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与生态文明建设”笔谈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9-21

众志成城抗击疫情

重思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经济愿景”

郇庆治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2018年度重大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18ZDA003）的阶段性成果。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无疑是给我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与生活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带来了沉重代价的灾难性事件，但也构成了我们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必须严肃面对并做持续深入思考的“历史痛点”或经典性案例——甚至可以说，包括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在内的现存科学研究与评价体系都将会随着这次疫情而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就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来说，笔者认为，这次疫情所彰显的一个突出问题或挑战，是需要重思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经济愿景”。

应该说，国内学界迄今为止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未来社会的“经济愿景”，无论是就来自广义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理论支撑，还是就来自对党和政府权威政策文献的理论阐释来说，都还主要是基于如下三个关键性“意象”甚或“幻象”：生产力高度发达、大规模集中化的生产和经济、美好生活。可以认为，正是这三个基本“意象”构成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社会的“经济基础”，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和道路的政治正确性与大众吸引力的基石。

其一，“生产力高度发达”。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而言，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不仅意指对资本主义制度如何束缚了社会生产力潜能及其实现的理论与政治批评，还意味着对共产主义替代性社会的新的物质基础的理论与政治设定。尤其是，它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的必经之路或客观条件。因而，无论如何界定“发达”或“高度”的具体意涵，可以确定的是，它理应远远高于马克思恩格斯生活时代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生产力的水准，也应高于社会主义变革同时代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生产力的水准。而对于后来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虽然或者像保罗•柏克特和乔纳森•休斯那样强调在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中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由于整个社会制度的根本性重建而将会是契合自然生态规律的，或者像戴维•佩珀、詹姆斯•奥康纳等人那样强调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同时复活了社会主义的自治传统和吸纳了新左翼社会主义的某些元素而可以是自觉遵守自然生态规律要求的，但除了比如萨拉•萨卡、爱德华多•古迪纳斯这样的极少数例外，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仍是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共识性看法，至少不应比同时代的资本主义国家更低。在政策实践层面上，我们党或政府也一直是在如何赶超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发达生产力的意义上来理解与制定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未来的社会主义发展目标的。比如，党的十三大所做出的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与理论判断，以及党的十九大所规划的“新三步走”的中长期发展战略，其核心之点就是我国将会逐渐达到或接近于（中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

其二，“大规模集中化的生产和经济”。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条件下和历史发展进程中，“社会生产力”呈现为一种不断扩展与深化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构型，也就是一种日益“大规模集中化的生产和经济”。对此，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或推动的这种社会性生产力及其结构性呈现是不可逆转的，其本身也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进步或进步可能性，问题在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及其所展现出来的或支撑性的经济政治逻辑和文化意识形态，因而，需要对此进行一种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性改造或重建。虽然马克思恩格斯也多次提到工人阶级及其联合体对于未来经济生产活动的直接性掌控和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需要，但并未在整体上否定这一趋势。应该说，后来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总体上承继了这一理论立场与思路，在激烈批评这种大规模集中化的生产与经济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性质的同时，强调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度条件（比如通过新型的国家及其计划）可以做到较好地驾驭这一庞大而精致复杂的生产力机器，使之满足甚至服务于生态环境善治和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上的目标要求，尽管比如戴维•佩珀曾明确强调应复活社会主义的地方自主传统，而默里•布克金在晚年则将其未来绿色社会的观点概括为“自由进步的市镇主义”。在实践层面上，新中国以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在相当程度上验证了这种“大规模集中化的生产和经济”的长期趋势，其中所发生的不同阶段的地方分散化、逆城市化或乡镇工业发展都不过是一种暂时性、局部性甚或扭曲性现象（比如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实施的“三线建设”和“上山下乡运动”）。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强力推进国内的工业化、城市化和主动融入全球化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主旋律。如今，一个被普遍接受的认知是，更高程度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意味着一种更加先进与发达的经济。

其三，“美好生活”。与上述两个概念性理解或“意象”相一致，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未来社会生活观也是相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而言的，并包含着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大众生活的批评，并非只是我们过去较多强调的社会物质资源和财富的不平等占有与分配，以及由此造成的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工人劳动者的受剥削或严重（绝对或相对）贫困现象，还包括特别是工人阶级的生产劳动生活和日常消费生活的诸多“异化”表现——不再是对个体鲜活生命活动与主体创造性本质的展现，而是成为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链条上的一个必需环节。而由此可以做出的“合理”推论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将同时是物质生活富裕和个体选择自由的双重意义上的“美好社会”——“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口号则是对这一理想社会生活的充满诱惑力的大众性表述，尽管现实中对它所做的阐释往往并不准确。应该承认，绝大多数生态马克思主义者都已经意识到“生态”对于未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大众生活的限制性意蕴，因而不再是一种无节制意义上的物质选择自由或“解放”。但包括威廉•莱斯、安德烈•高兹和乌尔里希•布兰德等在内的不同时期的学者都认为，至少在少数欧美国家向生态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可以是一种相对和缓的过程，即人们依然可以保持或享受一种物质富足、生态环境良好的生活。在实践层面上，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美好生活”的生态意涵的认识，新中国70余年来也经历了一个逐渐提升或“绿化”的过程——比如，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十九大报告就明确阐述了在全社会倡导推行绿色生活方式的重要性及其政策举措。但绝非偶然的是，长期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物质生活或生活的物质消费层面的理解逐渐占据了对社会主义“美好生活”大众性认知的明显更高的比重或偏重，而对社会、精神与个体全面发展意义上的生活内容缺乏足够的重视。如今，学界对全社会不断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和日益提高的“优质公共生态产品的需要”及其满足的理论与政策阐释，也有可能进一步强化这种已然并不均衡的“美好生活”意涵结构。无论如何，物质消费色彩浓郁的“美好生活”理念及其追求——其中将关涉越来越多的自然生态元素——仍是一种不可撼动的政治正确的大众共识。

依此而言，在笔者看来，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所深刻挑战的正是上述支撑着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经济愿景”的三个基本“意象”。如果我们旗帜鲜明、知行合一地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哲学价值观、坚持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政治取向、坚持“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整体性目标意涵与综合性推进战略，那么就必须承认，理应深刻反思与重构的是这些主导与支撑着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经济愿景”及其理念基础。

其一，经济增长追求的生态资源与环境限度挑战。完整现代经济体系意义上和社会主义社会物质基础意义的经济增长或发展是无可置疑的，但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或区域来说，其辖区内的生态环境资源或容限都是一个大致确定的前提条件，是不能被长时期或无限制突破的。这方面的更典型实例也许不是这次疫情的重灾区即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地区，而是被这次疫情影响所遮蔽了的2020年春节前后的京津冀地区。因为，后一个实例再次表明，一个特定区域的既定经济技术条件下的经济活动是存在着自然生态环境容量的“天花板”的，否则就无法真正解决像大面积城乡雾霾这样的生态环境难题。甚至可以说，一个被严重伤害而自我修复能力下降或丧失的生态环境需要一个或长或短的“静养期”来恢复。而它的经济发展或政策意蕴是，我们也许不应让像京津冀或长三角这样的区域持久陷于一种严重依赖或耗费自然生态环境的低水平经济增长——比如前者的钢铁业和后者的化工业。但问题是，我们有可能在较短时期内实现这种相对低水平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或者做到让这些经济重点开发区域的生态环境的“休养生息”（比如“轮产轮休”）吗？同样需要指出的是，对自然生态环境容限的尊重与遵循和自然生态的商品化资本化是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问题与思路，至少，单凭生态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渐进革新不足以正确区分与对待二者——生态环境及其构成元素完全有可能沦落为维持传统经济增长的普通要素。因而，对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经济愿景”甚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道路而言，必须重构“生产力高度发展”这一古典意象并赋予其新时代的意涵（或生态限度的感知）。

其二，现行生产与经济模式的生态风险及其管控挑战。可以说，1986年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和2003年的“非典”疫情，已经相当清晰与深刻地阐释展示了大规模集中化的生产与经济架构所可能带来的巨大生态风险。但令人遗憾的是，17年之后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表明，我们并没有能够从已有的理论知识和刻骨铭心的过去中吸取经验教训，而在新一轮全球化浪潮的冲击裹挟之下，更多的人群以更加固化的方式嵌入到了这种大规模集中化的生产与经济模式，结果则是导致更大破坏性影响或代价的生态风险及其更为巨大的物质人力资源耗费。在国内层面上，一个尤其值得关注的现象是继新型城镇化、都市（圈）化之后的所谓“省会首位度”之争，从表面上看是整个区域各种形式优质资源的进一步向中心城市（城区）集中（“虹吸效应”），其背后则是愈演愈烈的省市自治区之间的经济过度竞争——就连山东、福建这样的所谓经济发达省区也无力维持两个以上的全国性中心城市。而事实证明，像武汉这样接近两千万人口、经济规模庞大、公共交通便捷的都市圈，且不说经济效率究竟如何，其隐含的生态环境风险及其有效管控难度是极其巨大的。尤其是，当公共卫生灾情发生后，武汉作为国家屈指可数的区域中心城市和资源富集地，并未能发挥在事先预警和有效应对上的任何优势，而只是扮演了一个感染人群大量制造与输出者的角色。因而，这次疫情中武汉及湖北地区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当然应该受到批评，但更值得反思的也许是这种日趋大规模集中化的生产与经济模式。也就是说，接下来我们还应当维持这种模式保持不变甚至进一步强化它吗？至少是着眼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目标，我们是不是需要更严肃地考虑如何实现县域、乡村经济与生活方式的真正振兴，是不是需要更多考虑去鼓励各种形式的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和都市化生存的替代方案。

其三，经济发展的社会公正与生态可持续性挑战。众所周知，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或崛起，是建立在一个城乡居民之间的“身份落差”和一个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与西北边疆民族地区之间的“发展级差”基础之上的。结果是，我国在逐渐成为世界最大制造业中心的同时，也造就了举世无双的超大规模的劳工（人员）流动，在重大节日前后则是达数十亿人次的密集交通。从单纯的经济尺度来看，这当然可以理解为重要的经济增长机会，而对于那些流动人口来说也是提高经济收入和改善物质生活的必要途径——比如疫情缓和后最着急返回大城市和复工的正是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与所谓的“低端”工作人群。但如果我们关注和讨论的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视野下的社会最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弱势群体或阶层的“美好生活”，那么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所凸显的是，对于城市居民而言，那些源自大规模生产与经济的迅速增加的物质财富与财政资源，其实应当更多地配置到那些与人们日常生活质量和福利保障相关的行业部门，而对于流动劳工（人员）来说，那些被用于集中化生产与经济的区域（城乡）间严重失衡的物质和社会文化资源，其实应该更多地配置到面向他们当地或乡村的经济发展，而无论发挥这种配置作用的是国家还是市场。

重塑生物安全意识及其安全性意义

陶火生

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本文为2018年福建省高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中青年理论人才计划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治理思想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给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在防控疫情的实践过程中，生物安全问题受到了高度的关注，这就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到底如何充分理解生物安全的内涵？

一般地讲，生物安全是自然生物不遭受损害。人们关于生物安全的已有认识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就生物多样性的角度来讲，生物安全就是保护各种生物都自然地存在。在生态系统中，生物种类越多，生态系统就越稳定。就区域生态系统来讲，生物安全主要是由于外来物种入侵造成特定区域原初生态系统被破坏，原来的生物面临损害风险。就生物技术角度来讲，生物安全主要是转基因技术安全。但是，这次新冠疫情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野生动物是否需要我们做出安全保护？

野生动物保护不针对生态系统内部的自然现象，而是专门指人们的不合理消费现象。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早就认识到，食用野生动物风险很大，但‘野味产业’依然规模庞大，对公共卫生安全构成了重大隐患。”因此，他强调指出：“有关部门要加强法律实施，加强市场监管，坚决取缔和严厉打击非法野生动物市场和贸易，坚决革除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从源头上控制重大公共卫生风险。要加强法治建设，认真评估传染病防治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修改完善，还要抓紧出台生物安全法等法律。”用法治化的手段来实施野生动物保护不仅是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生物安全治理的重要方面。在温饱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的情况下，由于野味偏好、猎奇心理、身份标榜、奢侈欲望等，一些人对野生动物的不合理消费（或消费需求）带动着“野味产业”的存在和扩大。然而，这种野味消费不仅给消费者带来疾病风险，也可能出现病毒变异，并且在人与人之间传染，成为公共卫生风险，从而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野生动物不应该被滥食消费。

不合理的滥食消费导致了人们滥捕乱杀野生动物。从生态系统的角度来看，每个生命体都是生态系统中的成员，植物、动物和微生物构成了生态系统中的生命系统，每个生命体在生态系统中都占据着一定的生态位，都是难以替代的组成部分。从动物权利的角度来讲，每个动物都是一个自在的生命体，每个生命体都有着像人一样的生存权，这个权利不能够被外在的目的随意剥夺。从生理系统的角度来讲，不同的动物各自有着独特的生理特征，也可能寄宿适应于这种生理特征的细菌类型，但是，这些细菌微生物可能对其他宿主造成生命伤害。在利益的诱惑下，对野生动物的滥捕乱杀不仅会破坏生态系统的和谐、完整和秩序，更是肆意践踏生命。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野生动物是自然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合理的野味消费意味着野生动物的消费者以及以此牟利的捕猎者、销售者对生态系统的不合理干预，他们既不遵循自然生态规律，也不尊重自然生命存在。“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从寄宿动物的微生物变成人类社会的新型病毒，这就是大自然的报复。从这个意义上说，野生动物安全就是人们不滥杀滥食野生动物，使之避免受到人为伤害的状态。

因此，野生动物安全就是全部野生生物不受人为侵害的状态，人类只能保护野生动物，而不是去侵害它们。

野生动物安全是生物安全的新论题。一方面，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实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防止外来物种入侵破坏本地生态系统、约束转基因生物技术保障人体安全等为主要内容的生物安全相比，野生动物安全主要是关于用人为的方式保护而不是侵害野生动物；另一方面，野生动物安全问题已经在事实上成为生物安全的重要表现形式，这就促使我们树立新的、更为成熟完善生物安全观念。

生物安全是实现人与非人生物之间和谐共生、不对非人生物进行侵害的集合性概念。其一，多样性维度的生物安全是不侵害非人事物，从而保障生物（动物、植物、微生物）与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和谐、完整和美丽。其二，敬畏生命，维护非人生物的生命得以健康存在，不使非人动物无辜受难，避免对生物进行灾难式的屠杀和消费。其三，在进行技术开发和科学实验的过程中，采取完备的生物保护措施和“术后”治理措施，合理对待实验生物。

需要注意的是，西方生态伦理学中的动物权利和动物解放的一些思想成果可以为我们借鉴，但是，我们需要立足实际、针对现实问题，形成生物安全的独立思考。彼得•辛格把感知痛苦的能力作为动物权利的本体论根源，我们的生物安全观是以动物的存在是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为本体论根源；生态伦理学把动物解放与人的需要对立起来，我们的生物安全观是要取缔不合理的消费，实现人与生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重塑生物安全意识是建立健全完善的公共卫生安全体系、国家生态安全体系和新型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认识前提，保障生物安全、加强生物安全治理是完善我国安全治理的新要求。

首先，重塑生物安全意识是完善公共卫生安全体系的重要因素。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国家治理的头等大事，疫情防控涉及到人民群众的公共安全。疫情发生之后，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滥食野生动物会引发公共卫生安全的重大隐患，野生动物不受保护极有可能造成人类感染新型病毒，相反，保护野生动物、禁止滥食及非法交易，确保生物安全能够避免一些公共卫生的安全风险，有助于建立健全完善的公共卫生安全体系。

其次，重塑生物安全意识是实现生态安全的重要维度。生态安全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平衡性不被破坏或污染的状态，即包括国际转嫁废弃物或者有害物质造成的生态风险，也包括外来物种入侵。其实，在原有的生态系统的运转中，人为的过度干预也会造成生态风险，安全的生物体系是完整的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生态系统物质、能量和信息循环转化的生命载体，保障生物安全就是保障生态系统的代谢平衡。

再次，生物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组成部分。一般而言，国家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于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人为攻击，但是，来自于非人为的病菌感染已经成为影响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重要来源，并且，生物安全得不到保障会给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社会生产生活的稳定有序等带来严重损失。

第四，保障生物安全、加强生物安全治理是完善我国安全治理的新要求。当前，我国正在全面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安全和发展是国家治理的两个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重要维度。在发展过程中，与生产安全、信息安全等都是保障人的安全不同，生物安全却是保障非人生物的安全，体现了安全领域的新形态。生物安全的治理需要深化机制改革，加强法治，我国正在订立完善《生物安全法》《野生动物保护法》，完善生物保护的体制机制和生态文明体系，进一步规范对生物的人为利用、对非人生物的安全保障，把生物安全保障和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保障统一在国家安全建设和治理的实践过程中。

从新冠肺炎疫情看国家生态治理能力的提升

华启和

东华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国际话语权研究”（15XKS019）的阶段性成果。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中国，严重威胁人们的健康与生命安全，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次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涉及到重大的生物安全问题。这说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生态文明建设也是重要阵场，对国家生态治理体系和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次大考。为实现国家生态治理能力的有效提升，需要从制度入手；而制度建设，则需要把握三个关键环节：

其一，强化生态文明制度意识。思想决定行动，观念决定态度。一个人只有内心尊崇生态文明制度、敬畏生态文明制度，才会有遵守生态文明制度的行动自觉。一个社会只有牢固树立生态文明制度意识，才会赋予生态文明制度以权威，生态文明制度才能在国家生态治理中更好地发挥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矛盾、引导公众保护环境、友善动物的积极作用。生态文明制度意识，关键是按照生态文明制度办事的规矩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在国家生态治理过程中，守规矩，根本要求就是自觉遵守生态文明制度，只有这样，才可能做到不浪费资源、不污染环境、不捕杀野生动物。进入21世纪以来，在短短的20年，中国就经历两次重大的疫情。虽然现在还没有查明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的真实原因，但是其直接原因与2003年的非典有相似之处，都与非法猎杀野生动物、非法食用野生动物有关。很显然，这次疫情的爆发说明人们还没有完全从2003年非典的惨重教训中警醒过来，因口腹之欲引发的疫情再一次让我们接受了自然的惩罚，这也再一次拷问我们应该如何尊崇生态文明制度？如何对待自然？如何对待野生动物？现阶段，虽然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极其丰富，生活水平也有大幅度的提升，但是人们的生态文明素养并没有得到有效提升，人们自觉尊崇生态文明制度的意识还没有有效形成。也正是为如此，虽然我国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关于保护野生动物、禁食野生动物的宣传教育也从未间断，但是滥食野味却从未停止，一些人甚至把消费野味当作一种身份的象征、一种炫耀的资本。

事实上，地球上的任何一种物种都有它的“生态位”和生存法则，有它的习性与生态规律，如果肆意去扑杀它、滥食用它，就会破坏生态平衡；更用不用说，野生动物身上还寄生着许多致病的微生物，会传染到人类，从而引发瘟疫。这种不尊崇生态文明制度的畸形消费方式与现代文明社会是格格不入的，必然导致人与动物之间矛盾的爆发、导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断裂，最终遭罪的还是人类自己。人类对自然的伤害必然伤及人类自身。这表明，自然是生命之母，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和自然法则。这就要求我们要具备生态文明制度意识，只有这样，才能敬畏自然、善待动物。没有公众制度意识的“生态”，就没有自然的“生态”，更没有国家生态治理能力的提升。

其二，维护生态文明制度权威。生态文明制度要得到严格执行，就必须要有权威。生态文明制度的权威性，是国家生态治理能力有序运转的坚强保障。要把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优势转化为生态治理效能，就必须维护生态文明制度权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要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必须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那么，如何才能发挥制度的威力？怎样才能维护生态文明制度的权威呢？这就必须确保生态文明制度的刚性约束力，绝不能把生态文明制度变成“稻草人”、“橡皮筋”，而是要成为高悬惩治破坏环境行为的“利剑”。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明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不能手软，不能下不为例。在确保生态文明制度刚性约束的基础上，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各级领导干部要发挥“领头雁”的作用，要切实强化生态文明制度意识，做生态文明制度执行的表率，带动全党全社会自觉尊崇生态文明制度，维护生态文明制度权威。因此，要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统一领导，切实做到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充分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要落实各级党委和政府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及环境质量负总责的要求，进一步强化各级党委和政府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完善党政领导干部目标责任考核制度，把生态环境质量状况作为党政领导班子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用好考核评价的“指挥棒”，落实领导干部任期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

当然，生态文明制度要有权威，还需要根据生态环境保护的实践发展不断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对滥食野生动物的突出问题以及对公共卫生安全构成的巨大隐患，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要求全面禁食野生动物的呼声此起彼伏。民众有所呼，制度完善有所应。只有站在人民立场上推进生态文明制度改革，人民群众才能衷心拥护生态文明制度，这样就能切实维护生态文明制度权威。正是因为如此，全国人大常委会以罕见的高效率通过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决定》在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基础上，以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为导向，扩大法律调整范围，确立了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制度。由此，拉开了法律严格治理野生动物交易的序幕，彰显了生态文明制度的权威。

其三，严格生态文明制度执行。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是制度，对制度的执行力形成治理能力。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制度优势只有在执行中才能得到体现。再好的生态文明制度，如果得不到执行，就会形同虚设。形同虚设的生态文明制度不仅约束不了人们的行为，相反，还会放纵践踏生态文明制度的行为，这将极大地损害生态文明制度的权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文件和法律法规，初步构成了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和多元参与、激励与约束并举、系统完备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搭建起了生态文明体制的“四梁八柱”。但是，为什么这么多生态文明制度看护不好野生动物呢？处理不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呢？新冠肺炎大疫情的爆发，不仅与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有关，也与市场监管的缺失有关，与生态文明制度执行不到位有关。我国先行的许多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条文都明确规定禁止非法扑杀、销售、食用野生动物。但是，这些年来，销售野生动物的市场却一直存在，滥食珍稀野生动物甚至成为一些人的“面子”消费。为什么有法不依、有章不循、有禁不止呢？这反映出在生态治理现代化过程中，还是存在一些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生态文明制度没有得到有效地执行。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严格要求，生态文明制度才能产生威力，否则，再好的生态文明制度也是“纸老虎”。

生态文明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而制度执行的要害在于监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要强化制度执行力，加强对制度执行的监督。因此，为了确保生态文明制度的执行，就必须加强对生态文明制度执行的监督。而对生态文明制度执行的监督，就是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因为制度确立以后，领导干部就是关键因素。实践证明，生态环境保护能否落到实处，关键在领导干部。一些重大生态环境事件背后，都有领导干部不负责任、不作为的问题，都有一些地方环保意识不强、履职不到位、执行不严格的问题，都有环保有关部门执法监督作用发挥不到位、强制力不够的问题。因此，必须严格责任追究制度，包括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制度、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制度、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等，对那些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必须终身追究责任，决不能让制度成为没有牙齿的老虎。只有把生态文明制度执行到位、将政策贯彻到底，让好的制度得到有效执行，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才能提升国家生态治理能力。

人类瘟疫史之生态反思

鞠昌华

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区域生态安全评估与预警技术”（2017YFC0506604）的阶段性成果。

新冠肺炎疫情对人民生命健康和社会经济构成巨大冲击。根据国家卫计委发布的结果，截至2月28日24时，累计报告确诊病例79251例，报告死亡病例2835例。新冠肺炎疫情使社会陷入大面积停摆，并在全球引发恐慌。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场人与自然关系中产生的灾难，我们有必要以此为契机，推动全社会进行生态反思。

瘟疫源自自然，同时又是人类自身社会化的产物。瘟疫的发生既需要具有致命性的急性传染病病源，还需要可以迅速传播的群体条件。在人类狩猎采集时代，人们栖息于自然，猎杀食用野生动物，但即使偶然感染某种共患病，在稀疏散居的原始人群落也难以形成肆虐的瘟疫。然而，当大河流域的先民们迈入农耕社会，人畜开始朝夕相处，驯养家畜将疾病传播给主人，肮脏密集的村落里细菌、病毒快速繁殖，单一的食物来源又使得人们营养缺乏，抵抗力低下，疾病便开始传播。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社会出现分工，贸易得以形成，人口稠密的城市诞生。伴随着战争、贸易以及传教，瘟疫也开始在村落和城市蔓延。发生在公元前430年雅典城的瘟疫此前也曾在其他地方流行过，但一旦遇上希腊霸主，便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灾难，使其人口锐减三分之一。六百年后，曾经不可一世的古罗马帝国在“安东尼瘟疫”中估计总死亡人数高达500万，从此一蹶不振。14世纪中叶，黑死病席卷欧罗巴，夺走2500万人性命。到15世纪左右，人类进入大航海时代，瘟疫更形成了全球范围内的交流。当西班牙人来到新大陆，因他们携带的病毒而死的印第安人甚至比枪炮杀害的更多。据统计，在我国有确切记载的春秋至清朝（公元前 770—1911年）2681年中，共有疫灾年 669 年，平均每四年就有一年发生疫灾。因此，农业文明时代虽然被不少生态文明学者视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社会，但是在与自然相处方面也是问题重重，频繁发生惨痛的瘟疫。工业文明时代，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人类不像从前那般依赖于自然的生产过程，物质的高度积累使得人类城市化进程急剧加速，人类逐步远离自然，城市里拥挤着寻求更好生活的人们。尽管随着现代医学的建立和进步，人类对瘟疫的认知已取得重大突破，但依然不断遭受禽流感等新疫情的威胁。1918-1919年爆发的西班牙流感累及全球近半人口，致2000-5000万人口死亡，成为提前终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原因。即使进入所谓后工业社会，人类仍然无法摆脱自然而独立存在，瘟疫依旧与人类相伴。随着全球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交通更为便利，病毒扩散变得更加迅猛。近年来因食用野生动物及畜牧业引发的SARS、MERS、新冠肺炎等新传染病都在数月内迅速扩散到全球。

随着人类认识的发展，对瘟疫的处置方式取得长足进步。古人无法理解传染力极强、死亡率奇高、病症诡异的瘟疫何以突然降临人间，更无力抑制瘟疫的蔓延。面对瘟疫，他们唯有想象成魔鬼的作怪或神的施瘟。在瘟疫流行时，只能求诸鬼神或宗教。雅典人在瘟疫中就惊慌失措地挤到阿斯克雷庇亚神殿，希望得到神明护佑。而在中世纪的英国，受经院哲学影响，教会的“天谴说”成为社会主流认识和防治依据，黑死病病人的死亡被归之于罪孽，治愈则因忏悔，医疗甚至被视为“奇技淫巧”。在中国，秦汉时代就有了疫鬼传说，一旦发生瘟疫，人们就设法驱赶鬼魅。此后，疫鬼逐步转化为复杂的瘟神形象，民间逐渐形成“送瘟神”的习俗。到近代，科学的发展使人们应对瘟疫有了更多选择。欧洲先进国家率先开始发展市政环卫事业和公共卫生系统。此后，人类不断探索，列文虎克观察到细菌，巴斯德发现细菌的致病作用并发明“巴氏消毒法”，伊万诺夫斯基发现了病毒，琴纳发明了“牛痘”技术，弗莱明发明了青霉素，人类一步步实现了对瘟疫的认知飞跃。“牛痘”接种技术的发明开始了现代意义的防疫，从而正式进入认识自然、利用自然规律控制瘟疫的时代。现在，各国已基本形成较为成熟的流行病应对体系和方法，全球疫情防控网络也有力推动了全球资源的分享与协作，从而能够迅速控制疫情。今天，我们已彻底消灭了天花，并有效控制霍乱、疟疾、鼠疫等。近年来爆发的SARS、MERS等与历史上那些令人不寒而栗的瘟疫相比，致死率也已经低了很多。此次疫情爆发后有人呼吁敬畏自然，但显然瘟疫并非工业文明的产物，敬畏并不能避免和缓解瘟疫的发生。只有充分认识瘟疫的发生规律，科学应对，才是人类摆脱瘟疫威胁的正途。

人类在瘟疫笼罩下无可逃遁，却不是别无选择。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人类是苦难者，却并非全然无过的受害者。目前的研究表明，新冠肺炎病毒可能源自于中华菊头蝠，与公众食用它及某种中间宿主有关。瘟疫的爆发是人类种种反生态行为的后果，因此我们有必要以此为契机深刻反思与自然的相处之道。

一是科学保护野生动物。从禽流感、埃博拉，到SARS、MERS，再到新冠肺炎，近期主要传染病的传染源都指向野生动物。因此，社会密切关注野生动物保护，不少学者提出诸多强化控制甚至全面禁止利用的建议。笔者认为人类总是身处自然，无法摆脱自然而独立生存，尽管现代社会对野生动物的依赖减少，但一些资源利用仍难以回避。而且，家禽、家畜和猫狗等宠物身上也携带诸多人畜共患病毒，我们不可能都全面禁止利用。因此，笔者认为在立法中应充分论证其可行性和必要性，建议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做更细致的规范，明确对人类健康高危威胁的野生动物实施更严格的保护，并加强对非法捕猎、非法交易及食用的打击。

二是严格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人类活动范围的无序扩张会间接引发瘟疫。欧洲黑死病前人口剧增，部分地区300多年里人口激增3倍，为解决地少人多的矛盾，一些地区毁林造田，侵袭大量野生动物领地，增加了人类的暴露风险。在非洲，人们大面积砍伐森林，以增加耕种，就曾加剧疟蚊滋生，造成疟疾肆虐。而塞拉利昂森林覆盖率仅4%，亦使得人类与蝙蝠栖息地重叠，终酿成埃博拉疫情。因此，应加强生态保护红线区保护、监管，避免在开发过程中大规模侵占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生态空间。同时，合理设置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让野生动物更好地与人类相伴相生。

三是谨慎使用生态灭杀。近期还有专家提出了生态灭杀的建议。诚然，在血吸虫病防治中我们曾经采用生态灭杀钉螺的措施，并取得良好的成效，但目前钉螺灭杀已弱化为一种辅助措施。面对怀疑可能携带病毒的野生动物，必须认识到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灭杀既不可能，也会带来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结构功能的破坏。以蝙蝠为例，我国广泛分布着超过一百多种蝙蝠，它们是生态系统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大部分蝙蝠是夜行性昆虫的重要捕食者，一些是植物授粉者及种子传播者，灭杀可能导致植物死亡、作物减产、疾病爆发，造成新的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危机。因此，应慎重采用生态灭杀措施。

四是持续改善人居环境。瘟疫常常伴随着糟糕的环境卫生，因此应加强清洁湖塘、驱逐蚊蚋等，提高城乡环境卫生水平。瘟疫传染本身具无差别性，人类都是其可攻击的宿主，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是，由于不同的生活环境还是使得一些瘟疫的发生传播具有显著差异性。据统计，在黑死病期间，45%的英国乡村修士病亡；而贵族多居石制城堡，老鼠无力穿透，卫生条件较好，死亡率约为27%，甚至有人认为更低。因此，我们尤其需要补齐城乡结合部等区域的环境卫生短板，强化污水管网建设，完善垃圾收运体系。通过加强环境卫生公共服务，实现人居环境公平，避免因卫生条件差异带来疫情爆发中群体的非正义。

（责任编辑：林日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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