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全会：下一个五年， 中国命运取决于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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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全会：下一个五年，中国命运取决于谁？

文/马光远

毫无疑问，五中全会提出的“十三五规划”建议的核心目标是在下一个五年的发展周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第一个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到2020年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需要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需要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而这一系列目标建成的关键靠什么？

答案很简单，唯有创新！五中全会强调“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但将发展的重心从“经济建设为中心”明确转移至“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这意味着，“十三五”和以前的十二个五年规划最大的不同，在于以前“十二个五年规划”更加重视中国经济在“量”的层面的扩张，以“量”带动质的提升，而“十三五”则更注重“质”的飞跃，强调发展方式的重大变革，并据此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居于这五大发展理念的第一位。并且再次强调“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下一个五年，中国不可能继续走过去靠简单的投资和模仿是实现经济扩张的老路，因为这条路的一系列“约束条件”已经到了天花板。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泰勒．考恩在其《大停滞》一书中认为，美国经济在1970年代中期之后就进入大停滞阶段。

他将美国经济停滞的原因归结于两点：一是低垂的果实，二是美国进入了科技高原。他认为，包括电、汽车、火车、飞机、打字机、照相机、药品器材等等发明都是在1940年前完成的，之后，除了计算机和互联网，美国几乎没有什么划时代的发明。其实，考恩所言的这种状况，更适合经历30多年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

当下的中国经济，传统的增长动力趋弱，包括制造业、人口红利、投资、房地产、出口、消费在内的六架马车都已经筋疲力尽，难以为继，在缺乏创新的情况下，中国经济面临急速下滑的风险。模仿追赶式的增长走到终点，要么创新实现飞跃，要么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人类历史只给出了这两个答案。

但是，何谓创新，如何创新？五中全会在创新问题上，最大的突破是提出全面创新的观点，指出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并且将理论和制度的创新居于更加重要的位置。这是一个莫大的认识层面的进步。

20世纪中叶，西蒙．库茨涅茨提出了“现代经济增长”的概念，他认为，在工业革命之前，欧洲的经济增长率一般都低于0.1%，即如果物质财富增长一倍的话，大约要经历700年左右的时间，在工业革命开始之后的100年，年均经济增长猛增至1%或更高，这样大约只要经历70年的时间。罗斯托则将英国工业革命引发的个别国家的经济增速突飞猛进的现象称之为“人类经济的起飞”。可以说，英国工业革命成为人类经济突破“马尔萨斯陷阱”的重大转折点。

很多人都在研究工业革命为什么爆发在英国而不是其他国家？就技术而论，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与古代科技非常先进的中国根本不可相提并论，这个以“李约瑟之谜”而著称的疑问其实早已经被各方面的学者进行了立体式的解读。道格拉斯．诺斯在其《西方世界的兴起》中将西方的崛起归结于制度。认为西方世界之所以能够崛起，就在于它发展出一种有效率的制度安排。这种安排确立了财产所有权，把个人的经济努力不断引向一种社会性的活动。按照这个逻辑，英国之所以爆发工业革命，就有了制度的必然性。

早在工业革命爆发之前，英国无论在现代财政制度、产权制度、专利制度还是金融制度层面都已经为“工业革命”的爆发扫除着种种的障碍。无论是1215年限制王权的《大宪章》，还是1624年出现的人类最早的专利制度，包括1694年全球第一个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和1773年成立的伦敦证券交易所。这些保护技术产权，并且能够为技术的发展提供金融环境的制度都出现在英国。

诺斯的解读，也得到了著名经济学家希克斯的印证，在希克斯看来，英国工业革命本质上不是技术革命，而是金融革命。因为工业革命时期那些技术其实早已经出现，而只是在有了股份公司、现代证券制度和专利保护制度之后，技术才成了最重要的生产力。

基于此，五中全会提出“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加快形成有利于创新发展的市场环境、产权制度、投融资体制、分配制度、人才培养引进使用机制”等，并且提出在现代财政制度、税收制度、金融制度层面进行完善。这种将创新回归至“制度”，重视创新体系建设的做法，无疑是对创新的本质有个更高层面的认识，这等于在构建一种成为创新型国家的制度支撑体系，营造一种环境。

笔者在多个场合一直强调，中国成为创新型国家的最大障碍绝非技术层面。就中国在技术层面的创新能力而言，中国已经具备了成为创新型国家的基础。中国目前已经是全球第一专利申请大国，第一高科技产品出口大国，尽管在一些原创性和关键性的技术领域，中国和一些先进国家仍然有不小的差距，但中国成为创新国家的真正软肋仍然在环境、体制和机制。

比如，在体制机制上，中国还没有形成一个鼓励创新的环境；在知识产权保护上还比较薄弱，在文化上还缺乏对创新者的包容，在教育上，目前的教育体系和成为创新者有很多背道而驰之处，在金融制度上，金融还无法为创新提供真正的支持。

在下一个五年，如果我们不能在法律、教育、制度、政府、金融以及理念等方面真正形成支撑创新、激励创新的生态和体系，中国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全面脱贫，十有八九就会落空。

这五年真的是需要凤凰涅槃，需要痛下决心告别过去重商主义和投资拉动的传统增长，回归到熊彼特增长的新的经济周期的五年，如果中国在这五年为创新构建起真正的制度和公共政策架构，我相信中国一定能够成为人类历史上第十四个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否则，属于中国的时代则基本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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