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里奥•福：以戏剧为矛的游吟诗人
| 文/lotus|
其在鞭笞权威，褒扬被蹂躏者可贵的人格品质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堪与中世纪《弄臣》一书相媲美。
——1997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
中国话剧观众们应当记得，18年前孟京辉曾经执导过一部名字拗口的戏，叫《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这剧连演30场，场场爆满，至今还在不停上演。3.6万位有余的中国观众都记住了开场前小丑口中的一个意大利名字：达里奥·福。
在人们眼中，达里奥·福简直就是一位自由自在的游吟诗人、无拘无束的讽刺家、大胆狂妄的段子手。如此一位无组织无纪律的民间艺人能被诺贝尔官方组织认可，戏剧作品漂洋过海从欧洲传入中国，这位老兄可真算得上是世间一位幸运的人儿了。
这个意大利老头底有何来头？也许不少人跟曾经的笔者一样对达里奥·福充满好奇。让我们从故事最开始讲起好了，听完故事，也许达里奥在你心里会有了一副新的模样。
达里奥·福
意大利有一个小镇子叫桑·贾诺（San Giano），1926年的春天，有个婴儿在这镇子上一个福姓家庭里降生，父母为他取名叫做达里奥（Dario）。没错，这个孩子就是日后的戏剧大师，达里奥·福。
成长环境对于人作用重大，这话一点不假。达里奥的父亲福先生是位火车小站的站长，工作之余还在业余剧团担任演员；而福太太则是一位想象力丰富又多才多艺的女人，她一度创作并出版了讲述家乡历史的自传性读物。
如此一来，达里奥早早地就沉浸在了家庭为他创造出的艺术氛围之中。由于父亲肩负着监督铁路轨道的职责，达里奥·福的童年是跟随着家人在不同的城镇上度过的，尽管城镇之间存在着区别，但这些镇子背后都有着同样的文化背景与历史传统。
达里奥特别喜欢坐在酒馆或是广场中，终日不知疲倦地聆听酒保和渔夫们交换各自从别处听来的充满了辛辣政治讽刺的故事。耳濡目染，达里奥逐渐了解了当地的叙事传统。
除此之外，达里奥·福还有一位亲爱的外祖父，外祖父拥有一个漂亮的农场，达里奥的童年假日都是在那里度过的。每当达里奥前来，外祖父都会带着他驾上那辆大大的马车去临近的乡村兜售自家的农产品。为了尽多的可能招揽顾客，每到一处，外祖父总会给当地人讲述最奇妙的故事、最耸动的奇闻逸事，时间一长，达里奥慢慢从外祖父那儿学到了讲故事的技巧。
民间传统故事滋养了达里奥，意大利通俗叙事手法早已经渗透到他心灵深处。
达里奥·福人生自画像。画中外文词意依次为流浪艺人、吟游诗人、小丑、街头艺术家、吹牛大王
单有叙事技巧，可成就不出戏剧大师。相对于形式和技法，尖锐的政治讥讽内容是达里奥戏剧中更为出彩的部分。达里奥·福的父亲是一位社会主义者，这位福先生在抵抗运动中十分活跃，帮助面临着危险的犹太科学家与受伤的盟军士兵登上火车前往中立国瑞士躲避危险；福太太则悉心照顾在战争中受伤的游击队员。
而达里奥·福在父母的影响下认定了自己“一生下来就有政治立场”，他宣称自己在文化上是普罗大众的一分子，创作的作品一定要为人民大众发声。
《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书影
如果说童年是艺术种子在达里奥·福心田生根、发芽期，那么到了青年时代，这种子就已经长成粗壮的苗，显露出蓬勃的生机。
青年达里奥·福将自己的政治立场同打小熟悉的叙述手段相结合，他的表演诙谐幽默，融小品与弹唱艺术为一体。受童年时期外祖父与故乡酒馆文化的影响，由达里奥·福创作出的作品相对于其他人的而言更加贴近生活、具有强烈的现实性特点，表演时诙谐滑稽，意大利传统的即兴喜剧影子在其中隐隐可见。
众多作品中，时事讽刺剧算得上是达里奥·福最得心应手的一类了。他偏爱对平日生活中遇到的事件进行艺术加工，将平民百姓最感兴趣、政府最为敏感的话题拿来放置于自己的讽刺戏剧中。
飞涨的物价啦，受贿的官员啦，剥削工人的资本家啦或者是同社会黑暗势力勾结的政府啦，这些统统被他纳入演出的展现对象队伍中。达里奥·福将它们带到工厂、公园、广场，把它们暴露在阳光下，犀利激烈地做着嘲讽。也许这些戏拿到剧场会被高雅的观众扔蛋壳、轰下台，但在下层百姓那儿，它们收到连续不断的掌声、笑声。
也许是因为同作品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大家在看完戏后很喜欢留下来跟达里奥·福进行交流。他们信任他，爱把自己的亲身遭遇或者亲眼目睹的事讲给他听。而这些事情恰恰又可以作为达里奥日后创作的素材，作品也就更贴近观众，最后形成一种奇妙的循环。
达里奥·福的妻子福兰卡·拉梅
一度，达里奥·福的妻子福兰卡·拉梅去黎巴嫩地区的难民营跟巴勒斯坦人民交谈，试图了解他们的生活，返回米兰后，她收到了一盘阿拉伯妇女寄来的磁带。那位妇女向福兰卡讲述了自己故事：自己因为爱情同丈夫结婚，万万没有料到，丈夫对她进行家暴，于是她离开他，参加了巴勒斯坦游击运动。
在录音里，她甚至讲述了自己是如何被卷入一场高级警官的暗杀活动中。达里奥·福根据这盘磁带排演了一部名为《一名阿拉伯妇女的谈话》（An Arab Woman Speaks）的独白形式的戏，这部戏把一个女人的心路历程表现得淋漓尽致。
受到人民群众追捧的讽刺喜剧定会遭到当局或是某些强有力的宗教势力的打压——这简直是戏剧史上的一个“诅咒”。达里奥·福必然也没逃脱这一惯例的洗礼，他的戏一经上演就触动了当权者那脆弱敏感的神经，后者充满恶意地将演出贬斥为“政治宣传品”，剧作屡屡遭到戏剧审查机关的刁难与阻挠。
当局把达里奥·福的剧团指控说是共产党剧团，说他们从事是“赤色鼓动”活动，在演出时，甚至有人在现场监控寻找“越轨”的台词。在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文章憎命达”，编、导、演得一手好戏的达里奥也应验了这句话。由于得罪当权者，达里奥·福被警察铐上手铐，被人从演出舞台上揪下，被关进监狱遭人毒打……
1963年，达里奥·福创作了一部名为《伊莎贝拉、三匹马和一个骗子》（Isabella, Three Sailing Ships and a Con Man）两幕剧。这部戏因为公然抨击了军国主义而遭到了右翼团体的猛烈抨击。
戏刚刚演出不久，达里奥就收到了恐吓信。罗马的新法西斯组织在这部戏演出时往舞台上扔垃圾，甚至还有演出受到了炸弹威胁。在一次演出后，离开剧场的达里奥同妻子福兰卡遭到了殴打。而这一切在《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Accidental Death of an Anarchist）一剧诞生后简直发展到了登峰造极到地步。
《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Accidental Death of an Anarchist）剧照
1969年12月12日，意大利米兰炸弹惨案发生。当局和司法部门宣称这是无政府主义者所为，他们在全国范围内打着“调查”的名义对左派人员大规模围捕。
那些日子里，意大利政治生活中理性政治完全被恐怖政治所代替，一位叫皮内利的年轻铁路工人被抓进警察局问话，在警察们接连三天的粗暴审问中，皮内利“畏罪自杀”，从五层楼的窗子跌落而死。
《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Accidental Death of an Anarchist）剧照
在炸弹惨案真相大白前，数以千计的无辜人员被拘捕。实际上惨案却是新法西斯右翼团体故意为之。达里奥·福以此事为素材，把惨案的调查经过同事实真相用戏剧的形式展现出来，驳斥了官方的无耻谎言。
《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的上演激怒了右翼势力，他们企图将达里奥及其剧团斩草除根——1972年，他们从演出场地被人驱逐；1973年，达里奥的妻子弗兰卡·拉梅被人在广场劫持并被强奸；随后，达里奥被警方逮捕监禁；到了最后，当局决定将剧团整个查禁。
达里奥·福与妻子弗兰卡·拉梅，两人1954年结婚
然而，达里奥·福可不是甘于示弱的人。他跟妻子继续着戏剧的工作。他们在米兰一处废弃的建筑中获得了演出场地，而由于他们的作品受人欢迎所以四面八方的人士纷纷为其捐款。艰难归艰难，达里奥·福欣慰的是，至少，挚爱的戏剧事业一直持续着。
20世纪70年代是达里奥·福创作的高峰期。在这段时间里，他同他的剧团呈现给观众不少好戏。除了上述的《一个无政府主义的意外死亡》、《一名阿拉伯妇女的谈话》外，达里奥还创作了像《拓格妮妈妈》（Mamma Togni）、《不付账！不付账！》（Can't Pay? Won't Pay!）、《让我们谈谈女人》（Let's Talk About Women）、《上床、吃饭、去教堂》（All House, Bed and Church）等作品，内容涉及了二战、反法西斯运动、高涨的物价等方面。
很多人不知道，在这个70年代中，达里奥同福兰卡两人还来过中国。他们旅游一番后回到意大利，习惯使然，两人根据在中国的见闻创作了一个叫《虎的故事》（The Tale of a Tiger）的故事。这个故事听起来很像个童话：在长征时候，一个战士受了伤，他误以为自己就要死了于是着了一个洞穴藏起来并在里面睡着了，当他醒来后他看到了眼前是一只雌虎和它的幼崽，雌虎像位护士一样照料着他帮助他恢复的健康……
到了80年代，世界显然已同达里奥最初创作戏剧作品的50年代有所不同，人们的注意力从战争、运动中解放出来，开始关注自身的问题。作为贴近大众的戏剧家，我们这位达里奥·福作品的内容理所当然也发生了变化。
比如，1983年，《开放夫妻》（The Open Couple）诞生。在这部戏里，达里奥以自己惯用的讽刺手法描绘了当代夫妻的情感生活。顺便一提，在2011年左右，这部戏在人艺的实验剧场上演，虽然比不少《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那么火爆，不过这部戏也是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
《开放夫妻》（The Open Couple）剧照
1997年10月9日，达里奥·福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这堪称是意大利甚至整个世界文坛出现的一件爆冷门之事。不少人怀疑这是斯德歌尔摩的十八位评委院士所开的一个国际性玩笑。的确，诺贝尔文学奖被多少人心心念念着，如此高贵的一个奖项突然颁发给一个“下里巴人”，人们有各种反应也是情理之中的。
他们说：达里奥·福，那就是一个粗俗的下丑！哦，是啊是啊，说起来，一个非世家出身的演员、一个没有固定文本只喜欢用乡下那种说说唱唱的低俗技术吸引观众的演出团队、一台台没有文本甚至也没有前期排练的随机表演，怎么能不粗俗呢？
为了使得表演同人民大众的生活更为紧密地贴合在一起，达里奥·福摒弃了传统戏剧形式，他借鉴了民族戏剧的传统并向意大利民间古老的假面戏剧进行学习。他的演出往往只是有一个事先的故事大纲，并没有一字一句固定好的剧作文本，演员在舞台上根据不同的环境来随机应变，随时更改、丰富原有的内容。
但正是因此，人们才爱着他的作品，才会在他遇到困难时自发募捐，才亲切地称他为“人民的游吟诗人”。
81岁的达里奥·福
可那些愤怒的人们忘了一点——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是随随便便哪个人都有资本摘下，达里奥·福的作品也自有其精妙的过人之处。尽管达里奥的作品是以乡间演出形式引人捧腹的即兴喜剧，可这些作品却足让人在大笑过后陷入沉思。
他用笑声作为开启人们思考的钥匙，让观众为了社会问题而发笑，让人在笑中沉思、联想、思考。他们不知道，达里奥·福的戏剧看起来滑稽可笑，但他从来不是浅薄无知的弄臣小丑。相反，作为人民的游吟诗人，达里奥·福宛如一位勇士，以戏剧为矛，深深刺破社会黑暗，在这支矛的陪伴下，他贬斥着权威、维护着受压迫者们的尊严。
人民的游吟诗人达里奥·福
诺贝尔文学奖公布的那天，达里奥·福并不是第一个知道此消息人。那天，他站在米兰罗马门路上的剧院前，他那为了戏剧而付出昂贵代价的妻子弗兰卡正在舞台上演出。突然，记者、摄影师、电台的工作人员们蜂拥而至，他们将达里奥围在其中。
街上一辆路过的电车突然停下来，司机走下车对目瞪口呆的达里奥·福表示祝福。弗兰卡出现，她满怀惊喜，热泪盈眶，她紧紧抱住了达里奥。
那一刻，一支由城市各个角落的孩子组成的乐队从天而降，他们演奏着鼓和管乐器，他们打着桑巴舞的拍子大喊“美丽的罗马门”以示庆祝。达里奥听来，那简直是世界上走调最厉害的旋律了，但那也是他听过的最美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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