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阳开泰——羊年说羊

图1

　　“三阳开泰”是一种传统的吉祥装饰纹样，由《周易》卦象的变化引申而来。该纹样中以三只羊代替“三阳”，附加太阳及其他景物，构成吉祥的画面。羊、祥两字读音相近，可以通假。西汉董仲舒云：“羊，祥也，故吉礼用之。”按照10天干和12地支依次配对的干支纪年，今年是乙未年。因为12地支和12生肖一一对应，“未”对“羊”，所以今年又是羊年。羊年说羊，喜气洋洋。

　　家羊的起源和发展

　　根据动物分类学，羊属于脊索动物门、哺乳纲、偶蹄目、牛科中的羊亚科，羊亚科之下又有多个属种，其中一般意义上的家羊只有盘羊属的绵羊和山羊属的山羊这两个种。绵羊可能由盘羊驯化而成，其雄羊以角大而成螺旋形为特征；山羊则由野山羊驯化而成，角为细长的三棱形、呈镰刀状弯曲。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最早被驯化的绵羊和山羊是在伊朗西南部的扎格罗斯及周边地区，时间为距今10000年前。　　

　　中国的家养动物可以分为土生土长的和通过文化交流引进的两大类。根据现有的认识，中国最早的家养动物是狗，由狼驯化而来，出土于河北省徐水县南庄头遗址，距今10000年前；其后，发现的家养动物是猪，从野猪驯化而成，出土于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距今9000年左右。在以后长达数千年的时间段里，我们在众多遗址里不断发现猪和狗这两种家养动物的骨骼，且出土的数量也不断增加。但是却一直没有发现证据确凿的包括羊在内的其他家养动物的骨骼，似乎我们的祖先从距今9000年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继续驯化其他种类的动物。　　

　　根据我们的研究，时隔3000多年之后，在距今约5600～5000年前，中国最早的家养绵羊突然出现在甘肃和青海一带，然后逐步由黄河上游地区向东传播。这种判断基于以下五个证据：其一，在20世纪70年代，考古研究人员在甘肃省天水市师赵村遗址的5号墓（距今约5600～5300年）中发现随葬羊的下颌骨，在青海省民和县核桃庄马家窑文化墓葬（距今约5300～5000年）里发现随葬完整的羊骨架。因为多种原因，在发掘那些墓葬时，研究人员没有保留羊骨，仅对羊骨做了文字记录。所以我们不能根据那些出土的羊骨来判定师赵村遗址和核桃庄遗址出土的羊骨究竟属于绵羊还是山羊。但是，在此后发掘的多个遗址中出土的羊骨均属绵羊，特别是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的地层（距今约3700年左右）里发现了目前为止所知的最早的山羊，据此我推测在甘青地区的师赵村和核桃庄这两个遗址中出土的羊应是绵羊。其二，自甘青地区发现距今约5600～5000年前的绵羊后，在距今约4500～4000年间，在豫西晋南地区的山西省襄汾市陶寺、河南省登封县王城岗和河南省禹州市瓦店等多个遗址的龙山文化层里发现了该地区最早的绵羊骨骼。再往后，在距今4000多年前的山东地区龙山文化的遗址里也发现了当地最早的绵羊骨骼。到商代以后，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遗址里则普遍出土羊骨。从历时性的角度观察，绵羊在甘青地区的出现、发展及沿着黄河流域向东扩散的过程是十分清晰的。其三，通过对上述遗址出土的绵羊骨骼的测量，其尺寸大小比较一致，与商周时期可以确定是家养绵羊的测量数据十分接近，且在形体上变化不明显，显示其均属于家养绵羊。其四，对中国多个遗址出土的绵羊进行古DNA分析，结果发现了最早出现于西亚地区的绵羊世系A和世系B的基因（图1）。显示出两者之间在基因上的密切关系。其五，研究人员通过对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多个遗址中出土的绵羊进行过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发现其主要以C3类植物为食，也包括少量的C4类植物，在绵羊的食谱中出现这类植物，通常被认为是人工喂养了小米的秸秆等C4类农作物所造成的。这种状况反映出古人饲养绵羊的方式从绵羊出现开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保持着稳定性。依据中国绵羊的突然出现及由西向东的传播过程、体型上的大致相同、基因特征的证据、成熟的饲养方式等，我们认为这类动物很可能是古人通过文化交流，将最早在西亚地区被驯化的绵羊传入中国的。　　

　　现在，中国境内绵羊的品种有31种，山羊有43种。这种品种的多样化是各个地区人们的不同需求、饲养技术发展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果。

　　羊与饮食

　　民以食为天，食以肉为上。我们发现在多个时期的考古资料中都包含涉及羊与饮食的内容。比如，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青铜时期和早期铁器时代的墓葬中，就有多个明显与饮食有关的实例：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县下坂地墓地的62号墓和104号墓中都发现在随葬的木盘上放置羊腰椎（图2），乌鲁木齐市萨恩伊墓地的87号墓出土的陶钵内发现羊的下颌骨和肢骨等（图3），另外，和静县察吾呼四号墓地41号墓中随葬一排羊肋骨，肋骨上放置一把小铜刀。这些羊骨当年可能是连皮带肉放入墓中，作为随葬品，历经千年，皮和肉都腐烂了，只有骨骼保留至今。　　

　　在山东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上，有一幅鱼羊图，图的左侧为一条平放的鱼，右侧则是一只带有螺旋形大角的绵羊头的正面形象（图4）。把鱼和羊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鲜”字。“鲜”主要有生鱼、新鲜的肉和味道好的意思，“鲜”字左侧的鱼泛指所有的鱼类，而右侧的羊则是意思明确的一类物种，从众多好吃的物种中，单单挑出羊和泛指的鱼配对，可见在古代人的心目中，羊肉的美味确实不同寻常。
　　

　　在陕西省西安市唐代大明宫遗址麟德殿附近的一个灰坑中，出土了不少动物遗存。这些动物遗存中数量最多的是羊骨，这个发现与我们在唐代之前的宫殿遗址中发现的动物遗存主要以猪类等为主明显不同，可见至少从唐代开始，羊肉成了宫廷中受欢迎的肉类。据《唐六典》的记载，亲王以下至五品官都可以享受到国家配给的肉类食品，其中亲王以下至二品官，每月给羊二十头，猪肉六十斤；三品官每月给羊十二头；四品官至五品官每月给羊九头......，在这些肉类食品中，羊肉占了大宗。唐代的《烧尾宴食单》中列举了五十多种美味佳肴，其中就包括不少以羊为主料的菜肴，如“红羊枝杖”是以四只羊蹄撑起羊的整个躯体，“羊皮花丝”为拌羊肚丝。　　

　　到了宋代，“御厨不登彘肉”，只用羊肉，成了宋代皇宫内的规矩。不但宫内有这样的规矩，民间也有食羊肉的嗜好。著名文人苏东坡被贬到惠州后，曾经在给他弟弟子由的信中提到，当地日杀一羊，他不敢与为官者争买羊肉，只能买些脊椎骨，从刚刚宰杀的羊的脊椎骨中趁热剔出肉来，再泡点酒，然后稍微加点盐，烤到微焦时吃。一堆羊脊椎骨被他吃的津津有味，吃得香飘千年。　　
　　
　　到现在，人们对于羊肉的喜好不减当年。羊肉的吃法更是五花八门，比如烤羊肉、涮羊肉、葱爆羊肉、白水羊头、羊蝎子、羊肉泡馍等等，都成为中华美食中不可或缺的佳肴。

　　羊与毛织品

　　古人养羊不仅仅是为了吃肉和喝奶，羊毛织品在人类挡风御寒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羊毛出在羊身上，在活体的羊身上年复一年地剪羊毛从而制成毛织品。那么，它的历史究竟开始于何时呢。我们在整理山西省襄汾市陶寺遗址（距今4000年左右）出土的动物遗存时，发现其中羊骨的数量较多，通过判定年龄，发现存在多个年龄段的个体，其中年龄较大的个体数量居多，这与为了获取肉食或羊奶而饲养羊的年龄结构明显不同，而与西亚地区为了获取羊毛的羊群的死亡年龄结构十分相近，在河南省郑州市新砦遗址（距今3900年左右）、偃师市二里头遗址（距今3700年左右）出土的羊骨中都有这种发现。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八里坤县石人子沟遗址（距今2400年左右）中，除了发现同样年龄结构的羊骨之外，还发现了一端有锯齿、一面磨光的可能与加工羊毛有关的骨器（图5）。由此可以推测，早在至少4000年前，陶寺遗址的先民就掌握了剪羊毛的技术，且一直延续下来。　

　　由于保存环境的原因，现在大部分地区的考古遗址中没有出土任何羊毛织品的遗物，但是，在气候干燥的新疆地区却有不少重要发现。如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孔雀河下游的古墓沟墓地（距今3800年左右），出土了不少把羊毛和羊绒反复加水擀压制成的毡，如古尸头部佩戴的尖顶毡帽（图6），毡色单纯，但是在帽的顶端装饰着几根红色的羊绒，侧面插有禽鸟的羽毛。这个墓地出土的羊毛和羊绒织物，均为经纬交织的平纹组织，结构简单。另外，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哈密市五堡墓地（距今3000～2000年左右），出土的毛织品的纺织技术则有了明显的提高，如一件平纹毛绣褐袍（图7）的底色为深红色，上面用蓝色、黄色等多种颜色的毛线绣出不同色彩的小三角纹，这些小三角纹又组成一个一个的菱形图案，这件褐袍上的纹样设计独到，绣工精细，似乎包含着域外传来的纺织技术的因素。　　

　　新疆地区出土的古代不同时期的毛织品数量相当多，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毛织品制作技术的发展历程，还可以看到古代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证据。

　　羊与牺牲

　　中国古代把用于祭祀的动物称为牺牲。古人用作牺牲的动物不但基本上都是家养动物，而且对动物的种类也有明确的选择。在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以来相当长的时间里，用于祭祀的动物主要是猪和狗。到了新石器时代末期，这种情况发生变化。在河南省汤阴县白营遗址（距今约4000年）和山西省夏县东下冯遗址（距今约4000年）中均发现被单独捆绑后埋葬的羊（图8），这些可能是当时的先民使用绵羊进行祭祀活动后的遗存。在甘肃省永靖县大何庄遗址（距今约4000年）还发现绵羊的肩胛骨（图9），上面有灼痕，可能与占卜有关。从这以后，先民使用羊作为牺牲的遗存屡有发现。在河南省偃师市商城遗址的祭祀沟（距今3600年左右），除发掘出大量的猪骨架之外，也发现了一堆一堆的猪、牛和羊的骨骼，这可能与文献中提到的祭祀活动“太牢”相关。陕西省凤翔县马家庄一号建筑群属于春秋中晚期的秦国宗庙，其庭院内有100多个祭祀坑，其中牛坑最多，有86个，其次就是羊坑，有55个。山西省的侯马、曲沃等春秋时期晋国的贵族墓地及盟誓遗址里发现大量的动物坑，其中羊坑的数量最多，有700余个。湖北省荆门市的包山楚墓是战国晚期楚国“大夫”一级的贵族墓，里面出土了50余支学术价值重大的竹简，这些竹简详细记述了当时祭祀的仪式、祭祀的对象、用牲的种类与数量，其中使用的羊牲为32只，数量仅次于猪。羊作为牺牲在祭祀活动中的重要性延续了数千年。在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明十三陵的昭陵，我们还可以看到在陵庙里供奉着体型完整的猪、牛和羊这三种动物。

　　羊作为一种外来的家养动物，自从进入中原地区之后，其在中国古代的祭祀活动中一直扮演着特定的角色，逐步被融入中国历史之中。

　　羊与文化

　　羊与文化的内容涉及到多个方面。比如，包含着礼仪与权力内涵的商代青铜器，有些造型就与羊相关。出土于湖南省宁乡县黄材镇的四羊方尊（图10）口沿处每边的边长为52.4厘米，高58.3厘米，颈部高耸，高圈足，尊的肩部四角是4个呈螺旋形卷角的绵羊头，羊身与羊腿附着于尊腹部及圈足上。此外，出土地不明的四羊首瓿（图11）高38.8厘米、口径31.6厘米、底径29.1厘米，此瓿大口短颈，广肩深腹。肩部置呈螺旋形卷角的绵羊头四个，间隔一鸟。圈足饰兽面纹。并有三方孔以透气防潮。还有，出土地不明的双羊尊（图12）高45厘米，筒形口，腹为两只羊的后半身对接状。羊角为螺旋形卷角，尊口下饰弦纹和龙面饕餮纹。面对这些商代青铜器，其与羊相关的造型究竟出于何故，让人浮想联翩。　　

　　玉器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载体。考古发掘中出土的精美玉器数量众多，其中也包括不少与羊的形象相关的玉器。如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墓的玉羊头（图13），通高4.5厘米，双角上翘弯曲。山西省曲沃县晋侯墓地63号墓出土的玉羊（图14），呈回首俯卧状，双角为螺旋形，以阴线刻画分出四肢。用玉的习惯一直流传至今。人们习惯于用美玉来形容玉器质地之精美，汉代许慎释“美”字说：“美，甘也。从羊从大。”可见“羊”字在“美”字中的重要地位。　　

图13 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羊头

　　中国古代还有不少以羊为题材的绘画。宋元时期的大书法家兼大画家赵孟頫的《二羊图》（图15）是其中著名的一幅。此画纵25．2厘米，横48．4厘米。全图纯用水墨画出，其中一只双角细长稍曲的山羊低头吃草，另一只双角呈螺旋状的绵羊昂首瞻望。赵孟頫在画上题词：“余尝画马，未尝画羊。因仲信求画，余故戏为写生，虽不能逼近古人，颇于气韵有得。子昂。”可见此画为赵孟頫除马以外惟一绘有走兽的作品。到了清代，乾隆皇帝在此画上题词一首，“子昂常画马，仲信却求羊。三百群辞富，一双性具良。通灵无不妙，拔萃有谁方。跪乳畜中独，伊人寓意长。”乾隆皇帝是中国古代的皇帝中写诗最多的一位，他的诗作中耐人寻味的不多，但是这首诗中提到的“跪乳畜中独”，确实是观察到羊在百兽之中的独到之处。羊羔是跪着吃奶的。《春秋繁露》云：“羔食于其母，必跪而受之，类知礼者。”羊的这个行为可能也是其往往与吉祥、温顺、善良、可爱等联系在一起的原因之一吧。　　

　　中国有些城市是以动物命名的，就如温州被称为鹿城、邢台被称为牛城、厦门被称为鹭城、成都被称为龟城一样，广州被称为羊城，据《广州记》的记载：“战国时，高固为楚相，五羊衔谷穗于楚庭，故广州厅室、梁上画五羊像，又作五谷囊。”现在，在广州市越秀山公园就矗立着一座高11米的五羊石雕（图16），五羊石雕中的五只羊都是山羊，居中的雄性山羊体型最大，它凝视远方，口衔谷穗，羊须微拂，羊角高耸，显示出深沉和威武的神态。环列四周的四只山羊，或羔羊跪乳、或母羊慈祥、或低头吃草、或嬉戏打闹，形态可爱，栩栩如生。现在，五羊石雕已经成为闻名海内外的广州城市标志雕塑，羊已经与一个城市的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5年2月13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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