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要赢得未来30年，只有唯一选择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共同主编
近来，中国的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一个不小的风波。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无论是利益诉求还是意识形态的信仰），一些人又开始讲起毛泽东时代曾经盛行的“阶级斗争”来了。这自然引发了自由派的不安，海外也对此给予了相当的关注。
为什么那么大的中国，少数人发表了几篇有关“阶级斗争”的文章，就有那么多人紧张起来？人们的紧张，并非毫无道理。中共十八大以来，尽管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都通过了宏大的改革计划，并且改革的大方向也是向着市场化、法治化等诸多1980年代以来人们所向往的改革目标，但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这个方向并不明确。相反，官方的各种话语里面，经常包含有过去时代的话语遗产。经过毛泽东时代或者了解毛泽东时代的人，很自然就担忧“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回潮。
再者，中国自由派和左派之间的斗争，并非仅是思想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和“阶级斗争”也差不了多少，因为两派所代表的是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利益。中国的社会过于分化，这已经为阶级斗争造就了社会基础。
这也就是人们所担忧的地方。社会阶级之间的利益差异和纠纷已经是客观存在了。一旦执政党像毛泽东时代那样接受了“阶级斗争”的概念，变成实际的政策，中国的发展方向便变得非常清楚了。一旦“阶级斗争”回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就要出现领导层所强调的“颠覆性错误”。因为社会基础的存在，犯这种颠覆性错误的可能性是存在着的。
如何把握正确的历史方向？有必要梳理一下中共建国以来的历史，因为经验会告诉人们，今天的中国不需要阶级斗争，而是需要能够调和阶级利益、实现社会正义的法治和制度建设。
中国今天讲建国一百周年，即到2049年。到2049年，中国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毛泽东的30年，邓小平的35年，和从今天开始的35年。前面的65年已经成为历史，到2049年中国会变成怎么样，就取决于今后的35年。今后的35年怎么走？还得看前面的65年是如何走过来的。
毛泽东的30年，在前半段从事建设，通过国家的力量初步建立了国民经济体系，巩固了政权，但是后来进行“继续革命”，转向了政治运动，反而破坏现存制度。尽管毛泽东也在寻求一种新的制度形式，例如他试图把社会运动制度化，七八年来一次，但都以失败告终。因为政治运动的目标是针对现存制度的，尤其是官僚体制。不过，毛泽东时代也是有贡献的，这不仅在于人们所说的“消极的贡献”，即文化大革命之后，人们认识到社会运动的破坏性，因此转向了从事经济建设，更在于其“积极的贡献”——毛泽东为改革开放之后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尽管这并不是他所预想得到的。
邓小平的35年，主题是从事经济建设。但说邓小平没有想进行政治制度建设，也不对。1980年代他曾经提出过非常大胆的政治制度建设计划，例如党政分开、法制、社会主义民主等政治改革举措。不过，在苏东共产主义解体之后，政治改革的努力就自然停止了，邓小平转向更为紧迫的任务——拯救中国共产党。他的判断是，苏东共产主义政权之所以被推翻，主要是因为那里的政权没有能力从事经济发展，满足人民的需要。
这个判断并没有错。邓小平在经济建设上的功劳巨大。今天的中国俨然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那么大的成就，是世界经济历史上的奇迹。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等所有重要的经济组织。同时中国各种经济制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下一一到位，包括财政、金融、企业制度等。尽管所有这些仍然需要改革和改进，但大的制度都已经到位了。
邓小平的改革计划和思路管了中国改革和发展35年。现在要规划的是未来的35年。十八大是一个起点。十八大之后，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呈现出三大趋势。
赢得未来的唯一选择
第一是集权式改革。集权式改革扭转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过度分权所造成的“无改革”和“不改革”现象。中国的改革先易后难，在进入“啃骨头”的阶段，需要通过集权，来克服已经变得非常强大的既得利益对改革所造成的阻力。
第二是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大面积的腐败是执政党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关乎执政党的生存问题。尽管腐败并不是新鲜事，但近年来的腐败已经发展到了质变的程度，即党内利益的寡头化，一些经济寡头开始转型成为政治寡头，给执政党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同时，如果腐败不能得到整治，政权的合法性成为一大问题。如果没有社会信任，执政党同样什么事情也做不了。
第三是以法治为目标的制度建设。无论是集权还是反腐败，本身并非是最终的目的。执政党的目标，就是要在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基础之上，进行制度建设。这是今后35年的目标，也是最为艰巨的任务。
中国的经济已经进入了新阶段，即高增长阶段已经过去，进入了中速增长阶段。要实现从中等收入社会到高收入社会的提升并不容易。二战之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最初的高增长阶段后，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除了一些石油国家之外，成功逃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只有东亚的日本和“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这些东亚经济体能够逃避中等收入陷阱，不仅是内部的改革所致，也有外部国际环境的因素。东亚的经济奇迹发生在冷战阶段，冷战使得这些经济体不费力气地进入了整个西方市场，同时又赶上了后来的经济全球化。中国现在所面临的国内和国际环境很不一样。在国内，已经出现了一些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现象，例如官员腐败、社会分化、极端思想（不管左右）不断出现、各种犯罪率高居不下、环境生态危机不断等。在国际层面，西方对中国进行贸易保护主义，而周边的外交环境也一直呈现出很不确定的状态，一不当心，就会发生重大危机。
在这样的环境下，制度建设成为中国赢得未来的唯一选择。无论是集权还是反腐败，把它们放在制度建设的背景下来理解才有意义。要用制度建设巩固改革开放的成果，也要用制度建设发掘进一步改革的动力机制。制度建设是去年三中全会和近期结束的四中全会的主题。三中全会尽管涵盖面很广，但主题是经济和社会改革。三中全会的关键词是“市场化”，要通过市场化释放制度红利，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四中全会的关键词是“法治”，不仅是狭义上的，即法律意义上的，而是广义上的制度建设，包括社会、行政、政治等方面。三中全会决议包括336项改革，而四中全会决议包括180项改革。尽管两者之间有些重复，但加起来是一个庞大的改革和制度建设计划。如果能够实现，中国会是一个全新的国家。
细节决定成败
从制度建设来看，两个全会所通过的改革方案，既有对现存制度的改进，也有制度创新。例如三中全会所大力推动的经济市场化，就是对1990年代中期之后企业制度改革的推进。当时实行“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改革，在“抓大”方面只实现了一半，就是把企业整合起来，造就了一些庞大的国有企业，但市场化仍然没有到位。现在企业制度没有建立起来，国有企业仍然有行政和政治界别。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市场化才能得到解决。又如，四中全会所通过的“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开始讲制度细节问题。在所有国家，关键不在于有没有制度，而在于有没有制度细节，细节决定成败。
尽管有了今后35年的宏大计划，但要实施下去，仍然困难重重。一方面，改革的各种阻力不会因为集权和一场反腐败运动就消失了。反腐败打掉了一些具有显性威胁的经济和政治寡头，但这并不是说寡头的危险就不存在了。在一个多元利益的社会里，改革往往会演变成利益集团之争。如何使改革挣脱利益集团之争的樊篱？再者，改革也很容易成为意识形态之争。利益的分化必然导致意识形态的分化，各种不同利益也在把自己的利益上升为意识形态，在论证自己利益的合法性的同时，从意识形态层面阻拦对自己不利的改革。如何使改革挣脱意识形态之争呢？这些是没有答案的。
另一方面，这个改革的过程不能犯中共高层所反复强调的“颠覆性错误”。在这个过程中，形形色色的小错误在所难免，但颠覆性错误必须避免。从实际层面看，这种“颠覆性错误”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既可能来自于高层，也可能来自于社会，或者两者的互动。例如，前面所讨论的意识形态争论。如果执政党把握不好，意识形态之争成为改革的主题，或者意识形态走回头路，就会是一个颠覆性错误。再如，如果经济改革（例如反垄断）不到位，又有经济寡头演变成政治寡头，又会出现类似周永康那样的事件，也会演变成颠覆性错误，那就是领导层的分化甚至分裂。又如，如果社会治理制度和基本社会正义不能实现，有可能演变成很多经济体都在面临的大规模的社会抗议运动，也会造成颠覆性错误。
如果既能克服改革的各种阻力，也能避免各种可能的颠覆性错误，今后的30年就能够比较顺利实现执政党所计划的长远目标。正如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所预示的，到本世纪中叶，中国要建设成为一个民主富强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