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颖一：受教育越多，好奇心和想象力就越少
钱学森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但是，恐怕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杰出人才是“培养”出来的吗？也许不是。杰出人才很可能是在一种有利的环境中“冒”出来的。所以创造环境，或者说“培育”，远比“培养”更重要。
”本文摘自钱颖一所著《大学的改革 · 学校篇》，中信出版社2016年9月。
在我批评中国教育之前，首先要肯定中国教育的成绩。因为中国过去35年经济高速增长，如果教育完全失败，这是不可能的。不过，肯定成绩是容易的，但是肯定到点子上并不容易。
我并没有受过教育学系统训练，所以不熟悉教育学的方法和分析框架。我是一名教育实践者，所以我就从直观的观察开始。今天讲对中国教育问题的三个观察。
我对中国教育的第一个观察是，中国教育在大规模的基础知识和技能传授上很有效，使得中国学生在这方面的平均水平比较高。
用统计学的语言，叫作“均值”（mean）较高，意思是“平均水平”较高。我是指在同一年龄段、同一学习阶段横向比较而言，包括小学、中学和大学。这是中国教育的重要优势，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一些发达国家都望尘莫及的。
这从“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中上海学生的表现——在三个科目（阅读、数学、自然科学）中都名列前茅——可以窥见一斑。当然这并不代表中国的平均水平，但是在这个测评中，中国农民工子女比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子女，中国艺术院校学生的数学比美国学生平均水平，都要强。这都说明了问题。
我们是如何做到的呢？政府和民间对教育的投入，中国传统文化对教育的重视，中国学生在学业上花的时间多，都是原因。经济学家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基础教育，通常的度量是教师是否准时上课，学生是否有课本等十分初级的要求。虽然中国的基础教育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教师的敬业程度是令人钦佩的。即便是高等教育，在基础知识和技能的传授方面，按平均水平来看，都是可圈可点的。
这种教育优势对推动中国经济在低收入发展阶段的增长非常重要，因为它适合“模仿和改进”的“追赶”阶段，特别是在与开放相结合的时候。在低收入发展阶段，经济增长主要是靠资本积累、劳动力投入，当然还必须有改革、开放。在远离技术前沿的情况下，“模仿和改进”就可以实现“追赶”。
中国在这一阶段做得极为出色，得益于改革，特别得益于开放。开放让我们看到了先进，加上我们的毕业生基础知识扎实，模仿能力强，挣钱动机更强，员工队伍整齐，就有了很强的执行力，就追赶上来了。这在制造业、服务业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借助先进的信息技术和管理流程，在超级市场的收银、银行的柜台服务、医院的挂号和收费、出入关的检查等重复性、规律性的大规模操作业务上，中国服务人员的速度和精准程度，甚至超过发达国家。我们每个人对此都有体验。
我的第二个观察是，与“均值”高同时出现的另一个现象是“方差”（variance）小。“方差”也是统计学的概念。“均值”是衡量一个随机变量的平均数，而”方差”则是衡量一个随机变量偏离平均值的分散程度。简单地说，“方差”小就是两端的人少，出众的人少，“杰出人才”少，“拔尖创新人才”少。
我们都知道，杰出人才的出现是小概率事件。如果说“天赋”的分布在不同人种之间没有太大差别的话，那么出现杰出天赋的概率就应该与人口正相关。中国有13亿多人口，但是至今没有中国学者在中国大陆的研究获得诺贝尔科学奖，这表明了一种问题。还有其他证据说明问题。
我们不用去同发达国家比，与印度的比较更有说服力，因为两国的人口基数差不多，而且印度的人均收入比中国还低。印度教育的平均水平肯定不如中国，但是它在出现突出人物方面比中国显著。从我自己平常接触到的例子看：在全球著名商学院中，如哈佛商学院、芝加哥商学院、康奈尔商学院、华盛顿大学商学院的现任院长都是印度裔；在全球著名大型跨国公司中，如微软、百事、德意志银行、万事达卡的现任CEO（首席执行官）也都是印度裔。但是目前还没有中国人担任这类商学院的院长和跨国公司的CEO。
我们不否认中国人才中缺乏创造力，缺乏领导力，缺乏影响力。钱学森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的直觉是，恐怕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
杰出人才是“培养”出来的吗？也许不是。杰出人才很可能是在一种有利的环境中“冒”出来的。所以创造环境，或者说“培育”，远比“培养”更重要。
这里有深层次的原因。我在2010年8月清华大学本科生开学典礼上和2011年2月黑龙江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都强调了中国学生缺乏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的问题。这是中国教育的问题。
好奇心和想象力部分来自天生，至少有一些人是这样，但是后天会把它们磨灭。完全有可能是，受教育越多，好奇心和想象力就变得越少。由此来看，正是我们的教育把人先天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给“扼杀”了。再加上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得不到培养，那学生怎么可能有创造性呢？因此，不是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而是我们的学校“扼杀”潜在杰出人才的问题。
在好奇心和想象力被扼杀，在个性发展受压抑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就减少了。结论是，我们培养出来的人的“方差”小，不是因为中国人先天“方差”小，而是后天被人为地压缩小的。
“方差”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不同发展阶段是不同的。
在低收入阶段，经济发展主要靠模仿和改进，人才“方差”小无关大局，甚至还是长处，只要“均值”不低。在高收入发展阶段，位于技术前沿，经济增长主要是，也只能是，靠通过创新而取得的技术进步。
中国现在是一个中等收入的大国，处于两者之间：一方面，资本积累和劳动力投入相比发达经济还有空间；但是另一方面，相比低收入阶段，这个空间就没有那么大了，因此仅仅靠资本积累和劳动力投入以及“模仿和改进”已经不够了，更需要以创新驱动发展。此时，“方差”小的后果就严重了，因为这影响创新，特别是颠覆性创新。
这样，我对中国教育问题的第一个和第二个观察，即人才的“均值”高和“方差”小的特点，既能解释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经济发展的成就，又能预示未来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如果说在知识和技能上是高“均值”、低“方差”的话，那么我的第三个观察是，在人的素养、价值等方面，我们的问题就是低“均值”、高“方差”了。
低“均值”是指人们经常批评的人的素养的平均水平低。而人的素养的“方差”大，也就是说，太差的人不在少数。这在反腐中暴露出来的案件规模和程度中可领略一二，它们多么让人触目惊心，不可思议。这其中很多都是那些高智商、低人格的人做的。知识水平高，做人很差的，就是钱理群讲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中国教育的问题，绝不仅仅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更严重的是造就了不少没有人格底线的人。
这就要来审视我们的“人才”观了。正因为我们对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有紧迫感，所以就特别重视“才”。这种急功近利的结果是什么呢？不但“杰出人才”的培养仍是问题，而且轻视对人的素养的培养造成更严重的社会问题。
我们讲人的素养，是一个真正的“人”所应具备的基本做人准则，是人格底线。爱因斯坦早就说过：“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戴安娜王妃也多次对她的长子威廉说，“你在成为王子之前，先要成为一个人”。他们讲的都是先做人，再成才。
我在2014年清华经管学院本科生开学典礼致辞中的主题，就是“人”重于“才”，这是因为人不仅是工具，更是目的。因此在我看来，中国教育的首要问题，还不是如何培养“杰出人才”的问题，而是如何培养真正的“人”的问题。
以上是我对当前中国教育问题及这些问题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的三个观察，可以用“均值”和“方差”来概括：
我们的优势是基础知识和技能的“均值”较高，这对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增长起了推动作用。
我们的劣势是基础知识特别是能力的“方差”太小，杰出人物太少。这就导致创新不足，对未来中国经济以创新驱动发展非常不利。
教育除了为发展经济服务的功利作用之外，对人的素养培养和人的价值塑造以及对文明社会建设更为重要，而人的素养的“均值”低却“方差”大，是中国实现人的现代化的重要掣肘。
▲ 钱颖一院长在新书《大学的改革》里对中西方教育及改革进行深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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