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医春秋 | 戎马书生陈同生——重庆医学院首任院长的传奇人生
他是儒雅文人
用手中的笔写就无数激昂的诗篇
他是威武军人
用流过的血祭奠民族沉沦的岁月
他虽不曾学医
但上医和重医将永远铭记他
他的一生真实地演绎了惊魂与悲歌
为人世间留下一段传奇的故事
思想启蒙
陈同生，原名张翰君，1906年出生在湖南常德。陈同生刚满周岁时，进士出身的祖父张心源入川做官，一家人随之从常德迁往四川北部的营山县。陈同生就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青年时光，所以他总说自己是四川人。后来的岁月中无论辗转何地，陈同生都是一口极具辨识度的四川话。
陈同生两岁时，大伯和祖父不幸去世。四岁那年，家乡爆发瘟疫，父亲和叔父又相继去世，家中只剩下寡居的祖母、母亲和婶婶。陈同生幼年深受祖母和母亲的影响。祖母经常给他讲一些英雄豪杰的故事，也常以祖父和父辈的言行鼓励他。祖母常对他说：“人不怕三十而死，只怕死后无名”。陈同生五六岁时，家里请了一位老秀才教他读书，七岁开始读私塾，十二岁时已把《四书》《五经》基本读完。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彻底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同时灰飞烟灭的还有沿袭了千年的科举制度。眼看“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走不通了，陈同生的祖母就寄望孙子将来学医，也好平安度过一生。然而陈同生的堂叔张雪崖颇具进步思想，在他的反复劝说下，祖母最终同意了陈同生到营山县城接受新式教育。从12岁起，陈同生先后在营山县立高等学堂、县立中学读书。营山县立中学创办人和时任校长张澜，是辛亥革命时四川“保路运动”的领袖之一，他聘请的教员中，有不少留法归来的进步人士。陈同生从教员那里了解到国外的情况和革命故事，留法学生办的油印杂志《赤光》更让他感到耳目一新。渐渐地，在新式学堂科学知识和民主思想的熏陶下，在进步教师和先进杂志的影响下，一颗革命的种子在陈同生心里播下，快速生根发芽。
1924年，在张澜校长的领导下，18岁的陈同生参加了反抗军阀暴政的“抗捐运动”，当时作为校友会会长的陈同生不仅带领同学向驻军请愿，还动手打了催捐委员。川北军阀何光烈责成校方开除闹事学生学籍，并通缉陈同生及校友会的其他领导人。同年5月，陈同生与留法老师及两位同学一起逃往成都避难，从此远离家乡，走上了革命道路。
在成都期间，陈同生通过老师和同乡，结识了中国共产党在四川的早期领导人刘愿庵等人，接触到了《新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视野不断扩大，思想日趋进步，并经刘愿庵介绍于1924年9月加入了共青团。1926年1月，陈同生进入吴玉章、杨伯凯创办的重庆中法学校（中法大学四川分校）读书。同年1月21日，在重庆中法学校，刘愿庵代表党组织举行了共青团员转党仪式，陈同生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名战士。
重庆中法学校旧址（渝中区大溪沟），1926年，陈同生在此就读并入党
1953年，陈同生与原中法大学校长（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在青岛合影
此后，陈同生先在川北组织农民运动，发展农民武装，之后又到四川涪陵的国民革命军二十军混成旅第一团、武汉的国民革命军独立师政治部从事政治工作。1927年秋天，经组织安排，陈同生到北伐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的警卫团当连指导员，参加了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等领导的广州起义并在巷战中负伤。起义失败后，陈同生所在部队与其他起义队伍合编为工农革命红军第四师，陈同生任连党代表。不久组织上调陈同生到师党代表办公室，负责编辑《红军生活》《赤色恐怖》《造反》等刊物。1928年5月，陈同生在部队反攻海丰城的战斗中再次负伤。根据组织提出的利用各自社会关系分散修养的要求，陈同生拖着虚弱的身体回到四川成都疗养身体。
1959年，陈同生在广州起义烈士陵园
在成都，曾经指引陈同生接受新式教育的堂叔张雪崖，又引领他走上了新闻道路。张雪崖时任国民革命军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的秘书、《日邮新闻》的社长，思想颇为进步，在其指引下，陈同生先后担任了《日邮新闻》《成都快报》《新蜀报》的记者、编辑、总编，在记者身份的掩护下从事革命工作。
1957年春，陈同生（后排右）与叔父张雪崖（前排左）在成都合影，张雪崖时任四川省人民法院副院长
1932年1月，陈同生因利用关系营救一位被捕的党内同志，受到当局的怀疑，身份几乎暴露，不得不离开四川前往上海。为了掩护身份，陈同生进入中国公学求学，并加入社联和左翼文化同盟。之后被调入周恩来亲手创建的中共最早的情报和安全机构“特科”做警卫工作，继续以记者身份从事地下工作。
在中国公学读书时的陈同生，时年26岁
1934年，陈同生被捕入狱。狱中的他宁死不屈，坚决不招供与党的关系，继续以新闻记者身份掩护自己。1937年9月，抗战的烽火已经燃遍祖国大地，作为人民喉舌的《新华日报》出版工作经常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和破坏。刚出狱的陈同生临危受命到《金陵日报》担任代理社长、总编辑。在陈同生主持报社工作期间，《金陵日报》积极宣传抗日，用头版通栏发表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的宣言，积极报道平型关大捷的消息和一些八路军的战报，不断为抗日摇旗呐喊，直到南京沦陷后停刊。
陈同生在《金陵日报》使用的通行证
1938年，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开展第二次合作。周恩来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陈同生前往武汉任政治部第三厅少校科员。在周恩来的领导下，陈同生与范长江等人创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团结进步青年新闻记者，参加《全民抗战》编辑工作，主编《新闻记者月刊》。之后随军撤退到桂林，担任“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南方办事处主任，同时为华侨报纸当战地记者。1939年，陈同生赴湖南衡阳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印制会刊而遭遇特务秘密逮捕。押送途中，陈同生乘敌机轰炸之机得以脱逃，辗转至上海找到党组织，后经孙冶方介绍担任《导报》主笔，直到1939年9月到新四军工作。
1938年，范长江、陈同生、胡兰畦（从左至右）在武汉中国青年记者学会讨论工作
狱中斗争
1934年10月，因叛徒出卖，陈同生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在狱中，他以血肉之躯对抗敌人残酷的刑讯，以非凡的勇气与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在上海的看守所里，一个很有学者风度、绰号叫作“教授”的难友对他说：“我告诉你一小小经验，刑罚即使再厉害，人一失去知觉也就没用了，熬它半个小时，什么难关都能挺过去。”陈同生记住了那位“教授”的话，面对敌人“老虎凳”“电刑”等各种酷刑的折磨，甚至是被拖到刑场陪斩，外表看起来瘦弱而又书生气的陈同生始终视死如归，坚贞不屈。
后来，陈同生被押解到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在那里，他认识了剧作家田汉。当时看守们总是要偷听难友们的对话，企图获得审讯中得不到的信息。夜深了，陈同生就故意在阴森的牢房里讲“鬼故事”，讲得令人毛骨悚然。以便把看守吓跑，他们好谈话。田汉在与陈同生分别前，写了一首七律送给陈同生，其中有两句：“养花恨我闲情少，谈鬼输君霸气多”。
陈同生与难友参观南京中央军人监狱旧址
由于国民党当局没有得到丝毫证据，只得以陈同生办过的杂志《东北与西南》上的言论和在看守所写的两首讽刺时政的打油诗为由头，判了他八年徒刑。判决书内称：被告虽坚不承认有加入共产党事实，但以文字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依《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判处有期徒刑八年。附件中有一本《官场现形记》和一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的《唯生论》。原来，陈同生在两本书上各题了一首打油诗：
国运危时官运隆，堪笑古人与今同。
大好青年血无用，养肥蚊蚤南京虫。
——题《官场现形记》
警报频传草木惊，日寇又入通州城。
国军百万无所用，元戎“将军”论唯生。
——题《唯生论》
1935年9月，陈同生等一批政治犯被转往了南京中央军人监狱服刑。在狱中，因酷刑折磨而患病的陈同生，仍坚持与难友一起进行斗争。1937年8月，日寇飞机轰炸南京，炸弹刚好落在关押中央军人的监狱附近，就此“政治犯”纷纷要求出狱抗日，并开展了“绝食”斗争。当时恰逢国共关系有所好转，经八路军办事处和周恩来出面具保，国民党当局才无条件释放了狱中全体政治犯。
看过电影《东进序曲》的人一定会对影片中新四军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黄秉光只身入虎穴的场景留下深刻印象。面对国民党地方势力和顽固派，黄秉光胸有韬略，从容镇定，舌战群顽，为新四军东进抗日奏响了一首辉煌的序曲。影片中黄秉光的原型就是陈同生。
《东进序曲》电影、连环画
1939年9月，组织上安排陈同生到江南抗日游击区苏州、太湖一带参加武装斗争，出任江南抗日义勇军指挥部秘书长。陈毅开辟江北抗日根据地后，陈同生担任新四军挺进纵队政治部副主任。1940年的春天，抗战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想把共产党从苏北彻底“肃清”。6月20日，根据新四军军长陈毅的指示，挺进纵队政委兼副司令员叶飞派陈同生，以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陈毅秘书长的名义，带着陈毅的书信前往泰州与地方军阀谈判。到泰州的第四天，陈同生被泰州地方军阀李长江、李明扬软禁。在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陈同生沉着冷静，面对威逼利诱毫不动摇，与国民党顽固派斗智斗勇，最终顺利完成任务，粉碎国民党顽固派企图阻止新四军渡江、配合日寇消灭新四军的阴谋，为新四军东进抗日扫清了障碍。
1958年1月，陈同生根据泰州谈判撰写的回忆录《郭村战斗时的谈判》在江苏省作家协会的文学刊物《雨花》杂志发表。次年，剧作家顾宝璋、所云平将其改编创作为话剧《东进序曲》并发表于《解放军文艺》杂志。1962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将这段历史拍成了电影《东进序曲》，以陈同生为原型的孤胆英雄黄秉光从此广为人知。
1940年，陈同生前往泰州与地方军阀谈判
1953年，陈同生与陈毅在青岛合影
教育情缘
1955年，中共中央华东局撤销，时任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的陈同生放弃了调往中央统战部任职的机会，主动要求到高校任职。当时很多人对此不能理解，甚至猜想他是犯了错误。对于如此传言，陈同生却一笑了之，因为他从内心里喜欢知识分子的书卷气和青年学子的朝气。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陈同生参与创建华中建设大学，并担任文教系的系主任。他不仅给师生做形势报告，还给同学们讲新闻课。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的陈同生，讲起课来驾轻就熟，谈笑风生，旁征博引，深受欢迎。正是这段经历让陈同生与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在陈同生看来，新中国建设所急需的是人才，办好教育才是当务之急。
1955年，陈同生到上海第一医学院担任党委书记兼院长时发表讲话
1955年6月，中央决定他担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陈同生一来到上医就面临着一项重大任务——内迁重庆。在此之前，上医根据中央的决定，成立了以副院长颜福庆为主任的重庆医学院筹建委员会，开展内迁筹备工作。陈同生到任前，就开始亲自抓这项工作。
内迁是一件极为复杂的工作，陈同生没有独断专行，他首先向上医创始人、时任上医副院长的颜福庆征询意见。颜福庆站在上医的发展角度，向陈同生说明了整体内迁所存在的诸多问题和困难。陈同生感到，学校不是军队，靠像军队一样“换防”的方法是行不通的。他从实际出发，想出了用“母鸡下蛋”的办法来支援内地医疗卫生教育事业的建设：将全校的学科带头人、教师、科研设备等一分为二，由上医在重庆建设一所新的医学院。为此，陈同生亲自去北京向卫生部、高教部的领导直陈己见，两部领导虽然觉得陈同生言之有理，但内迁是中央做出的决定，他们也不能更改。陈同生没有放弃努力，他觉得自己身为上医的院长，就要为上医的前途和命运做出最大的努力。他直接找到周恩来总理，面陈上医整体搬迁可能面临的现实问题和实际困难，并提出了援建重庆医学院的建议和计划。最终，周恩来总理接受了他的建议，并要他承担起重庆医学院的建院工作。
1957年，陈同生与颜福庆交谈
1955年10月，中央任命陈同生兼任重庆医学院首任院长。为了不负周总理的重托，完成好支援祖国内地建设的重任，陈同生不辞辛劳地挑起了筹建重庆医学院的重担，风尘仆仆奔波于北京、上海、成都、重庆等地，多次向周总理及卫生部、四川省、重庆市领导汇报、反映重庆医学院的建设情况。为了建设好重医，他亲赴重庆，确定基建方案、设备购置和人员调配等工作，决定重医师资的三分之二和行政人员的三分之一由上医配备，各种教学设备凡是上医有两套的都调拨给重医一套。通过精心准备，重庆医学院得以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建成，并于1956年9月顺利开学。
创建初期的重庆医学院校园（南北大楼）
陈同生认为，建设重庆医学院这个重大任务必须团结全员教职工，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共同来完成，特别要由有影响力的高级知识分子带头，才能起到更大的作用。他曾与时任上医党委副书记的王乐山同志商量：“颜老年纪大了，我们不能再邀请他做重庆建院的带头人，我是四川人，可以去。你年轻力壮，也可以去。但我们在上医还是新生，在医学方面恐怕还是小学生，光由我们做带头人还不行，还得请有代表性的专家带头。我看钱悳同志可以，他是上医的第二届毕业生，现在是副院长、一级教授、内科专家，他若能去，影响就大了。你先去找他谈谈，看看他有什么想法和困难，若有顾虑，我再找他恳谈。”王乐三当晚就到钱悳家中，说明党委的意图。钱悳毫不含糊，一口答应。1957年初，经上医党委推荐，四川省委任命钱悳为重庆医学院副院长。在陈同生的组织、引导和钱悳的带动下，1955年到1960年间，包括近30名教授、副教授、200多名讲师在内的400多名上医教师职工，积极响应支援内地建设的号召，先后举家西迁重庆，投身到重庆医学院的建设中。
1957年，陈同生、颜福庆 、胡懋廉、钱悳（从右至左）
1957年1月，陈同生不再担任重庆医学院院长，但他仍然十分关心重庆医学院的建设发展。在当年4月召开的上海第一医学院学术委员会会议上，陈同生要求大家“把重庆医学院当做上海第一医学院分院，在各方面给予大力支援”。5月，他专程到重庆医学院视察，分别召集高年资教师、青年助教和学生开了五次座谈会，与内迁干部逐个谈话，并向400多名首届学生作了《怎样做一个社会主义大学生》的讲演。他还特别关照把上海市批给上医的一辆福特牌轿车调拨给重医，并说重医是新建的学校，需要大力支持。
六十多年过去了，今天的重庆医科大学已是位居国内前列的高水平医学人才培养、医学科研基地和医疗服务中心。上医和重医一脉相承的两所医学院校取得的骄人成绩更是数不胜数。实践证明了陈同生的远见卓识，他为上海第一医学院的保留，为重庆医学院的建立，为祖国医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风范长存
陈同生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竭力奋斗的一生，也是艰难坎坷的一生。从大革命到抗日战争，从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从解放区建设到新中国的建设，陈同生几乎参与并见证了中国革命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的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他从事过农民运动、工人运动、武装斗争、地下工作、狱中斗争、新闻文艺工作、统一战线工作、教育工作……他的身影始终出现在革命事业和新中国建设发展的每一个时期，劳苦而功高。
著名文学家巴金在纪念陈同生的文章中这样写道：他有一颗火热的心，你同他接近，他恨不得把心也掏给你，用他的火，点燃你的热情；他身上好像有一种吸引力，把许多人吸引到他身边，同他在一起，人感觉到轻松、自如；他坦白真诚，喜欢敞开胸怀讲话。有他在，就会出现生动活泼的场面；有人说他是“三十年代的活字典”，他知道的事情多，经验丰富，记忆力又好；他善于了解人，肯帮助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总之，他团结更多的人参加革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要是有一天他的朋友们聚在一起谈论他，每个人都可以谈出他的一些优点和特点，大家都会怀着感激之情想念他。
1959年，陈同生在病中所著的革命回忆录《不倒的红旗》
“文化大革命”中，陈同生受到“四人帮”的残酷折磨和打击，于1968年1月26日被迫害致死。文革结束后，陈同生获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78年7月29日，中共上海市委在上海市革命公墓为陈同生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葬仪式，邓小平、叶剑英送了花圈。前来吊唁的各界群众达1200多人，上海各界送来的花圈从大厅延续至广场，又从广场延伸至道路两旁，直至殡仪馆的大门。那种盛况空前的感人场面、那些络绎不绝的吊唁人群，令在场的每一位瞻仰者为之动容，也令殡仪馆的工作人员震撼至深。这是对陈同生革命一生的最好评价。
1966年春所摄全家福，也是陈同生一家唯一一张全家福
纵然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但有些人却永远不会被遗忘，纵然有些真相一时淹没在岁月的烟尘中，但历史终会告诉我们答案。正如陈同生在1967年元旦给子女的信中写下的那首诗：
出入波涛里，辗转四十年。
老来逢多病，随遇求所安。
自问心无愧，何惧名有残。
甘为俯首牛，不怕釜中煎。
心中藏旭日，东升顶峰前。
斯人已逝，然风范长存。陈同生一生忠于信仰，暖不争花红，寒不改绿叶。他那种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实事求事的科学态度、热情坦率的工作作风、以及平易近人的优秀品格，影响着与他接触的每个人，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为国家繁荣、民族昌盛而奋斗，他是人们心中永远不倒的红旗。
本文文字和部分图片来源于以下著作和文章：
[1] 《不倒的红旗》，陈同生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
[2] 《重庆医科大学三十年》，重庆医科大学编写，1986年
[3] 《戎马书生——陈同生纪念文集》，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100辑，2001年3月
[4] 《上海医科大学纪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5] 《陈同生画传》，王尧基、陈淮淮编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
[6] 《与你同生》，邱佩芳、胡涵，复旦大学校友会《复旦人》第8期，2010年12月
[7] 《上医人上医情》，桂永浩、章晓野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
[8] 《陈同生：铮铮铁骨担重任》，复旦大学党委党校网站
[9] 《陈同生：个人生命固可毁 革命气节不能侮》，复旦新闻文化网
文字整理：党委宣传部
编辑：黄泳琪
往期热点
听我校校友、“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梁益建讲“如何做一名好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