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医春秋丨百年钱惪（下）：行知为师表 立德为世范
钱惪，“惪”字从直从心，外得於人，内得於己也。内得於己，谓身心所自得也；外得於人，谓惠泽使人得之也。
钱惪一生，名如其人：为人耿直，品德高尚，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其渊博的专业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无私的奉献精神，高风亮节的品格风范，赢得了师生由衷的爱戴和敬仰。
钱惪（1906-2006），著名传染病学家、医学教育家、国家一级教授。1932年毕业于国立上海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曾先后在南京中央医院、重庆中央医院工作，1943年起任国立上海医学院副教授、教授，附属中山医院内科主任，1950年任抗美援朝医疗队副队长，1952年任上海医学院附属华山医院院长，1955年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1957年任重庆医学院副院长，1978-1983年任重庆医学院院长。1985年任重庆医科大学名誉校长。
曾任全国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兼临床组组长，中华医学会内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科委医学组成员、卫生部学科委员、四川省科协副主席、重庆市科协主席。主编《实用血吸虫病学》《临床症状鉴别诊断学》，参编全国医学教材《实用内科学》《传染病学》及《医学百科全书》等著作。
教书育人的楷模
“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作为一名教师，钱惪最可贵的地方在于他不仅教书，更加育人。
“业精于勤荒于嬉”是钱惪的口头禅。由于他的“过分”严格，学生和护士们都有点“怕”他。他查房期间总是让护士带上毛巾，在测体温或听诊时给病人盖上，以免他们着凉。不管是护士也好、实习生也罢，都必须认真仔细做好记录，稍有不慎之处，便会受到他严厉的批评，尤其是对那些在工作中责任心不强的青年医师，钱惪会毫不留情地当面予以严肃批评。但当诊断科检查肝脾时，他又会亲自躺到检查台上，边做呼吸动作，边让同学们摸肝脾，直到摸准确为止。
钱惪和学生们在一起
钱惪在治学上的严肃认真，影响了众多学子。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正谊明道——上医院士如是说》一书中记载了中国科学院院士韩济生在上医读书期间对钱惪的印象：“他脾气很大，要求很高”。韩济生记得很清楚，钱惪曾两次带领学生们去上海郊区开展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第一次是到驻军部队里做粪便检查，在显微镜下看有没有血吸虫卵，这项任务比较轻松，有空时还可以骑马玩。但第二次任务却很重，要求学生们也要参加对血吸虫病人的治疗。钱惪便一个组一个组地去检查，凡是准备工作做得不好、没有对病人做好宣传解释，或者对锑剂的注射操作不规范的学生，都会挨批评。钱惪认真的工作态度、对病人高度负责的精神深深影响着韩济生。以至于韩济生后来当了老师带研究生时，始终坚持着一种理念：“批评是培养研究生的主要方法，等到没有什么可批评时，研究生就该毕业了。”
钱惪和学生们在一起（第一排左二）
钱惪长期主持医学教学工作，累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既看到了工作中的成绩，又觉察到医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1982年，钱惪撰写了《从重庆医学院谈我国高等医学教育》一文，指出了当时医学高等教育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强调医学教育一定要注重质量，狠抓师资队伍建设，并在知识分子中加强思想工作。他提出，医学院校的专业设置不宜过多，应重点办好几个重点专业，以免分散人力物力，同时要解决医学院校招生人数多而病床不够的问题。他还认为招生时把医学放在第三类并不恰当。以上这些涉及根本性问题的观点，在全国医学教育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引起了不少医学院校领导的重视，被称作“切中时弊之作”。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篇文章是钱惪在双眼患有老年性白内障、手持放大镜的情况下一字一句地写出来的。
钱惪具有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学术思想，涉足从基础到临床、从西医到中医等各个领域的研究，仅针刺麻醉镇痛研究就获得全国重大科技成果奖、科学技术奖。作为医学教育工作者，他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作为传染病学家，他带出了刘约翰、张定凤、王其南等全国知名的传染病学专家，传染病学成为重医第一个国家级重点学科。
钱惪将他对重医人的希望凝结成校训，在继承上医“正谊明道”校训的基础上，为重医提出了“严谨 求实 勤奋 进取”的八字校训，影响了一大批重医人。80年代初，在当时重医学生填写的“你最喜欢的老师”的民意调查表中，钱惪名列前茅，赢得了学生的尊重和爱戴。
严谨求实的作风
20世纪50年代，血吸虫病在江南大地肆虐的时候，上医附属华山医院的中医病房收治了不少因为感染血吸虫而发展成肝硬化、顽固性腹水的病人。当时江南地区赫赫有名的老中医姜春华给这些病人用了以巴豆为主的巴漆丸和健脾利水的方药，久治不愈的腹水竟然奇迹般地消退了。看到这个疗效，彼时正师从姜春华的沈自尹特别惊讶，于是决定对这种治疗方案进行整理和总结。
当时的《解放日报》从患者的来信中得知上医有这么两位治疗顽固性腹水的医生，专门找到了时任上医附属中山医院内科主任的钱惪，希望将这种治疗方法做一些报道。钱惪听后把沈自尹找来，要他把目前的工作成果汇报一下。沈自尹把当时已经总结的97例病人的情况如实向钱惪介绍了一遍。钱惪听后也觉得颇为惊喜，但是他说:“目前的资料还不足以证明健脾利尿方治疗顽固性腹水有确切疗效，我们还要做进一步的研究，用确凿证据说明我们的成果，现在还不适合把结果报道出去。不完善的结果如果发表出去，不仅是对病人不负责，也会坏了上医的名声。等我们补充一些研究，你们再来采访吧。”
就这样，钱惪回绝了《解放日报》的采访要求。之后，钱惪每天亲自到中医病房观察腹水病人的情况，他细致地用皮尺测量每一个病人的腹围变化，并详细记录病人的尿量、体重等指标。同时钱惪自己也收治了几位顽固性腹水的病人，用经典的西医治疗方案硫酸镁帮助病人去除腹水，再将中西医两组病人进行比较。经过一个月的观察，钱惪和沈自尹发现，健脾利尿方果然对去腹水有明显的疗效。此时，他们才决定接受《解放日报》的采访。
之前从来没有像钱惪这样有名望的西医专家替中医说话，这次报道在学界引起了轰动。这件事给沈自尹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也让他认识到只有科学的实验方法和严谨的科学态度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
在领导抗血吸虫病新药―血防846的药理研究时，钱惪常叮嘱大家说：“临床前研究必须慎重，丝毫不能马虎，其结果与病人生死攸关。”在临床学院的一次病例讨论会上，不少专家教授都确诊一位病人患细菌性痢疾。但钱惪经过反复询问病史、分析病案，坚持认为病人患的不是一般的传染病，而是极其可怕的肠伤寒。五十年代医疗诊断设备还很落后，钱惪靠自己丰富的从医经验、踏实的治学精神和对病人高度负责的态度，靠简单的物理诊断就作出了笃定的判断。果然，病理解剖报告证明了钱惪诊断的正确性。
钱惪的严谨体现在他学习、工作的每个方面。钱惪在主编学术著作时，对其他编写人的稿件，总是逐章逐节仔细修改，即使对一些知名教授的稿件亦如此，必要时要求他们反复重写。他曾担任多种杂志的编委，审稿时字斟句酌，每个标点符号、每个专业术语都力求准确无误。几十年来，经钱惪处理审阅的论文上千篇，无一不浸透着他的心血。当论文完成，人家请他署名时，钱惪总是婉言谢绝。作为教师，他最大的欣慰，就是看到“青出于蓝胜于蓝”。
积极乐观的态度
钱惪一生经历过许多艰难的时刻，可无论处在什么境遇下，他总能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
1939年抗战期间，钱惪随南京中央医院内迁至重庆歌乐山，在中央医院内科和国立上海医学院主持工作五年。战乱时期，钱惪每天面临着许多居无定所、颠沛流离、贫病交加的病人和流亡者。就是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钱惪依然以乐观的精神带领医务人员和学生进行了疟疾的流行病学调查，并整理出流行病传染报告，其中伤寒240例、阿米巴肝脓肿45例、地方性斑疹伤寒157例、梅毒1180例。在战争时期能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流行性传染病学调查报告，在国内实属罕见。
后来他在《抗战时期的重庆歌乐山记事》一文中回忆，当时工作条件差，生活艰苦，任务繁重，疟疾、伤寒、阿米巴性肝脓肿、地方性斑疹伤寒、梅毒等传染病严重流行。大家吃的是霉米做的饭，喝的是没有安全保障的水，很多人因腹泻而病倒。到了晚上，大家只能在如豆的油灯下工作，鼻孔都被熏黑，但还只能点一根灯草，因为灯油紧张，要“细水长流”。如此艰苦的条件却丝毫没有影响到钱惪工作上的积极性，他带领大家开展教学查房、病例讨论，尤其是病理解剖工作。如此下来，培养了强大的师资队伍、营造了浓厚的学术空气、提高了医疗质量，许多医学院的学生都慕名要求来实习。
在冰天雪地中，钱惪和大家一起忙着抬运前方送来的伤病员，悉心为他们治疗，并将自己的食物分给伤员吃，正是他无微不至的关心、夜以继日地救治，挽救了一条条宝贵的生命。
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十分艰苦，所有人都是睡通铺，卫生条件极差。对于生长在上海年仅18岁的护士陈曼丽来说，从没见过这种环境。刚到那里时，陈曼丽看到伤员身上和住宿的地方，到处都是虱子，吓得惊叫。钱惪看到后哈哈大笑，说：“这么个小东西把你吓成这样，来看我的。”只见他抓住虱子用指甲去掐，发出啪啪的响声，一会儿虱子全让他掐死了。陈曼丽也乐了，从此不再害怕。
此后，钱惪又指导医务人员用药物、清洗等办法，为伤员消灭虱子。很快，这种恼人的小生物就被战地医疗队消灭了。1951年，由于钱惪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任务中表现突出，被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卫生部记“一小功”。
“一小功”奖状
志愿军战士浴血奋战、流血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深深感动了钱惪，他自觉地把自己的工作和党的伟大事业、把自己的行动和共产党员的崇高信念紧紧地联系在一起。1956年，他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面对鲜红的党旗，他庄严宣誓：把智慧和生命都交给党！
“三心两意” 的关怀
怎样才能做一名称职的医生？钱惪认为，医学事业，性命攸关，首先要有为病员服务的思想，推己及人、设身处地的关心病人。他时常告诫学生“要急病人之所急，痛病人之所痛，想病人之所想”，“关心、细心、尽心是每一个行医者最起码的要求”。
1987年，钱惪在中华内科杂志“医家自述”中著文《和年轻医师谈古说今话未来》，其中提到医生应有“三心两意”，即细心、虚心、尽心以及诚意、慈意。这是他初为医生时，父亲对他的告诫，钱惪始终牢记在心。他在做临床医师时，查房之前总要先了解病人的病情，做到心中有数，做好必要的准备；在听取下级医师或学生做汇报时，他总是边查看病人，边提补充问题，力求材科完整准确，并指出需要补做或重做的检查。
钱惪认为建立诊断的主要依据应该是病人的真实材料，而不是轻信某项检查结果。因此，他要求医生们讨论时可以想得周到复杂些，但最后一定要归纳简化，排除某些可能，而不是这也可能、那也可能，或搬弄一些文献，以显示自己博学，医生的最终目的是要解决病人的实际问题。钱惪主张治疗用药必须有针对性，宁可多作些解释工作或提些注意事顶，也不能急功近利地滥用药，他尤其批判那种遇有发热病人就滥用青、链霉素的做法。诸如此类严格要求，在对病人负责的基础上，对下级医师也有很大的帮助。
钱惪常说，每一个医务人员身上都肩负着病人的希望，所以必须要倾尽所能，对病人负责，但他也从不说“包治”之类的话。如果病人康复，他认为多半靠病人自己，医生不应贪功。面对重症病人，钱惪认为应如实向家属说明情况，不危言耸听，也不逃避推诿责任。他从来不向病人索取什么或请他们“买”什么，如果病人为表示感谢，有所馈赠，他向来只是心领谢谢，或有一份来，带一份去。对贫穷病人，他还会适当给予资助。
对于年轻医师，钱惪希望他们不仅要勤奋学习书本知识，更要练习动手操作的能力，主动关心病人。他曾说，如果年轻医师工作一二十年，仍然爱听上级医师“讲”，指望“支持”和“培养”，势将导致青黄不接。为此，他通过自己从医数十年的经验，循循劝导年轻医师要有为病人服务的思想，设身处地地关心病人；要热爱自己的专业，珍惜时间，抓紧学习，不断更新知识；要克勤克俭，忠于职守，从实际的、哪怕是微小的工作做起。当有人提出8小时工作以外的时间应如何利用时，钱惪说，无论医师或教师，在保证做好8小时以内的工作的前提下，都需要有业余准备，有时需要夜以继日地工作，不断提升自己的知识水平和业务能力。
钱惪一生，将全部身心系于医疗卫生事业，他真正把病人放在心上，他亦真正关心青年医师的成长，关心国家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他的“三心两意”影响着一代代的医务工作者，严于律己，不断为患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简朴淡泊的人生
作为中国最早培养出来的医学博士，20世纪40年代时，钱惪就漂洋过海到美国留学，新中国成立后又被评为国家第一批一级教授，成为当时收入最高的医学专家之一。可钱惪一生却生活简朴，不计名利，他身上有的只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淡泊宁静。
一套蓝色咔叽布的中山装、一双黑面白底的布鞋、补了又补的袜子，是他穿了一辈子的“行头”。在他家里没有任何像样的家具，一套又旧又破的木沙发伴着他接待了外国友人、政府官员、学界精英。他担任重庆医学院领导近25年，为公家出差的票据、看病的医药费大多被他揉成纸团扔进了垃圾篓。在重医工作46年，他没有因私用过一个公家的信封和一张信签，给同事、亲戚写信都一律用废纸的背面。有一次学校办公室给他送来20只公用信封，也被他退了回去。80年代初，四川省教育厅曾拨专款为钱惪修住房，图纸已经设计完成，开始打地基，却被钱惪坚决拒绝了。后来因为年事已高，他还主动辞去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并多次放弃了国家安排到桂林休养、去国外开会的机会。
钱惪对家庭和子女也非常“抠门”，没有利用职务为自己谋过一分的私利，也没有留给子女一点可以称作“遗产”的家当。80年代初期，钱惪的学生张治道从美国来信，提出资助10-15名重庆医学院的教授去美国短期进修。钱惪把选人的决定权都交给了各个附属医院和基础部，自己不提任何要求。学校考虑到他的两个儿子都是学医的，应该去一个，他却说：“有本事自己考，没本事不要指望我”。从始至终，钱惪没有动用过手中的权利给子女任何特殊的照顾。他说：“对子女，我一贯提倡人贵自立。供他们读书，让他们学到知识，是我当父亲的应该做的。有薄技在身，胜过万贯家财，如果子女不肖，钱财反而足以堕其志”。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钱惪动员全家种蔬菜、红薯等，并把其中的大部分交给了重庆医学院伙食团和动物房。当时，钱惪作为高级知识分子，每个月都有特供票，可以到重庆市政协俱乐部购买各种荤食。他夫人去买过一次，却被他批评了一通：“全国人民在忍饥挨饿，你们还要吃肉。”因为缺乏营养，家里人无一例外地患上了营养不良性肝炎。他自己这个一级教授，也只能偶尔享受一下专门给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配发的数量极其有限的“糠麸丸”。按照国家规定，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钱惪每个月有30多张工业票，但大多数被他送给了其他教职员工。在他的家人眼中，钱惪虽然是丈夫、父亲，但他首先是属于国家和重庆医学院的，因为他对国家、对重庆医学院的关心和热爱，远远超出了他对家庭的付出。
钱惪克己奉公，即使对于他的同学、学生也一视同仁。上海医科大学刘裕昆教授是他的学生和多年好友，90年代初来重庆医科大学出差，临走时请钱惪派一辆车送他到机场，钱惪在学校给他要了车后特意打电话告诉刘裕昆，请他自己缴纳车费。
钱惪对自己和家人在生活上十分“吝啬”，但在公益事业上却非常“慷慨”。在他一生中，捐赠的事例不胜枚举。即使在他退居二线以后，他仍然时常捐钱给国家和困难群众，甚至连单位发的奖金、稿费、四川省科技顾问团发的津贴等，他都作为党费交了出去。自他入党以来，他一直每个月缴纳100元党费，这些钱在当时是绝大多数人全家工资的总和。他是四川省最早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知名专家，但他却把这些津贴一分不剩地捐献给了国家。1980年，钱惪又一次捐出全家多年的积蓄2万余元、黄金30余两，支持重庆市科协建设科学会堂。为此事，有人认为他“怪”出了格，背地里骂他“疯子”。话传到钱惪耳朵里，他淡然置之。
钱惪将四川省科委给的顾问费作为党费上交
钱惪将奖金、稿费作为党费上交
1980年，钱惪捐款2万元支持科协修建科学会堂
类似的捐赠，俯拾皆是。钱惪经常给贫困农民捐款，并认为这不是一般的同情和怜悯，而是一个医生应有的人道和博爱。在巡回医疗中，他总是关切地询问就诊的农民家庭和生活情况。遇到有困难的农民兄弟，他总会从兜里掏钱送给他们。“这样做你的工资很快就没了。”旁边的老师善意的提醒钱悳，“没事，他们比我更需要钱。”这种资助并不局限于他身边的病人，他还常常把爱心播撒到遥远的贫困山区。《云南日报》曾报道一位乡村教师扎根山区、艰苦办学的事迹，钱惪看到这条消息，立即汇去一些钱。2004年底，钱惪已经98岁高龄，终日卧床不起，但当他听到东南亚发生海啸时，说“救灾如救火”，又一次要家属代他通过市红十字会向东南亚的灾民们捐献200元。钱惪去世后，他的家人遵照他的遗言，将复旦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重庆医科大学及附属医院和重庆市科协多年送来的慰问金共计2.6万元，捐给了重庆开县挖煤资助学生的小学教师刘念友和重庆合川市的34名贫困小学生，表达他对贫困失学儿童最后的关心。
钱惪的淡泊体现在他的无私和博爱上，也体现在他对职位、对人生、对生命的态度上。
1984年1月，因为年事已高，钱惪主动向重医党委递交了退休申请书。他在申请书中写道：“申请退休的必要性至少有三点：一是及时贯彻中央的决定；二是我的工效和健康情况已够差，不能做终身职；三是有一批人在观望等待，我带个头有便于办理。”
1987年，钱惪因病住院，随即对自己的身后事做了安排。他在信中写道：“请勿为我搞任何仪式，只希望组织上帮助家属早些送（遗体到）火葬场，大家省事，不保留骨灰。如果病因不明，可做病理解剖，帮助医学进步。”他还附上人民日报读者论坛上一篇《关于操办丧事问题》的文章，该文提到要改革办理丧事的办法，钱惪说：“我看很好，（我）就作为‘第一个响应人’。”寿终德望在，身去音容存。如今，钱惪的雕像巍然伫立在重医图书馆的门前，每一个经过的重医人都将怀念他。
钱惪的一生有太多的故事，如群星般无法一一细数，然而星空最令人心动处，就是那无数繁星在安静地闪烁。活在人心便不朽，让人怀念即永生。
钱惪虽已与世长辞，但他曾为重医阔步发展勾画时代蓝图的种种创举和付出，却永远留在校园里，留在重医人的心田里；他开拓的足迹已经镌刻在重医历史发展的丰碑上；他提出的“严谨、求实、勤奋、进取”的校训已成为每个重医人的座右铭。以钱惪为代表的开拓者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执着追求的风范已经凝聚在重医的气质里，成为重医60余年发展史上的精神财富，在重医师生中代代相传、发扬光大！
本文文字综合整理自以下著作和文章：
[1]《碧血丹心铸医魂——追记重庆医科大学名誉校长、著名传染病学专家、国家一级教授钱惪》，重庆日报，2006年
[2]《沈自尹：自强不息，学贯中西》，李航、许莉莉、米文丽，2012年11月
[3]《韩济生：济生之路》，陈克铨、陈婕、刘青、包红，2012年11月
[4]《漫漫血防路——上医人抗击血吸虫病历程回顾》，刁承湘，2010年
[5]《钱惪老师与我们在一起》，王簃兰、金为翘，2007年
[6]《怀念上医追忆恩师》，王簃兰，2010年
[7]《上医人的足迹——部分上医校友给母校的汇报》第一集，吴合主编，2009年
[8]《上医人的足迹——部分上医校友给母校的汇报》第二集，吴合主编，2011年
[9]《上医人的足迹——部分上医校友给母校的汇报》第三集，吴合、丘明生主编，2014年
[10]《上医情怀》，刁承湘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
[11]《正谊明道——上医院士如是说》，彭裕文、桂永浩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11月
[12]《上医文化——研讨会文集》，主编陈克铨，中国工人出版社，2011年2月
部分图片来源于复旦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文字整理：宗华月
图文编辑：黄泳琪 蔡雨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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