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父母，你确定你希望孩子幸福吗？| 经典重读7
这个假期里，“爸爸真棒”和大家进行了一场教育的内省之旅，我们一起思考了差异化、竞争、焦虑、心境等“无用”的问题，今天是最后一站——什么是追求幸福的教育：
中国父母，你确定你希望自己的孩子幸福吗？
先别忙着回答，读完我们的专栏作者Gauchewood的这篇文章，你也许会重新考虑自己的看法。
每天被工作和孩子搞得压力山大的中国中产家长，有不少都对“最幸福的国家”丹麦心驰神往，丹麦乃至整个北欧的教育也是我们羡慕的对象。
然而几年前，丹麦电视台曾播放过一个记录片，讲的是中国和丹麦初三学生之间的一场竞赛，这场竞赛的结果出乎意料——中国学生不仅数学超过丹麦孩子，竟然还在“创新”上赢了！
片子播放后，丹麦全国都为之震动，因为他们原本就预料到中国学生会在数学上胜出，但没想到丹麦引以为荣的社交能力和创新能力居然也“输”给了中国学生。后来，甚至有专家总结说：中国教育给孩子打下的坚实知识基础远超包括丹麦在内的西方国家，而这些知识，正是创新必不可少的根基。
“中国人太厉害了，他们一旦决定去追求创新能力，创新就马上‘到处都是’了。”——纪录片中的丹麦专家
“我个人认为，中国人有一天会征服全世界。”——纪录片中的丹麦孩子
这么说，我们整天追捧北欧教育美国教育，都追捧错了吗？
原来中国教育才是培养创新能力的宝地？
好奇之余，查了下资料，原来这是2013年丹麦拍摄的一个4集纪录片，在里面中国和丹麦的两个初三班级的孩子分别做了阅读、数学、英语，还有创造力和协作能力竞赛。节目内容颇为丰富有趣，其中展示的中丹两国教育的迥异走向，不禁让我想起了古代希腊最著名的两个城邦——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
为什么说中丹两国教育像“伯罗奔尼撒战争”？
历史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可以说是一场“古代世界大战”，战争双方是崇尚民主、对公民进行博雅教育的雅典和崇尚武力、全民投入军事训练的斯巴达，结果斯巴达战胜了雅典。希腊的民主时代也自此结束。
怎么样，一天只上6个小时课的丹麦学校是不是有点像雅典，而严格教育的中国学校是不是像斯巴达呢？
不过，如果我们过了几年再核查其事实，就会发现，这个记录片其实和中国的许多公众号文章一样，不过是个典型的“媒体奇观”——为了吸引注意力而有意制造的“反常识”事件。如果我们真的是要把这个比赛看成是评价中丹两国教育质量的依据，那么提取的标本和测试标准都就要确实可靠才行，但是，这个竞赛在这两方面都非常可疑。
👇点击查看丹麦VS中国学生纪录片第一部分👇
这个比赛是在中国哈尔滨69联中的初三13班和丹麦奥胡斯的holme中学九年级的一个班之间进行的。哈尔滨是有1000万人的大城市，69联中是这个城市最好的3个中学之一。而且，虽然现在哈尔滨的初中也是划片入学的，但是参加竞赛的这个班级，当年其实是通过选拔考试才能就读的。所以，中国的初三学生其实不是随机样本，而是在数十万小学生中选拔出来的优等生。
而奥胡斯虽然号称丹麦第二大城市，但加上周边农村人口也只有32万人。不管是从其中学制度，还是从电视里的各种表象看，丹麦的班级都是就近入学的随机样本。仅仅从肤色和服饰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30个人的班级里有不少非洲或穆斯林新移民孩子，就是在那些外貌上看比较像纯正的丹麦人中间，也有个多动症小男生，上课完全坐不住。
也就是说，这个竞赛其实是1000万基数的择优样本和32万基数的的随机样本的比较，统计学上就意味着这个比赛结果是不能严肃对待的。
而从测试项目的内容来看，也可以说明这个竞赛结果的误导性。
在阅读竞赛中，成绩最好的几个学生都是丹麦的，他们之所以落败，是因为最差的几个也是丹麦的。在一个样本随机的班级里，这个结果很容易理解。接下来的数学测试中国学生胜出，英语测试丹麦孩子胜出，也都在常理之中。所以最让人好奇的，就是为何在协作和创造力项目的比赛中丹麦学生弱于中国学生。
但是冠了这么严肃的名称的两个测试内容，其实都颇为幼稚：
协作测试：
节目组从两国学生中分别挑出两个小组，每组4个学生，在20分钟内用50张白纸和4卷胶带制造一个能容纳小组四个人的独立建筑物（这种项目我女儿5年级的科学课好像就有做过）。
而最终成绩差别的原因，电视节目里已经分析得很好了：中国学生比较严肃认真，能保持高度专注、目标明确（可以想象中国的初三学生那种24小时狮子搏兔的严肃认真劲）。而且，这几个学生一看就是班委干部，相互之间的权力结构和话语权其实平时就很清楚，自然更容易在单位时间内完成指定项目。
而丹麦孩子由于个人主义习惯，总在想要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去参与团队合作，所以花了很多时间商量。另外，他们在完成任务时一来有点嘻嘻哈哈，二来是太注意个人形象，不愿意躺在地上测量，这个反倒更像倒是15岁的少男少女的真实性情，拔高到协作能力的程度实在是太过头了。
创新测试：
在规定的十分钟内让学生独自在有了两个C的画面上进行创造，考察他们在画里表现出来的思考能力，以及思想的原创性。
但是，创造力真的能“测”出来吗？
工作中的创造力很容易识别，可是谈到测试就没那么简单了：
首先，创新程度取决于老师的主观判断；
其次，这种测试和其他考试一样是个博弈过程，学生也可以有意识地主动地迎合：
孩子可以在训练过程中意识到老师喜欢某些特定的行为，这样他们就会依此而改变自己的行为。虽然孩子们可能会因受训练的激励，而努力地完成当前的各种任务。
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学到的是，只要用挑剔的眼光，不着边际的答案，全然不顾准确性或相关性，或者以创造性的名义提出一些老生常谈的想法，就可以容易地给出‘原创性的’答案。这样，‘创造力’很快就退化成一种特殊形式的合乎要求的状态。”
——尼克尔森
比如，里面有个中国男生Leo，干脆把图案都画在两个括号之外。丹麦的分析人员就一本正经地说：他的思维要么非常地创新，觉得这两个括号限制了他；要么非常的局限性，甚至不能按照要求完成任务。他们最后还是决定他非常有创新，于是给了高分。而Leo在事后的访问中，也自称已经理解了题意，只是不喜欢被那两个括号拘束的感觉。
可是，在前面的节目部分，这位这么有个性的LEO，当被问到“一天的自由时间只有1个小时够不够？”的时候，还觉得很满意，说不然他觉得无事可做。这么适合教育流水线体制的学生，真的会那么“不喜欢被那两个括号拘束的感觉”吗？
其实，如果不是专家判错了题，就是这位在应试教育中身经百战的中国小战士，巧妙地用小聪明智取了这些丹麦傻大个了。
而且，学生的学业成绩和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没有那么大的关系。说到今日创新能力最强的国家，美国之外可能就要数瑞典和以色列了。从国民生产总值里风险资本的比例来看，以色列位居世界第一，美国第二位，瑞典第六。如果单考虑国民生产总值中科研和开发的比例，以色列第一，瑞典第四，美国第十。
但这三个国家在“非常客观”的PISA测试里都没有取得好成绩。美国、瑞典和以色列在34个成员国中分别排名21、28和29。
如果以为一个国家靠要求学童努力取得好的测试成绩，这个国家就可以发展创新，那想法也太简单了。
丹麦教育
是如何培养“幸福公民”的？
这个节目中的“测试”也许并不那么值得信服，但它所体现出的丹麦和中国孩子的日常生活，以及孩子、老师和家长对彼此的看法，倒是非常有趣。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和丹麦的教育制度的出发点和侧重点都不一样，所以两国孩子的精神状态、生活方式，以及测试成绩，都有着巨大的差异。他们的差别是鲸鱼和鲨鱼的那种差别。
从这种差别中，我们甚至可以得到“丹麦人为何是世界最幸福的人”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觉得节目中有一句话道出了真相，就是那位丹麦教师工会的主席说的：
我要强调一点，丹麦学校创立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培养“生产劳动力”。
这非常重要，因为这可以解释一个最大的疑点：为什么丹麦人会让那些新移民孩子、多动症孩子，和那些看上去很上进很认真的本地后裔孩子都呆在一个班级里呢？要知道，这样的班级虽然只有不到30个人，却光是维持秩序就对老师构成了很大的压力，而且那些学业优秀的学生确实也受到了不少困扰。这对于中国学校来说好像很不可思议。
答案很简单：因为丹麦的中学，作为丹麦最引以为自豪的机构，目标是要培养这个社会真正的公民。作为公民，可以学业不优秀，将来也可能专门拿救济金。但是，合格的丹麦公民，并不在于高效率地工作，而在于他要学会跟其他公民平等相处，和睦交流。
丹麦的中学在这个国家的民族意识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丹麦社会成功的一大依托，就是这个国家在19世纪中叶发起的“中小学光荣革命”，成了欧洲最早一批实行全国免费小学教育的国家。后来诗人兼神学家葛隆维创办了folkskole，也就是公立学校。这种folkskole是他们民族认同的构成要素，更是社会平等的构成要素。
对于丹麦学校的研究，也是梁漱溟在30年代投入乡村建设的促发点之一。他指出：
最初的「丹麦的教育」恰可名为「非生产的教育」。它又不是一种讲书本子的教育，几乎可以说它不是教人念书；它那种教育，恰在技能训练与书本教育以外。那么，它究竟是什么教育呢？在头脑粗浅的人，实想象不到。它那种教育很难说，仿佛是一种「人生的教育」，或「精神的教育」(这两个名词很不通，但此外更无其他较好的名词以名之，故只好用它)，很近乎我们精神陶炼的意思。
葛隆维建立民众中学的基础原则就是如此：只要可能，就要教导人们懂得，无论社会阶层与职业如何，他们属于同一个民族，正如人只有一位母亲、一种命运和一个目标。
这种平等主义并非凌空高蹈的理想主义，而是很有实际意义，是丹麦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的基石。
为了造就适合这种社会的公民，丹麦学校自然会牺牲一些效率。我们可以看看节目中丹麦师生的一些言论：
让同学们上学觉得很开心，跟同学相处融洽，是非常重要的。
丹麦的公立学校法要求，学校的目标之一，是要同学们做好将来参加民主社会建设的准备，所以教学方法要注重强调每一个同学的积极参与，要让每一个学生获得充分的发言和表达自己看法的机会。
对我们来说，培养出民主的有批评精神的公民，有决定性意义。这样的公民，才能运用已有的知识，挑战权威，用批评态度去看问题。
丹麦的公立学校，因为要包容“有困难”的学生，对老师提出了极大的挑战：
如果去了特殊学校，他就会觉得自己真的不行了，带上“差生的帽子”（多动症孩子的家长）
我觉得，可以有一些小的“工作混乱”，可以问旁边的同学问题（物理老师）
不能让一个学生离校时，带着一种挫败感。每个学生在上课时，都会被认真对待。
从1973年的欧盟主观境况认知调查到2012年的联合国《世界幸福报告》，丹麦人都一直是最幸福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幸福，肯定不是因为它的人均GDP最高。正如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的，主观幸福感的唯一可感觉的特征，是内心平静。
丹麦人如何得到内心的平静呢？
很多心理学家指出，严重的收入不平等与西方社会几乎所有社会问题都直接相关，从肥胖、犯罪、吸毒，到精神、抑郁症和心理压力。更重要的是， 不平等给穷人与富人一视同仁地造成压力。
不平等的压力不仅仅滋生嫉妒，它不止是垂涎邻居家的亲密与奥迪A8那么简单。在穷人中间做个有钱人，会承受很大的压力。它会加强你的竞争性消费（一国企业的广告支出随着经济不平等的增加而增加，因为贫富差距越大，人们对广告信息越是敏感和依赖，受广告的诱惑也越大），而你永远不知道，周围的乌合之众什么时候就会扑过来抢走你的财富。
丹麦人的幸福感，正是来自长期可持续的社会平等水平。90%的丹麦人几乎处于一模一样的生活水平上。看丹麦议会的现场直播，你发现，议员们一律身穿牛仔裤和破旧的针织衫。丹麦语中有个专门的词汇，叫做OJENHOJDE，它的字面意思是“目光平视”：你认为对方与你在社交时是平等的，无论他的职业、财富和地位如何。
所以，上次美国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之一桑德斯也喊出了美国要像丹麦学习的口号。可是，丹麦这个模式可没那么好学。每个人手上的资源秉赋都不相同，社会不平等其实是自然状态。所以要维持这样的社会平等，就意味着国家必须通过高福利和高税收来实现大规模的收入转移。
因此，丹麦有全世界最高的税率，合计税负在58%到72%之间。换一种说法，丹麦人只能对其收入的三分之一决定去向和用途。再一种说法：在丹麦，即使你在私营部门工作，至少在星期四上午之前，你也是在为国家千活。
如果你告诉一个中国人，如果你一个月挣1万块钱，那么你只能支配3000块钱，这是难以想象的。如果不引起暴动，也征收不上这么多税收。
而丹麦之所以能维持这样的体制，是因为对于很多丹麦人来说，“我交了很多税”是一件骄傲的事。他们愿意把收入的一大部分交出去，用于社会福利，这当然不是因为他们缺心眼，而是丹麦人相信政府会明智地花钱。“丹麦人愿意纳税，原因并不是我们格外大公无私，”他们觉得，自己得到了有价值的回报——比如，运行良好的学校和医院。
高税收高福利在本质上是一种重新分配财富的制度，所以只能在彼此高度信任的社会才能进行。只有彼此高度信任并且关系紧密，人们才能相信，金钱会被妥善地分配给那些应当得到帮助的人。
所以并非凑巧的，丹麦人不仅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还是世界上最相信别人的人和最爱与人交往的人：
2011年经合组织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88.3%丹麦人表示对别人高度信任，超过了其他国民。透明国际组织的年度腐败认知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把丹麦和芬兰评选为世界上最少腐败的国家。丹麦有个特有的风景，就是婴儿在咖啡馆外的童车里睡觉，妈妈们完全不用担心。
同时，据丹麦智库芒达戈摩根（Mandag Morgen）称，丹麦人加入协会、俱乐部、工会、社团和小组等的人数为世界之最，他们的社交圈也最为广泛——16岁以上的丹麦人有43%加入某个团体。不愧是全世界最爱交际的人。
中国教育
培养的是“学习机器”吗？
而我们中国的教育制度，不管表面上怎么说，其实质就是为了培养社会劳动力。就好比完美的斯巴达人是战斗机器，完美的中国学生就是学习机器。
如果从培养劳动力的角度去考虑，电视节目中的那些哈尔滨初中生一天上12小时的课程、还要写几个小时的作业，其他时间被压缩到几乎没有的情景，就显得十分理性了。
因为，如果是作为未来的公民而培养，那除了学业以外，就需要有大量自由时间来培养社会能力和爱好，实现心理和人格的平衡，学会成为社区的一部分，学会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利益……并且小公民的幸福感本身就是社会的一个重心。
但如果是作为未来的社会劳动力来培养，那么就得把清醒的时间全部利用起来，才符合效率的定义。
就好像每个斯巴达人，都是作为将来的战斗力而被培养的，从出生就必须经过严格的监督、选择、专业化和竞争。这样下来，一方面使他们的战斗效率提到非常高的程度，一方面它的严格性已经达到了完全不顾人情的地步。
有多么不顾人情呢？在节目中出镜颇多的那个哈尔滨中学的女班长，在采访时提到，她周一到周五住在阿姨家，因为回到自己家要走30分钟，回到阿姨家只有5分钟。丹麦记者问她：你就因为每天多了这两个25分钟，就不回家和父母相聚吗？女生很自然地说：因为时间就是生命，要用来学习啊。
如果我们考虑她每天需要上12个小时的课、写大量作业，这并非不可理解。但是问题在于，孩子在性格成长的关键时期，对家庭的温情和支持非常需要的时候，居然会这么主动地放弃和家人相处的机会。这就是斯巴达意义上的“严格到不近人情”的程度。
如果教育不是把人作为目的，而是作为制品，必然最后会走到这一步。斯巴达人其实就是最古老的绝对功利主义者，他们力求榨取一切人的一切时间，用来为将来的战斗发挥每一份效能。
▲看过《斯巴达300勇士》这部电影的人一定会对斯巴达战士的勇武叹为观止，同时也会被他们残酷的训练方式所震惊，因为他们的制度包括杀死不健康婴儿、从小远离家人接受训练、不能和妻子生活在一起、服兵役到60岁等等。
可是，如果当“学习机器”就能在所有的竞争中获胜，这有什么不好呢？
中国的教育体系培养出的劳动力不是很有效率吗，中国制造不是遍布全球吗？
斯巴达这个城邦不是很成功吗，甚至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打败了雅典？
对此，我们可以从个体和整体两个角度来分析。
个体：“专业人”是有缺失的
古希腊人认为，斯巴达人这样的“专业人”，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是有所缺失的。
“专业人”指的是一种畸形现象：某些人专门进行某种专业的活动，以至于摧毁了他们作为一个社会动物的全面发展。他们采取一个走捷径的办法，把某一种能力提到更高的水平，而对一个人的全部人格中的其余部分撇开不管。人们可以毫无困难地把一个人训练成为一个熟练的技术人员，而他的灵魂的其余部分都还保持着原始的和野蛮的状态，最好的例子就是专门从事军事的斯巴达人。
同样，东亚学生的成绩，尤其是数学，看起来很厉害，令很多人惊奇，中国学生都是数学天才吗？但答案其实很简单：中国学生在数学上领先，只是因为他们花了更多的时间学数学。
在PISA2012年的测试结果中，中国上海的学生比美国最强的麻省学生还要领先两年。而根据美国教育部长阿恩邓肯的计算，中国学生在学校里待的时间比美国学生一年要多出25%-30%。到15岁参加测试的时候，学生已经上了10年学。考虑到美国的学校一年上180天，一个15岁学生比麻省的同龄人要多上了2-3年。
但是每个人的时间都是一样的，中国学生多学这两年，是从他的成长过程中的十年中硬生生抠出来的。只不过得到的成绩似乎唾手可得，而失去的隐形的东西无法准确估量而已。学到了多一些书本上的知识（这些知识多半是西方人在过去300年间发展出来的），而失去的，可能就是无穷的可能性了。
亚里士多德说：
只有在全部生活必需都已具备的时候，在那些人有了闲暇的地方，那些既不提供快乐、也不以满足必需为目的的科学才首先被发现。只有在生活必需品全部齐备之后，人们为了娱乐消遣才开始进行这样的思考。
经过中国人三十年的艰苦奋斗，基本上每个孩子都终于饮食无忧，齐备了生活必需品。可是，我们的教育竟然和自然法则唱对台戏，让孩子成为全家、全社会中最忙碌的人，那他们何时可以思考呢？
整体：用力过猛就不可能创新
而如果我们抛开个体，从整体的角度来看，像斯巴达人这种不近人情的严格所取得的外在成就，可能会达到一种汤因比所谓的由于用力过猛而到达的”停滞的文明”。
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许多文明——波利尼西亚人、因纽特人以及斯巴达人，之所以最终失去活力，就是由于它们“用力过猛”。它们为了迎接挑战花掉了所有力量，以至于高度紧张，最终无法活动，更不用说创新了。
在斯巴达人存在的那几百年，除了战斗故事以外，什么都没有留下。甚至这些战斗故事，也是其他城市的希腊人记录下来的。而与之同时代的雅典城，则是有史以来最具创造力的三个城市之一（另外两个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和莎士比亚时期的伦敦）。
斯巴达人取得的成就，是因为他们把人类性格的无穷发展可能性放弃到了最大程度，而换上了没有发展可能性的动物性格才达到了这种程度。他們所走的乃是一条退化的道路。
伯利克里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发表演说，比较了斯巴达和雅典人的区别：
我们是自愿地以轻松的情绪来应付危险，而不是以艰苦的训练；我们的勇敢是从我们的生活方式中自然产生的，而不是国家法律强迫的；我认为这些是我们的优点。我们不花费时间来训练自己忍受那些尚未到来的痛苦；但是当我们真的遇着痛苦的时候，我们表现我们自己正和那些经常受到严格训练的人一样勇敢。我认为这是我们的城邦值得崇拜的一点。
▲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
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斯巴达确实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打败了雅典，但没过30年，他们的霸权就崩溃了。
斯巴达人投入了他们每个人的人生的每个阶段，使得“斯巴达密集方阵”成为效能极高的完美机器，但正因为如此，反而在战术上极度保守，被另一个城邦底比斯以创新的斜线战术击败。而底比斯人和其他希腊城邦一样，除了战争，还拥有丰富的艺术和文化生活。
中国孩子这样刻苦，目标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好学生Leo说，他目的是上个好大学，找到好工作。
然后呢？ 然后就生活在幸福之中么？
在这个记录片的开头，中国女班长一本正经地说：我们中国人先苦后甜，外国人先甜后苦。
这个不知啥时啥人编造出来的可笑想法，到现在还在愚弄这些可怜的孩子。纪录片的最后一部分，是那些初三生梦想中的寄宿高中的访谈，看里面的情景，只会更苦。
那么，是不是高考完他们就生活在幸福中了呢？
不，感受和保持幸福的能力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培养出来的。不幸福会变成一种习惯。泰勒•本-沙哈尔在《幸福的方法》中指出，有一种“忙碌奔波型”心态，具有这种心态的人，认为此刻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实现未来的目标，痛苦的过程是获得未来幸福的必由之路。
▲泰勒•本-沙哈尔《幸福的方法》封面
在这种心态下成长的孩子，经常被父母和老师提醒：上学的目的就是取得好成绩，这样才能有个好未来。然而，从来不会人告诉他学校也是个可以获得快乐的地方，或者说，学习本身就应该是一件开心的事。
“忙碌奔波型”信奉的是“实现谬论”，即认为只有在实现一个有价值的目标后，才可以得到幸福。但大多数情况下，眼前和未来的幸福是可以平衡的。比如，一个热爱学习的学生，可以在学习的过程中享受创造的快乐，而这种快乐也可以帮助他取得好成绩、在未来获益。
信奉这种“先苦后甜”人生观的人，将来就算得偿所愿，得到好工作，也会不停地从一个目标奔向另一个目标。
斯巴达人即使通过了童年的严酷训练，在一生的任何阶段还是没有什么自由可言，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在这里能被允许的生活是什么，在自己的岗位上必须做的事情又是什么，他们都有着这样一种心情：自己生来不是为他们自己而服务的，停下来休息仿佛是一种罪恶。
一个斯巴达人永远也得不到幸福。
丹麦当然并非完美，我们所在的时代是个远未完美的世界和时代，即使是“最幸福的国家”也有很多问题。
但是，只有致力于追求幸福，才能得到幸福。而不是上了理想的大学、进了理想的公司、找到理想的爱人、培养出理想的孩子，就会得到幸福，那只会是一种永远达不到的无尽之探求。
这个节目结束的时候，记者采访了丹麦的几个家长和孩子对这场竞赛的态度。他们也觉得来自中国的竞争要重视，要多做一些创新。节目最后，有一个在竞赛中表现得非常多才多艺的男生笑嘻嘻地说：
我们还要继续做最幸福的人。
反观我们，在中国连续高速增长30年后，生活条件明显好了很多，可是许多70、80后的父母，都觉得现在的孩子压力反而比自己小时候大多了，下一代甚至比这一代人更不幸福了。
中国父母其实是世界上最尽心尽力的家长，那么成年人努力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所以汪丁丁说：
陷入如此混乱的精神情境和社会情境，难怪许多中国孩子沦为个人奋斗的牺牲品……大家似乎都满足与跟随潮流而奋斗，大家都仅仅满足于通过“逆潮流者亡”这一浅显而错误的人生道理。于是，大家都努力督促自己的孩子投入这场令人绝望的竞争……
每个人都知道中国教育病入膏肓，但是没有集体行动，总觉得自己家的孩子运气会比较好，就这样陆续跳入煮沸的青蛙汤里，直到最后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