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可金：国际秩序变革与中国的世界角色
未来的十几年时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决胜阶段，中国能不能成为引领世界的力量，能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及中国与世界的合作共赢，2030年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里程碑。中国在2030年的国际角色将呈现为体系内的建设性领导者角色。
2030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决胜阶段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里程碑
21世纪初最大的国际政治变化就是中国的持续崛起。经过30多年的持续发展，中国已经从一个国际社会中的边缘角色发展成为全球经济、政治和安全领域中的显赫角色。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急剧上升，当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在进入一个转型期，这一转型期的基本特征是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战略压力日益加大，不仅来自外部环境的战略压力迅速上升，来自自身内部各个领域的社会压力也在增加。美国亚太战略调整、朝鲜半岛局势、南海争端、缅甸局势、中东剧变等国际问题和通货膨胀、扩大就业、维护稳定、产品质量、环境污染等国内问题均表明，在内外不确定性压力交相挤压下，中国外交的周旋余地和弹性空间被压缩，维护和巩固中国发展势头和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阻力在加强，中国寻求和平发展的难度在加大。未来的十几年时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决胜阶段，中国能不能成为引领世界的力量，能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及中国与世界的合作共赢，2030年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里程碑。
在参与现有国际秩序的过程中，随着中国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国内秩序与现有国际秩序之间的矛盾有所凸显。比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北京奥组委提出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口号，表达了中国与世界和谐共处的良好愿望。但是，随着一些国家对北京奥运会进行抵制，以及在奥运圣火传递中发生的一系列干扰事件，让中国开始意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体系与欧美主导的现有国际制度体系之间的矛盾。
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在2010年超过日本之后，中国越来越强调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在十八大以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明确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外交上先后召开了中央周边工作座谈会和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强调奋发有为地推进中国外交的改革创新，不断推进外交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种种迹象表明，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中国的国际角色必然会受到中国世界观的影响。
2030年的中国世界观及其对中国角色的框架效应
在中国秩序与世界秩序的关系上，中国更强调改革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秩序，把推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为中国一切事业的核心。习近平总书记将“四个全面”作为治国理政的国家战略，其核心在于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2014年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也明确指出，在外交上，“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对外工作要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增强全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维护国家长治久安。”这些信号都表明：尽管中国领导人并没有放弃继续推进在现有国际体系内改制的传统路线，但越来越重视在现有国际体系外创制的新路线，特别是通过发展和完善中国自身的制度体系，逐步提升在国际秩序中的政治影响力。“一带一路”构想的提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发展银行、丝绸之路基金等一系列国际公共产品的创制，都是中国在现有国际秩序之外寻求“增量发展”的重要实践。
既然中国领导人已经确立了体系外创制的新秩序观，那么，这一体系外创制和体系内改革是什么关系呢？对此，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场合作出了回答，首先肯定了世界和平发展的基本趋势，提出了“世界多极化向前推进的态势不会改变，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会改变，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会改变，国际体系变革方向不会改变以及亚太地区总体繁荣稳定的态势不会改变”的“五个不会改变”的主张。①同时，习近平主席也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性，“正如一棵大树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树叶一样，天下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验，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肯定还要不断发展、不断完善。世界在变化，中国也在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必须随着形势和条件的变化而向前发展。只有不断与时俱进，中国才能充满活力。”②因此，在中国秩序与世界秩序的关系上，中国领导人既强调中国秩序与世界秩序的统一性，认为国际社会已经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该“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也强调中国秩序与国际秩序的差异性，“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我国的发展道路、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在具体问题上，“我们愿意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但不会照抄照搬任何国家的发展模式。”③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对参与现有国际秩序和完善中国国内秩序采取了并重立场，观察和规划改革发展，必须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国际国内两类规则。在可见的未来，中国的这一立场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也必然是世界中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政治力量，中国方案与西方方案之间的交流、交融和交锋可能会进一步凸显，中国在国际事务上所扮演的建设性领导角色将越来越突出。
在两种方案交流对话的背景下，中国在2030年的国际角色将呈现为体系内的建设性领导者角色。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上升，中国将把改革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旧秩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作是一项重要任务。但是，中国不可能挑战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而是必须全面参与这一秩序，在全面参与中要发挥建设性领导作用。
在国际秩序变革过程中，中国要积极参与现有的国际秩序，但不能依赖现有国际秩序的自动变革，中国必须在其中积极推动国际秩序向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一方面，在国际新秩序的建设过程中，中国所扮演的角色应该是建设性的，中国要为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贡献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中国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不能把自己与现有的国际秩序人为对立起来，中国只有在积极参与现有国际秩序中发挥建设性领导作用，推动国际秩序实现渐进性的变革，把提升道义感召力作为重要考虑，占领全球道义外交高地，才能把中国建设成为令世界尊重的道义大国，不断增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软实力。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来源：人民论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