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背后，揭秘你不知道的香港查氏家族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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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查氏家族是中国横跨“政商学”三界的知名家族，其中有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纺织大王査济民，一个是文坛奇才金庸（原名：查良镛）。
如今，查济民家族立足于香港，其产业遍布全球，旗下拥有金融投资、房地产、纺织工业、科技等诸多业务。
而作为查氏家族办公室的CM Capital，至今已有40年多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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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配置和决策机制
查济民与金庸都出自浙江海宁袁花镇龙山查氏家族。查济民比金庸年长10岁，论辈分，査济民是金庸的祖父，不过两人常以“查老”“小查”互称。两人曾在香港基本法起草的过程中合作提出了著名的“双查方案”，主张政制发展要逐步推进，成为日后香港政改的蓝图之一。
作为查氏集团家族办公室的CM Capital（简称CMC），于1969年在硅谷创立。之所将地址选在硅谷，是因为当时査济民的儿子们在位于硅谷的斯坦福大学上学。他们非常喜欢这个地方，并开始投资房地产。
因此，至今房地产一直是CMC重要的投资板块之一。其中，对于商业建筑，CMC不仅是投资者，还是实际运营者。随着投资组合的增长，CMC逐渐进入风险投资领域，后又扩展到其他资产类别，如私募股权和对冲基金等。
2007年，CMC成立了子公司 CM Capital Advisors，选择性地与寻求通过风险投资、私募股权和对冲基金等另类资产类别提高回报的机构投资者合作。
在投资组合上，CMC的房地产投资占比38%，私募股权占比约为55%，其他为风险投资、杠杆收购以及其他类型的私募结构化产品。其中，对于房地产，CMC选择直投。对于其他类型的投资，CMC则有着不同的目标。
CMC高度重视资产的保值，并且希望能够在保值的基础上增值。它不会赌那些风险高得离谱的产品，尽管有时候也会配置一些风险高的产品。
在资产配置上，CMC有一个多元的智能资产配置策略，会不断审查投资情况以确保有一个良好的具有竞争性和升值潜力的投资组合。在此基础上，CMC会再增添一些风险高、回报也高的投资组合。
在决策上，CMC内部有一个正式的投资委员会，每月举行一次会议，有定期议程。该投资委员会由Elizabeth、首席投资官、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会主席组成。
基金投资部门主要负责汇总信息、尽职调查等一揽子计划，并为各种基金经理提供参考和建议，如股票的赎回、或在特定战略中是否需要更换基金经理等。
然后，由投资部门负责将这些信息汇总起来，供每月讨论。
另外，CMC旗下有三个基金：另类投资基金（主要是私募股权基金），对冲基金和房地产基金。每一个基金都会有一个投资委员会，委员会的人会经常见面。
如今，CMC正从单一家办变为一个联合家办，并接受一些外部资本的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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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爱规模克制的基金
CMC不喜欢规模太大的基金，主要是因为得不到它们的关注，且在谈判的时候，自己没有太多的主动权和灵活性。“对它们来说，我们只是一个数字而已。”Elizabeth说道。
如，CMC的证券投资组合经理只关注对冲基金，喜欢规模克制的基金，AUM在2-5亿美元之间。
原因是，Elizabeth发现，当他们投资了那些4-5亿美元的基金，以为自己做的是正确的决定时，却发现当它们膨胀到20亿美元AUM后，就会放弃之前的投资策略。
“它们规模太大了，无法执行正确的策略。”Elizabeth称，CMC觉得它们正在走“下坡路”，因此不会选择那些AUM为20亿美元的基金。
通常，CMC会选择5-10亿美元之间的基金。但是，对于规模太小的基金（2亿美元以下）也不会投资。尽管如此，但CMC有时仍会投资一些10亿美元以上的基金，因为觉得其业绩可期。
在选择被投对象时，CMC会选择那些从老牌或成熟基金中出来的人，因为对其过去的个人表现以及其投资情况都有所了解。
当然，CMC偶尔也会向新兴的基金经理提供从200万-300万美元不等的私募资金。在选择新兴基金经理时，CMC也有自己的标准，会从自己所熟悉的其他机构里挑选。
在决定投资前，CMC会对其进行长达数年的观察，如，他们如何与CMC进行互动，如何对CMC的问题做出回应等。
因为CMC追求长期回报，而非快速、短期的回报。所以，CMC极其重视人际关系，会与基金经理建立长期的、深厚的关系。在私募股权领域，CMC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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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筛选标的
在CMC内部，有一套严谨的、有纪律的投资流程。
在投资前，CMC会对被投方进行全面的尽调与分析。如果项目通不过，即使对方和CMC的关系再好，CMC也不会把钱给到对方。在CMC看来，“靠关系”是行不通的，它不能取代任何类型的定量分析或深入的尽职调查。
对于尽调调查，一般机构都会有自己的标准流程，或是基于网络的通用问卷，或是为不同类型的基金经理创建自定义尽职调查问卷。
CMC所提倡的是使用标准的DDQ（尽职问卷调查表），即有一个适合每个基金经理的标准问题清单。CMC的标准问题清单主要聚焦于“风险”，涉及：该基金有哪些风险，是否有不良的尾部风险，最大风险是什么等等。
然后，CMC会再去看其优势——与同类竞争对手的不同之处，它的投资策略和原则是什么等等。如，风险投资、私募股权、对冲基金的投资策略和原则分别是什么，被投者是如何向投资者阐述其投资策略的。
对于团队，CMC也有自己的考核标准：
首先，会看该基金经理对策略的了解和参与程度，以及执行程度。
其次，会看团队，包括团队成员、年龄、背景，任职年限等。
在决定投资前，CMC会与被投团队开至少2-3次会议，以确保能全面考察对方。最重要的是，CMC会试图与被投对象之间建立一种情感联系，如果能“喜欢”他们，自然会增加投资概率。
此外，CMC还会关注被投公司的经营理念和团队文化，尤其关注他们作为一个团队是如何互动的？是否真的如一支齐心协力的“球队”，信任彼此？团队成员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潜在的不快乐、不满意或者敌意？
如果团队之间的确存在着“敌意”或“不满意”，这些对CMC来说，就是一个危险信号。CMC希望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信任与合作关系，不想看到这个团队在一年之内就爆发出大的内部矛盾，或某关键人物在六个月后就离开。
当然，组织架构、后台管理与设置情况，也是CMC的关注点之一，如CFO的背景以及工作经验等。
除此之外，该公司的业绩也是CMC选择的标准之一。但如果它的业绩非常好，而其他地方不符合CMC的考核标准，CMC也不会考虑投资。
在CMC看来，设立一个问卷调查标准对于很多家办来说，是必要的。如，对于那些办公地址在加拿大，而尽调对象却在香港或新加坡的家办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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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投“不懂税务”的基金经理
由于CMC是一个由非美国和美国人组成的家办，所以在投资上，CMC会将税收问题考虑进去，并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可以说，这是CMC在挑选基金经理时，最关键的一个因素。
CMC会拒绝投资那些在税收结构方面没有经验的基金经理，以及那些对投资者税收问题并不真正关心的人。事实上，有很多基金经理都忽略了税收这一问题。
Elizabeth举例说道，如果一个基金经理告诉他们，在其外国投资者中，有些企业可能无法处理包括税务等问题。
如果这些基金经理没有为CMC或类似CMC这样的投资者建立一个可替代的税务解决方案或法律结构，就会失去很多机会。Elizabeth表示，他们不会替这些基金经理处理税务问题，他们必须自己去“填写税单”，处理此事。
即使几年后，他们完善了相关的税收结构，CMC依旧会拒绝投资。原因是当初CMC来找他们时，他们对税务不关心的态度已经进入其“pass名单”。
Elizabeth建议，如果基金能在内部能设置一个税收风险防控管理系统，将会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但是许多基金经理觉得这没有帮助，且使得事情过于“繁琐”。
退一步讲，对于如CMC这样的投资者而言，即使基金经理无法解决税务问题，但只要对此保持敏感的态度，或者表现得稍微谦逊一些，CMC都会与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但是，一旦他们对此问题变得漠不关心或粗心大意时，CMC就不会再考虑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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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投“答非所问者”
在面对那些“难以拒绝”的募资请求时，CMC向来都是积极主动的。
首先，CMC会通过搜索列出一个希望了解、可能投资的顶级基金经理目标清单，这样的目标清单大约有15-20个。
其次，对于收到的不在他们列表清单中人的电子邮件或电话时，CMC会有多种处理方式，具体取决于这些邮件或电话是寄给或打给私募股权总监还是对冲基金总监。
如果CMC在此之前已与之建立了联系，或者已经通过另一层关系了解了他们，那么他们就会获得优先权。如果不是CMC认识的人，CMC就会像之前那样去做研究和筛选。CMC会浏览每封电子邮件，接听每一通电话，不会删除任何邮件或不回复电话。
但Elizabeth不喜欢那些“答非所问者”。
此前，Elizabeth经常听到投资组合经理向CMC的基金总监抱怨，基金经理未回应其募资请求。但在Elizabeth看来，这完全是投资组合经理自己的问题。
他们总是不停地向CMC的基金经理销售自己的公司和产品。有时候，投资组合经理想要问一个关键的问题，得到的回答却仍是“宣传性的话语”。
“他们好像并没有在听我们说话。”Elizabeth表示。
著名管理学大师、人类潜能激励大师史蒂芬·柯维曾说，要想影响他人，你必须首先受到影响。Elizabeth认为，作为一个基金经理，在回复之前，要首先学会倾听，倾听问题，回答“所要回答的”问题很重要。否则，Elizabeth Hammack只能拒绝他们，“我宁愿和一个听我说话的人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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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俱进的管理章程
几年前，为避免出现潜在的利益冲突，CMC意识到需要以书面形式将风险披露出来，于是编写了家族办公室管理章程。Elizabeth认为，这些书面的常识性的东西，对家办来说非常有用。
而在家族办公室管理章程问世前，CMC在处理矛盾和冲突时，带有很大的随意性。
如今，CMC会根据需要，每年对家族办公室管理章程做出相应的更新与调整。这对于解决企业内部冲突、企业与家族之间的冲突有着良好的助益。
首先，它有利于提高投资的透明度，在投资决策产生冲突时，有助于解决问题。
其次，书面的家族办公室管理章程和定期披露流程能让每个人更有清楚地知道，什么时候需要做沟通和交流，什么地方可再透明一点。
第三，家族办公室管理章程可让一切事件更为公开，以确保任何问题和冲突都可被公开讨论。
Elizabeth认为道德守则在整个委员会中产生了许多良好的影响，对投资委员会也是如此。
此外，CMC的家族办公室管理章程除了投资上的披露标准部分外，还会对所投项目和私募基金进行一系列的问询，包括该基金经理是否在不同的董事会成员里任职，是否参与了任何可能会导致冲突的当地组织等。
Elizabeth认为，对于每个家族来说，制定一些标准清单是有用的，包括家庭使命陈述、目标清单、风险管理程序、投资策略等。
虽然Elizabeth也看到一些团队成员较少、规模较小的家办，没有相应的政策和流程，也做得很好。但他认为，一旦人员变动，却没有相应的记录程序，或者相关的流程才刚刚建立起来，对一个公司来说是巨大的损失。
如，CMC一个员工离开了公司。如果没有相关的记录程序，CMC就无法知道该名员工到底做了什么，是如何处理文件的。
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CMC开始逐步完善记相关的记录流程。后来，当有新人到来的时候，他就能很快上手。如果他有一些积极的建议和要求，CMC也可以及时修订相关程序。如此，员工和公司可以共同发展与进步。
总之，CMC制定的公司政策和程序是“与时俱进”的。如，2007年，CMC计划在SEC注册为注册投资顾问时，发现他们之前所做的政策依旧适用。
“这些都是从我们过去的错误中，吸取得来的。”Elizabeth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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