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奥雷·舍人，揭秘深圳中兴新总部大楼背后的设计逻辑
Q1
我认为，在某些方面，疫情带来的变化在西方国家会更为彻底。亚洲对于疫情的坚定态度有目共睹，并且，就疫情期间的日常生活而言，亚洲人对有益于社会公共健康的纪律要求更加严格。例如，人们已经习惯了出门戴口罩，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没有对办公场所完全失去信心的原因。但即便如此，工作场所的状态也仍在发生着变化。不过，我认为基于一次疫情就完全重新思考工作场所的轨迹是不正确的。
更确切地说，新冠疫情促使人们提前开始讨论有关未来工作场所的话题，提高了公众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深圳潮”拥有许多区别于现有工作场所的专属特质，这些特质在当前背景下也显得愈发重要，不论是空间的灵活性，还是亲近自然的便捷性，抑或是对于办公室功能的新思考——即这个地方既是社会发展的催化剂，又是纯生产力输出的孵化器。
重要的是，我们要以积极的态度对待疫情给工作场所带来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将其想象成一个有新限制、新问题和新风险的场所。当然，这次疫情也催生出全新的审查标准，而我们很快就能证明，这个项目本身的设计能够解决这些新问题，符合新的审查标准。
我觉得可以谈谈“生物现实主义（bio-realism）”。关于这个新概念，重要的是它如何能够在建筑中实现，而不是它在市场营销中的噱头作用，或是仅仅将它作为一种起到安慰剂作用的装饰附加物来使用。
我不相信绿色的毛茸茸边缘和墙壁上粘附的植物能够掩盖真正的问题。这一概念的关键在于反思如何将自然环境与我们居住的地方相融合，以建立一个全新的生活氛围。如果回顾我过去十五年的项目，你会发现自然扮演了重要角色。
代表项目：Riverpark Tower
我坚信空间具有一种能够产生巨大影响的心理情感频谱（psychological-emotional spectrum），并且能够以某种方式被人们感知。但在另一方面，空间的物理结构、组织形态和功能也会影响不同类型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我认为建筑作为极其重要的社会组成部分，可以培养甚至激发人们的思考，以一种社会催化剂的身份让人们本着交流的目的在此聚集。由于疫情所带来的隔离，每个人都敏锐地意识到，我们可以借助数字工具去完成远程操作，也同时也清楚我们仍然无法使用数字工具去完成所有的工作。
不论是在个人还是公司层面，办公大楼都支持某些形式的身份标识。如果你创造了一个标志性的形象再附以一个身份标识，那么便可以在其它层面释放控制权。这一点在“深圳潮”中也有所体现，它拥有数个巨大、层叠的楼板，每块面积达一公顷，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高度灵活性以及变换形态的潜力。
城市间的类比依旧很管用，因为在一定程度上，由基础设施所决定的一系列竞争性因素会控制城市空间的增长和动态。但这并不是由仅仅一个实体就可以完成的事情。这一原则在工作场所设计中将变得愈发重要，因为不论生活在怎样的领域，人们都希望能够定义自己的空间参数。这也可以延伸到我们到底该如何融合社交和接待功能这一问题。
当然，界限肯定会消散。通过将建筑物抬离地面，在下面创造一个巨大的公共空间作为其第一界面，“深圳潮”回应了周围的城市环境。同时，这也使总体规划具有多孔性，并能够逐步延伸到相邻的滨水区和大型公园。通过朝下的波浪形构造，我们在景观中嵌入了一系列文化和接待功能。
分析图
我认为，波形空间的流动性不仅仅在于其可以贯通空间，更在于它在概念上跨越了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之间的规则，并开始将它们融合在一起。在这里，鲜明的形态语言依然很重要，它为空间用户嵌入了“无边界系统”的概念，我认为这将会对用户在建筑内部的活动产生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