可以说还没有真正了解增值评价的技术本质和价值理念。从技术上看，增值评价可用于任何内容的评价，既可以是考试成绩，也可以是道德发展、体质健康等内容。现行的增值评价大多表现为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增值评价，一方面是因为对学生学业成就进行评价相对更为容易，对学生学业成就的测评是学校管理和课堂教学的常规工作，同时也是政府、社会、家长、校长、教师和学生最关心的内容。但这并不意味着增值评价只能作用于学生学业成就评价，如果能够对学生的道德发展和体质健康水平进行有信度和效度的测量，那么就可以运用增值方法进行评价。实施增值评价所需要的数据只需满足两个要求，一是要有针对前后发展的数据变量；二是必须以个体信息为基础，至于具体是什么领域的数据则完全取决于评价的目标要求。
从更深层次上来看，推进增值评价本质上是践行素质教育理念。增值评价是发展性评价的一种，其本质要求是关注过程、关注变化，并通过评价了解影响过程与变化的因素，推进被评价对象的改进和发展。它强调以每一个学生的进步幅度来评价教师和学校的工作水平，与我国素质教育倡导的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思想不谋而合。也正如陶行知先生所倡导的教育观：“教育是什么？教人变！教人变好的是好教育。教人变坏的是坏教育。活教育教人变活。死教育教人变死。不教人变、教人不变的不是教育。”增值评价正是面向所有学生，考查其在学校期间的进步幅度，并且通过学生的变化来评价学校和教师的工作绩效，是对简单地以一次考试定结论的应试教育的直接否定。
增值评价能不能得到社会认可？
评价是指挥棒，教育评价涉及学生、家长、学校和教师等群体，更是备受关注。近年来，诸多教育评价改革因为触及利益调整、对旧观念的颠覆和新秩序的冲击，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甚至教育舆情事件，也让许多人对增值评价的前景打上问号。要彻底打消这方面的顾虑，必须靠增值评价的成功实践。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美国、新加坡等国家和我国香港地区积极推进增值评价，近年来国内也有一些地区和学校开展增值评价课题研究和实验工作。从国内外已有实践来看，增值评价至少具有以下三个突出特点。
其一，以学生的进步幅度作为教育评价的客观尺度。教育是培养学生的活动，学生的成长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因此，教育评价从基础意义上讲应该是对学生发展变化过程的客观衡量和价值判断。但升学率、优秀率等评价指标都是对教育活动结果的点估计，而不是对学生一段时期内发展起点和终点的区间估计。正是因为这种静态的、只关注结果不关注过程的特性，我们将升学率、优秀率等评价称为片面评价。与之相反，增值评价则是将学生的发展起点和终点同时纳入评价活动之中，以起点预测终点，以终点来计量超出预期的程度，从更为长期、更为全面、更加符合教育规律和教育本质的视角来评判教育活动的成效与意义。
其二，将面向全体学生的理念落地落实。教育评价活动中长期以来关注两类人。一类是以升学率、优秀率为代表的评价活动所关注的对象即所谓的好学生，评价的结果是学校之间争抢好生源，教师重点关注可能考出好成绩考上好学校的好苗子；另一类是所谓的“差生”，评估的结果是将这类学生打上失败者标签，一些学校还努力把他们排除在各类影响学校成绩的考试名单之外。在这样的评价活动中，“面向全体学生”的理念在现实的教育功利面前往往沦为空谈。增值评价则是记录每一个学生的发展变化情况，将每一个学生的增值评价结果累加起来作为评价学校、教师的客观依据，在教育评价的伦理上实现了对每一个人的尊重，在评价的理念上贯彻了面向全体学生的价值追求，在评价的可操作性上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其三，为所有学校提供了公平展示办学水平的机会。什么样的学校是一所好学校？这一直是个说不清的问题，其根源在于是否能够公平公正地评价学校的真实办学水平。一所依靠抢夺优质生源、凭借教育资源的倾斜支持而得以取得好成绩的所谓名校是难以服众的，但传统评价方式却难以用客观的证据来呈现真相。与其他学校评价方式相比，增值评价可以通过技术方法将学校对学生发展变化的影响作用进行量化分析，可以用数据来描述学校的办学水平和教育成效，将学校的办学目标回归到推进学生发展上来。对于那些所谓的“差学校”，通过增值评价可以更加客观地评价其薄弱点在哪里，更重要的是对那些虽然生源弱、资源少但仍然努力工作的学校，增值评价可以真实地反映其工作绩效，让这些学校得到应有的公正评价，从而促进学校间更加公平、更为规范地竞争与合作，也有利于推进不同学校追求不同特色的发展模式和道路。
正是基于这三个方面的突出特点，增值评价结果可以为政府、学校和社会提供多方面的数据信息和应用场景。第一，作为政府部门评价学校办学质量的重要指标。教育行政管理和教育督导部门可以将学校增值评价结果作为重要的评价指标，对学校的办学水平和教育教学质量进行有效监管和督导检查。第二，作为学校自我评价和自主管理的重要方式。依据对每个学生的增值评价结果，学校可以进行班级管理和教师绩效分析，并通过连续的增值评价数据对学校改进和效能提升进行跟踪对比分析。第三，作为社会公众和家长了解学校教育质量的有效手段。通过实施增值评价可以清晰看到一个区域内各个学校对学生发展的影响力高低，社会公众和家长可以对学校的内涵质量、学生在学校发展的预期目标有更加全面的认识。
增值评价会不会“虎头蛇尾”？
近年来各种评价改革风起云涌，但大多是雷声大、雨点小，最后不了了之。那么增值评价会不会也是“热闹一阵子，回到老样子”？笔者认为，决定增值评价能否持续推进的因素有很多，最关键的还是政府、学校和社会要形成共识和合力。
其一，教育行政部门要增强推进增值评价变革的决心，制定实施兼顾教育公平和质量的评价政策。推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教育发展的共同目标，近年来学校评价指标体系的变革更是深刻反映了这一现实要求。例如：美国的蓝带学校评价是由美国联邦教育部1982年提出的，其目的是为了评选全国办学最成功的学校。蓝带学校以兼顾公平和质量为理念，由各州向教育部提交候选学校名单，以提名公立学校为例，各州的提名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关注弱势群体，各州提交的公立学校参评名单中，至少要有三分之一的学校满足此条件：学校内有不低于40%的学生为来自低收入家庭或移民家庭等弱势背景。第二，强调被提名学校的高质量标准，具体包括两个要求：一是学校的学生测评成绩要好，如学生的学习成绩在州内测试中名列前15%；二是学生间测评成绩差距明显缩小，如按学校类型分组比较，学生间测评成绩缩小的幅度在州内名列前15%，学校只要满足这两项质量标准中的任意一项就可获得提名。这种评价导向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如果各级政府在督导评价学校时，旗帜鲜明地将增值评价的结果作为评价学校、教师的重要依据，那么就既可以鼓励学校提高办学质量，同时也能够更加公平地对待不同基础条件的学校，我们的学校评价、教师评价才更具公平和正义。
其二，学校要提高管理水平。对学校的评价必须依据充足的事实和材料。数据分析、相关人员的观点和直接观察是评价学校必不可少的手段。没有对学生在校生活的记录，对学校的教学、后勤服务等管理工作的评价就缺少可靠基础；没有学生的学业测评记录，也就不能对学生的学习进步进行有效分析。但我国基础教育管理从总体上看还较为薄弱，大部分地区和学校的教育管理还停留在粗放式、维持型的管理水平和阶段上，没有系统采集学生个体学习和生活的记录资料，没有建立学校日常工作的信息化监管体系。这是当前我国开展学校评价时遇到的另一大障碍。推行增值评价需要学校抓好基础能力建设，以服务学生发展为中心，补短板，促整改，全面加强学校管理基础数据库建设、教育教学过程管理以及面向全体学生的发展档案记录等。
其三，社会各界对教育评价应有更大包容和更多理解。没有任何评价能够完成所有评价目标。增值评价能够也只能通过对学生个体的测量，评价学校、教师在学生发展变化中的作用，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不同的评价指标和方法，如升学率、毕业率等仍然有其不可替代的功能，各指标相互关联、相互解释、相互作用，形成对学校价值和过程进行全面反映的评价指标体系。
增值评价是否会加重学校负担？
有人担心增值评价是一种新的评价方式，需要学校投入大量的人、财、物，需要专业的评价技术人员，因此认为在当前大力减轻基层学校负担的政策要求下，推行增值评价是不合时宜的。这一顾虑主要与对增值评价的实施路径和方式不了解有关。
一方面，推行增值评价是有条件要求的。与现在常见的终结性评价方法相比，增值评价需要两方面基础条件和技术支持：一是建立学生信息数据库，为每个学生生成唯一的识别码，建立针对学生个体发展的档案信息；二是建立统一的学生发展测评体系，包括学生德智体美劳等各方面在知识、能力、情感维度的测评方案，以及工具和实施模式等。
另一方面，推行增值评价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近年来，随着教育大数据管理、建立学校统计台账等工作的不断推进，特别是教育高质量发展主题深入人心，关心每一个学生、关心学生发展的各个方面的教育理念已成为政策要求和生动实践，全国性的学生成长档案记录和学生学业质量、体质健康、艺术素养等质量测评工作网络已经建立，大部分地区和学校完全有条件、有能力推行增值评价。不具备这些基础条件的地区和学校，也正好可以借助推行增值评价的契机，引进更多相关资源，提高精准管理能力和科学治理水平。
至于增值评价的具体技术环节，如数据处理、增值评价分析、报告撰写等，则可以委托专门机构、借助专业人员进行。如果采用简单的描述性统计方法，在只考虑入学成绩与现在成绩两个因素的条件下进行增值分数测算，那么学校也可以对本校教师进行快速培训后自己组织进行。
“为了改进而评价”是现代评价活动的价值和生命所在。在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关键阶段，以学生为本、以增值评价促进教育卓越发展是探索更是机遇，是值得新时代所有教育工作者为之努力奋斗的共同使命和时代担当。
《中小学管理》2020年第10期 · 本刊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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