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 | 《乡村秩序的裂变与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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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发展总在一个混乱与有序的连续统中，越发达越有活力的社会越是需要控制，与自由并生的风险只有在调控下才能使社会继续保持良好地运行。基于此观点，周延东所著的《乡村秩序的裂变与重建》一书从实证经验出发，为我们带来系统化的解释框架，试图为当代乡土中国所面临的失序问题提供新的思考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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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秩序的裂变与重建:
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嵌入”
- 田野中国 -
周延东 著
2017年 8月 第1版
内容简介
乡村民营企业具有“乡土性”与“现代性”的双重特性。一方面，乡土社会中的乡村日常生活、乡土网络、道德风俗和乡村权力等诸多传统因素阻碍了企业的市场化运作；另一方面，企业的功利主义和科学理性等现代经济理念对乡土社会原有的秩序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乡村民营企业与乡土社会秩序陷入“双重失序困境”。 在系统梳理“嵌入”与“交易秩序”之间理论渊源的基础上，本书提出“双向嵌入”理论框架，试图在更全面、系统和辩证的研究视野中探讨企业与社会的互动和互构。论证乡村民营企业的生产、管理、运营及转型并非是一个完全经济学意义上“技术—市场—经济”的运作和流转过程，而更大程度上是“事件—行为—结构”变迁的结果，本书通过挖掘推动企业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影响因子，构建新时期乡村民营企业的运作模型，实现乡土社会秩序的重建。
本研究以鲁东石镇民营企业为研究对象，从乡村生活、乡村权力和乡土变迁三个面向论述企业与社会的复杂关系系统。首先，乡村生活与企业生产。乡村社会成员长期以来内化形成的家庭农业生产的心理和行为方式不会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而彻底地消失，这便与企业的生产和管理呈现出极度的不适应，突出的表现为“农业与工业冲突”和“生产与生活纠缠”。对此，乡村民营企业在实践中探索“传统与现代”、“农业与工业”、“生活与生产”相互融合、有序协调的“双向嵌入”之路。 其次，乡村权力与企业发展。石镇乡村权力和乡村经济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企业家对于乡土权力的争夺和博弈呈现出混乱失序的竞争状态，乡村民主政治受到严重威胁。乡村民营企业家通过“实力共识”、“认同共识”和“机制共识”推动乡村民营企业与乡村政治权力良性有序互动局面的出现。第三，乡土变迁与企业转型。依托经济学框架中的“技术—市场—经济”逻辑难以实现乡村民营企业的有序流转和蜕变，常常导致不同利益主体的恶性博弈与激烈冲突，使乡村企业转型陷入失序困境。通过探索和挖掘石镇民营企业与乡土社会互动融合的影响因子，提出乡村民营企业有序转型是政治社会结构、特殊主体行为以及具体事件发展过程共同作用和构建的结果。
最后，尝试以“政治社会结构、主体者行为和具体事件发展过程”为核心框架内涵，探索石镇“乡村民营企业运行机制模型”，推动乡土社会秩序“裂变”后的“重建”。
作者简介
周延东
山东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学院讲师，首都社会安全研究基地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乡村秩序、社区安全治理、社会治安研究方法等；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北京郑杭生社会发展基金等科研项目；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本书的前身——笔者博士论文曾获“2015年余天休社会学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
目录
第一章 导论
一 研究背景：企业社会学的兴起
二 研究议题：乡村企业运行与乡村秩序重建
三 田野概况与研究方法
四 理论基础：殊途同归的两种“嵌入性”理论
五 研究视角：过程-行为-结构
第二章 光谱中的企业与社会——“双向嵌入”的提出
一 企业与社会互动的四维理论梳理
二 嵌入性研究的探索历程
三 双向嵌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第三种类型
四 双向嵌入与交易秩序
第三章 企业生产与乡村日常生活
一 自生互融：石镇企业的基本状况与发展模式
二 企业生产与乡村生活的“冲突”和“纠缠”
三 “双向嵌入”的生产生活策略
四 小结：生活习惯、乡土网络与道德风俗
第四章 企业发展与乡村权力结构
一 中国政商互动的历史变迁
二 权力博弈与竞争失序
三 “融合”与“分离”：从失序走向有序的企业与政治
四 小结：实力共识、认同共识与机制共识
第五章 企业转型与乡村社会变迁
一 理性利益博弈中的转型困境
二 过程－行为－结构：有序转型的实践逻辑
三 小结：探索构建乡村转型秩序模式
第六章 乡村秩序的重建：总结、讨论与反思
一 乡土性与现代性：乡村社会秩序的重建
二 乡村社会的现代化需要何种规则？
三 反思与展望
参考文献
后记
名师序言
如果要问：中国近40年来的最大变化是什么？答案肯定是五花八门的：交通便利、科技创新、经济增长、国防力量增强、国际地位提升……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如果由我来回答，我会说：最大的变化是中国农村的变化！中国从一个农业大国转变成工业大国，中国的城市化程度从不到10%发展到超过60%，这一变化是全面而深刻的。变化首先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打破了“大锅饭”的农业生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粮食产量逐年增加。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发生的两件事情，对农村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农民进城务工，二是乡村企业的勃兴。
以前，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只能在土地上劳作，自作主张进城寻找工作机会的被当作“盲流”（盲目流动的人口）。因为，谁进城工作，进来多少，都要按照国家制订的计划有序地进行。不按计划的就是“盲流”，尽管他们一点儿也不盲目，因为他们进城的目的很明确：寻找更好的生活机会。早期的农民进城务工，目的比较单一：在城里挣钱，回乡村盖房子娶媳妇，很少有人会想到留在城里生活下去。因为，在他们看来：“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李白，《蜀道难》）但新生代农民工（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与父辈不同，他们自学校毕业起就没有从事过农业劳动，进城务工是他们唯一的工作经历，由于没有相应的农业劳动技术，他们回不去，也不想回去。故乡成了他乡，他乡成了暂住地。除了随着春运潮短暂的回乡之外，他们就像无根的浮萍，在此城与彼城之间漂泊，他们明明在城市里从事非农业劳动，却因为是农村的户籍而被冠以“农民工”的称呼。而“386199部队”(妇女、儿童和老人)成了乡村的人口主体。“留守儿童” “村庄空心化”等就是专门用来描述这一问题的学术概念。
乡村企业的兴起，应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但其真正的勃兴却是80年代之后， 90年代末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由集体所有的集体乡镇企业占主体转型为个体所有的民营企业占主体，并因此而涌现了一个新的群体——农民企业家。这个称呼也是很有中国特色的，明明是从事非农业劳动、管理工厂与企业的人，与其他企业家、管理者并无二致，却要在“企业家”加上“农民”的前缀，原因无非就是他们的户籍是农业户口，与“农民工”的称呼是一样的。不仅称呼上有中国特色，乡村企业的运作更有中国特色。一方面，作为企业，乡村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要遵守市场规律，受市场规则的调节与制约；另一方面，乡村企业的所有者、管理者与雇用的劳动力之间的关系，与其他企业只是简单的契约关系不同，要复杂得多，可能是亲戚关系、邻里关系、朋友关系，也可能是兼而有之。如何在市场运作与乡村关系之间取得某种平衡？村委会、乡政府在乡村企业的运作过程中起什么样的作用？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规模、资金、技术、信息都无优势可言的乡村企业，如何在市场的夹缝中生存？
如果说关于农民工问题的研究，研究者可谓是如过江之鲫、蔚为壮观，我本人也是这支庞大队伍中的一员；研究成果可谓是汗牛充栋，但关于乡村企业上述问题的研究，就少之又少了。城市农民工是一个离乡又离土的群体，乡村企业的劳动者和管理者则是一个离土不离乡的特殊群体（在乡村从事非农业劳动的人群，或者说是兼顾非农业劳动与农业劳动的人群）。如果说二者都是研究中国农村变化的有效切入点，那么前者只是被动地接受城市文明、被动地融入城市，后者则更能反映城市文明与乡村文化之间、市场规则与乡村规则之间的冲突与互动。周延东博士的这部著作就是研究后者的一部力作。
周延东博士的家乡就是石材之乡，他从小就耳濡目染乡村企业的运作与发展。另外，他的父亲就是当地一位知名的“乡村企业家”。这使得他研究这一领域具有旁人所不具备的先天条件，也就使他能更深刻地理解和分析乡村秩序重建与乡村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他看到过乡村企业的运作过程，他观察过乡村企业的人事管理，他感受过浓浓的乡情与企业管理的无缝对接。毫无疑问，有了这些独有的先天优势，加上他扎实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根底，再加上他细致入微的观察与分析，一定会使本书的学术含金量增色不少。在翔实的田野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在对历史的回溯与对现实的考察基础上，他提出了“双向嵌入”这样极具新意的观点，为我们理解乡村企业的运作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读者一定能从中感受到作者思想的锐利与深刻。
中国乡村正在发生深刻的变迁，人与土地的关系在变，国家已经正式提出要实现三权分离，即土地的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相分离；人与人的关系在变，亲情在淡化，邻里关系在淡化，功利的取舍成为人们行动的归依；乡村秩序在变化，随着“送法下乡”（苏力语）的持续进行，维系乡村秩序的将由法律取代民俗习惯、伦理道德。有人说，中国的乡村不再是费孝通先生所描绘过的“乡土中国”，而是所谓的“新乡土社会”。那么，中国的乡村将往何处去？周延东博士的研究在这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但还需要更多的人来思考，来研究。
作为周延东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导师，当得知以他的博士论文为基础修改、增删而成的本书即将付梓时，内心十分高兴。本书的出版，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努力，其中也包含了我在指导他写作过程中的辛劳，所以很爽快地接受了他让我写序的邀请，并写下了一些我关于这个问题的一点儿思考。
是为序。
郭星华
2017年3月25日于三园居
本期编辑/兵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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