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年寻找教育理想国，我找到了吗？

2018年，我在奴隶社会发表过《三十年，成就芬兰》一文。那时我说，我来芬兰想看看全球顶尖教育在做什么。我找到哪个教育理想国了吗？芬兰是吗？

自2015年夏天至今，我在芬兰生活五年了。这五年是学习教育的五年，是带着求索之心不断寻找芬兰教育如何为我所用的五年。

回想这五年，我对芬兰教育的认知经历了不同阶段：先是对芬兰教育名声在外的羡慕，到亲身经历儿子在芬兰接受教育的实际体验，再到经过研究芬兰教育体系和改革历程后的反思。

真正让我觉得自己找到“门道”的时刻，是一次“冬日煮酒聊教育”聚会，那是我对芬兰教育认知的重要转折点。

2018年冬季，北欧灰色的十一月难得一见暖阳普照。走在遍地是雪的路上，明亮的雪景让人睁不开眼睛。那天我们全家去芬兰科学与人文院院士、赫尔辛基大学教学心理学教授卡塔琳娜·萨尔梅拉阿若家做客。

那天，我、我的先生唐鑫和卡塔琳娜一家聊了很多芬兰教育和文化。现在我几乎记不起当时谈论的话题，但我耳边始终萦绕着萨尔梅拉阿若的一句话：“很多人讲述的是芬兰教育的美好，但我想讲的、想改变的是芬兰教育的现实。”

从那一刻开始，我才真的意识到，自己以前的角色就像前者。我很想把芬兰教育的美好讲给中国教育者听。但真正能推动教育发展的，不是一个个美好的故事，而是用科研力量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去看芬兰教育前进的历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取得 的经验能否为我所用。

后来再看芬兰教育的相关文章时，我不再停留在媒体渠道和芬兰教育者的对外宣讲， 而是找到真正对这个国家教育发展起推动作用的人——

• 他们是在一线课堂的教师，于是我走进课堂大量听课，与他们交流；
• 他们是不断用科研找到教育症结的教授，于是我访谈他们，阅读他们的科研文章；
• 他们是愿意尝试、思想开放、勇于改革的校长，于是我定点跟踪、学习，近距离观察他们的日常管理和领导力。

我把这些写成了一本书，叫《这就是芬兰教育》。这本书将由芬兰坦佩雷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创办的中芬教育研究中心推出，这本书由两位芬兰教育界院士、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以及中国驻芬兰大使馆文教处推荐。

一步步走来，我终于有底气地说，我看到的是芬兰教育的现实。我也终于可以有理有据地说：“芬兰是一个教育理想国，它有着最尊重人的教育模式，尽管它也不完美。”

一个不完美的教育理想国

我在给《上海教育》杂志写芬兰教育专栏文章时说过：“PISA 测试的优异表现，让全世界都把目光聚焦到芬兰这个北欧小国上。芬兰很小，人口只有 550 多万，仅是上海的四分之一；芬兰又很大，大到能把教育做到世界顶尖。”

它基于教育公平和全纳理念构建教育的基础价值观。无论学生有着怎样的社会经济背景，性别、资质、种族和生活的地理位置又如何，都能接受同等质量的九年基础教育，之后还可以继续享受免费的普通高中或职业高中教育、高等教育。

它拥有全球高质量的教师。如此高质量的师资，赢得的是全社会对教师队伍的高度信任：教育局信任学校的管理能力，校长信任教师的教学领导力，家长信任教师的教书育人能力。这种信任文化又赋予教师高度自主权。教什么、怎么教、用什么教科书，教师可以自己做出教学判 断。

这不仅最大化地激发了教师的潜能，也让教师对自己的职业有了深度的认同。他们认可自己就是教学的专业人才，并且在从教生涯中获得了幸福感、实现了个人价值。同时，这种信任文化也弱化了教育中的外部监督。教育局不会过问学校在干什么，校长也不插手教师如何开展教学，甚至没有对教师的考评、评比制度。

它有全面的课程体系支持学生发展自己的“个性”和“兴趣”。不喜欢理论学习，想去做个手艺人？没问题，学校同样会教授厨艺、手工、 木工、电工、理发等课程。这些学生参加工作后，同样活得有尊严，有足够的工资，过着体面的生活。如果还想进大学读书，此时教育体制依 然向他们开放。

它让家长不焦虑。为人父母的终极使命，不是让孩子赢在起跑线 上，更不是滥用权威压制孩子的天性，让他们整天伏案学习，而是帮助孩子成为独立的个体、温暖的家庭成员、合格的社会公民。

芬兰父母对学习成绩“不争”的心态，一方面让孩子有了幸福的童年，天性和潜能得到最大发挥；另一方面这种“不争”也让家长对教师的态度更友好， 对教师的能力更信任；还有一方面是只有学会“不争”才能真正学会合作，而这才是真正的竞争力——毕竟合作能力是21世纪核心能力之一。

我想这世上如果有教育理想国的话，那么一定是芬兰，尽管这个理想国也有不完美之处。处在这样得天独厚的环境下，芬兰教育研究所前所长尤尼·瓦利耶尔维向我们揭开了芬兰教育的另外一面：芬兰学生的学校参与度在滑坡、学习倦怠在上升，移民背景孩子的成绩较差。

在芬兰教育的光辉和灰面之后，我们再来看芬兰在国际竞争中的存活之道。

全球化背景下的芬兰

国家与国家之间，有发展阶段的不同。

当前，芬兰是欧洲发达国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我把两者之间发展水平的差距称为“发展差”。芬兰只要利用好这种“发展差”优势，一心搞好创新和研发，就有机会将自己的技术和设备出口到发展中国家。这样做既能保证芬兰在国际中的竞争力，又能通过出口确保国家经济的稳步前进。这个战略也是芬兰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 —— 为全球难题提供芬兰解法。

全球化竞争下，芬兰要想在某一领域获得出口和国际合作机会，必须在此领域做到全球顶尖。这是小国的生存之道。

怎么做到全球顶尖？必然靠教育引领。芬兰教育只有比其他国家提前培养出某一领域的人才，靠这些人才发展特定的领域，才能赢得这个 “发展差”。诺基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芬兰早于很多国家，从 20 世 纪 80 — 90 年代就大规模投入发展高科技产业，诺基亚在 21 世纪初的鼎 盛是当时的产物。一旦随着中国、美国这样大体量国家的高科技产业发展起来，芬兰就很难赢得国际市场，必然导致这一产业的衰落。

但问题是，芬兰能一直利用“发展差”“时间差”优势吗？

未来几十年也许可以，但长远看很难。我们都知道，现在发达国家国内需求和市场趋于饱和，经济发展缓慢，很多国家在利用出口带动生产和消费。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却在快速发展。发展速度的不同，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假如说，现在中国和芬兰之间的教育发展水平差距是 50 年，那么到 2050 年，这个差距也许只剩下 20 年。一旦像中国这样的大体量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水平追赶上来，不再需要从芬兰这样的国家引进技术和设备，芬兰在国际竞争中必然失去优势地位。

一旦出口这条路断了，芬兰经济必然遭受重创。这不是没有前车之鉴。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芬兰经济发展很大一部分是靠出口前苏联。1991 年苏联解体，苏芬之间很多贸易往来结束，很多芬兰企业倒闭，导致芬兰经济大萧条。芬兰成为欧盟失业率第三高的国家。

在此背景下，再来看它的教育。因为国小人少，从概率上芬兰很难出大量的精英人才，政府更不可能通过竞争机制放弃一部分人，只能坚守教育公平原则，去挖掘每一个人的潜能，这是北欧福利国家模式。可问题是，现在的教育制度并没有给资优生，即未来顶尖人才，提供合理的发展资源。处在当今的发展阶段或许可以，毕竟其他很多国家的发展水平还没追上芬兰。一旦其他国家的教育水平追赶上来，芬兰只有把资源向资优生倾斜，更加珍惜和发展精英人才，才有可能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再换个角度看，芬兰在吸引外来“全球人才”方面是否更开放?答案是，没有。2019 年在达沃斯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发布了《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报告，报告指出：“赫尔辛基对全球人才的吸引力程度仅排第 33 名。”芬兰这样的国家不太适合那些对职业有高追求、希望获得社会影响力的精英人才，因为整个国家的国际化程度不高，芬兰各行各业的高层更不愿意把权力和资源交到外来人手中。

但如果你这一生只想有一份收入稳定的工作，追求大量时间的家庭生活，那芬兰会是不错的选择。英国《经济学人》曾坦言：“如果你必须在世界的某个地方重生，而你的才能和收入属于一般水平，你会愿意做个维京人。”维京，即北欧的代名词。这是一片适合全球“普通人” 生活和工作的沃土。

生活在芬兰，对比看中国教育，我似乎应该对自己的祖国失望吧? 但事实上，真没有。相反，越是了解芬兰教育的发展过程，我越是对中国教育充满信心。

借力芬兰教育，

不失中国教育自信

对很多中国人来说，芬兰是一个乌托邦。

这里有我们羡慕的免费教育、医疗和社保福利；这里有我们内心缺乏的人与人之间的界限感，尊重彼此的独立、互不打扰；这里还有我们渴望的田园牧歌，活在大自然之中，夏天采莓子，冬天滑雪。

我们内心缺失的东西，似乎这片土地都有。

这些都是社会文化上的好。抛开这些，教育的好在哪里？

我觉得是教学法的有效性和多元评估体系。当下，我们学芬兰教育，应该重点学习它的教学法，因为它能带动教师专业能力的提升，影响学生的学习效率和生活幸福感。这也是推动我从事《为中国本土化芬兰模式：芬兰高参与式“以学生为中心”教学法之中国教师培训项目》课题研究和课程研发的动机。

为什么我要做这个主题的教师培训？原因有四：

第一，芬兰真的做得好。2019 年12月PISA 结果显示，芬兰是唯一一个 学生学习成绩顶尖，同时还做到学习时间全球最少、学生对生活满意度全球最高的国家。反观，学习成绩排名跑在前面的亚洲国家和地区，学生投入的时间成本普遍很高，且对生活的满意度竟然处于全球底端。我想这背后就涉及教学法与学习效率、学习成果、学生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第二，来自中国教育转型的需求。2015-2020这五年，我在芬兰接触过各种层次的教育来访者，有教委层面的领导，有市级教师培训负责人、有师范大学里培养未来教师的学科带头人，有创新学校的创始人，更多的还是站在教育创新前沿的先锋校长和骨干教师。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我看到了“以学生为中心”教学法一定是未来方向，它激发学生的内驱力、自主学习能力、合作能力等。

第三，芬兰教育出口领域还没有人做这个。芬兰这边的教育出口公司所做的教师培训其实是介绍芬兰教育；被请去中国的芬兰教育专家不懂中国、不懂中国教育现状；更少有人进一步深挖如何本土化芬兰模式。这个芬兰人做不了，不了解芬兰教育的中国人也做不好。唯有既懂芬兰教育又了解中国教育的人，才有可能做成。

第四，中国对芬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法存在误解。芬兰课堂到底什么教学法占主导？传统的“以教师为主导”教学法的价值何在？哪种教学法更有助于学业成绩提高？

我先生唐鑫联合芬兰教育界两位院士和爱沙尼亚塔林大学教授分析了来自芬兰3个城市和爱沙尼亚3个城市（爱沙尼亚是学习芬兰教师教育模式的成功典范），共91位一年级教师和70位三年级教师的教学行为。用这样的实证研究去找出：1）芬兰小学课堂到底什么教学法占主导？2）哪一种教学法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帮助更大？研究论文发表在国际一流期刊《教学与教师教育》(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他们的研究告诉我们，芬兰教师并不像我们之前认为的那样，只使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法。相反，他们会很灵活地运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法和“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法。后续的研究也发现“混合式教学法”对学生的帮助更大。

即使我看到芬兰“以学生为中心”教学法做得好，即使我看到中国大部分学校还停留在“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法阶段，我仍然不失中国教育自信。

这种自信，来源于我看到了芬兰发展这个教学法的历程，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也遇到了艰难和挑战。我甚至看到芬兰在上世纪80、90年代推行“以学生为中心”教学法遇到的障碍类似于今天的中国课堂。我们常谈国家自信、文化自信，我想我们也要有教育自信。

这种自信，来源于中国教育发展历程中我们所取得的成绩。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教育经历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人人有学上；均衡发展教育，人人上好学；发展优质教育，追求高位均衡这三个阶段。国大人多，几十年间我们能取得这样的教育进步，已经不容易。

这种自信，还意味着看到教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正视自己教育存在的问题。我们当下面临的诸多教育问题，是阶段性问题。处于信息化时代，我们太容易拿自己的教育问题对标其他国家的教育优势。此时我们应扪心自问：“当我们在教育孩子时，总是强调要做自己，不要跟别人比，要看到自己的进步。可为什么在国家发展、教育发展方面，我们就放弃了这一原则，只剩下批判？”

我们当下最大的教育问题，也许不是应试教育带来的问题，而是教育的单一化模式不能满足不同层次家长和教师的需求。中国的人口基数大、层次多，教育应该更多元。

这种自信，更是我们能站在国际舞台上，看到很多发达国家的经验。他们教育改革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给我们提供了改革的前车之 鉴。最终，我们自己的国家要靠自己建设，芬兰模式不可简单地复制到中国。

我在自己的专著《这就是芬兰教育》后记里写道：“不同国家的教育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芬兰这样的发达国家，它的教育像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他成熟、完善、稳定；而中国教育像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他高速发展，他不断尝试，他跌倒又爬起，他充满活力。”

吾国吾命。我想参与这个少年的成长，看着他成长、强大。

为中国本土化芬兰模式

那我能为中国教育、中国教师和学生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我无数次问过自己。

带领他们在芬兰看教育吗？开开眼界可以。

做教师培训课程吗？这个很耗费时间。我愿意放下手中靠游学项目获得的工资吗？庆幸的是，我有一个支持我职业发展的先生。在我可以选择的时候，当下能挣多少钱从来不是我的优先级。能做到这一点，真的很难。因为外界会不断推着你去做事，他们愿意花钱买你的芬兰教育头衔。但我比谁都清楚，没有过硬实力，提前营销，虽然能获得当下小利，但损失的是自己的长远发展。我内心还有一股自信，做教育从来不怕起步晚。

不怕你们笑话，投资人打进我卡里的钱，我都能主动退回去。

18年芬兰游学火热，一些人请我去做游学，我做了一段时间，但感到不是很满意。我是受过芬兰教育学专业训练、自己系统研究过芬兰教育发展历程，这些被邀请来的专家所讲的内容，我基本耳熟能详。我看到了关于芬兰教育，中芬之间巨大的信息差。那一刻，我想帮中国人缩小这个信息差，且用最低价的方式。于是，我辞职去写书——用教师视角去写芬兰课堂观测，用研究者视角去写芬兰教育生态和发展历程。

那么芬兰教育真正能为其他国家所用的核心点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我问过芬兰教育者。

在全球学习联盟会议、在赫尔辛基教育周我问过帕思·萨尔伯格，他是《芬兰道路：世界可以从芬兰教育改革中学到什么》作者，他现场给我的答复是：“培养好教师，学习芬兰教师教育模式去培养自己的教师。”

我问过芬兰国家教师论坛主席，赫尔辛基大学教授雅力·拉沃宁。他说：“芬兰教育系统不可复制到其他国家，但是有一部分可以出口，那就是教师培养模式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法。”

我在《欧洲教师教育政策》会议上问过芬兰教师教育领军人物汉内娜·涅米，她同样指向了教师教育。

这些真正带领芬兰教育革新的人，都认同优质教师是优质教育体系的核心。这正如我在第九届《教师专业国际峰会》上听到澳大利亚墨尔本战略教育中心执行理事安东尼·麦凯先生分享：“教师是教育变革的主体，没有好教师不可能有高质量的教育。”

OECD教育与技能司司长安德烈亚斯·施莱克尔也说过：“教育系统的质量不会超过其教师的质量。”

带着这股力量，我在芬兰于韦斯屈莱大学教育学院两位教授的指导下，基于芬兰教师教育模式完成《为中国本土化芬兰模式：芬兰高参与式“以学生为中心”教学法之中国教师培训项目》英文版。现在我已把课程中国化、线上化。

这套课程让我得意的地方，至少有五点：

第一，我找到了用芬兰教师教育模式给中国教师做培训的方法。

第二，我自己是一个对教师培训有洁癖的人。太理论、太技术、太以讲者为中心都很难入我眼。所以在我的课程中，我平衡了这三者。我相信只有先把教师当学生，让他们体验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法，他们被这样对待过，才更可能在自己的课堂这样对待学生。所以这套课程我把它做成以学员为中心。

第三，在学习新知识的时候，我希望学员能尝试它、运用它、实践它。所以我给学员做了《“我”的教学发展项目》手册，让学员的想法可视化。而且，是在做中学，在合作中学。

第四，很多教师培训课程，花全部的时间在“培训课程”上，认为只要“多学”一定有助于教师专业性的提升。但我想换一种思路，用幸福感促进专业性提升。所以根据我参加过的芬兰教师培训现场的活动，给中国教师设计了《五步关注教师幸福感》。

第五，是你已经看到的用视觉化、美学化的图文让学员感受到故事力、沉浸式教学的力量。我用了基于我自身形象的表情包系列来带领大家开展这段旅程。我还没见过第二个人用过这个方法。

现在，我邀请你上路同行。

我在下面这个《芬兰教学法答疑群》里等你。

我还会在13号做线上直播，全面介绍课程内容。

有任何报名问题，我们群里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