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泳梅｜​中国工业技术进步的百年探索：历程、经验与展望——透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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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技术进步的百年探索：历程、经验与展望——透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

梁泳梅

● 刊期：《经济与管理研究》2021年第11期

● 作者简介：梁泳梅，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 内容提要

一百年来中国工业技术进步经历了从落后到追赶再到部分领先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工业生产力迅速提升，技术进步显著，高新技术及有关产业快速发展。其最重要的经验在于：第一，从人的角度出发，通过科教兴国战略积累了大量人力资本基础，通过优化生产关系充分调动了劳动者推动技术进步的积极性。第二，有效发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通过顶层设计和五年规划引导推动技术进步的阶段目标和路线，利用举国体制集中攻关关键核心技术。第三，充分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技术。当前，中国工业技术还面临着关键领域创新能力不强、工业企业的创新动力仍待激发、部分发达国家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的威胁加大等问题。需要继续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加快推进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进一步扩大高质量对外开放以提升工业技术进步的质量，多管齐下进一步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

★ 关键词

技术进步；创新驱动发展；关键核心技术；举国体制；建党百年

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艰苦革命斗争和发愤图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追求所在。一百年来，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发展到今天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工业技术进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回顾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推动工业技术进步的历史进程，总结发展规律与伟大经验，对于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创新型国家、推动新型工业化，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工业技术进步的历程

一百年来，世界经历了多次技术革命，中国也经历了工业技术从落后到追赶再到部分领先的过程。 

(一)近代中国工业及技术(1921—1949年)

近代中国由于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而无法走上工业化道路。总体上看，近代中国有一定的工业基础，能够自主生产包括钢铁、水泥、碱、酒精、硫酸等生产资料；但工业生产体量小，工业产品种类少，主要以轻工业为主。从生产技术上看，使用了一定的机械生产，但是工业技术总体较落后。另外，近代中国作为半殖民地，其工业呈现出很强的生产对外依赖性特征。 

1.具有一定的工业基础，但生产技术总体落后

得益于清末洋务派官僚创办的一些新式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19世纪20年代至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工业基础，能够自主生产包括钢铁、水泥、碱、酒精、硫酸等生产资料，以及使用机器生产的棉纱等生活资料（见表1）。民国后期大部分工业集中在国民党统治区，但在此阶段，共产党也在斗争中开始了发展工业的探索。例如，在敌后根据地根据战争的需要创办了一批规模不等的兵工厂和被服厂等工业企业，生产军民必需的武器和生产生活用品。

从总体上看，近代中国的工业生产体量仍然较小，工业产品种类也很少。从产业结构来看，轻工业占了绝对比重，对技术和资本要求较高的重工业体量非常小。据统计，1933年，以工人数作为考察指标，中国64.0%的工业集中在消费资料生产部门，尤其是纺织工业（该部门的工人占工业总体的51%）；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工业只占总体工业的36.0%，其中大部分为煤炭工人（该部门的工人占工业总体的 17%）。

从生产技术来看，该历史时期使用了一定的机械生产。例如，棉纱工业就普遍采用了机器生产；煤、铁的开采以及生铁的冶炼也都是大部分为机械生产（见表2）。从整体上看，近代中国的工业生产技术还是较落后的。但值得一提的是，在生产条件十分艰苦的抗日根据地，共产党领导的兵工厂就已经非常注重技术研发了。例如，在八路军的柳沟兵工厂，从德国回来的工程师和当地工人一起把现代科技和当地土法炼铁相结合，研发出了“炉炮火法”韧化处理炮弹弹体的工艺技术，突破了当时在根据地大批量生产炮弹的关键技术。各根据地的军工部门也生产出全新的枪弹，研制出射程达500米的枪榴弹以及37毫米、45毫米的平射炮，表现出强烈的对工业技术进步的追求。

2.半殖民地经济特征明显，生产对外依赖大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近代中国工业呈现出明显的半殖民地经济特征，生产对外依赖非常大。一方面，中国出口了大部分的工业和农业原材料，同时又进口了大量的工业制品。例如，近代中国的钨、锑、锡等重要金属以及铁矿石等原材料都用于出口而无法在国内生产，与此同时，钢、大工具及机器等重工业产品则需要依赖进口（参见表3）。这既是近代中国工业对外依赖性强的表现，又说明了当时中国的重工业生产技术十分落后。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与官僚资本相勾结，在生产上垄断和控制了近代中国的工业。以煤矿生产为例，1937年，在采用机械开采这一技术路线的煤矿生产中，由帝国主义直接攫夺的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47.0%，由帝国主义参与投资的煤矿企业生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25.5%，也就是说，采用机械生产的煤矿开采量有72.5%都被帝国主义所控制。实际上，在许多重要工业产品上，外国在中国工厂的产量都超过了中国工厂的产量。例如，美商上海电力公司的发电量相当于全国各华厂发电量的总和，英商颐中烟草公司的产量超过了所有中国工厂的产量。正是由于没有独立自主的工业，当时的中国很难有较明显的工业技术进步。 

(二)计划经济时期的工业技术进步(1949—1978年)

这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工业生产力发展最为迅速的阶段之一。由于技术的进步，许多原来不能生产的产品也可以生产了，工业产品种类快速增加，产量也不断提升。更重要的是，这个阶段优先发展重工业，在国防工业等高技术行业取得了显著的技术进步成就。

1.工业生产力迅速提升

新中国成立后，工业发展非常迅速。以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这一时期为历史观察期，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新中国六十五年数据表》，1952年工业生产总值为119.50亿元，按可比价计算，1978年工业生产总值是1952年的16.94倍，1952—1978年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3.24%。美国在工业化时期（1820—1900年）的工业发展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要快，但也只有年均增长5.8%~7.2%的水平。用耗电量和发电量从另一个角度佐证该历史时期的工业发展，也可以看出中国工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1949年全国实际用电量34.6亿千瓦时，1978年全国实际用电量为2498亿千瓦时，增长了71倍。1949年全国发电量43亿千瓦时，1978年达到2566亿千瓦时，增长了约58.67倍。而在相近的时期里（1950—1975年），美国发电量只增长了4.15倍，日本增长了9.60倍，英国增长了3.81倍，联邦德国增长了5.78倍。中国远高于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发展速度，有力地说明了中国工业生产力的提升是快速的，工业技术的进步速度也是巨大的。

2.工业产品不断增加，产量快速提升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在“一五”“三五”“四五”计划实施后，中国的工业产品种类日益丰富。许多原来受限于落后的工业技术而无法生产的产品，被快速开发出来并大量生产（参见表4）。至1965年，主要工业产品品种已经增加了3万多种。在冶金工业中，据1964年不完全统计，钢的品种达900多种，钢材的品种达90多种；在机械工业方面，1964年机床品种达到540种。许多原来无法自主生产的产品如家用电冰箱、彩色电视机、洗衣机等，在“三五”计划和“四五”计划期间也实现批量生产了。与此同时，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也在快速提升（见表4）。1949—1978年，原煤、原油、天然气、生铁、成品钢材、水泥、硫酸的产量分别增长了18倍、866倍、1960倍、138倍、169倍、98倍和164倍。工业产品的质量也在不断提高，例如，1965年生铁合格率已经达到了99.85%，钢材合格率达到了98.39%，棉布一等品率达到97.4%。

3.部分高技术产业取得突破，建立了独立的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一五”计划时期，党中央做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决策，要求首先保证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基本建设，以迅速增加中国的工业基础和国防力量。很快，中国在重工业建设上取得了较大成功，突出的标志就是1964年10月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7月成功试爆了第一颗氢弹以及1970年4月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不仅使中国成了国际军事大国，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突破了国防尖端，在重要科学技术领域取得了显著成绩。

此外，中国也在这个阶段研制成功了不少高技术工业产品。例如，20世纪50年代年制成了喷气式飞机、载重汽车、大型发电设备和单轴自动车床等。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国能够依靠自己的技术力量设计建设大型工厂，如年产150万吨的钢铁联合企业，年产100万吨的炼油厂，年产5万吨的合成氨工厂。中国逐步形成了大型成套设备和精密设备的生产能力，一些技术和成套设备还可以出口。中国生产的一些高级精密大型产品也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例如定位误差6微米的坐标镗床、12500吨自由锻造水压机、10万千瓦汽轮发电机组、1150毫米初轧机、若干种精密轴承、质谱仪等。

随着数量众多的重要工业建设项目不断推进，中国逐步建立起自己的石油工业、化学工业、汽车工业、飞机制造工业、船舶工业，以及电子信息工业、原子能工业和导弹工业等高端制造工业。到1965年，中国主要机器设备的自给率已经由1957年的60%以上提高到了90%以上。中国已经初步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三)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技术进步(1979—2012年)

1.工业生产力大幅提升，生产率不断提升，主要产品产量迅猛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发展迅速。1979年中国的工业生产总值为1769.7亿元，按可比价计算，2012年工业生产总值是1979年的36倍，1979—2012年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1.56%。尤其是“七五”计划和“八五”计划时期，工业总产值按可比价格计算10年间增长了4.1倍，年均增长17.6%，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工业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十年。这在全球工业化进程中是非常可观的发展速度，反映了该阶段中国工业生产力和技术进步的速度也是巨大的。

工业的劳动生产率也不断提升，1979—1985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从11838元/人增长至15198元/人（以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年均增长了4.6%；由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增加的产值达1483.6亿元。

由于工业生产力的大幅提升，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也迅猛增长。在“八五”时期（1991—195年），中国的煤炭、水泥、棉布、电视机等产品总量已经居世界第一。2012年，原煤产量达到36.5亿吨，比1978年增长4.9倍；粗钢7.2亿吨，增长21.8倍；水泥22.1亿吨，增长32.9倍；汽车1928万辆，增长128.3倍；家用电冰箱由1978年的2.8万台增加到2012年的8427万台；彩色电视机由0.4万台增加到1.3亿台。移动通信手持机和微型电子计算机从无到有，2012年产量分别达到11.8亿台和3.5亿台。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按照国际标准工业分类，在22个大类中，中国在7个大类中名列第一，钢铁、水泥、汽车等2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同时，产品的品种和质量也在大幅提升。例如，“六五”期间，机械行业和电子行业达到国际上比较先进水平的产品品种，就比“五五”时期有了成倍的增加。到了“八五”时期末，据对大中型企业770种主要工业产品质量状况的普查，全部合格产品中按产品价值计算，达到国际先进标准水平的优等品占19.8%，达到国际一般标准水平的一等品占41.5%，1995年与1985年相比，优等品率提高3.5百分点，一等品率提高16.0百分点。

2.工业企业技术装备水平明显提升，高技术产业获得发展

这个阶段，工业企业整体的技术装备水平有了明显提高。1979—1985年，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人均固定资产净值从7651元增长至10435元，提高了0.36倍。1985—1995年，工业装备水平进一步提高，设备更新速度加快。1995年末，乡及乡以上企业和年产品销售收入100万元以上的村及村以下企业固定资产原价47896.6亿元，比1985年增长5.7倍；从业人员人均固定资产装备47098元，比1985年提高3.4倍。1995年末，乡及乡以上工业企业机器设备净值率为70.1%。

通过从“六五”计划期间就开始有重点地对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革，广泛开展以节能为主要目标的技术革新活动，技术改造取得了重大成就。“六五”期间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到5300亿元，新增固定资产3880亿元，建成投产大中型项目496个，完成更新改造项目 20多万个。“八五”期间全部建成投产的基本建设大中型项目约为845个，建成投产的限额以上的重点技术改造项目约为374个。这些项目使工业部门的技术水平和企业的装备水平、市场竞争能力有了较大提高。据对3200多种主要工业生产设备的普查，进口设备占47.1%，比1985年的18.2%上升28.9百分点；据对大中型工业企业1180种主要专业生产设备技术水平的普查，按设备原价计算，达到国际水平的占26.1%，比1985年提高13.2百分点；属国内先进水平的占27.7%，提高5.9百分点。

“八五”计划开始提出要跟上科技革命的发展，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此后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加快，电子信息等产业获得较快发展。根据可获得的统计数据，1995—2012年，高技术产业企业个数从1.88万个增加到2.46万个。2012年，电子器件制造业企业数达2356个，通信设备制造业企业数为1323个，集成电路制造业企业数为426个，仪器仪表制造业企业数为3586个，分别是1995年的2.9倍、0.9倍、1.9倍和0.9倍。

3.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增长快速，研发成果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工业企业的研发投入不断增长，技术创新卓有成效。根据全国第三次工业普查的数据，1995年全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拥有技术开发机构13107个，平均每一企业拥有技术开发机构0.6个，比1985年增加1.0倍；技术开发人员123.4万人，占企业职工总数的3.2%，比1985年增加2.2百分点。到了2012年，有研发活动的工业企业有4.7万个，有研发机构的工业企业有3.9万个，分别占全部工业企业的13.7%和11.3%。2012年，全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R&D研发经费为5992亿元，是1985年的42倍；2012年研发人员全时当量为181.9万人，是1985年的7倍。1995年用于新产品开发的经费165.0亿元，2012年用于新产品开发的经费支出为7998.5亿元。

研发投入的增长带来了工业技术的进步。一个表现是专利成果不断增加。以全国的发明专利授权数为例，2012年达到了21.7万件，是1985年的5427倍。2012年，工业企业通过专利所有权转让及许可获得的收入达45.6亿元。第二个表现是新产品销量不断提升。1995年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达2620.2亿元，占全部销售收入的8.5%，比1985年提高了1.1百分点；新产品实现利税364.2亿元，占全部实现利税的9.8%。2012年，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为110529.7亿元，占全部销售产值的12.1%，比1995年提高了3.6百分点。

4.在高技术领域取得重大成绩

改革开放后，中国在高技术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绩。20世纪80年代，中国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第一枚运载火箭获得圆满成功，不久后，以潜艇从水下向预定海上目标区发射运载火箭获得成功；成功发射试验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随后即建成了国内卫星通信网；自行研制成功了亿次巨型计算机。20世纪90年代，自行设计和建造的秦山核电站实现并网发电。进入21世纪，中国在高技术领域的成绩日益突出，神舟载人飞船与天宫空间实验室实现平稳交会对接；新一代静止轨道气象卫星、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北斗导航卫星等成功发射运转；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海斗号无人潜水器创造新的最大深潜纪录；自主研发超算系统“神威·太湖之光”居世界之冠；赶超国际水平的第四代隐形战斗机和大型水面舰艇相继服役。国产大飞机、高速铁路、三代核电、新能源汽车等部分战略必争领域抢占了制高点，实现从“跟跑”到“并跑”“领跑”的跃升。这些科技领域的进步，本质上也是工业技术的进步。

(四)十八大以来的工业技术进步

十八大以来，工业化建设进入技术全面发展的新阶段。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企业创新的主体地位不断增强；工业信息化水平和节能减排技术不断提升；新一代信息通信、新能源、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的技术已处于国际先进水平，有效促进了工业整体的发展。

1.技术创新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工业技术进步成果快速增长

十八大以来，企业创新获得了很大支持，工业企业提高了对研发和技术进步的重视程度，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大了研发活动量和研发经费投入。从表5可以看出，2012—2019年，有研发活动的企业数量增长了174%，有研发活动的企业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比重从13.7%提高34.2%。研发人员全时当量从224.6万人年增长至315.2万人年，增长了40%。

在推动技术进步的过程中，企业越来越重视自主创新，对国外引进技术的依赖明显下降。这一点在工业企业科研经费的支出结构变化上体现尤为突出。2012—2019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研发项目经费内部支出从6231亿元增长至14237亿元，增长了128%；同期引进国外技术经费支出从394亿元增长至477亿元，仅增长了21%；引进技术消化吸收经费支出从156.8亿元下降至96.8亿元，下降了38%。

在研发投入持续增长的推动下，工业企业技术进步的成果也非常明显。大量新产品被开发并生产出来，2012—2019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新产品开发项目数增长了108%，新产品带来了丰厚的回报，新产品销售收入从110530亿元增长至212060亿元，增长了92%；新产品出口销售收入增长了79%。另外，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专利申请也越来越多，2012—2019年，有效发明专利数从27.7万件增长至121.8万件，增长了339%。

2.工业化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节能减排技术显著增强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深入发展，基于移动互联、物联网的工业技术蓬勃发展。制造业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不断融合，一方面，传统工业实现了跨设备、跨产区的互联互通，从而使生产和资源得到更好的配置，另一方面，也催生了包括智能化生产、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等一系列新的工业生产业态和模式。在工业信息化方面，2019年，使用计算机的制造业企业占全部制造业的比例已达99.9%；使用互联网的制造业企业占比达100%，比2012年提高了10.5百分点；有网站的制造业企业占比达58.2%，比2012年提高了33.5百分点；采用信息化管理的制造业企业占比为97.2%；通过互联网开展有关生产经营活动的制造业企业占比达100%，比2012年提高了17.3百分点。十八大后，工业互联网快速发展，形成了向钢铁、能源、化工、机械、家电等领域的10个跨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生态。例如，在钢铁工业，河钢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构建了Weshare工业互联网平台，攀钢集团攀枝花钢钒有限公司构建了钢铁行业百米全长淬火高速重轨数字化生产-攀钢钒重轨数字化产线工业互联网平台，山东莱钢永锋钢铁有限公司构建了智慧能源大数据管控平台，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的效率和质量。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在推进工业技术进步的过程中，节能减排技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提升，使得工业生产的能耗不断下降。2012—2019年，中国万元GDP能源消费量从0.83吨标准煤下降至0.55吨标准煤，下降了33.7%；工业生产的单位能源消费量从1.44吨标准煤/元下降至1.09吨标准煤/元，下降了24.1%。其中，“十二五”期间，规模以上工业以年均2.6%的能耗增长支撑了年均9.57%的工业经济增长，单位增加值能耗累计下降28%，实现节能量6.9亿吨标准煤，对完成单位GDP能耗下降目标的贡献度在80%以上。“十三五”期间，2016—2019年，规模以上企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累计下降超过15%；粗钢、粗铜、氧化铝等重点产品综合能耗分别下降4.9%、17.9%、7.8%；尾矿、粉煤灰、冶炼渣、工业副产石膏等大宗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加快向集聚化、规模化、高值化发展，废钢铁、废塑料、废旧轮胎、废矿物油、废旧动力蓄电池等再生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快速提升。工业的绿色转型取得了较大成效。

3.部分高端产业的技术已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十八大以来，中国在新一代信息通信、新能源、航空航天、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领域取得了众多核心技术的突破。例如，以月球探测为切入点的“嫦娥工程”举世瞩目，中国使用较低的成本、成熟先进的技术实现了探月活动，实现了探测器带回月球样本；以火星探测作为第一站的行星探测也已经起步，火星车成功在火星表面行驶并向地球传回资料；航天技术也在向更高的载人航天阶段发展，多次成功发射载人飞船且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首次实现千万核心并行第一性原理计算模拟；“国和一号”和“华龙一号”三代核电技术取得新突破。这标志着中国在许多战略高技术领域已经走在了世界前沿。

在许多高端产业，中国也取得了许多重大突破，实现了较大的技术进步。例如，在信息通信行业，中国企业声明的5G标准必要专利占比38%，全球领先。在全球通过的50项5G标准中，中国有21项，远高于美国的9项、欧洲的14项、日本的4项和韩国的2项。5G移动通信技术率先实现规模化应用。另外，中国在人工智能芯片、深度学习算法等人工智能关键技术的创新也非常活跃。新能源汽车加快发展。消费级无人机占据一半以上的全球市场。C919大飞机准备运营，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试验样车成功试跑，最大直径盾构机顺利始发。甲醇制烯烃技术持续创新带动了中国煤制烯烃产业快速发展。

这些成绩充分说明中国无论是在科技领域还是在工业制造领域，无论是制造技术还是整体的工程设计能力、实现能力、管理能力等都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

二、中国工业技术进步的重要经验和举措

中国工业在一百年间，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取得显著的技术进步，其重要的重要经验和举措有以下三大方面：第一，从人的角度出发，培养了大量的人力资本，极大地激发了人才的积极性。技术进步最重要的基础是人。一方面，需要劳动者具有一定的专业素养，才能够分析和解决生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推动技术的变革和进步。另一方面，劳动者需要具有一定的积极主动性才会去自发地解决问题、改进生产技术。劳动者的积极性越高，就越有提高生产效率的主动性，才会越投入到对生产过程问题的发现和解决中，从而越有可能促进技术更快地进步。对比新中国成立前后百年工业化的奋斗历程，可以看到，新中国在通过人的因素来促进技术进步方面做了两方面卓有成效的努力。一是通过科教兴国、重视教育来积累大量的人力资本基础。二是通过调整生产关系，使劳动者当家做主，从而充分地激发了劳动者提升生产效率、推动技术进步的积极主动性。第二，有效地发挥了共产党领导下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推动技术进步。一方面，通过从国家战略上确定技术进步的重要性和战略方向，通过各个五年规划来引导推动技术进步的阶段目标和路线。另一方面，利用举国体制来集中攻关关键核心技术，实现技术的赶超。第三，充分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技术，在各个阶段都根据客观条件保持开放和合作。同时也注意对引进的技术进行消化和吸收，为自主创新提供积累。

(一)重视教育、为工业技术进步积累了大量人力资本基础

2021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包容性绿色发展跟踪调查”对162位经济学家就“中国百年来取得巨大技术进步的关键原因”进行调研分析，7成以上的经济学家认为最关键的成功经验之一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重视教育，积累人力资本”。

中国根据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客观条件和现实需求，分不同的侧重点持续进行了人力资本的积累。 

新中国成立前，国民党统治区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中工农子女极少；解放区则比较重视人民教育，对成人开展了识字扫盲工作。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大、中、小学的数量和学生人数都较少，劳动人民的受教育程度非常低，工业部门劳动者的专业技术水平也非常低。因此，当时亟需提升普通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和技术水平。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指出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初期的人力资本积累主要以普及教育，尤其是普及小学阶段的教育为主。随着教育工作的扎实推进，中国的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不断上升，1952年、1957年、1965年和1975年，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分别为49.2%、61.7%、84.7%和96.0%。普通小学学校数也从1949年的34.6万所增加至1976年的104.4万所，增长了3倍。在实施正规学校教育的同时，新中国成立初期还开展大规模扫盲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教育，快速提高了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

改革开放后，教育被放在了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重点位置。1985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了“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的定位，提出要有组织有步骤地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等。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确定了到20世纪末中国要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同时加大了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和建设，1993年提出了“211工程”，1999年又提出了“985工程”，实施高校扩招。十八大以来，教育领域改革全面深化，教育事业在提高质量、促进公平、优化结构等方面进展显著。2019年，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达99.94%，初中阶段毛入学率为102.6%，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为89.5%，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51.6%。2019年，普通高中毕业生789.25万人，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493.47万人，普通本专科毕业生758.53万人；研究生毕业生63.97万人，其中，博士毕业生6.26万人，硕士毕业生57.71万人。中国基本实现了从人口大国到人力资源大国的历史性转变，有力地推动了整个工业乃至社会整体的技术进步。

(二)优化生产关系，充分调动劳动者技术革新的积极性

推动技术进步需要依赖于从事技术工作的劳动者，劳动者的积极性越大，技术进步越有可能快速推进。新中国成立前，一部分进步的民族资本家推动中国工业技术进步的积极性来自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民族情感；但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生活尚且难保，更别提推动工业进步的主动性了。新中国成立后，劳动人民翻身做主人，生产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工业的技术进步也随之快速发生了。

新中国成立后，生产关系的优化在大的方面表现为通过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人民群众成为国家的主人，有了更主动的精神力量来推动工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在小的方面则表现为工资制度、企业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制度改革。

在经过1953—1956年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后，中国已经基本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结合，有力保障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从此以后，人民的劳动和努力都是为了更好地建设自己当家作主的国家，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激发和提升劳动人民积极性的最根本原因。

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上，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实行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对工资制度进行了改革，大幅增加了生产者的工资收入。在工业领域推广计件工资制和奖励津贴制度，鼓励劳动者提高生产效率，并在质量提高、产品创新、任务超额等方面积极建立各种奖励制度。另外，根据各产业工人的生产技术特点建立了不同的工资等级制度，使工资等级制度与企业的生产技术特点结合得更紧密；同时，较多地提高了高级技术工人的工资标准，从物质利益上鼓励人们提高技术水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工资制度的改革从对奖励的分配开始探索，奖金的发放与企业经济效益相挂钩。随后，又实行了“工资挂钩”，使企业职工工资总额的增长与企业经济效益按一定的比例同向浮动；推行结构工资制，工资中也包括奖励工资的部分，将劳动报酬与劳动绩效相结合，进一步调动了职工提高生产效率的积极性。20世纪90年代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劳动者报酬与生产效率和对企业贡献的联系就更紧密了。十八大以来，为了更好地促进技术进步，优化收入分配的结构，中央强调要“健全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收入分配制度的不断变革与完善，充分激发了广大劳动者以及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三)从国家战略和规划上对技术进步的引导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政府具有强大的规划能力和执行能力，具有从顶层设计上来引导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能力。同样，中国工业的技术进步也得益于共产党的顶层设计能力和规划推动与执行能力。

从国家战略来看，中国先后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发展、可持续发展等战略，从顶层设计上把技术进步的重要地位、发展方向和发展基础等确定下来。从国家战略的层面把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把人才作为提升国家综合国力、推动技术进步的核心要素和有力保障，强调以创新来驱动和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也指出了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方向是实现可持续发展。

编制和实施五年规划（计划）是共产党从顶层设计上进行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在几乎每一个五年规划中，都能看到党和政府对技术进步的重视和引导。“一五”计划依靠国家整体力量，以156项重点工程为中心来建设国家的工业技术力量。“二五”计划明确提出了“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首先是进行工业的技术改造，以提高中国工业的技术水平”。“三五”“四五”“五五”计划转向了加强三线建设和国防建设，技术进步依然受到极大重视，如在1965年9月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草稿）》中仍然提出了“积极地，有目标、有重点地发展新技术，努力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技术水平”这一任务，并指出要“使三线建设从一开始就有先进的技术水平”。改革开放以后，党作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决定，“六五”计划提出了要“有计划有重点地对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广泛地开展以节能为主要目标的技术革新活动”。“七五”计划提出“坚持把建设重点转移到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改建扩建上来，走内涵型扩大再生产的路子”，同时通过对外开放“更好地把国内经济建设同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结合起来”。“八五”计划将技术改造作为提高经济效益的主要手段，围绕生产技术和装备现代化问题，组织好科研和生产攻关，使一批大中型骨干企业和一批重要产品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指出要将技术改造的重点放在节约能源、减少原材料消耗、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产品质量上；同时还提出要跟上科技革命的发展，将电子工业作为重要的战略产业来发展，以推动电子技术在国民经济的广泛应用。“九五”计划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并指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归根到底要靠加快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要发展支柱产业，要提高技术起点，在引进先进技术的同时，增强自主开发和创新能力。“十五”计划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把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作为动力；加快转变工业增长方式，围绕增加品种、改善质量、节能降耗、防治污染和提高劳动生产率，鼓励采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十一五”规划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还提出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十二五”规划提出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十三五”规划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使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创新要素配置更加高效，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核心技术取得重大突破，自主创新能力全面增强，迈进创新型国家和人才强国行列。“十四五”规划更是从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等各个方面对创新驱动发展进行了部署，也对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了谋划。

党和政府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根据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现实条件，一步一步地推动了中国的技术进步。

(四)举国体制集中优势资源攻关关键核心技术

2021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包容性绿色发展跟踪调查”针对162位经济学家就“中国百年来取得巨大技术进步的关键原因”进行调研分析，62%的经济学家认为最关键的成功经验之一是“举国体制集中优势资源攻关关键核心技术”。

所谓举国体制，是指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党和国家拥有强有力的组织系统、领导能力和执行能力，能够在全国范围内高效地调动优势资源，从而有利于推动重要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在周期长、风险大、难度高的战略科学和工程领域，市场经济的作用往往会受到很大限制，而举国体制作为一种对稀缺资源的特殊配置方式，却恰恰可以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强有力的顶层设计和战略牵引来保证目标方向，通过跨界集成把政府、市场、社会等各方面力量整合起来，保证目标的推进，从而形成整体优势，而且还常常具有成本低、运作高效等特点。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利用举国体制集中优势资源攻关关键核心技术、取得重大技术进步和成就的例子并不罕见。从“两弹一星”的成功发射，到“奋斗者”号载人深潜器不断创新世界纪录，到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建设和完善，再到探月工程嫦娥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任务圆满成功，举国体制在不同的时代虽然有不同的运作方式，但都在推进科技创新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而举国体制之所以能在中国成功，关键在于共产党在新中国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都坚持发挥了核心引领的作用，党始终能够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在党的领导下，就能够广泛地动员、组织和调配各种资源。以“奋斗者”号载人深潜器为例，2020年11月8日，“奋斗者”号完成万米深潜海试任务并顺利返航，体现着中国自主研发深海装备技术的突破和进步。但其研制工作却是“十三五”以来科技部会同中国科学院、中国船舶集团，组织了近百家科研院所、高校、企业近千名科研人员，经过几代科研工作者艰苦攻关才得以成功完成的。这些重大的技术攻关项目复杂度高、技术跨度大，如果没有举国体制这样一种既善于规划中长期目标，又能为了推动目标实现而大规模调配各行各业人才与资源并保持持续的长期投入的机制，是很难实现技术赶超的。

另外，举国体制的实现也对系统化和全局化的科学统筹能力具有很高的要求。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长期实践来看，党中央和政府在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和整体性推进方面都具有很强的能力。例如，1986年出台的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就开始面向21世纪，着手解决事关国家长远发展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前沿性和前瞻性高技术问题，引领未来新兴产业发展。该计划支持了上万名科学家在不同的领域协同合作、联合攻关，取得了一批丰硕的成果，对中国的科技事业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工业领域，这种顶层设计也起着巨大的引领作用。创新驱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制造业优化升级，在这些战略规划的引领下，市场手段和政府作用都会使资源的配置向着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方向倾斜，从而不断地推进工业技术的进步。

(五)注重技术引进及对其进行消化吸收

2021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包容性绿色发展跟踪调查”针对162位经济学家就“中国百年来取得巨大技术进步的关键原因”进行调研分析，65%的经济学家认为最关键的成功经验之一是“注重技术引进及对其进行消化吸收”。

在工业落后的阶段，向国外借鉴和引进技术是一个重要而且快捷的路径。一百年来，中国从国外引进技术也经历了几个阶段：从清末及民国初期派出留学生出国学习为主要途径，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引进先进的生产项目与派出留学生、邀请外国专家来指导并重为主要途径，再到改革开放时期派出留学生和引进外商直接投资（FDI）并重，辅以吸引国外技术人才。每个阶段引进技术的路径虽然因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而有所不同，但是都非常注意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从而促进了自身的技术进步。

在中国近代，抗日战争前期，工业技术有一定的基础，彼时原创性发明不多，主要是将西方技术因时因地制宜地移植引进。这种移植引进主要依靠大批清末出国的留学生归国后将技术带回中国。当时的留学生中，学习工程技术者居多，回国后在造船、铁路建造、化工、航空等领域提升了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将引进苏联和东欧的技术作为迅速奠定工业化基础的主要手段，以等价交换的外贸方式，通过156工程项目为载体，引进了苏联及东欧的技术、人才和管理方式。在“一五”时期，中国向苏联派出一千多名专家、两千多名实习生进行考察学习，苏联也向中国派出了几千人次的专家来指导工作，向中国提供了8400项科技资料，帮助中国建立了一批骨干企业。156工程项目主要是重工业，但涉及的行业范围很广，既包括与国民经济基础密切相关的能源原材料行业，如煤炭、电力、石油、钢铁、有色金属和化工行业等，也涉及机械制造行业如机械、船舶等，还涉及当时的高科技行业，如航空、航天和电子、兵器行业，以及与人民生活联系紧密的医药和轻工行业等，在很大范围上使中国的工业技术得到快速提升。

新中国第二次大规模技术引进是始于1973年的“四三方案”，即在三至五年向美国、联邦德国、法国、日本 、荷兰、瑞士等西方国家引进价值43亿美元（后又追加至总额51.4亿美元）的成套技术设备，配合国产配套设备，建设完成了26个大型工业项目。在“四三方案”的投资中，有六成是与“吃穿用”密切相关的轻工业投资，包括化肥、化纤、烷基苯项目等。“四三方案”引进的项目基本上体现了当时国际上技术革新的主要发展方向。例如，石油化工和合成材料行业达到了设备的大型化、自动化以及计算机对生产的动态控制等。

改革开放后，中国技术引进的方式变得多样化，包括通过吸引FDI来引进技术、通过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通过“干中学”来获得国外先进技术、通过与国外机构进行研发合作、通过知识产权贸易来引进技术等。1983—2020年，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额从9.2亿美元增加至1443.7亿美元，增长了156倍；1983—2019年，合同利用外资项目数从6063个增加至40888个，增长了约6倍。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中国企业通过选择模仿学习提高了自身的技术水平，同时通过竞争效应也引致了中国企业提升产品质量和技术含量的意识和行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地融入全球市场，参与国际分工。1980—2020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从570亿元人民币增长到321557亿人民币，增长了563倍；其中出口额增长了142倍。同期进口工业制品从131亿美元增长至13785亿美元，增长了104倍；出口工业制品从90亿美元增长至24752美元，增长了274倍。通过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所获得的技术进步，主要是依靠进口中间投入品和“干中学”来实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通过进口服务贸易引进的技术也在不断增加。2015—2019年，中国的知识产权使用费从219.9亿美元增加至343.8亿美元。通过服务贸易引进的技术通常比FDI所带来的技术溢出更直接有效。

与此同时，中国也在积极地引进科技人才，实行多项科技人才引进计划。改革开放初期很快恢复了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工作。1989年，国家放宽了对海外留学博士回国做博士后的限制，争取优秀留学博士回国做博士后。1993年，中国科学院推出“百人计划”，从国内外公开招聘优秀人才，以培养优秀的学术和科技带头人。十五大后，随着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中国加大了科技人才引进的力度，不断营造有利于科技人才发展的良好环境，并针对国内紧缺、急需的高端产业和领域，综合采用了核心人才带动引进、团队引进、高新技术项目开发引进等多种方式吸引国内外高级科技人才。中国还实施了一系列重大人才工程，例如，1998年教育部推出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外国专家管理局实施的“创新团队国际合作伙伴计划”、2002年人事部的“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资助计划”、2006年的“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等。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更强调创新驱动实质是人才驱动、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为了全面聚集人才，构建有效的引才用才机制，科技部推出了“高端外国专家引进计划”等国家重大人才工程，各个地方也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一系列高层次人才计划并提供了配套政策，极大提升了中国的科技人才数量，全国研发人员全时当量从1992年的67.43万人年增加至2019年的480.08万人年，增长了6倍。2019年的研究人员总量达到了210.9万人，研发人才规模居全球首位。科技人才汇聚中华，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科学技术能力。

三、中国工业技术进步的问题与对策建议

(一)中国工业技术进步面临的主要问题

1.关键领域创新能力不强

目前，中国仍有较多的工业行业(如装备制造业、基础原材料制造业、高端芯片制造业等)在关键部件、关键材料、关键装备、关键控制系统等关键领域和环节存在着自主创新能力相对较弱、国产产品性能和稳定性相对较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较高，容易被“卡脖子”的问题。

关键领域创新能力不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基础科学研究的短板效应和科技人才短缺。基础研究的原始创新是真正能够支撑高科技产业发展和新技术在传统产业应用的根本。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基础科学研究上的投入仍然较少，企业对基础研究的重视也不足，缺少重大原创性成果和底层基础技术。另外，中国的科技人才短缺依然短缺，既缺乏顶尖的科技人才和团队，企业大量需求的技术工程师和技术工匠也不足，无法完全满足产业发展的需要。

2.国际环境复杂，对中国技术封锁的威胁加大

当前中国面对的国际环境错综复杂，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个别西方国家对中国想方设法挑起贸易摩擦、进行经济制裁、搞技术封锁，试图抑制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例如，美国滥用国家力量，不择手段采取多种方式加大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打压和封堵，包括将华为等中国企业和研究机构列入“实体清单”，不断诋毁和抹黑中国企业；对科技产品和设备的出口实施了最严格的管制；加大对中资企业在美投资的风险审查力度；限制中美科技人员交流；甚至通过“长臂管辖”要求欧盟及其他国家与其保持一致。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期内，美国对中国技术封锁的威胁会不断加大。

3.工业企业的创新动力仍待进一步激发

虽然近年来工业企业的研发活动在不断增加，但企业的创新动力仍显不足，企业在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活动等各个环节的主体作用还未发挥出来。2019年，有科技研发活动的工业企业为12.9万家，仅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34.2%，仍然有大部分工业企业没有认识到创新和技术进步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性，没有进行相关的研发活动。同时，企业的研发经费投入也十分有限，2019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研发经费内部支出为13971.1亿元，仅占营业收入的1.31%，远低于发达国家的企业研发经费投入比例。

企业的创新动力不足，一方面是由于创新观念仍未深入企业家和管理者的意识，另一方面则在于企业创新资金来源渠道过于单一。2014年，一项针对中国企业家的调查显示，九成以上的企业都使用自有资金投入创新，仅有四成企业将银行贷款作为创新资金的来源，约25%的企业能够获得政府专项资金的支持。

(二)相关政策建议

1.继续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加快推进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

为了更好地应对关键领域创新能力不强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引导和加强政产学研融合，继续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加强政府的规划设计，梳理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制约因素，制定规划方案，协调国家有关部门、研究机构与大学院校、产业和企业主体协作攻关。

以财政资金作为引领和支撑，引导产业资本、社会资本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投入和保障。进一步完善对关键核心技术进行金融支持的运作模式，设立包含政府资本、产业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内的风险投资基金，分散研发投入风险，推动研发收益的共享。

2.进一步扩大高质量对外开放，提升工业技术进步的质量

为了更好地应对国际环境复杂和对中国技术封锁的威胁加大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扩大高质量的对外开放，主动布局和积极利用国际创新资源。全方位加强国际科技创新合作，积极主动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提升中国在全球创新链中的位势，建设面向“一带一路”的科技创新联盟。

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和创新链。引导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布局从组装生产和加工贸易生产向研发推进；引导外资企业加大在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鼓励中国企业加快对全球创新资源的布局，向高新技术产业的高端环节攀升。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提升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法治化，统筹推进知识产权领域国际合作和竞争。推动完善知识产权及相关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等国际规则和标准，同时也加快提升市场主体应对海外知识产权纠纷的能力。

3.多管齐下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

为了更好地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需要充分依靠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一方面，加强政府在战略规划上的引导，合理设置和加强财税金融政策的激励方式，将财税金融政策资源通过市场化的手段配置给创新能力强、创新意愿高的企业，引导企业提升创新活动强度。另一方面，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做好知识产权保护、反垄断、公平竞争审查等工作，促进创新要素自主有序流动、高效配置，解决企业推动技术进步的后顾之忧。

（全文刊发在《经济与管理研究》2021年第11期第3—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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