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凌宗伟，特级教师、中学高级教师、全国优秀校长、《中国教育报》“2012年度十大读书推动人物”之一。民国教育家刘百川研究者，学校行为文化建设的倡导者，践行者。近年来在各类报刊发表教育教学论文两百多篇。有《语文教师的使命》、《校长之道和人格修炼》、《健康教育》、《成长的烦恼》等专著与编著。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共同主编近来，中国的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一个不小的风波。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无论是利益诉求还是意识形态的信仰），一些人又开始讲起毛泽东时代曾经盛行的“阶级斗争”来了。这自然引发了自由派的不安，海外也对此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为什么那么大的中国，少数人发表了几篇有关“阶级斗争”的文章，就有那么多人紧张起来？人们的紧张，并非毫无道理。中共十八大以来，尽管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都通过了宏大的改革计划，并且改革的大方向也是向着市场化、法治化等诸多1980年代以来人们所向往的改革目标，但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这个方向并不明确。相反，官方的各种话语里面，经常包含有过去时代的话语遗产。经过毛泽东时代或者了解毛泽东时代的人，很自然就担忧“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回潮。再者，中国自由派和左派之间的斗争，并非仅是思想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和“阶级斗争”也差不了多少，因为两派所代表的是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利益。中国的社会过于分化，这已经为阶级斗争造就了社会基础。这也就是人们所担忧的地方。社会阶级之间的利益差异和纠纷已经是客观存在了。一旦执政党像毛泽东时代那样接受了“阶级斗争”的概念，变成实际的政策，中国的发展方向便变得非常清楚了。一旦“阶级斗争”回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就要出现领导层所强调的“颠覆性错误”。因为社会基础的存在，犯这种颠覆性错误的可能性是存在着的。如何把握正确的历史方向？有必要梳理一下中共建国以来的历史，因为经验会告诉人们，今天的中国不需要阶级斗争，而是需要能够调和阶级利益、实现社会正义的法治和制度建设。中国今天讲建国一百周年，即到2049年。到2049年，中国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毛泽东的30年，邓小平的35年，和从今天开始的35年。前面的65年已经成为历史，到2049年中国会变成怎么样，就取决于今后的35年。今后的35年怎么走？还得看前面的65年是如何走过来的。毛泽东的30年，在前半段从事建设，通过国家的力量初步建立了国民经济体系，巩固了政权，但是后来进行“继续革命”，转向了政治运动，反而破坏现存制度。尽管毛泽东也在寻求一种新的制度形式，例如他试图把社会运动制度化，七八年来一次，但都以失败告终。因为政治运动的目标是针对现存制度的，尤其是官僚体制。不过，毛泽东时代也是有贡献的，这不仅在于人们所说的“消极的贡献”，即文化大革命之后，人们认识到社会运动的破坏性，因此转向了从事经济建设，更在于其“积极的贡献”——毛泽东为改革开放之后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尽管这并不是他所预想得到的。邓小平的35年，主题是从事经济建设。但说邓小平没有想进行政治制度建设，也不对。1980年代他曾经提出过非常大胆的政治制度建设计划，例如党政分开、法制、社会主义民主等政治改革举措。不过，在苏东共产主义解体之后，政治改革的努力就自然停止了，邓小平转向更为紧迫的任务——拯救中国共产党。他的判断是，苏东共产主义政权之所以被推翻，主要是因为那里的政权没有能力从事经济发展，满足人民的需要。这个判断并没有错。邓小平在经济建设上的功劳巨大。今天的中国俨然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那么大的成就，是世界经济历史上的奇迹。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等所有重要的经济组织。同时中国各种经济制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下一一到位，包括财政、金融、企业制度等。尽管所有这些仍然需要改革和改进，但大的制度都已经到位了。邓小平的改革计划和思路管了中国改革和发展35年。现在要规划的是未来的35年。十八大是一个起点。十八大之后，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呈现出三大趋势。赢得未来的唯一选择第一是集权式改革。集权式改革扭转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过度分权所造成的“无改革”和“不改革”现象。中国的改革先易后难，在进入“啃骨头”的阶段，需要通过集权，来克服已经变得非常强大的既得利益对改革所造成的阻力。第二是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大面积的腐败是执政党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关乎执政党的生存问题。尽管腐败并不是新鲜事，但近年来的腐败已经发展到了质变的程度，即党内利益的寡头化，一些经济寡头开始转型成为政治寡头，给执政党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同时，如果腐败不能得到整治，政权的合法性成为一大问题。如果没有社会信任，执政党同样什么事情也做不了。第三是以法治为目标的制度建设。无论是集权还是反腐败，本身并非是最终的目的。执政党的目标，就是要在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基础之上，进行制度建设。这是今后35年的目标，也是最为艰巨的任务。中国的经济已经进入了新阶段，即高增长阶段已经过去，进入了中速增长阶段。要实现从中等收入社会到高收入社会的提升并不容易。二战之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最初的高增长阶段后，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除了一些石油国家之外，成功逃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只有东亚的日本和“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这些东亚经济体能够逃避中等收入陷阱，不仅是内部的改革所致，也有外部国际环境的因素。东亚的经济奇迹发生在冷战阶段，冷战使得这些经济体不费力气地进入了整个西方市场，同时又赶上了后来的经济全球化。中国现在所面临的国内和国际环境很不一样。在国内，已经出现了一些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现象，例如官员腐败、社会分化、极端思想（不管左右）不断出现、各种犯罪率高居不下、环境生态危机不断等。在国际层面，西方对中国进行贸易保护主义，而周边的外交环境也一直呈现出很不确定的状态，一不当心，就会发生重大危机。在这样的环境下，制度建设成为中国赢得未来的唯一选择。无论是集权还是反腐败，把它们放在制度建设的背景下来理解才有意义。要用制度建设巩固改革开放的成果，也要用制度建设发掘进一步改革的动力机制。制度建设是去年三中全会和近期结束的四中全会的主题。三中全会尽管涵盖面很广，但主题是经济和社会改革。三中全会的关键词是“市场化”，要通过市场化释放制度红利，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四中全会的关键词是“法治”，不仅是狭义上的，即法律意义上的，而是广义上的制度建设，包括社会、行政、政治等方面。三中全会决议包括336项改革，而四中全会决议包括180项改革。尽管两者之间有些重复，但加起来是一个庞大的改革和制度建设计划。如果能够实现，中国会是一个全新的国家。细节决定成败从制度建设来看，两个全会所通过的改革方案，既有对现存制度的改进，也有制度创新。例如三中全会所大力推动的经济市场化，就是对1990年代中期之后企业制度改革的推进。当时实行“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改革，在“抓大”方面只实现了一半，就是把企业整合起来，造就了一些庞大的国有企业，但市场化仍然没有到位。现在企业制度没有建立起来，国有企业仍然有行政和政治界别。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市场化才能得到解决。又如，四中全会所通过的“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开始讲制度细节问题。在所有国家，关键不在于有没有制度，而在于有没有制度细节，细节决定成败。尽管有了今后35年的宏大计划，但要实施下去，仍然困难重重。一方面，改革的各种阻力不会因为集权和一场反腐败运动就消失了。反腐败打掉了一些具有显性威胁的经济和政治寡头，但这并不是说寡头的危险就不存在了。在一个多元利益的社会里，改革往往会演变成利益集团之争。如何使改革挣脱利益集团之争的樊篱？再者，改革也很容易成为意识形态之争。利益的分化必然导致意识形态的分化，各种不同利益也在把自己的利益上升为意识形态，在论证自己利益的合法性的同时，从意识形态层面阻拦对自己不利的改革。如何使改革挣脱意识形态之争呢？这些是没有答案的。另一方面，这个改革的过程不能犯中共高层所反复强调的“颠覆性错误”。在这个过程中，形形色色的小错误在所难免，但颠覆性错误必须避免。从实际层面看，这种“颠覆性错误”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既可能来自于高层，也可能来自于社会，或者两者的互动。例如，前面所讨论的意识形态争论。如果执政党把握不好，意识形态之争成为改革的主题，或者意识形态走回头路，就会是一个颠覆性错误。再如，如果经济改革（例如反垄断）不到位，又有经济寡头演变成政治寡头，又会出现类似周永康那样的事件，也会演变成颠覆性错误，那就是领导层的分化甚至分裂。又如，如果社会治理制度和基本社会正义不能实现，有可能演变成很多经济体都在面临的大规模的社会抗议运动，也会造成颠覆性错误。如果既能克服改革的各种阻力，也能避免各种可能的颠覆性错误，今后的30年就能够比较顺利实现执政党所计划的长远目标。正如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所预示的，到本世纪中叶，中国要建设成为一个民主富强的国家。

基于这个判断，教育管理的决策就主张，实施学校管理的自主化发展，要给予学校课程管理权力，以及教师教学权力。行政在涉及到学校课程实施与教师学科教学方面要止步，不要过多干涉。也就是说，行政化管理要有禁区。

也许事后你很后悔，做出弥补的事情，努力铺平、压平这张纸，纸好像平整了一点，但细纹和褶皱还在，所以，当你的情绪很激动时，告诉自己再等一下，会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不要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情。

科学思维指人借助于语言或符号对科学事物（包括科学对象、科学现象、科学过程、科学事实等）作出概括和间接的反应过程，是理性思维和非理性思维的整合。包括证据推理、模型建构、猜测想象，质疑创新等要素。

作者简介：赵宪宇，江苏省无锡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学语文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教育杂文作者，江南大学兼职教授，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全国教育改革创新优秀教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学校打破分科教学的框架，没有传统的语文、数学、英文课程，而改为贯通六年的24个主题课程。为了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精神，中年级以上学生有选修课，包括“桌游数学”“厨房里的科学”等生动活泼、生活化的课程。

首先是对学术研究的无知。茅于轼的这项研究明明是考虑如何加快中国的发展，改善百姓生活，对粮食的供给应该如何解决提出自己的建议；怎么能把一项严肃的学术研究肆意断定为谋害中国人的阴谋诡计呢？

这种评价虽然仍带有50年代对《背影》批评的痕迹，但是作者能够以历史的眼光客观评价《背影》，已是难能可贵。特别应指出的是，这是继1951年对《背影》大批判后，第一篇公开为《背影》恢复名誉的文章。

19世纪，电动机又出现了。电动机的出现使整个欧美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什么？因为电动机的出现，尤其是电的出现，使技术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胞，无孔不入，这时候人们感觉到仅仅靠过去的经验无法应对世界。

他说：“有一次会议上大家问你喜欢康德还是歌德？我说我喜欢歌德。歌德到了那么大岁数了，还只有欣赏美丽的东西，我觉得康德虽然是个大哲学家，但是这两个人在一起，我肯定是愿意做歌德，不愿意做康德。”

把所谓“国学”作为文化的聚焦点，就值得质疑。学术无国界。洋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算不算“国学”？20世纪从国外引进并已生根开花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是不是“国学”？除了概念不清外，更可怕的是排外。

音乐、电影、古诗词，是他的最爱，他除了主课语文以外，从1998年开始，制订了一张特殊的课表。课表一共有三个主要内容：诗歌鉴赏课、音乐鉴赏课、电影鉴赏课，安排在早读或者自习课时间，都是他自己添加的。

但是，不知为何，后人常常冠以“太宗察佞”的题目。其意若曰：太宗是圣君，对小人的甜言蜜语是明察秋毫的。我总是为刘餗们抱打不平——最后一句，难道你们都没读明白吗？

教育学要回归作为其研究对象的完整的“教育”，真正以全部教育现象存在之普遍的时空框架来界定其学科边界，才能从内外两个方面清晰地划定学科边界，进而真正开启教育学科学化发展的征程。

父母对子女教育的焦虑同样源于比较。生活中最能加剧父母焦虑的一句话就是“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父母们把孩子的成长看成了一场比赛，为了取胜，他们尽一切努力让孩子达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目标。

当然，人物合成需要以某一生活原型为“胚胎”，逐渐吸收、融化其他原型的特点，所以成功的典型人物往往不是“速成”的，一般都有一个较长时间的孕育过程。如阿Q的形象，在鲁迅心中已有了“好几年”的时间。

也许，寻求生命的意义，所贵者不在意义本身，而在寻求，意义就寓于寻求的过程之中。我们读英雄探宝的故事，吸引我们的并不是最后找到的宝物，而是探宝途中惊心动魄的历险情境。寻求意义就是一次精神探宝。

孩子的成长与智力相关，也与非智力因素相关。家长仅关注孩子的智力，甚至仅关心学习成绩是不够的，更要关注孩子的非智力因素。

“课”与“课堂”是中小学一线教师的安身立命之所。平凡源于此，创造亦源于此。如何在“课”中体现教研的成果，提高课堂实效；如何让“课堂”生成教学的智慧，培养研究品质，也许这才是最重要的一线教育科研课题。

易中天形容书本身就是一个漂亮的、美丽的女孩：“书对我来说就是我的情人。”“如果某一天没有阅读的话，我将像没有吃饭、没有喝水那样难受。”作家叶文玲也称“书——天下第一大情人！”……

此则材料中的关键词是“富有”“眼光和态度”，这两个关键词之间构成结果与条件关系。材料中的“富有”包含物质富有和精神富有两个层面，而从精神富有这个层面切入，不仅符合题旨，而且更能写出深意。

孩子的成长，需要一个天高任鸟飞的广阔时空。作为父母的我们，现在耐心地陪伴着他们试飞，将来定能远眺着他们的翱翔。

哈格里夫斯的这种重视教师文化的效用的思想是符合文化的本真意义的。史谟勒(Small)曾经指出，“文化是机械的、心灵的和道德的技术之全部整备。在某一时期，人们可以用这些技术来达到他们的目标。”

因为听说一所学校没“特色”，没什么新闻，平时也没什么动静，于是我反而有了兴趣。

如何实施读写共生?我们不妨来看2009年清华大学自主招生考试的一道试题。它要求学生阅读四篇作品，然后完成相关练习。这四篇作品是：李国文的《白居易的粉丝》、杨扬的《4年前和奥巴马的邂逅

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蔡美儿提出的严厉教育方式“虎妈”一度非常流行，但是现在瑞典、丹麦等北欧国家家庭中可以看到的“斯堪的爸爸（斯堪的纳维亚爸爸）”成为大势。

由此，我们应当醒悟到“以考试为本”“以分数为本”，甚至“以死记硬背为本”的教育，是与“以育人为本”的教育相去甚远的。在“应试”的死胡同里奔走，而又想人才辈出，与缘木求鱼有什么区别呢！

生命都有着它内在的生长力量。学校的每个孩子都如同一颗正常的“种子”，只要能提供给它必要、充分而适合的阳光、水分和营养，并保护其不受外力所伤害，它就能正常地生根、发芽、开花与结果，长成它最好的模样。

标题注释：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我国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研究”(项目编号：2016M600054)阶段性研究成果。

这是另一种鼓励孩子倾听自己内在智慧的办法。例如，让你的孩子把手放在胸前或者小腹前，然后想象自己在听它们对话。列兹尼克说这样做能让抽象的事物实体化，同时也能使孩子们给予自己一次温柔的爱抚。

作者简介：赵宪宇，江苏省无锡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学语文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教育杂文作者，江南大学兼职教授，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全国教育改革创新优秀教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2015年3月19日中午，学校举行“3.28走进自然”的学生答辩活动。同学们齐刷刷地坐在报告厅里，屏住呼吸，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因为答辩能否通过，决定着他们班在３月２８日这天是否可以外出。

课程结构是课程体系的外显形态，是对课程的各种构成要素及其关系的总体反映，既是对课程的质的规定，反映着课程内在价值取向，又是对课程的深层次理解，决定着课程的具体形式。这项工作可以分几步完成。

很多孩子受到欺凌之后会出现食欲下降、注意力恍惚、睡眠质量变差、学习成绩波动、如厕习惯改变(厕所是校园欺凌的高发地，因此很多孩子避免在学校上厕所)等变化，要巧妙地与孩子沟通这些变化背后的原因。

教师的学习方法之中有一种极具学术价值的方法，那就是“向智慧的人借智慧”，就是向比自己聪明的人学习，向专家学习，特别是把专业的学术刊物作为积累学问、发展技能的首选。

“你们不必喜欢学生，只要做出喜欢他们的样子就够了。”原因很简单，如果你的行为并不说明你喜欢他们，那无论你多喜欢他们都没有用。但是，如果你的行为表现出你喜欢他们，那么，无论你是否真的喜欢也无关紧要了。

在这一综合性学习中，为完成该项目研究，学生之间、师生之间展开了充分的交流，形成了读写探究共同体。这也启示我们，老师可充分利用项目来引领学生进行探究性读写活动，从而开展语文综合性学习。

一次单位临时开会，我把孩子送给邻居照看。当看到邻居阿姨对着自己孩子的淘气大吵大吼批评责骂仍不起作用时，我家六岁孩子对阿姨说：“你不应该那样无缘无故的批评他，他会很难受的，你应该跟他一起想办法呀。”

今天是中秋佳节。宅在家中，倚在窗户前晒着这午后的阳光，脑子里不断地回放着你们的身影，想着你们入学北京中学后那些大大小小的细节、珍珍贵贵的瞬间，心里如同这阳光般暖暖的，非常惬意。

我可以“睡觉睡得自然醒”，因此，失眠对我来说，不是一件令人焦虑的事，相反我可以在这个时候审察内心，细腻思考。我可以享受失眠，成为我享受生活的一部分。失眠都可以享受，那还有什么不能成为享受呢！？

如果一所学校在办学上既不研究时代也不研究社会，还不研究生动活泼、千差万别的教育对象，怎么能够形成自己的特色呢？在这种情形下，一所学校如果非要形成什么特色的话，那也只能是为特色而特色的“打造特色”了。

关于教育问题的讨论往往充斥着基于个人经历与经验的偏见，借助实证研究展开探讨，有助于打破种种偏见，提升对教育的认识。学习科学的发展也不例外。

通过对话教研，教师自己确定研究主题，进行集体交流，有理有据地总结和发表观点，围绕教学实践的教育研究变得容易、自然而深入，有效地促进教师向教育家型教师方向迈进。

三、关于教师应该成为课程改革的主角：教师的再定义，让教师成为课程、教学改革的研究者、创造者，这是崇高境界与必然追求

何为好课？依愚之见非常简单，那就是教者非常清晰地明白“教什么？”“为什么教？”“怎么教？”，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复杂，那么神乎其神。

为什么运动员出身的人在社会中往往脱颖而出？他们有难以击垮的信心和号召力。一个能赢的团队一定也是经历过许多逆境的团队，不可避免有过失望、恐惧、质疑、懊恼……尤其在千变万化的比赛场上。

从这份教学目标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历史、美术知识与创作、讨论、诗的写作、德育等要素。很多老师都好奇，这些内容是怎么有机整合到一起的呢？我们看这张艺术与其他学科整合模型(见图1)，想必大家一定有所收获。

我们要给后代留下一份丰厚的精神遗产。我们每个人都注定要离开这个世界，没有人能长生不老，生命永恒的唯一途径就是把美好的品德、精神和家风永远地留传给子孙后代，使之成为一个家族延绵不断的文化血脉。

坚守并不意味着拒绝修正，积极的修正能使我们所坚守的目标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坚守不是僵化，不是保守，只有在不断的修正中才能真正坚守。积极的修正是应该而且必需的，因为它是坚守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